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学的自内解殖

　海派文学的自内解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抗议中国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并且引发持续地全国性起义，这一天是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正式揭开中国往后三十年历史上演现代化过程的序幕(注1)。「五四」现今已成为指涉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整段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操的感染下，努力以民主及科学的精神反思传统，进而建立一个新国度。不单如此，「五四」的现代化精神发挥在文学上，展现的是一个以白话为书写基础的改革阶段，中国新文学的正当性地位经过早前的蕴酿由是建立。历来相关中国现代文史的研究里，对于「五四」这种狂飙、基进的现代精神，莫不给予相当的肯定与重视；而事实上自「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1919--1949)，中国的确一直向着除旧布新迈向现代的目标前进。　如果我们将「五四」及其稍后的三、四○年代文学置于一个特殊的后殖民历史语境(Historicalcontext)下思考，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似乎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近几年来的中外研究纷纷指出，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型态和历史观，并且厘清西方的现代性对中国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与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结合后发生的转换和改变(注2)。尤有甚者，周蕾更在其著名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一书中，对于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导致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论上的种种囿制，提出强烈深刻的质疑和批评。周蕾标举当时的报章杂志如《新青年》、《新小说》、《新学报》、《新女性》、《新纪元》、《新中国》等「新」字的频繁运用，显示中国社会文化在经过与西方的接触下，一切象征着「进步」的西方现代文明对于当时腐败封建的中国而言都是「好的」。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即使中国在最后自列强手中收回了租界地，但是长期的文化帝国主义却在那时开始正式上演…」(注3)。　正如上述几位学者对「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中所强调，阅读新中国似乎不能再像往常一味地持以乐观主义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期东、西方的接触带动了帝国主义微妙的散播，促使中国挣脱旧传统迈向「新」发展更加地矛盾与复杂。既然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无法分割，而且对新文学的研究也早已象征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符码；那么现代化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是否使得中国文学里的现代性表述需要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究竟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文艺复兴？抑或只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复制？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本文必要将「五四」稍后的三、四○年代文学置于东方/西方对应的历史语境下，并且以「上海」这个代表着中国最进步的、孕育过新文学里多样写作形式的城市，重新思考。因此，本文拟就三○年代初特具历史意义的都市文学社团---上海新感觉派，与名盛当时的女作家沈樱、白薇及稍后的施济美、苏青、张爱玲为代表；藉由对这些不同的创作形式与主题的分析，探讨继「五四」之后，「新」文学在历史物质条件与性别主体差异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不一的接受程度与相应策略。　I.　中国现代文学「新感觉派」的成形，应是第一株在上海城市里发芽的奇花异卉；它的出现，明确标举着中国第一个吸取西方现代派理论(包括日本的新感觉派主张)来创作的文学社团(注4)。二○年代末在上海相继发生五卅运动和四一二政变，许多知识分子面对国家社会的剧烈变化，向左向右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唯独最难的是两无依傍的「第三种人」(注5)。时代动荡的压力与主体方向的不明，形成他们的迷惘焦虑；然而这种漂泊无定的情绪与感受，却也成为沟通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脉搏。