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破解新一轮城镇化“三大难”

新华视点：破解新一轮城镇化“三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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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记者傅刚、李舒、王振宏、储国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水平预计超过５０％。但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挑战，诸如怎样摆脱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如何有效维护征地农民利益，城镇化人口以何种方式获得同等社会权益等。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把城镇化发展战略放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位置上”。可以预见，未来５年，我国需要破解城镇化进程中一系列难题。
如何防范城镇化“大跃进”？
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称，截至２００９年，我国城镇化率为４６．６％，未来１５年内，我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以加速外扩为特征的新一轮城市化倾向比较明显。在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西安等地，可以看到城乡接合部正在进行大拆大建。北京市中心城区外沿已经从朝阳、丰台、海淀扩展至大兴、顺义、通州。武汉市提出用３年时间，把二环路内的５６个城中村改造完成。沈阳市在今年初公布了新的城市扩容规划，仅中心城区沈河区调整后的区域面积就达到原来的３倍。
与此同时，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面临挑战，我国６５５个城市中有近４００个城市缺水，其中约２００个城市严重缺水，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交通出现高峰时段拥堵。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大规模、长距离的调运，实属迫不得已。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而部分城市管理能力滞后，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等，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症状，一方面源于传统的规划方法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另一方面，盲目攀比国外城镇建设标准的超前规划的观念和做法，大大超越了我国城镇发展的实际水平。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竹立家认为，“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显示国家已经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任务。
有专家提出，鉴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也需要统筹发展，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
在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应改变中心城区的单极化发展，形成大都市圈的多极化城市群。或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城市圈内，或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卫星城相连接的现代城镇体系，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
在中西部地区，则要依托县城发展壮大一批中小城市，重点是通过各级政府的政策、资金、项目支持，解决基础设施改善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入门槛较低、居民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便宜的优势。
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说，各地政府应将精力从城市规模扩张转到城市管理上来，防止为出政绩制订大而不当的城市发展规划，脱离自身实际和能力建设政绩工程，进而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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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在武汉市汉南区的乌金农场，千余户农工离开了传统的庭院式农居，住进由数十栋楼房组成的乌金山社区，这是汉南区第一个建成启用的农村社区。汉南区提出要用３年到５年时间，将５１个行政村的６万多名农民迁到１６个现代社区。仅此，就可以腾退出上万亩的土地。
当前，一些地方正在推行“拆农居，建社区”的城镇化模式。可以说，东部沿海少数发达地区，近８０％的农民不再从事农业，而转到二、三产业。这种情况下“拆农居，建社区”可能是一种好办法，但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也这样做，就难以保障农民的利益。
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表示，要素投入过度依赖土地，使得我国城镇化持续能力不强。一些城市在以地生财的利益驱动下，盲目地拉大建筑框架，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实际上土地的利用十分粗放。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７年，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了７．２％，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４％。
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项继权指出，这一过程中一旦操作不规范，配套政策不到位，住上楼房以后的农民还要继续种地，生产生活成本将大大增加。即使有的地区给了农民社会保障，由于保障水平较低，也不足以让农民安定。
北京市法学会农村法制学会会长佟丽华认为，征地矛盾激化背后基本都是农民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按照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可以预见，未来５年，不规范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将得到进一步纠正，将建立健全货币补偿与社会保障补偿并举的征地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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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新市民”享受同城待遇？
２８岁的安徽蚌埠人蒋冲来到上海打工已５年了，住在浦东新区临时搭建的平房内。面对记者，他坦言最担心的是子女的教育和未来的社会保障。
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以流动就业为主要形式，并没有完成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定居或者“落户”迁徙。在我国６．２亿的城镇人口中，还有１亿多是农业户籍人口。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鲜明特点。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指出，我国大量农村人口迁向城市，并常住城市就业、生活，但他们无法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政治权益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工作上也同工不同酬，由此形成了“不完全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状况。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李铁和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等专家认为，这表明国家正在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因此，首先要逐步分期分批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问题，特别是允许携家眷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口办理城镇落户手续。同时，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待遇市民化，使其在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地位。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宣布启动统筹城乡户籍改革计划，重庆市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前推动１０００万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西安市提出了“人口倍增计划”，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主城区人口将达到１０００万。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在户籍改革的基础上，城市管理者还应该考虑建立覆盖全民的最基本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民生保障体系，让“新市民”不再成为“二等市民”。
