于福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于福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新加坡的标志与象征——鱼尾狮塑像。资料图片

　　新加坡华人欢欢喜喜过春节。资料图片

　　新加坡为迎接开斋节举办亮灯仪式。资料图片

　　新加坡的印度人会穿上自己最美丽的民族服装庆祝屠妖节。

　　7月21日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接下来的一周则是“种族和谐周”。在此期间，新加坡各个社区组织和学校都将举行各种活动，介绍不同种族的传统与文化，宣传种族和谐的重要性。“种族和谐日”是因1964年7月21日发生在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冲突事件而设。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族群冲突，堪称东南亚地区族群和谐的典范，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新加坡政府实施的统一多元族群政策密不可分。

　　微型多民族国家

　　新加坡领土面积710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微型国家。常言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一样，新加坡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根据2009年统计，新加坡人口约373万，其中华人272万，占74.7%；马来人为49万，占13.6%；印度人为32万，占8.9%；其余为其他族群。各个族群都拥有相异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如华人以汉语为主要沟通媒介，多信奉佛教、道教；马来人使用马来语，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人多使用泰米尔语，信奉印度教。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各个族群也存在差异。华人掌控了新加坡的主要经济活动，从事教授、管理等技能型工作的比例最高；马来人的地位最低，多从事运输、清洁等非技能型工作；印度人介于二者之间。

　　多元化的族群构成也曾让新加坡面临严重的社会整合问题。早在殖民地时期的1950年就曾发生过马来人、印度穆斯林攻击欧洲人的暴力冲突即“玛丽亚暴乱事件”。那次冲突共造成18人死亡，173人受伤。直到现在，每当涉及种族宗教问题时，新加坡政府都会重提此事件以为前车之鉴。

　　最严重的一次族群冲突发生在新加坡还属于马来西亚联邦时期。1964年7月21日，穆斯林举办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纪念日大游行。在马来西亚全国巫人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的煽动下，游行很快演变成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冲突。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延续到9月。该事件引发马来西亚联邦巫统执政联盟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担忧，并成为后来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的导火索。但自1965年8月独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再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族群冲突，这是新加坡政府长期执行统一多元的族群政策的结果。

　　弱化族群差异

　　新加坡的统一多元族群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保障多元族群的认同与发展。新加坡政府首先注重新加坡人观念的培养和塑造。前总理、现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刚独立时就指出，“新加坡不是一个马来人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华人的国家，更不是一个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的国家。”1982年和1988年，新加坡两次举行国家意识的讨论活动，并从1988年开始，每年开展“国家意识周”活动。为强化新加坡的整体认同，新加坡政府还致力于构建共同价值体系。1991年国会通过《共同价值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人的五大共同价值，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族群和谐，宗教宽容。

　　弱化族群差异是构建新加坡国家认同的主要特点。新加坡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族群分类，即承认新加坡的四大族群结构（CMIO）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但除了从马来西亚那里沿袭下来一些针对马来人的特殊权利规定外，新加坡政府很少将族群差异引入政治和法律范畴。因此，新加坡的法律中很少见到“族群”这个词汇，而是统称为“新加坡人”。基于同样的原因，新加坡也没有专门的族群政策。在社会发展领域新加坡坚持绩效标准，即无论哪个族群，每个人均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平等与公平成为新加坡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尽管华人在新加坡占据绝对多数，但是并没有因此享有特权，而尽管马来人和印度人处于少数地位，也并没有因此受到歧视。

　　弱化族群差异的另外一个做法是通过组屋的族群配额制度打破族群界限，促进族群交流与融合。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和英国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独立前的新加坡各族群是聚居的，相互之间很少有交流。华人大多居住在城中心或内陆出产蔬菜的村庄以及种植园里；印度人居住在城中心靠西的实龙岗，即现在的商业街地区；马来人居住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班丹、裕廊以东和巴西班让以西地区。这种封闭的聚居方式实际上就是种族隔离，不利于族群融合。为此新加坡政府利用上世纪60年代城市改造和大规模修建组屋之机，拆掉旧聚居区，打破族群界限。按照抽签先后取得廉价组屋的社区就呈现出四大族群混杂而居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居民在转售组屋的过程中再次出现族群聚居的倾向，这时新加坡政府出台了组屋族群配额制度，即旧组屋转售必须受各种族比例的限制，在华人居多的组屋区，华人住户可以转售其组屋给任何种族，但马来人住房只能转售给马来人。反之，在马来人居多的组屋区，华人住户转售组屋时，只能转售给非马来人。

