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清华园里好买名？-黄延复 - 新浪BLOG

  
2008-04-24 06: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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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立此存照
清华园里好买名？
——有感于“西阶”的拆而复建和“高田芳行馆” 命名
作为清华园里的一位“老臣”，笔者亲眼目睹了大礼堂一带景物几十年的沧桑嬗变，其中也包括原“西阶梯教室”（现经拆而复建后，已被命名为“高田芳行馆”）的变迁史。颇有些感慨，兹写出来作个“立此存照”。
熟悉清华园历史变迁的人都知道，“西阶”一带原是一片空阔地带，是优美的“水木清华”景区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那里有山、有水，有民古典形式的文物建筑，理应有这样一个大小适中的开阔地与之相呼应。早年校园内的一些文娱活动如戏剧演出、野营活动等等，经常在这一带举行。上世纪一十年代末校园添盖“四大建筑”，不得不把“迤东亭”（现已被命名为“自清亭”）迁移到现在所在的地方，在其原址一带建起了“四大建筑”之一的科学馆，但仍未把那块开阔地全部塞满，在其南北两端各留出一块空地，使“水木清华”景区仍不失其优雅、谐和感。
1949年以后，特别是所谓“院系调整”过程中，校园管理的理念和方针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前，校园的经营管理通常是由一个由各方面（如文学、历史、艺术、园林、建筑、动植物植被……等等）的专家组成的“校景委员会”来执掌取舍大权，包括校长在内，任何个人都无权作出重大决定。不像后来那样，一个领导个人凭灵机一动或道听途说，就可以作出与实际情况相佐或相悖的决定，有些甚至沦为笑柄。如现在早已自消自灭“青年广场”和在水木清华西北一隅莫名其妙地端坐了几十年的朱自清雕像，就是几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上所说，“水木清华”周围，原本不应该建那样一座与周围环境并不般配的阶梯教室，但 “解放”初期，校园地面紧张，教学房舍不够用，加之环境意识薄弱，为了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在校园的“腹地”或曰“黄金地带”，见缝插针地加盖了一些建筑，如一教、二教、新水、以及这个阶梯教室，也是事非得已。
前些时，这个本来还能使用、亦已“熬”得有了某种文物价值（它起码可以反映校园建筑的一个时代特点）的建筑物忽然呼啦一声被推倒，笔者有幸与一些校园“老臣”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当时闻知拆掉它是为了在那里修一个地下水库，以储存再生水和雨水，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主意。只是不晓得水库为什么一定要建在那个地方。当时觉得，好端端的一个建筑物一下子被推倒，固然可惜，但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拥塞了几十年的那块“水木清华”开阔地又可以恢复原姿原貌了。当时还天真地设想，如在那个地方（与科学馆相比邻）建一座叶企孙纪念像，以纪念这位无论于清华、与民族都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馆主”，更是“锦上添花”的嘉措……。
但“西阶”被推倒后，很快就见那里又在打桩备料，准备修建新的建筑物了。看来“西阶”的被推倒，是别有打算的。果然，一座新的“西阶”很快又建成了。客观地说，除了对“水木清华”景区继续堵塞这一致命缺陷外，新建筑外观看来还说得过去。还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万万没想到，日前那里忽然摆花挂彩，似乎要办什么重要喜事。临近一看，原来是为一个人“树碑立传”，这个人的名字赫然悬在颇为壮观的大红横幅上。当时我们在附近休闲的几个“老臣”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了半天，不知这是个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为有五个字是连着写的：“高田芳行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可能是个女的，名叫高田芳，“西阶”是他的“行馆”。说这个人来头不小，过去皇帝有行宫，总统有“行营”，这个人居然还有个“行馆”。也有人（包括我在内）说这人可能是个某国人，他（她）的名字可能叫“高田芳行”，而“馆”字又费了一番猜测，不知他（她）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以至于要在这重要地带为其设个馆。我因为在这方面有些“知识”，当时就意识到，这可能又是一起花钱买名的交易。后来一访听，事情果然如此。新“西阶”进门处，有着个人的事迹介绍：日本某公司的总裁，一贯致力于中日友好，捐资650万……。
