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毛泽东（20）] 周恩来逝世三十年祭：1976年，共和国天翻地覆

[反思毛泽东（20）] 周恩来逝世三十年祭：1976年，共和国天翻地覆

作者：公论 - 笔公 笔公按：今天是毛泽东的卓越助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我已经投入相当精力“研究”并准备写作的《毛周关系论》还没有成熟。但我还是想为他老人家写上一篇东西，以纪念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毛泽东史上的重要贡献。我选择了稍稍有些把握的这个题目，因为在一九七六这一年，周恩来再次如他多次做过的那样，为毛泽东前往一个安全系数未定的新地方探路并安排行程去了。这位在党内的综合资格并不差于毛泽东但在后来却一心一意、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不亢不卑的共和国管家，在最后一刻都让毛泽东挑不出毛病，真得可以称之为“完人”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获得生前的足够安全、广泛爱戴和死后的足够哀荣、深切怀念，周恩来不枉他的一生。

谨此向周恩来总理，致以由衷的敬意！为毛泽东获得如周恩来这样识大体、顾大局、忍辱负重的战友而感觉由衷的快意！因为毛泽东的身边还有周恩来这样道德高尚、谦虚谨慎的良臣，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因此而多了许多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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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一个因毛泽东去世而标志着“毛泽东时代”划上句号的特殊年份。在这个年份里，有至少十件令世人为之持有震惊并被视为重大历史异动的事件发生。近三十年后去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

这样一个有着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二次天降恶光、三次不寻常的政治事件的特别年份，从它的第一个月就显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沉闷感觉。迷信的人们当时就会产生不祥的预感：这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

联系一九七六年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势的迥然分野，将这一年说成是“天翻地覆”不存在任何逻辑和事实上的悖谬。虽然中间仍然有两年的过渡，把一九七六年视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交轨之年也不为过。这是因为华国锋时代并没有以一种较为完整的姿态开始，他过于机械和呆板的护法行为增加着他被认为是政治外行的概率，他的“两个凡是”和新大跃进在其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元老们的轻视和抵制，而他期望坚持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性评价虽然在最初没有受到言语上的顶撞但在事实上因为文革人物的一个个“归政”和平反而实际上遭遇了否定。

也许，短暂且华而不实的“华国锋时代”也许只剩下了二个形式上的标志。一是如同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们做出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决定以告慰1840年以来为国牺牲的先烈的英灵，华主席的第一道命令是在天安门广场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供人们永远瞻仰；二是始而“英明领袖”继而“凡是派”的政治称谓让时人和后人感叹着政治的反复无常和悖谬离奇。

一九七六年，一个天造地设的年份，一个天旋地转的年份，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值得后人为它写下一部厚厚的史书。

请允许我先来粗略地触及它……


一、 周恩来逝世

1月8日，久病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在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方面不让蜀国丞相诸葛孔明的周恩来，忍辱负重如履薄冰伴君如伴虎的政治生涯终于结束了，看似如“不倒翁”又被外国人称作“柳枝”和“弹簧”却是危机四伏的一生结束了。虽然没有得到老战友毛泽东出席追悼会的待遇——当时多位老帅联名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出席这个追悼会以此表明老人家的健康和对老战友的尊重但毛泽东的身体和心态都已经不再允许这种在陈元帅的追悼会上发生过的场面出现，虽然在追悼会上遭遇了江青拒不脱帽的无视，虽然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周的丧礼却是空前的隆重：十里长安街上占满了戴着白花噙着眼泪的送行者；因为感觉到“规格”不够，四月初的天安门广场上再次聚起悼念群；在八个月后毛泽东去世时，可能已经模式化的那个讣告的播音员居然出现了把毛泽东读成周恩来的重大语误。

周恩来的逝世，为共和国高层决策层中的三大帅哥政治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次向时代谢幕的一个标志性举动。刘周二位长期的政治助手相继淡出，毛泽东的政治生命也已经近于尾声。在此之后，他再也没办法找到特别合适的管家，就如蜀国因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退出后立刻显得朝野无人一般。

周恩来从来没有被毛泽东列入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历史上的某些微妙关系让他一直不能放弃对周恩来的必要戒备。周恩来高人一头的人格魅力和政治韬略，和他长期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他确立了一个主要是在白区、外交领域、行政工作中的巨大“山头”——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老人集团一直是毛泽东且用且疑的板块。也许，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反而让毛泽东多了一些快慰。不过，即使是在毛泽东的理性中，如果周总理身体健康，由他来继承毛的身后江山仍然具有逻辑上的最大可信赖性。老人集团的首脑去世，周恩来板块的主要人物就是叶剑、李先念、邓小平了，而这些人的政治素养无论如何不会高过周。越是在周恩来先行去世的情况下，毛之后的世界才呈现为更大的变数。一个最为正常的推理是，由周来辅佐毛的接班人，比叶要有大得多的稳定性。