中国“拆村”风潮：争议中的城镇化之路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　今年夏初，河北省任县邢湾镇穆口村４２岁的村民张振强一家四口告别了五间平房的老村旧院，搬到了村边上刚刚落成的新居民示范区“金湾梦都”一期的楼房。
“原来的房子是１９９７年花了１０多万自己盖的，已经住了十多年，女儿也是从那儿出嫁的。现在的楼房则是搬村时花２０多万买的，装修还花了６、７万。”张振强说。
与张振强一起陆续从老村搬入新楼房的还有３００多户穆口村村民。他们都是河北省“改造”村庄行动中受影响的农村居民。
２００９年河北省启动了“农村新民居千村示范工程”，在已建成１０００个新民居建设示范村之后，河北省决定从今年开始三年内再规划建设与改造６５００个新民居建设示范村。
这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改造行动的背后动因之一是土地——以“拆村”方式来减少农村宅基地，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调查显示，新民居建设将节余建设用地约５０万亩。
河北算这笔账的依据是２００８年中国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它正式确立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直接挂钩的制度。由此，原先少人问津的农村宅基地被重新估值，“拆村”腾地的规模渐大，速度加快。
典型之一为山东省诸城市，这个县级市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在农村全面开展了社区化建设，全市所有村庄按照地域相邻、习俗相近的原则规划为２０８个农村社区。今年６月，诸城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全部行政村，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全部建制村的城市。
在以“用途管制”和“城乡分割”为特征的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拆村并居”的做法被不少地方政府和官员认为是一种多赢的局面。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副区长陈玉鹏表示，随着农村人口外流，不少地方出现了“空心村”，土地浪费严重，而随着发展加快城市建设用地却日趋紧张，两者的置换既可以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改善农民住房条件，同时也可以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毕竟城里的地比农村的地值钱。
对于这股“拆村并居”的风潮，许多舆论和观察人士表示出了与地方政府乐观估计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地方政府为谋取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一场掠夺，并可能导致农民“上楼致穷”、建筑资源被大量浪费、环境污染加大等隐忧。
增减挂钩办法出台的目标是要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但这一办法在具体执行和操作中出现了农民“被上楼”的情况，导致部分农民权益被变相侵害。
据媒体报道，在河北省廊坊市，不少村民不愿意放弃现有的房子去“上楼”。在永清县董家务村，原本和儿子在村里有两处房子的李老师因不同意拆迁而被威胁要停发工资、开除公职。李老师说，当时，村干部彻夜坐在村民家里不走，直到村民同意签字。
增减挂钩办法规定，项目区选点布局应当举行听证、论证，充分吸收当地农民和公众意见，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项目区实施过程中，涉及农用地或建设用地调整、互换，要得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确认。涉及集体土地征收的，要实行告知、听证和确认，对集体和农民妥善给予补偿和安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张晓山指出，所谓的“拆村”和农民“被上楼”，根源都在土地利益的博弈。如果地方政府只是抱着“以地生财”的目标不放，长期以来的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将在“拆村并居”过程中进一步加剧。
此外，在庭院经济和家庭畜养还是农民重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只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生活。一些农民住上公寓楼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水要买，菜要买，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农民“上楼致穷”的现象。
“虽然新楼房的环境好了，但是养老不方便。我８６岁的父亲腿脚不好，不愿住楼，现在还在老房子里。”张振强说。
“我原先的房子有０．３亩地，现在只有１４３平方米，刚搬进来的时候不习惯，觉得地方小。干农活的家什、拖拉机、农用三轮车也不知道往哪放。”穆口村村民张振铎说。
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顾益康认为，大规模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要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对于不种地的农民可以建楼房集中居住，但纯农区则不一定适合，否则就会出现“挑着粪担上电梯”的尴尬现象。
分析人士指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不仅关注住房城镇化，更要关注农民就业、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城镇化。这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和支持，不是把十多个村庄简单归并了事。
“‘拆村并居’应该规范而非禁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拆村并居”的路子具有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地方在执行过程中能否兼顾农民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认为，部分农村土地被城镇化使用后，其中的收益也必须返还给被城镇化的农民。一些腾出的土地指标不仅要关注大城市发展需要，更要关注农村就近的中小城镇发展用地需求。通过推进中小城镇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参与采写记者：涂洪长　郭远明　郑茜　刘欢　白旭）
中国适合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向市民地转移过程，城镇化进程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30年提高了27.8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城镇化率46.6%。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8月7日在海口召开中国“十二五”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城镇化率被严重高估。他说：“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可以肯定的是，城镇化不仅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而且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和生活方式变革还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推进城镇化，要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战略方向，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战略重点，以体制创新为战略保障，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的专题演讲中表示，用城市化来包容城镇化就可以了，他指出：“城市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
城镇化动力之源
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6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最终要体现在城乡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化上，促进了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城镇化区域集中。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2010年发展中国论坛”上发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大致以1995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1995年，是城镇化恢复发展期，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吸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同期中国非农产业新增就业总数的43.3%，农村人口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离土不离乡”的特征，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1995年的29.0%。第二阶段为1996年～2008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期，上世纪90年代后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大城市基础投资，特别是“十五”规划提出城镇化战略后，城镇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城镇化率从1996年30.5%提高到2008年45.7%，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