在有些人看来，这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佳举。人家给了这样“一大笔钱”，当然要为人家歌功颂德，说不定“拉赞助者，还可从中攫取一笔为数不菲的“回扣”。但在我的头脑中，却联想到如下的一些往事。
一、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期间，清华全校师生被迫南迁，校园沦落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有些人的名字，是和罪恶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在内地与全校师生同赴国难的梅贻琦老校长不止一次“肠一回而九折”地写道：
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北平遂于（七月）二十九
日沦陷矣。当二十八日晨，敌机大举轰炸西苑，同日午前，二十九军与敌战于沙河，炮弹有
落于园内者；迨二十九日，我军退出北平之讯证实，留校同人，乃纷纷向城内迁徙，校内情
形，当时最为惊慌，盖敌军所在，已去本校不远，随时有窜扰之虞。……某日报中载有清华
学生二百余人在门头沟附近被敌人屠杀，更为焦急，凡兹传闻，虽事后幸未证实，然在当日
闻之者，实肠一回而九折也。……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即有敌军在校内穿行。尚无若何
举动，但以后来者益多，应接不暇。校中同人，于八月中决定疏散办法，并组织保管委员
会，保管校产。九月十二日，日本宪兵队带俄籍翻译，来本校搜查，凡校长办公室、秘书
处、庶务科、学生自治会所，及外籍教员住宅，均被搜查，旋封闭学生自治会所及噶邦福先
生住宅而去。十月三日，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及竹内部队长来校参观，临行将土木系之图书、
气象台图书、仪器、打字机、计算机等，用大汽车装载以去，是为敌军自由窃取本校什物之
始。自此每日参观，每日攫取，虽经保委会交涉制止，全无效果。十月十三日，敌军实行强
占校舍，此批军队，即为卢沟桥事变祸首牟田口部队，占住之校舍，为工学院，办公楼，工
字厅，甲、乙、丙三所，女生宿舍，二院宿舍，大礼堂等处，是为敌军驻入本校之始，斯时
在本校保管人员，被逼退至学生宿舍四院（按即明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敌军又要求
迁移科学馆，生物馆，化学馆为驻兵之用，中间几经交涉，终于二月初强逼搬完，并限校内
员工，一律迁出旧校门（按即今二校门），保管人员退住旧南院（按即今照澜院），自此以
后，旧校门以内情形，不堪言问矣。迨至八月中，敌军驻本校者，增至三千余人，又将校外
住宅区占去，即保管委员会住之旧南院，亦被侵占，于是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
矣。今年春，有新自北来者谈及园内情形，云图书馆已被用作伤兵医院，新体育馆、生物馆
用作马厩，新南院（按即新林院）用作敌军俱乐部（按敌军之随军妓院亦设于彼）。各馆器
物图书，取用之外，复携出变卖，有时且因搬移费手，则随意抛弃或付之一炬者。夫敌人之
蓄意摧残我文化机关，固到处如是，清华何能例外，虽然，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
穷，仇深事亟，吾人宜更努力灭此凶夷……。
可以想见，老校长当年是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写这段文字的。而他代表的，正是全体有气节的清华人乃至全中国同胞的感情。
1943年秋，梅校长亲手核定了清华因受日寇侵入各种损失表报。其中表明，到制表时为止，清华所受总损失，校产为48亿760余万元（约合战前1937年的2，438万余元）教职工私人财产损失总值为1亿8，990余万元（约合战前1937年的99万4，000余元）。但正如梅校长所说：“凡兹所述，当不逮真相之什一！”
前些年，笔者曾撰《日本侵略军在清华园犯下的累累罪行》（载《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日本侵略者破坏清华大学的历史资料》（载《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四辑，1996年7月）等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更令人发指的是，敌寇竟把一所文化学府变成一座血淋淋的杀人魔窟。据几位老工友李
