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申请世界文化遗传成功河南登封市嵩山—中央的诱惑

撰文：朱俊 瞿炼
摄影：陈新宇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巡狩天下，亲自登临嵩山，将太室山更名为“嵩高”，立为“中岳”。2010年8月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天地之中登封历史建筑群”被正式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的古老圣山，嵩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被奉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前后相隔两千余年，历史在嵩山完成了一个轮回。何谓“天地之中”？申遗的成功给嵩山带来的是机遇？还是压力？

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北周公庙内的登封观星台建于元初，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象观测建筑。砖台高9.46米，北壁砌有上下直通的凹槽，凹槽底部连接着一条长31.19米的石圭。石圭又名“量天尺”，是中国古人发明的测量日影长度的观测装置。

少林寺素有“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之誉。塔林是寺内历代高僧长眠的墓地，高僧圆寂以后，尸骨或骨灰埋入地宫， 上面建造墓塔以示功德。这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塔群，保存了唐代以来直至现代的和尚墓塔240多座。

位于少室山五乳峰下的初祖庵，三面临涧，古木掩映，为山中胜境，是宋人为纪念初祖达摩面壁而建。它是中国北方现存的和《营造法式》规范最为吻合的北宋建筑，和宁波保国寺大殿齐名，堪称中国北宋建筑的南、北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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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96年1月（天册万岁元年腊月），大周女皇武则天亲临嵩山，主持“封禅”大典。此事非同寻常——中国皇帝来嵩山“封禅”，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次。更何况，这位皇帝还是一个女人。

       自秦始皇始，“封禅”成为国家最为重要以至神圣的礼制活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资格“封禅”。根据儒家学说，只有在天下统一的盛世，皇帝才能“封禅”；而且，泰山历来是举行“封禅”仪式的唯一地点。秦汉以后，国家四分五裂，“封禅”中断了500多年。唐初贞观之治，以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神武，他尚且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于是多次拒绝了大臣们的“封禅”请求。可笑的是，他平庸、懦弱的儿子李治却封禅泰山。而实际上，正是他精明、强悍的妻子武则天一手推动了公元666年的这次“封禅”。当时，这位女强人以皇后的身份“亚献”，主持了“封禅”中的“禅”礼。

       30年后，已经登基称帝的武则天终于迎来了独自“封禅”的时刻。只是“封禅”的地点从泰山转移到了嵩山。顶着腊月的寒风，73岁的老太太不辞辛苦，亲自登上太室山的山顶，主持了盛大的祭天仪式。礼毕，女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城县为“告成县”。武则天随之在少室山“禅”地，登朝觐坛接受文武大臣、各国使节的祝贺。最后，朝廷尊嵩山神为“神岳天中皇帝”。嵩山的地位之崇高，首次超越了五岳至尊的泰山。

       五岳之中，武则天对嵩山情有独钟，是有着特别原因的。传说中，嵩山的两位最为重要的神祗都是女性：启母和少姨。她们是大禹的两位妻子，嵩山的太室山和少室山就是因她们分别居于山下而得名。所以说，擢升嵩山的地位，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出于女皇帝的深谋远虑。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为攫取最高统治权力，武则天不仅需要铁腕，更需要“天意”。她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加以神化，在宗教、礼制和政治领域展开一系列“颠覆”性别的改革：利用伪造的《大云经》把弥勒佛描述为女性，自己就是弥勒转世。天册万岁元年的正月，武则天为自己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她建洛阳为神都，尊嵩山为“神岳”，最后把“封禅”的地点也迁移到了嵩山。嵩山“封禅”，是女皇帝的人生巅峰，也是嵩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公元2010年8月，嵩山迎来了又一次辉煌。在巴西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的古老圣山，嵩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被奉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就在嵩山成功申遗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造访登封，小城显然还沉浸在成功的兴奋和喜悦之中。据说8月1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一到，观星台的广场前整整热闹了一天，锣鼓、鞭炮、烟火……前一年申遗失败的阴霾终于在登封人的心头一扫而空。