上世纪80年代的轻工纺织、90年代的家用电器，到近年来的住房、汽车，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每个阶段都有“高增长”产业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领域。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并向收益率高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区域集聚，加之民营资本在完成积累，经济实力增强后，大量进入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城市经济发展领域，也拓展了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空间。
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城镇化的区域结构。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吸纳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使其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主要载体，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经济区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地区。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挑战，从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城市道路、供水和污水处理、煤气等项目建设的投入，为城市扩张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通过土地批租和土地担保等手段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客观上加快了城市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和人口容纳能力。
王一鸣认为，工业化快速发展是城镇化加快的基本动力，而市场化加快了生产要素流动，从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是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各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政府推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据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为1.26亿，约有三分之二进入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就业。农民进城是中国城镇化最大的特点，核心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统计上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由于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没有完全市民化，由此带来了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城镇化加速推进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非市民化农民工大量增加、城市空间过度扩张、占用耕地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
王一鸣指出，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空间，是城镇化进程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较以往降低。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资源集中用于城市建设，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不足，造成部分城市发展中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还有一些地方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面积，但产业并未得到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
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耕地资源十分有限。但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以非市场化的方式低价征用土地，高价出让获得差价收益，将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作为变现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占用。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7年的18.26亿亩，人均耕地由1.59亩减少到1.38亩。
王一鸣总结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指出：农民工非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城市过度扩张问题、城镇化土地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五个方面。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未来的10年中，发展道路选择方面，除了正确处理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外，最需要调整的四个重要方面是：适合国情地加速城镇化、扩张第三产业、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实施赶超型的科技进步战略。” 他也提倡用城市化来包含表述城镇化，认为发展第三产业，从战略上讲，首先，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次，应当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并且行之有效地加以实施和推进。
中国城镇化模式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将发生明显变化，但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不会改变。全球增长模式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我国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快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王一鸣说: “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城镇化率仍将保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并可能在2013年～2015年超过50%，这将为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将农村人口转移和解决转移人口就业、居住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将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为重点，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户籍制度，方便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就地落户、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统一规划和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这就要求将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整合起来，促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占斌认为：近年来，我国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思想，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日益被人们接受。国际经验表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影响政府的体制与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在周天勇看来，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应该解决三个方面问题：首先，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其次，城市中工作和居住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有权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务，并且不得有原住民与新住民不同身份的制度性歧视。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有体面的家庭和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沈 刚）