长禄、徐锡增、奎顺、阎长海等根据当年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记述：新斋后面原回民食堂附
近曾是一个“万人坑”，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忠贞白骨。有一天晚上，日寇出去放哨，在清
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捉来十一个老百姓，有老人、青年，还有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孩，拘留
了三天，就在这“万人坑”旁，每人头上蒙一块白布，活活地用刺刀扎死。十三岁的孩子也
未幸免，被野兽们用刺刀挑起来扔到坑里去。那时为家庭、生活所累不得不留下来做工的几
位工友，每人都有一步血泪史：大礼堂工友阎长海的嘴被打歪，校卫队工人田玉丰被绑在杨
树上三天三夜不给东西吃，还打个死去活来；明斋锅炉房工友徐锡增浑身被打得青紫，又被
摔得半死，还被宪兵队拉到颐和园去陪斩两次。农事股练习生杜永宽一天来校，因为不肯向
岗兵敬礼，被岗兵用刺刀挑破肚子开膛而死；有两个从校外抓来的工友，被强制一再输血，
终至死亡。那时，灰楼附近（化学馆附近，现灰楼已拆除）气象台旁，生物馆后小河沿以及
“荷塘月色”西南面一代僻静的小山上，经常都有中国同胞的鲜血和白骨。生物馆里，曾驻
有日军的警犬队。日寇叫被捉来的中国人穿上灰制服，作训练警犬的试验品。第一次咬伤
后，“休息”两天，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和生命训练了恶犬，再去索取
别的中国人民的生命。北院12号曾是日寇的“手术室”，名为“手术室”，实则是专为屠宰
中国人民的魔窟。野兽们需要输血时，就把被捉来的中国人捆在屋里的木桩上抽血，需要植
皮，就挖中国人皮肉来修补匪徒们的创伤；若需内脏，就把中国人开膛。无辜中国人被一辆
一辆的大卡车运进清华园以后丧失了生命，被这些野兽宰割后的尸体被扔到图书馆后面煤厂
上专设的焚人炉中化为灰烬……。
这就是笔者见到在大礼堂周围举行“典礼”为某国人歌功颂德产生极大反感的真正原因。如果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件事极大的伤了我这个中国人兼清华人的感情！
固然，我们不是狭隘的复仇主义者，当年侵略者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不应该由全体日本人、特别不应该由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善感情的普通日本人民负责，因为正如所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当然这种“受害”决不能与中国人民所受苦难同日而语）。但是有一个事实也不能等闲视之，即日本侵略者及其余孽迄今还未为其侵略兽行向中国人民道过歉，更不用说做出必要的赔偿。直至今天，在为数不少的日本人中，还颇有一部分人对他们的同胞当年所犯罪行，采取辩解乃至狡辩的态度。梅校长在上引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当年蹂躏清华园的罪恶名字，说不定也被当作“英雄”供奉在他们的“靖国神社”里哩！
前些年，有个叫市川幸雄的日本人，他当年曾是侵略军的一分子，因为受了伤到清华园——他们的“陆军医院”来养伤。当时他“风风光光”地在校园里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的恰恰就是后来的“西阶”门前和附近小桥上拍的！与现在的“高田芳行馆”，真是一个强烈的比照。还有的是敌国的“宝冢少女歌舞团”来清华园慰问时在我们大礼堂的舞台上拍的。更还有德国法西斯高级将领尤肯德1940年秋来中国、也来到清华园“视察”时在清华学堂门外广场上活动的情况；战后，这位市川先生确实有所悔悟，用这些照片作为插图写成一本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重访”清华园，并把他的书（100册）赠给了清华图书馆，以“深刻反省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值得肯定的态度。只是很可惜，眼下在日本国民之中，对于那场侵略战争能持这种态度的人究竟能占多大比重？这位被歌功颂德者对这些历史事实的态度如何？可曾表明过吗？
二、退一步讲，即便抛开上述历史和侵略罪行的背景不讲，我对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神圣的校园里逐渐盛行起来的花钱买名的不良交易也有一种“天然”的反感，特别是对有些人借拉赞助从中提成“致富”的现象。
