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惕“世界第二”高帽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尽管一国GDP排名世界第二并不等于就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更不等于世界老二，但是中国的一些学者与官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模糊了这些差别，愈发有模有样地依照老二的角色说话与行事，并且还在津津乐道分析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愚以为，这不是个好兆头。历史上，老大打压老二不遗余力，老二“出师未捷身先死”、“半路夭折”似乎成为一个魔咒。中国应当心“老二的魔咒”！

    美国打压老二从不手软

    国际关系史上，老大与老二近乎水火不容，老大总是将老二作为天然的挑战者，因此给予无情的、不遗余力的遏制与打压。近现代史上，西方列强内卫冕的老大与挑战的老二一直打得不可开交。美国经济在1872年左右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大。

    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首先打压的就是已经退居老二的前宗主国——英国。美国利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吸干了英国的黄金，令英国经济萎靡不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英镑霸权终结。尔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逐步取代英镑的地位。“第三点计划”出台后逐渐将英国势力赶出了中东，实现“石油美元”对“英镑美元”的关键替代。美国利用对英国的债权强势，持续将英国置于向美国典当、“变卖”各种帝国资产的窘迫境地，迫使英国开放所有殖民地市场，以及享有英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特权。1956年，英国借口纳赛尔总统背信弃义，联手法国出兵埃及，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这被认为是英国在维持帝国荣耀、彰显帝国余威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美国毫不犹豫、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以索取债权、切断资金供给甚至是抛售英镑相威胁，逼迫英国撤军，使本已是“落水狗”的英国丧尽颜面。英国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蜕变成为美国忠实的“哈巴狗”。

    西德在1965～1968年曾短暂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但是，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国家，西德处于冷战的最前沿，处于美国的政治、军事直接管控之下，当然无法对美国老大地位构成挑战。

至于对付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老二的日本，美国几乎是一招制敌。日本的制造业强大，但金融业落后，而且看重眼前利益，关注实体经济。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一边大张旗鼓在汽车和钢铁等行业发动贸易战，一边在日元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向日本施压，以换取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让步。最终，日本尽管在制造业与贸易上胜出了美国，但是因为接受了《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与《巴塞尔协议》（1988年）而遭遇金融败战，繁荣的经济随后遭遇泡沫危机，一蹶不振。

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发展。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到二战前的1938年，苏联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挑战，美国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在经济上，从1948年开始对苏联实行战略物资禁运，臭名昭著的“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就是经济与科技遏制的见证。另外就是，令苏联陷入军备竞赛与民族冲突。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提出：“我们应该把军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以使莫斯科努力追赶我们，同时，停止供应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年内就会看到苏联体制如何垮台。”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杂志，1984年苏联防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由此给苏联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国民经济的研发与投资。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紧张的民族关系易受攻击，中亚是其柔软的下腹部。为此，通过一些渠道向苏联偷运宣传品以煽动少数民族的不满。

利用大众媒体对苏联长期进行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于1945年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政策建议：“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培育发展“第五纵队”。美国利用美苏人才交流合作等途径，逐渐在苏联高层周围布置“特洛伊木马”，有的甚至进入核心领导群体。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国家体制所进行的“根本改革”，均深受雅科夫列夫的影响，而雅科夫列夫后来被党内众多人士怀疑：其在担任驻加拿大大使期间（1972～1983年）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是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而戈尔巴乔夫重用雅科夫列夫，直至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如此总结：“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如此，才有“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语）。

    中国尚无老二之实，但要承担老二之名

    中国GDP超过日本早就在世人预料之中。一贯用中国人爱听的言辞来忽悠中国的高盛集团，先后在2001年与2003年发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以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经济报告，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后不断进行乐观修正，认为中国经济产出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不过，还有比高盛更为“乐观”的报告。