再者，这些新知识分子敏锐直觉于环境变动下的「现代」气息，这也许是把他们引向新感觉派的更直接原因(注6)。身处在早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如何表现出最现代的生活与最现代的精神，遂成了三○年代新感觉派的使命。　以刘吶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将西方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现代派文学搬移到东方的大都会，尝试描绘中国现代都市的图像。新感觉派作品里充斥着对「都市」这个能指的迷恋，因为「都市」具体指涉着「现代」、「进步」等一切美好的象征。但是当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构筑「家园」的同时，在情感上则靠拢了世界主义，因此「家园」在本质上仍是帝国的欧洲大都会，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帝国的强烈认同和追随(注7)。我们从《都市风景线》的第一道风景─<游戏>一文，就可以窥视刘吶鸥在他所有作品里呈现对都市生活之迷恋和憧憬的剪影(注8)。刘吶鸥以现代城市为他创作的表现对象，在他笔下展示的是一个特定的都市空间：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及富豪别墅等；而他笔下出现的也是特定的都市人物：少爷和舞女、资本家和姨太太和公司职员。刘吶鸥把都市的时空交织和人物类型的取角就定位在这几个重点上，认真地勾划出一个城市的轮廓，他精工于外在物质环境的描写，并且以此衬托故事人物空虚颓靡的生活面相。或许刘吶鸥过于着重渲染这种物质文明的幻境，一个声光化电、酒色财气的世界，所以他只停留在表面描写的层次，并未深入探讨都市文明对现代人的深刻影响。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穆时英的小说里；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的五个人>、<街景>等等，描写大都市生活与精神上的颓废荒诞，充斥形形色色的欲望，基本上与刘吶鸥所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有一致之处。虽然在穆时英笔下也可以看到与刘吶鸥作品出现的些微不同，例如对都市失落者内心层面的阶露：中，潘鹤龄非常执着于对自我的确认，追求精神层面的沟通，但在文本最后的主角对「进步」的种种追求却都以失败告终。现实中人与人的心灵隔膜、内在的痛苦寂寞…在穆时英创作中不但没有成为美学上的批判精神，反而只能化作梦呓般喃喃的宣泄。　施蛰存擅长以表面上的都市生活做基础，描写人物变态异常的心理，如＜魔道＞、＜夜叉＞、＜在巴黎大戏院＞、＜凶宅＞等，这类作品也都忠于新感觉派的基调。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看似真实的舞台：上海的铁路站台、电影院和熟悉的街道，配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人物。但是这些现实的框架不过只是支离破碎的背景而已，戏剧性事件在人物日常生活里发生，故事的进展并未对动机或意图作过分析(注9)。因此，事件不论是正常或异常，只是简单地在人物身上发生，激起混乱的反应。施蛰存展现不同风格的是利用外国人物融入中国的历史传说题材，如＜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李师师＞等，这类作品较刘、穆二人更带有异国情调的神秘色彩。在这些作品里，施蛰存不断把「性欲」和「怪诞」主题缠绕在文本现实的背景上，他把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杂绘许多怪诞色彩，试图将幻想、欲望、潜意识等与现实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文本里表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强烈兴趣甚至种种想象的灵感主要还是源于西方，以佛洛依德等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做为写作的先行概念。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只能看到西方理论学说的运用，却看不到现代派叛逆精神在文本整体意识上的变革，以及透过作品所要表达的讯息。从刘吶鸥、穆时英到施蛰存，新感觉派里描绘的城市与人文，构筑出上海高悬于中国本土之上的都市风景线；但是，就是高悬，使得它难以为继，使得它在认同都市的时候，只能停留在一瞬间的表面印象上。　新感觉派小说的「学舌」特性至此展露无疑。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一书中特别指出，二十世纪初，在一片帝国主义权威的限制下，「西方与西方之外的审美碰撞，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装饰性的倾向，在根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的一种"趋同"」(注10)。五四以降，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关系使得中国传统快速解体；「现代」中国的概念既是承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产物，因此，具有向西方寻求「新奇」、「科学」与「进化」的前瞻性特质。然而在此需要仔细区分的是，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透过书写表现追求「现代化进程」的渴望，是植基于感时忧国、救亡图存的情感与道德使命之上(注11)。