对于“花钱买名”的不良交易，我们清华人原本是抱拒绝态度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在清华里重要建筑物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个人的名字（名人题字除外），更遑论与清华毫无干系的人。年纪大些的清华人当会记得，现在仍岿然壮观的老生物馆，那是当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赠款建造的，但在那个建筑物上，却找不到任何洛氏基金会、更不用说“洛克菲勒”本人的标志；西区体育馆初建时，曾被命名为“罗斯福体育馆”，那是因为美国曾把其所得的“庚子赔款”的一半——约合1，100万美元“赠”还给中国用以创建了清华；直到“解放”初期，在“西体”（老馆）的大门外柱廊的墙面上，还镌有当时的美国总统梯奥多"罗斯福的铜像和名字。但后来，这个标志被当作耻辱的象征而铲除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虽然不无“过头”之处，但这种“知耻”的感情和气节还是可贵的。据笔者所知，在我校早年的领导人中，包括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各位党政领导人，无不坚决拒绝这种钱名交易的行径。本来嘛，一个人发了财，用他（她）以这样那样手段得来的钱财做点好事，本来是应该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给钱就给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堂而皇之地把个人的名字铭刻在受捐赠者的门面（重要建筑物）上呢？这不是“沽名钓誉”又是什么呢？退一步讲，在某座楼的建筑费中有你的部分赠款（据悉大都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钱还是受捐单位自己掏得）最多只应该标上个“某某楼”“某某厅”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把手伸得那样长，胃口张得那样大，把建筑物从里到外都揽在自己的名下呢？例如大图书馆的新建部分（西馆），那是何等庄严神圣场所，现在竟和一个与清华毫不沾边的商人联系在一起，叫什么“逸夫馆”，难道那里面的一切——图书、设备，乃至近百年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和管理体系，都是那个人出钱买下的吗？真是岂有此理！
刚开始的时候，“花钱买名”的交易，还只在校园中心以外的地方见到。后来“得寸进尺”，二校门以里、大礼堂周围的神圣地带也被“占领”了。先是上面提到的那个“逸夫馆”，后来又想在“清华学堂”旁边以个人的名义建个什么“博物馆”（后被校友抵制掉了）。再后来，具有庄严历史、科学意义的老电机馆，那里曾荟聚和造就过一代代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英才，曾是国际控制论大师诺"维讷工作过的地方，据有的专家考证，世界最早的计算机雏形实际上是那里面由维讷和李郁荣教授合作创造的。可是现在，这座文物建筑竟轻而易举地被什么“宏盟搂”、“文西楼”篡夺了。现在又出现了这个“高田芳行馆”，长此下去，我们仅有的一片可以引为骄傲的校园中心区将会成个什么样子！
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上所说，只是我的“匹夫之见”甚乃“小人之见”，可能与当前的所谓“时代精神”不合拍。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认为，我们万不可“有奶便是娘”，人家给了点钱，便连自己祖国、母校的尊严也给出卖了！写到此，我想起了早些年（不是在清华）发生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国际友人”，向我国有关方面“捐”了一笔钱，我们有的领导人接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某某友人为中日友好又做了一件大好事”。于是就有人问道：这个友人所做的另一件或另几件好事是什么？是“九一八”或“七七”事变吗？是南京大屠杀吗？这问题提的可能太极端。但后来证实，那个“友人”所“赠”的钱，原来是用极不光彩的手段得来的。这个故事对于一些目光短浅或缺乏“居安思危”意识的人，还是应该有警醒作用的。
2008年4月杪于清华园
文章引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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