　　多元文化共生

　　新加坡政府弱化族群差异的做法并不是族群同化，而是在不影响国家整合的前提下，从多个方面推动多元文化的共荣共生。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首先体现在语言政策上。语言是族群文化的主要遗产，也是维护族群特性的主要标志。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大官方语言。由于新加坡继承了马来西亚联邦时期的教育政策，因此与一般国家将主体族群的语言设为国语不同，新加坡的国语为少数族群的马来语。尽管如此，由于英语是行政用语和族群间沟通的主要媒介，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并没有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因此各个族群语言的实际地位是平等的。在语言上的另外一个重要政策是采取双语教育。从1966年起，新加坡在小学开始实施双语教学，规定在英文学校第二语言为母语，在母语学校则英文为第二语言。这一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各族群语言的平等地位。

　　其次，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还体现在尊重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上。新加坡的各个族群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有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成为族群文化的象征，如象征华人文化的牛车水，延续马来人历史的马来人村以及代表印度文化的小印度等。新加坡政府对这些文化遗迹都相当重视，设立各种专门博物馆予以保护。另外，将各个族群的传统节日如华人的春节、印度人的屠妖节和马来人的开斋节等都列为法定假日。在保持文化多样性上，李光耀曾提到：“我们不能希望把他们（族群文化）放进一个灌装香肠的机器，把它们剁碎，使它们最后从机器的一端以规定的长度出来。”另外，新加坡人从小就接受尊重其他族群生活方式的教育。比如马来人到华人家里拜访，华人会用一次性杯子为客人端上饮料，因为马来人对食物饮料有严格要求。马来人不养狗，认为狗不洁。如果华人家里有狗，马来人来做客，主人就会把狗拴在别的房间。

　　最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体现在宗教宽容与自由上。新加坡实行宗教多元政策，不设国教，除邪教外所有宗教的正常活动都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因此在一个组屋社区，会出现佛教寺庙、清真寺、印度教神庙和基督教堂等和谐并存的现象。另外，新加坡坚持政教分离原则，促进宗教宽容。李光耀曾表示：“宗教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信徒要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但宗教必须与政治分开，要为全国的人民利益和国民经济做出努力。”1994年，新加坡颁布《维护宗教和谐法》，授权政府限制那些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并威胁宗教和谐的人的自由。2003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宗教和谐声明》,鼓励新加坡人在每年的“种族和谐周”朗诵此声明。

　　发挥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

　　大量非政治性基层组织的存在为新加坡族群和谐提供了制度保障。人民协会是新加坡最大的基层组织，成立于1960年，其宗旨是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团结，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李光耀认为人民协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使各社会和社区团体在超越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隔阂的场合里聚在一起，把互不相同的人群聚合起来，参加各种完全没有政治性的康乐、社交和教育活动。在遍布各地的社会活动中心，人民协会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如体育比赛、语言艺术讲座、演讲研习等。族群文化的多样性通过这些活动也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尊重，如华人的武术、舞狮，马来人的爪哇音乐、鼓乐，以及印度人的锡克舞等。通过这些民间活动，扩大了族群间的交流和理解，有利于实现族群团结。除了协调作用外，基层组织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向政府提供预警，一旦发现有族群不合或矛盾现象，可以快速上报政府，将族群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矛盾升级。

　　就像李光耀的强人政治一样，新加坡的统一多元族群政策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但是这并非其弱点，因为国家整合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国家必须积极介入，以防止矛盾的升级。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同质化的国家认同与多元化的族群认同存在天然的矛盾，也就是“一与多”的问题。理想的国家整合战略就是在“一”与“多”之间实现平衡，既能形成高度的国家认同，又能保持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元硬币上刻写的拉丁文“合众为一”一样。新加坡统一多元族群政策的成功之处即在于较好地实现了这一平衡。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前提下推动文化多元。这是它的内在逻辑。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对完善中国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