很可惜的，新感觉派作家一开始以背反传统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姿态出现，他们表现疏离、陌异感的文字铸就大都会情感的构型，但最终却没有通过他们的艺术创作来重新确立现实的观念及态度。他们笃信西方中心地位、强调启蒙优越的文明成就以及资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不但无法达至「富国强种」的目的，反而促使现代中国处于从属及边缘的地位，无形中更加速西方霸权通过自我复制继续衍生在中国这个「他者」之内。终结新感觉派小说里许许多多堆砌的都市意象，只能做为「西方」、「帝国」的象征符码，令人深陷在苍白消极的虚无氛围与迷幻颓废的精神状态中；而失败、厌恶以及绝望感的充斥，则是导引新感觉派作家们的创作走向灵魂死亡一途的主要原因。　II.　同样是描写都市生活、关注时代的大问题，三、四○年代海派女作家的创作却呈显出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影响下，属于中国女性的现代性表述。三、四○年代海派女作家的创作，明确表达植基在性别意识上的现代文化论述；她们对现代性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爱情题材上，在作品里集中探讨妇女同时面对性别主体与个人情爱的复杂反应。　在二○年代「五四」风潮的袭卷下，在当时中国高举「科学」、「进步」这一面现代性大旗的庇荫里，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才得以在大时代里展现女性身份，藉此书写自我、个性、情感与爱情等语汇。但此时代表「妇女解放」的女性创作中，女作家对「性别」、「主体」这些概念的认知还是遵循男性主导文化的诠释(注12)。因此，女性身份的出现只是一个民族追求自由、科学、强调个人主体的现代象征，男∕女在概念或形式上的平等却远远不能意味着性别意识的觉醒。迄至三○年代以降，妇女才能算是真正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父权体制和意识型态对女性在现实以及精神层面的种种囿限，于是开使投注各种质疑的眼光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女性主体的发声抗议(注13)。缘此，下文拟举三○年代的女作家沈樱、白薇以及在四○年代成名的苏青、施济美、张爱玲为例；说明中国「新」文学在与帝国主义无法分割的后殖民语境里、在无可忽视的现代∕父权情况下，这些身处上海从事创作的女性，她们透过文本所突显的不同的接受模式与相应策略。　对作为第二代的女作家而言，沉樱(注14)写出了与第一代女作家庐隐、凌叔华等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现代生活里带着怀疑和猜忌的爱情(注15)。<爱情的开始>、<喜筵之后>、<时间与空间>、<生涯>、<下午>似乎成就了沈樱解构爱情神话的一系列创作。她笔下的男女主角不再有信赖与忠诚，不再有生死之誓，甚至也不在乎爱情真假的区别；文本里爱情成了灾难的代名词，最后只是给寻求幸福的一般女子带来身心的痛苦和耻辱。这些女主角对于男性的背叛先是忍受、哀怨与猜忌，继而她们也学会了竞争的技俩与虚伪的周旋。<爱情的开始>那位被男性玩弄到几近崩溃的女人，最后放弃希望，开始谋划报复的手段。<喜筵之后>处境相若的女主角在另一位男子那里得到感情创伤的弥补，觉得乏味淡漠之后，又试图藉由这个男子刺激初恋人的醋意。<下午>从共产革命中退缩下来的女性，只愿谈逢场作戏的爱情…通过这些描写，沉樱企图瓦解五四男性文人笔下完美爱情的迷思，道出新时代女性的真正困境，在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努力追求的现代化过程里，包括爱情自由的理想，对妇女而言只是换了另一种包装的父权压制。除此之外，沉樱创作中的一般女性更多地表现了软弱、怯懦的一面。她描写犹豫不决、忧柔寡断、痛苦纠缠在为难中的女性，探讨在平庸生活与陈旧爱情里如何磨平了棱角与光芒。<回家>的丽尘本欲在投奔「伟大神秘的国度」之前回家告别，但见了久违的亲人后心中又十分不忍。<下雪>的女主角，当年曾勇敢反叛家庭的她，如今却在丈夫的挽留下无力坚持自己的志愿。文本里一次又一次地透露，现实的困境仍然是套在妇女身上无形的枷锁；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性别上的光明，妇女还是无法因这些人道概念得以获取真正的平等。　如果说沉樱透过描绘现代女性的「负面」特质质疑男性爱情神话的完美，那么同时期的白薇，就是以新时代里的「地母」形象，瓦解新式爱情性别平等的迷思(注16)。在中国现代文学女作家里，白薇的写作也许可称是最具自传性的一位。一九三六年，在爱情破灭、病魔缠身、「书不成身先死」的恐惧下(注17)，白薇写出了女作家笔下少见的长篇自传《悲剧生涯》，为我们今天解读三○年代女性处境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本。《悲剧生涯》的爱情自传，突显出男女主角各自对「地母」身份的要求与遵循。女主角碧苇是一个过于自尊自强的新女性，在与一个自私孱弱的男性---威展的爱情模式里，她注定要成为一个拯救者、宽恕者和奉献者。威展可以同时爱上许多女人，更可以在爱红与爱碧苇之外陶醉于与酒吧年轻女郎谈情说爱或与风流阔绰的寡妇昼夜厮混。但是碧苇却不能不专一，甚至在与威展断绝恋人关系二年后，偶然接受某一男子的拥抱，便要深深责备自己巷一个荡妇。白薇《悲剧生涯》里的悲剧，直接挑明了「不专」是男性永远的特权，女性无论是维持游戏或是退出游戏，其实并无多大差异，新时代里勇于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一样得不到期望中的平等对待。　