    然而，中国这个世界老二是严重名不副实的。中国如今的人均GDP约3600美元，依旧不到日本的1/10，只有美国的1/15。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实际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5位，依照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多达1.5亿；依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贫困人口还有4000万。而且中国经济尚面临着一系列困局——不断拉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久治不愈的腐败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其他重要的实力指标，中国依旧非常落后。在明显的“肌肉力量”上，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还仰赖他国的技术与装备。2008年，美国国防支出607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国防总支出的一半。排名在美国之后的九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才476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国防预算还不到美国的1/7。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打打杀杀，耀武扬威，投棋布子。

在关键的“智慧力量”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2008年美国发明家得到9.2万项美国专利，是韩国和日本总数的两倍，而中国还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日本。中国据称每年有60万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而美国每年只有7万。但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只有10％的中国工程专业毕业生有使用价值，而美国的比例高达81％。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四倍、国民经济规模却比美国小四倍的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2%～2.5%，而美国为6%。

中国尽管实力与老大相去甚远，但是名义似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如此不但要承担系列“大国责任”，而且还要遭受来自老大无穷无尽的打压与遏制。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研究机构曾经草拟了一份21世纪“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报告，中国成为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真正挑战，因为中国与美国其他竞争对手不同，中国是“一支多头力量”。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是挑战，然而还不是对美国的威胁，因为苏联虽然军事强大，但是经济很差；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对手，但不是军事对手。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在迅速发展，且在地缘战略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利益。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至少有四方面挑战：经济挑战，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增加对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军事安全挑战，中国是唯一没有解决领土完整问题的大国，其实力的增强以及民族情绪的高涨将可能导致军事解决台海、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模式”对西方长期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理念产生冲击；中国的崛起在心理上对长期处于老大的美国形成挑战。因此，不论中国人是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遭受美国的打压与遏制，这是不随中国人的善良愿望与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立体、联合围剿中国

    近年来，美国频繁用所谓民主人权、贸易摩擦等大棒，以及“最惠国待遇”与“加入WTO”等诱饵，不断向中国索取、榨取了极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为遏制与延缓中国崛起，美国将会也正在使出各种手段。

    在全球多边领域，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与金融危机中相继失去民主与自由的大旗，硬软实力均遭受重创，但是，多年的“黑老大”生涯，使美国拥有一大批形形色色、尽心竭力的打手，一呼依旧能有百应。金融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更加凸显，于是美国纠集各类同伙，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到海上军演、钓鱼岛事件与南海航道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形成立体、联合围剿。

    在区域领域，美国的幽灵在中国四面八方忽隐忽现。美国以各种方式来破坏与冲击中国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上处处从中作梗，挑拨中国与近邻的友好关系，制造地缘事端，激化地缘政治动荡。《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曾提醒美国鹰派：教唆日本重整军备，挑动日本与中国为敌。甚至持续不断地构筑、强化反华同盟，鼓励印度加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结成的所谓“民主国家”战略联盟。2007年和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进行核技术和核燃料转让。

    美国打压中国，除了在多边与区域上百变神通外，关键是在双边上与中国短兵相接，集中体现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历史上，美国就是通过类似对话，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竞争对手送入其早已编织好的罗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对话，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前由凯恩斯与怀特两国特使间的对话，为美英之间的战略对话画上了句号，英国拱手让出霸主宝座。

上世纪80年代，为抑制日本崛起，美国借口日元币值低估、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将日本拉到“战略对话”上。1983年美日两国财政部组建一个“日元/美元联合工作组”（后更名为“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1984年至1988年间，美国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日本相继接受了“广场”等协议，奠定了日本金融败仗的深厚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最高职务后，美国策划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经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牵线，确定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最终实现美苏战略对话。从1986年雷克雅未克对话到1989年马耳他对话，逐渐完成了“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语）。1993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两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公开承认，雷克雅未克对话，“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给美国听任处置”。

美国自然会将历史上遏制老二的经验“发扬光大”地运用到中国身上。

2010年1月2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迷思》的报告，针对中国可能在不远将来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表述，报告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长期以来一直用自由经济理论与政策来引导后进国家走向“富强”道路。传统基金会敢于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不仅是基于对未来的简单乐观，恐怕更有对过去经验的十足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