然则周的早逝于毛，也确保了他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拥有更为洁白的人生履历。如果他在毛的身后起到决定作用，几十年几百年后的毁誉肯定要多过他在一九七六年那个多事之秋寿终正寝。

周恩来的一生谨言慎行，是历史上难得的政治家之楷模、人之楷模、男人之楷模。同时在男人和女人、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朋友和敌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中获得如此高的声望者，中外古今都很罕见。也许，他真得象那位传说中的“周公”，功高而又内敛。

二、 吉林殒石雨

周恩来逝世后的第一个“凶兆”出现了。这样的“凶兆”据说在秦始皇去世前后出现过，那被认为是一个王朝完结和身后混乱不堪的征兆（1）。其实从科学上解释，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因为发生在这个多事之年，纵是并不迷信中国星相的外国人都会产生这亲友的联想。

1976年3月，一颗巨大殒石落到吉林境内。当时的报纸对此多有报道。但当时的许多人都可能会听到过老人们的忧心忡忡的预言：要出大事了。

凶年必有凶兆。而特大殒石这种天外来客，也确实是少了些。在一代伟人毛泽东将要升天之前，它的到来总会让人对此有一种神秘的认知。

三、 天安门事件

1976年4月，一场发生在天安门的集会被定为“天安门事件”。这次抗议活动据说是对周恩来悼念规格的不满而发，但诸多标语、口号、诗词文章的明显政治倾向性，让这次集会看上去确实象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事件”。

这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集会被在一九七六年定为反革命事件而后又在几年后平反。其中的《天安门诗抄》很是富于名气。被中央判断为“以悼念周总理为名为邓小平鸣冤翻案”的这场运动其实确实有许多含沙射影的“反讽”文学。比如“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批示是拆还是烧？”、比如“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无不明目张胆地向着某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上招呼。

华国锋和吴德迅速迅速将此事件确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开始动用民兵、警察和解放军战士进行强制干预。这一政治事件，也从此以双方的强硬载入史册。

四、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指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促成政治局提出新的任命：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比天安门事件之前来得更加猛烈。

这是毛泽东在世时显示自己强硬存在的最后一个决策。穷其一生，他不喜欢任何同事在他的面前表现出丝毫的放肆。只要他活着，他就会有自己绝对的控制力。他对华国锋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传统和某些自认为高明的同事的蔑视：“首先，他有专区和省级工作经验，在当公安部长的几年表现不错。其次，他忠诚，老实。第三，他不狡猾”（2）。

五、 李大章逝世

一直到他去世，李大章都并不是共产党中央的核心决策圈的人。但他在党史上的老资格和丰富阅历，却使得他在一九七六年的去世也成为一件特别的事情。

李大章(1900--1976)， 四川合江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年团旅欧区委秘书长、旅莫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回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牡丹江省委书记、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二政委。是中共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

这位在建国初就已经进入到封疆大吏序列的政治人物在其去世时也才刚刚成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但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却与毛、周、刘、江青等都发生过紧密的联系。谢富治传达：“毛主席讲过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江青在文革中多次说，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李大章从不在公开场合认证。但他私下对家人说，他这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介绍江青入党。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李大章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这位世纪眼睛，也许真得不愿意把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微妙的政治故事带到毛泽东的身后。也许，他也实在经不住一次次的折腾了。

六、 张闻天逝世

在毛泽东之间曾经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因为在一九五九年参与了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发难”而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和“反党集团”，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他不得不靠边。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根本没有多少人知晓的情况下，他在无锡去世。直到多少年之后，他的追悼会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

张闻天是一九七六年前并不怎么对知识分子“感冒”的党的学者官员之一。缺少霸气的他可能并不适合做党的一把手，但“谁有真理就跟谁走”的却特别适合成为一个坚持原则、富有政治道德和学术道德的人。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功能变是“社会的良心”，则纵是在特别微妙的场景下也敢于仗义执言的他则完全可以充当一个“党的良心”。

这位前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里都较好地承担了“党的良心”角色的历史人物，也在毛泽东时代行将结束时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不仅以自己的学术贡献、以自己的调查研究、以自己的理论成果，更以他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五七年的两次挺身而出，载入史册并留在人们的心中。

七、 朱德逝世

谦和厚道的朱德，除了会被一些军事和政治强腕（如林彪）看成是“无能”，人缘还是相当好的。比如那位一直都不放弃对毛泽东的恶劣印象的共产国际记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却对朱德的印象十分好（3）。

虽然长时间是名义上的解放军总司令，实际上朱德的兵权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被毛泽东取代或代行。年老的朱将军也许是在八路军总部里坚守了他在战争指挥上的主角角色——其实那时的他也不是主角，彭德怀这个副总司令也许比他还要对军事问题有发言权。

解放后的朱德先是担任中央副主席，接着在刘少奇接续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之后长期担任人大委员长。他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遭遇了批判，但冲虚平和的这位老帅似乎已经达到了化境而不为所动。