对四○年代的女作家而言，质疑爱情的性别模式、解构父权的爱情神话，可能不足以表明现代女性的真正理想；这个时期的女性创作中，她们干脆直言女性对恋爱自由以及家庭责任的双重要求。不论是施济美、苏青或张爱玲，她们透过女性的文学世界传达出自我对整个大时代的感受。这些女性角色的形塑都有一种时代人所未有的清醒与明白：一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明白女性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二是对自身目的的清醒，明白自我必须选择的生活方式，并尽力为此而斗争。　施济美笔下的女子向往爱情自主，不但对于买办婚姻有坚决的反抗，她们也要求植基在自由恋爱上的婚姻责任(注18)。施济美的创作一开始是以短篇小说为主，大多取材于学校和家庭生活，以描写少年儿童的心理见长(注19)；但是在她后来的中短篇小说里，对于主题的选取和人物的塑造已有明显的区隔和转变。<鬼月>、<凤仪园>与<十二金钗>不仅描写男女知识青年对封建传统的抗拒，表达自由追求爱情的决心，文本更强调突显的是海棠、冯太太和其它诸多女子，她们在爱情的取与舍之间一致表现出女性坚决的自主权。虽然这些作品屡有赞颂圣洁人性与爱情的旨意，这一点难脱传统书写中对女性道德要求的思维框架；但是文本对女性角色的刻划安排已透露作者对性别斗争的关注。　苏青的文风鲜明果决(注20)，她以一种闲适平淡且富趣味的散文化创作，带着女性面对时代变换的紧迫敏感，时而勇敢坚决，时而踟蹰矛盾。这种不断自我解嘲的文章显得尖锐明快，与上海沦陷区退出真实生活的「隔世」主流风潮形成鲜明对比(注21)。《结婚十年》是苏青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所涉及的生活场景大致上分两部份；一是讲述女主角在结婚前后的生活，二是描写抗战时期一家人的逃难(注22)。如果说《结婚十年》的后一部份对当时的战争与平民生活有所反应，因而多少触及现实层面的话，那么前一部份则可以说是对市井小民生活细节的展示。在苏青的文章里，旧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传统的生活样貌，以及它在西风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变化，由此得到藉由女性叙述视角在不同层面的反映。该书第一章，一个半自由恋爱下「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带出一对接受新式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夫妇的婚姻生活；妻子面临丈夫外遇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困局，不但坚持写稿赚钱并且忍受丈夫的外遇行为。　苏青与施济美的文章平实但敏锐的挑点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下，女性在某些制度上的松绑与选择，她们在精神上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强调女性追求恋爱的自由，但同时也不放弃男性对婚姻家庭应付的责任。不由分说，相同的或谓更细腻的文化思考模式重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倾城之恋>里的流苏、<金锁记>里的七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娇蕊…张爱玲对女性的刻划有着双重特质；一方面，她描写女人典型的负面呈现:精于算计、心地狭窄、争多道少的女人，但另一方面，正由于这类负面的女性特质才使得她们久居社会劣势却仍有求生策略。即使在婚姻制度下成为牺牲者，这些女性不论是经济保障或爱情追求，对于该争取的并没有任何道德或责任上的负担。　尽管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封建传统，然而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却未曾有丝毫的更动，因此「个人」还是指涉男性主体，「自由」也依旧是隶属于父权体制下的论述。　III.　本文试图分析比较新感觉派小说、以及上海女作家的创作，在三、四○年代这块备受西风吹拂浸润的土地上、在面对整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鲸吞强食里、在政治立场和性别意识型态互异的许多因素中，这些文学作品书写出各不相同的接受程度与相应方式。从「五四」的现代感所衍生出来的「现实观」，表现在三○年代新感觉小说里，只是耽溺在西方的现代派美学氛围或表现技巧之中，简化了「西化」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各种表述形式上的转变。在放眼一片人道主义的文字标号里，我们唯有从女作家笔下才能看到从性别角度对现代/男性社会的观察与质疑。也许正因为当时殖民势力的政治主张与新文学的民族主义立场相互抵触，男性的意识型态战争忙于用实际的武力分出胜负，海派女作家沈樱、白薇、施济美、苏青等人更得以透过不同文学形式及内容的书写，表达属于另一个性别主体的文化思考。在战争与殖民的一片烟硝迷雾里，在东方男人与西方男人的厮杀叫喊中，这些女性的写作，反而是清醒地透露整个复杂的政治、文化、性别、阶级冲突下的冰山一角。　注释
　　请参阅周策纵着、杨默夫编译《五四运动史》第一章＜五四运动的定义＞以及十四章〈五四运动的阐释和评价〉(台北，龙田出版，1984年)，页1--7、493--495。另外，从历史层面来探讨五四现代性的过程，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早在一九八五年左右中国已开始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前兆。详细请参阅CharlotteFurth着、陈弱水译＜五四的历史意义＞（原文题目MayFourthInHistory）收录于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台北，时报出版，1985年），页284--294。在文学方面可参阅李欧梵着《现代性的追求》辑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台北，麦田出版，1996年）。　