       时值暑期，正是嵩山的旅游旺季，不过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此番列入世界遗产的历史建筑群中，除了少林寺人满为患，其他各处历史遗迹大多游人寥寥。在很多国人的眼里，嵩山的名气完全是因为少林寺而得来。这似乎说明，我们对自己的世界遗产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嵩山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迹。它们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徜徉其中，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古人对屹立在“天地之中”的中岳嵩山所寄托的崇拜和景仰——中岳庙的大门被称为“天中阁”；中岳大殿上悬挂着“威镇天中”的巨幅匾额；古老的会善寺内矗立着一块“天中山”石碑，字体雄浑苍劲，据说出自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手笔。对“天地之中”的赞美在嵩山随处可见。

       何谓“天地之中”？为什么“天地之中”在嵩山？答案就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告成镇北的一座周公庙里。传说此处就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公旦观测“地中”的所在。庙内保存着一座“周公测景台”（“景”字在此通“影”，指日影），是唐代太史监南宫说为了纪念周公而特别建造的。测景台用青石制作，分台座和石柱两个部分，通高3.91米。根据《周礼》的记载，周公用“土圭法”测量太阳的影子，从而找到了地中。具体操作方式是：在夏至这天正午，按子午线的方向平铺一条长一尺五寸的“土圭”，再于土圭的南端竖立一条八尺长的“表”。如果是地中，那么太阳的投影长一尺五寸，恰好和土圭重合。此所谓“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汉代注释《周礼》的大学问家郑玄对此说深信不疑，他进一步阐释说，“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也就是说，和“地中”的距离每增加一千里，日影的长短变化一寸。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土圭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表长八尺，影长一尺五寸，这些数字有什么道理姑且不论，仅根据现代地理知识，我们容易知道，在同一纬度上的任意观测点都可以得到相同的日影观测结果。以天下之大，何处才是地中呢？其实，早在唐代，天文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用“土圭法”求地中不具可操作性。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根据一行制《大衍历》的要求，担任太史监的南宫说被派往今河南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南宫说于夏至日当天，组织了在汴州、许州、豫州、上蔡、武津等多个地点的日影观测。各地的实测结果证明《周礼》的记载和郑玄的注释都不足为据。

       不过，南宫说所证明的只是“土圭法”的谬误，对于“天地之中”位于嵩山的说法他自己倒并不怀疑。这可以从他主持修建“周公测景台”得到证明。这是因为，“天地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天文学概念，它同时兼有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政治意涵。它源于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出自历史的造化，是古代中国人重要的人文观和地理观。《周礼》说，“地中”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里不仅风调雨顺，四季分明，自然环境优越，更重要的是， 君主如果在“ 地中”建都，就可以接受天命，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总而言之，它是建立国家首都的最为理想的地点。史学家考证，《周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战国时代的观念和理想。

       嵩山地处中原，上古时代就受到先民们的崇拜和祭祀。春秋、战国时代，嵩山渐渐和“中”这个概念紧密联系了起来。当时，政治上战乱频仍，思想上百家争鸣，一种新的天下观念正在形成。艺术史家巫鸿曾对此提出一个精妙的观点。他认为，当中央权力现实存在的时候，人们对天下的认识是从中心投向四方的；而一旦国家分崩离析，统一成为时代的追求，人们的地理视野又会从四方转回到中心。所以，西周时代，文献中最常见到的是对于“四方”的描述，所谓“四土”、“四山”、“四民”、“四风”、“四国”，中心通常被忽略。而到了东周，人们又开始强调“中心”的重要意义。“地中”、“天地之中”、乃至“中国”，各种和“中”相关的观念由此而生，并逐渐流行开来。