朱德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者之后，还有一个五大书记构成党中央的形式和实质形象，而朱德和刘、周、任各占一席。任弼石在建国初期就逝世，刘少奇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周和朱这两位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成员，也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如不约而同一般，淡出人间。这种“不约而同”现象，也正是一九七六年的神秘之一。

八、 唐山大地震

用特里尔的话说：“死神对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没有丝毫的怜悯”（4）。朱德逝世不久，一场惊人的大地震把河北省第二大城市唐山市连根拔起，死亡达二十四万、重任达十四万之众（5）。

这是一九七六年的第二次特大凶兆。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强烈地震。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突然地光闪射，雷声轰鸣，房倒屋塌，数秒内，百年城市夷为废土”（6）。

本人多次到过那个城市，亲眼看到过后来特意保存下来的一些地震惨状：地陷深深、钢筋扭扭。我也知道，这个城市的许多人，在震后患难与共上了一种地震综合症。我还有过一些唐山同学，他们在大学假期回到唐山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唱着那首自编自唱、情感真挚、至今想来还心酸不已、写给震中死去的亲人挽歌：“废墟的唐山……”

重建的唐山显示出了他比之于别的城市的整洁划一，可有谁不去想到；那是一次天地之间强制性地拆迁。与那个年代的政治效果相联系，唐人地震就是一次先发于政治的天翻地覆。

九、 毛泽东逝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闭上了他那双可能仍然有些不情愿闭上的眼睛。

对毛泽东的神化教育使得纵使是当时只有十一岁的笔者也对毛泽东去世这一消息慌乱不堪，我早早地从地里跑回家去向父母诉说自己的困惑和恐惧。已经在国人的心中成为保护神和平安符的他，已经真得被我们想成了长生不死的万岁。

少年的心中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发生战争，想到的是他死后会不会局势失控。在村里搭好的灵堂里默哀时，大多数小伙伴都会对那个可能是故意地放出一个响屁后轻笑出声的人怒目相向。我至今还会对那个时候的虔诚和神圣感表示由衷的向往。三十年后的我总在想：我这一生里，还会出现一个让我如当年对毛泽东一样充满敬意的政治人物出现么？——在这样一个冬季抛开自己的专业而遍览群书、殚精竭虑地写作这个被好我读者误会着的“反思毛泽东”系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当年对毛泽东的那种无上的崇拜。尽管现在的我一次次地尽我的分析和“局限”指出毛泽东的“败笔”，可我仍然没有丝毫的后悔曾经和仍然对毛泽东寄予了那样的崇敬。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毛泽东纪念堂里，再次放纵了一个中年人已经不大容易葆有的那份对政治人物的神圣。

毛泽东逝世前的若干年，他的富于隐寓的言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把这些谜与他的身后的变迁相联系，也会生成这样或那样的联想。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对生前和身后都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伟大的。

华主席的那个把毛泽东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英明决策”，曾经在一次次的“毛泽东热”中突现了他的英明。我相信，这样的“热”还会一次次涌起。直到几十年后的学者、读者已经可以真得把他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人物时，他仍然会一次次地撞击人们的神经。可是，那个决策又是充满风险的，尤其是在人气冷落的某些时间。但是我想说：纵使是那些已经对毛泽东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商人和司机们，也仍然会对毛泽东寄托一种比之于寻常的“神仙”更灵验的保护神的期望。

十、 粉碎四人帮

标志着一九七六年作为一个天翻地覆年头的最根本的事件，是毛泽东逝世后的十月六日，以华国锋为合法接班人、以叶剑英为兵权掌握者的正统力量，使用了看上去并不是特别“正统”的方式对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四个政治局委员为主的文人集团进行了粉碎。此后，老干部纷纷出山，一个以第二代领导核心主持大局的中国时代开始了。

四人帮也在准备自己的行动。广泛传播着的“十月九日”传闻（7）不知意谓着什么。但做为一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文弱书生，他们可能希望通过最为传统的那种方式，也就是开会的方式确认自己的政治利益。因为经过文革的剔汰，在他们影响下的中央委员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可对类似特别事变颇有经验的叶剑英显然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当年在孙中山大本营他不会放弃千钧一发的机会，当年在长征途中他也不会放任有碍大局的事变发生，这位从来没有过军政一把手经历的元帅，曾被毛泽东称为“吕端”（8），自是身怀绝技。习惯在毛泽东时代“安全模式”下生活的四人帮，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

毛泽东弥留之际曾经对叶剑英有过一次很明显的动作（9），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破译他是向叶“托孤”呢，还是对他的未来倾向有了一些什么预知。从毛的身后叶的作为来看，这两种可能都断然存在。


一九七六年，一个以毛泽东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从而表现出重大社会变化的年头，一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呈现出天翻地覆的特别感觉。


注释：
（1）[英]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2）[英]迪克·威尔逊著《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5页。
（4）[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5页。
（5）郑谦/张化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6）唐山纪念碑碑文。

待补



2005年12月31日、1月6日、1月8日草稿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