　　见"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on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and　Literature,"in　PaulA.Cohenand　Merle　Goldmaneds.,Ideasacross　Cultures:　Essaysin　Honorof　Benjamin　Schwartz　(Cambridge:　Harvard　EastAsian　Monographs,1990),p.109--136。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李长之早在一九四六年于其著作《迎国的文艺复兴》这本书指出，中国的五四运动做为文化运动，最初是一种文化援借的运动。他特别提出这种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国的过程，显然没有带来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球茎，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许多不同。见李长之着《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上海，商务出版，1946年），页12--13、19--20。　
　　请参阅周蕾着《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1995年），页78--79。　
　　早在新文学运动初期，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文学先驱就开始介绍传播乃至实践西方现代文学技巧的创作了。现代文学作家在引介西方现代思潮的同时，并且在其创作里得到实践。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墓＞、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等都是杰出的作品。鲁迅本人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亦明确指出是「取了茀萝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虽然自五四文学革命开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相继写出了一批富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但他们只是偶尔或部份地采用现代派某些表现技巧，既非他们创作的主要基调与精神，在当时也还未形成一个流派。唯至以刘吶鸥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出现，才是中国第一个吸收西方现代派方法写作的独立文学社团。　
　　从五四走来的新知识分子面临二○年代末政治社会上的剧烈动荡，他们在要求变革、追求创造与主体自觉的同时，其内在意识也发生变化。有一部份人毅然投向革命，另一些或者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或者在思想上左顷而政治态度上则拉开相应的距离。但是正如「第三种人」代表苏汶指出，在那些阶级斗争下，许多人纷纷选择向左或向右的明确方向，唯独最两无依傍的是「第三种人」。相关资料可参阅苏汶着<"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收录于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再者，相关于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辩，可参阅吉明学着＜"自由人"－"第三种人"＞，收录于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616--630。　
　　王文英主编《上海现代文学史》第十章〈现代主义文学---新感觉派文学与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55--358。　
　　詹明信(FredricJameson)着<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收录在《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出版，1994年），页21--43。　
　　刘吶鸥创作着重在于描写都市资产阶级男女空虚靡烂的生活，文本里强调一切的人际关系简化为赤裸裸对金钱和性爱追逐。如＜热情之骨＞、＜游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等，可以说这些作品展现新形式技巧的意大于作品的意识。　
　　例如<在巴黎大戏院>对观赏电影毫无兴趣的男主角，却因为随行女友得手帕产生恋物般的浮想。<魔道>叙述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男子应朋友邀请，从上海搭乘火车到郊外别墅渡假而展开；在列车上一位龙钟老妇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驼偻背脊、满面皱纹，由此引发神经日益紧张的主角一连串的幻觉。参阅李欧梵编《新感觉派小说选》（台北，允晨出版，1988年）。　