       《易经》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和“洛书”是传说中的古代天书。战国时的儒家把“河图”和“洛书”视为“祥瑞”，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汉代特别流行的谶纬理论即由此发展而来。而燕、齐两国的方士又对“河图”和“洛书”大加附会，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由此而生。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重要基石，儒学和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和世界观，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渗透进入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推崇的“封禅”和阴阳五行的思想一起，推动了“五岳”崇拜在汉代最终形成。在五岳系统中，中岳位于五岳之中，在五行中代表“土”。而汉代正是以“土德”自居，所以中岳理所应当成为了帝国的重要象征。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巡狩天下，来到黄河之南、距离洛阳东南不远的太室山，皇帝亲自登临。有随从的官员隐约听到大山中传来“万岁”的呼声——这是天人感应，汉代人最为看重的神迹。于是，汉武帝发布诏令，把太室山更名为“嵩高”，立为“中岳”。“嵩高”一词出自《诗经?大雅》：“崧高维岳，骏极于天”。意思是说，高高的大山啊，峻峭得几乎和天一样高了。如果五岳代表了“天下”，那么中岳就是自然而然的“天地之中”，它不仅是帝国的象征，还是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以后，汉宣帝又将中岳的祭祀正式纳入国家的法律。这种观念在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得到国家的认可和强化。

       “天地之中”凝聚了 嵩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作为世界遗产所必须具有的文化内涵。其实，嵩山的申遗之路并不平坦。在2009年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嵩山的申遗被搁置，要求补充申请材料，等待第二年的重新审批，这是近20年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遭遇到的头一例。登封市文物局的副局长宫嵩涛不仅有着20多年的文物工作经验，而且还是个名符其实的“文物二代”：他的父亲曾是登封当地有名的老文物工作者。谈起嵩山申遗的成功和遇到的坎坷，宫嵩涛如释重负，但也心有余悸。和一年前相比，此次申遗项目的名称做了明显的改动：从“嵩山历史建筑群”改为“天地之中登封历史建筑群”，嵩山这个名字被刻意忽略了。宫局长解释说，这是为了申遗成功而不得不做的“技术调整”——因为“五岳”已经作为泰山的扩展项目同样进入了申遗程序，一个国家是不能就同一个项目重复申报的。

       在登封市城西、少室山东麓一段隆起的丘陵上，我们找到了武则天当年“封禅”留下的遗迹。这是女皇帝为禅地而建造的封祀坛。虽找不到建筑的痕迹，仍依稀可见一个残高七八米、上下三层、顶部为圆形的大型夯土台。台下有一块仆伏在地的巨大石碑，是由武三思撰写的记录当年封禅盛况的《大周封祀坛碑》。前几年，登封市文物部门曾将碑翻转，考察过正面残存的文字。因缺乏必要的保护设施，古碑被再次倾覆，继续俯卧在蒿草掩埋的泥土之中。

       其实，武则天死后不久，嵩山就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恢复了泰山五岳至尊的地位。嵩山的“神岳”尊号很快被剥夺。此后直到北宋，因为皇帝的眷顾，嵩山才又回复了昔日的辉煌。宋代皇帝大多崇信道教，嵩山道教勃兴。太室山南麓万岁峰下的崇福宫，就是当年由国家管理的专为宋真宗祈福的道观，规模极大。1936年，著名建筑史家刘敦桢先生在崇福宫的建筑废墟中发现了宋代“泛觞亭”的遗址。“泛觞亭”就是“流杯亭”。古代文人有“曲水流觞”的雅趣，在北宋国家颁布的建筑规范《营造法式》卷二十九石作制度中，就记载了流杯亭水渠的设计图样。这种建筑形制一直延续到近代，北京至今还保存有故宫、中南海以及恭王府花园的三座清代“流杯亭”。崇福宫的“泛觞亭”是至今发现的“流杯亭”的最早实例。从当年的老照片看，虽然亭子的木构部分已经损毁，但是其最主要的水渠部分保存十分完好。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 》2010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