城镇化到底是谁的城镇化
半月谈记者在苏皖川等地采访发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都把推进城乡土地统筹作为突破口，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味”成了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缺失。
城镇化出现“变味”苗头 农民利益受损大
目前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热潮出现了两种值得关注的情况。一是许多地方干部对城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认为城镇化就是大征地、大拆迁、造新城。
一名地方国土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对人均建设用地有指标控制，一些地方为突破指标，大做规划文章。特别是小城镇规划贪大求全，不切实际地提出十年二十年内人口要达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面积达到几十平方公里。他认为，正是这种贪大求全的盲目规划引发了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和圈地运动。
二是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取向出现“变味”苗头。有的地方搞城镇化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和用地不足，却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无疑极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有发生。江苏省溧阳市横涧镇黄岗岭村村民陈须法告诉记者，2005年村里引入外来资本承包了近千亩土地建茶场，由于租金每亩只有100元，村民们嫌低普遍不愿意出租。尽管如此，村里还是通过强行手段将村民们的地流转给了承包的老板。“当时我住院一个月，村委会趁我不在家，用推土机把我的一亩桑树地推平租给了茶场，对外却说是村民自愿流转”。
其次是土地流转和拆迁补偿偏低，公共服务没有衔接到位。记者在苏皖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各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不一，但总体标准过低，有的流转价格每亩只有100元左右；耕地一次性征用价格一亩也只有一万元左右，仅为土地的短期产出收益，而忽略了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以“统筹城乡”为旗号的城镇化最终成了“统筹土地”，忽略了社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保障措施的配套。
再次是农民处在分配链末端，利益“被弱化”现象突出。据了解，安徽省南陵县将大浦试验区作为土地整治整村推进项目，对现有分散村庄进行撤并，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统一安置，节约建设用地666.75亩。通过对原农民宅基地及部分滩地进行土地整理复垦，共新增耕地1223.75亩。这些节约出来的用地指标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置换为城镇用地指标，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负责试验区建设的企业，而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标准却仅为10元/平方米。而记者在其他一些地方采访时发现，有的地方农民连这10元／平方米的补贴都得不到。节约出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完全由政府所得。
记者在成都市采访时也了解到，在近6年的统筹城乡实践中，成都不断提高农民和农村在共享发展成果中的分配比例，但这一比例提高的主导者还是地方政府，在“分配比例、方式、时机”等关键问题上，农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平等谈判的能力。
城镇化不止是给农民个城市户口
周继坚   作者文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限制，意味着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跃过“农门”，成为“城里人”。在一些网友看来，农民进城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但也有人担心，城镇化会不会上演新一轮房地产“狂欢”，农民进城后生活没有改善，“穷居闹市”倒不如“安守农田”。
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5.7%，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已经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城镇化尤其迫切，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子女在城市上学、成长，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因此享受不到城市的配套福利，在利益和情感上都与城市隔膜重重。与此同时，业已显现的“大城市病”，一些地方重拆建不重经济、一锤子买卖式的急进现象，也频频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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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快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推进城镇化不仅是立足当前的形势需要，更是着眼长远的发展大计。城镇化要立足长远、谋划当前，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要立足各地实际，不能搞“一刀切”。我国大城市和小城市、东部沿海和中西部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均，城镇化就应因地制宜。当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荷不断加大，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问题，因此，推进城镇化不能仅靠大城市，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中小城市发展成本低、效益好、空间大，城镇化的愿望也尤其迫切，这正是城镇化的动力所在。城镇化要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城镇化建设和产业转移，逐步消弭城乡之间、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要兼顾各方利益，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单纯的拆迁改建，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就要在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户籍限制的同时，更加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措施，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土地保障的农民保障模式，让“新市民”获得稳定、较好的收入，转变思想观念，激活消费能力，在消弭身份差异的同时增进福利，真正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经济，强化城市认同。
要积极稳妥，不能一哄而上急于求成。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些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多盖高楼大厦，农民“洗脚上楼”，城镇化成了房地产化；有的追求快见成效，盲目上马大工程、大项目，结果浪费严重，教训深刻。城镇化应该是人和经济方式的城镇化，有了产业和经济的依托，城镇化才有活力；只有通过创新和提升产业特色来带动经济发展，城镇化才能少走弯路。中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正是提醒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多修“内功”，搞活经济，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城镇化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契机。既要大胆迈进，又要积极稳妥，才能让城镇化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