　　博埃默(EllekeBoehmer)着、盛宁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四章<宗主国及其模仿复制>。(香港，牛津出阪，1998年)，页157。　
　　请参阅夏志清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以及李欧梵着＜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二文分别收录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页533--552。《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话评论精选集》(台北，麦田出版，1996年)，页229--299。　
　　参阅史书美着、李善修译＜林徽因、凌叔华和汪曾祺：京派作家的现代性＞收录《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页17---23。　
　　请参阅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35--42、185-197、367--384。　
　　沉樱本名陈瑛。一九○七年出生，山东淮县人。一九二七年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并开始文学创作。次年以《回家》一文刊登《大江月刊》上，署名"沉樱"。茅盾读到这篇文章随即写信给编者，询问：「沈樱何许人，是青年新秀，还是老作家化名？」可见这位年轻女作家出手不凡。稍后她又在《小说月报》上刊登反映女性婚姻生活的短篇小说<妻>，由此引起广泛注意。一九四七年沈樱与家人定居台湾，教书之余还翻译了二十多种西方文学名著。　
　　沉樱在三○年代出版的作品有《夜阑》、《喜筵之后》、《某少女》、《女性》等中短篇小说集。她探讨的题材多与女性现实生活有关，诸如恋爱热潮退落时的女性心理，还有女性在面临家庭与事业选择时的两难等等。　
　　白薇原名黄彰。一八九四年出生，湖南资兴县人。白薇自一九二二年开始创作，写过诗歌、小说、散文等，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戏剧方面。重要剧作有《琳丽》、《打出幽灵塔》、《北宁路某站》等。《炸弹与征鸟》是白薇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二○年代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女性命运，而《悲剧生涯》则是作者的长篇自传体创作。　
　　请参阅白薇着《悲剧生涯》书前序言(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6年)，页6。　
　　施济美(1920---1968)笔名方洋、梅子等。在中学时期即有创作，就读上海东吴大学期间因作品表现优异被誉称为东吴女作家之一（四○年代的上海，有一群活跃文坛的女性创作者，她们都曾就读东吴大学或东吴附中，故人称"东吴女作家"）。施济美自抗日战争起，尤其笔耕不缀，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散文和小说，大受读者欢迎，因此又被誉为「泸上才女」。1947年出版《凤仪园》、1948年出版《鬼月》，皆堪称代表作；其长篇小说《莫愁巷》在香港出版，并改编成电影上演。抗日期间，施济美因为与抗日份子往来而成为日本特务住意的对象，险遭逮捕。五○年代起即专注教育工作，不再见迹文坛；文革时期遭受迫害，1968年自缢身亡。　
　　例如<爱的胜利>写两个孩童的友谊冰释了上代人的仇恨、<口哨>和小天地>写师生情谊、<小三的惆怅>描述幺妹饲养小动物的种种过程，拼命储钱为了买蓝大衣最后却因为物价不断高涨而买不起的<蓝天使>、家庭变故对十岁女孩带来永远的阴影的<珍珠的生日>….请参阅施济美着《凤仪园》，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柯灵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苏青(1913--1982)本名冯允庄。浙江宁波县人。苏青早期发表的作品署名冯和仪；就读宁波中学时，即不断在校刊上发表自己的文艺习作；就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途便辍学与李钦后结婚。婚后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苏青开始文学写作以赚取稿费维生，上海沦陷时期并曾创办天地出版社，并主编天地文学月刊，同时有作品发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散文集《涛》、《逝水集》、《浣锦集》等。抗战胜利后，苏青被攻击在敌伪控制区卖文为生，五○年代起苏青的名字消失于文坛。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间接受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一年半后始获自由。　
　　叶凯蒂着<在沦陷区上海写作---苏青以及她创办的文学杂志《天地》>，收录于澎小妍主编《文艺理论与通俗文化》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1999年），页651--653。　
　　请参阅苏青着《结婚十年》，收录于《苏青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