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江平难题”为哪般？

——《沉浮与枯荣：江平八十自述》读后

　　江平出传记了。

　　八十岁的人出传记本不是件新鲜事儿。但现在的江平是法律界、知识界乃至中国的一面旗帜，是大师、泰斗、“永远的校长”，其膝下弟子，“门下走狗”，故友新知、精神传人不计其数，其传奇故事、学问成就早已流布世间，传诵学界。学法者引为师尊、道友，爱惜者神交驰念，不胜崇敬，一如当年的胡适之，这样一个大人物的传记不是小事。

　　可写好这传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媒体方家已经阐述多次，似曾相识，却都传说归传说，版本大同小异，内容千人一面。何况记忆缩水，叙述多面，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信息？而有多少的粉丝、故旧就有多少点评家，有多少传闻逸事就有多少个点评家发布新见的切口。写作者该怎样的亦步亦趋，小心求证才能够让诸位大侠满意，又需要多少新证、新知，添点猛料、来点新意，才能够满足我们喜新厌旧的心理？太熟悉的背后或许就是太陌生，似是而非、鲁鱼亥豕，需要正本清源，去芜存菁，当然，也算是一做江平传记的理由吧。

　　还好，传记采取的方式很有深意：口述历史。

　　想口述历史既有传主本人的放胆言说，又有整理者的小心求证，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开专业到唐德刚先生的开风气，属于史家著作里颇见功力的品种，俨然史学著作的新宠。

　　试想，若单独做传，无论是传主本人的亲自操刀，还是史学大家的代圣人立言，如卢梭之于《忏悔录》，包斯威尔之于约翰逊，写得传神、深刻、有趣的还好，稍不留神，溢美与自我为美的习惯发作，那包装鲜美的作品好看归好看了，却徒有其表，难抵真意、真情与真心，真真地让你我为大师惋惜，为历史留憾，何苦来哉？

　　而口述历史既弥补了单著传记的“技术犯难”，也纠正了自传作品的自我为美，形式的选择上先胜了一筹。这种方式不但于史家著作颇有功力要求，要写得实，写得好，单单从我辈法律人的习惯出发，本人与整理人精雕细琢的二度创作，属于珠联璧合、“杠上开花”的合作作品，既有本人的内部确证，又有他人的再度矫正，还隐含着民法意义上的责任保证，于等待现货的读者，于留诸后世的研判者很是保险呢。

　　方式确定之后，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整理者，是谁，是谁能胜任这大胆艰巨，美意与幸运并存，赞誉与毁谤交织的神圣事业？快快报上名来！

　　陈夏红。与八十余岁的传主相比，这是位实至名归的“八零后”。小陈先生岁数八零后，思想却“落后”了八零人一个时代、两个时代，不知几朝几代呢，小小年纪的他异常醉心于年纪很老很老人的事，处女作《百年法律人剪影》即昭示了他的治学旨趣，学术意向，杨兆龙、吴经熊、钱端升等法律诸神的事迹由着他资料癖、考据癖的功夫一一浮出水面，算是在大陆法史学界形象地来了“法律英雄传”，他口述法史的事业也由此展开。在这样一个八零后宝马笙歌的时代，“陈八零”坐得板凳冷，乐得淘书乐，成了近来法学界里一名以修史做传闻名的青年才俊、后起之秀。可别忘了，他也是江平麾下的“法大学人”呢，这薪火相传、神气相通的劲头算是其来有自啊。

　　口述的路子，绝佳的整理者，路子对头了，怎么写呢？

　　想江平先生乃是识家中太过熟悉者。传记嘛，一般是先由熟识的人捧阅，再由爱慕者好奇探之，基本上熟人看，熟人判，七嘴八舌评论的，往往都是开口闭口“我的朋友”、“我的师尊”之类的人物。因此上，要想把这大名人的传记写完了给大名人的相对有名的朋友弟子看，那得有两道关山飞度才可：一道关山曰旧，就是那些我们知道的江老师故事是否属实，是否跟我所交游者、所知者对位，一道关山曰新，除了那些我知道的，还有什么新货给我看看？我想看！

　　写出旧已近大难，写出新可以说极难。旧之者，所谓走近历史，已近史家工夫，新之者，披沙拣金，增光添色，得有多少的学养与才华才成！所以，江平本人口述出些差错还倒可以，那整理书写的人弄不出新意来就难免遭罪了。而口述历史并非你口述我实录那般简单，还要多方求证，考据，旁证才成。真假之内容，方法之新旧，真是众目睽睽之下，虎视眈眈之望，看似荣光，口诛与溢美的嘴急吼吼地等着，不好做的差事啊。

　　一书读罢，冷静地说，作为同道中人，多少有想挑点儿毛病的心理，但我得如实相告，文本由内容到形式总体上做得很扎实，细节上提供的信息量非常之多，写史的手法、著书的做法独具匠心，值得特别得出结论：夏红，你做得不错！

　　先看气场。

　　全书随着传主命运的沉浮流转，心路历程的起落回旋，有个形散神不散的气场隐约可见，所谓变化中有和谐。

　　在线性的历史脉络里，口述者的记忆大体是浓淡交织，深浅不一的，这就要求编写者一方面沿着口述者的思路起承转合，保持住气场不泄，另一方面，又不能沉浸于口述者的叙说，跳出圈外，以史家的视角俯瞰、辩难、求证，这是一项极具功力且极为复杂的工作。若太过自主，问题得证，离题可能走远，自家话痕迹太重，叙述中出现了镶嵌板，难于保持一致。而本书的叙述基本上均在恒定的调子里，平缓多在，激越有之，却形神不失，看得出口述者与整理者间的默契，也看得出整理者下足的功夫，不易。

　　再看体例编排上，独具匠心、颇有意绪。

　　体例编排其实涉及的是如何为江老师的言行总结、归类，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江平老师的传奇人生论故事还好说些，留苏、反右、下放、复位等等，按照时间顺序叙说求证还可，最难的是如何处理传主的思想与学术贡献。这些思想与见识、心意与看法，学术求索与制度突破都不能单摆浮搁地静态处理，他是一个动态变化、不断生成的过程，有的思想见解、学术贡献可以很明显，细细叙述即可，有的可就不那么明显，掺杂在成长的过程中，变化于反复的情景中，跳跃难拿，难以归类。这个把思想与人生结合的处理是个考验。既不能太板，也不能太活。

　　且看，前三卷的口述整理基本是线性的，由小到大，由求学到育人，但也穿杂着作者的思绪、观点、甚至是一生的主题隐约出现了。比如，反右一节的追问：“争民主、争自由为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我带着它一直走到今天，最后走完我的人生！”这个追问似交响乐中反复出现的主调，时时浮现在全书的叙述中，无论是沉浮无尽，还是尊荣有加，后来的生活中，治学中，呐喊中，这个追问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命运旋律的变化时而加重、时而叹息，大有融汇贯穿之意。

　　后面两卷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地叙述着传主的思想与学术，一卷是居身体制内的“大立法时代”，一个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角色，这两卷的编排很有代表性，把握得也很好，但又不止于这些，依然穿插着传主的行迹，可以说，前后五卷有所侧重，但总体上叙事线索不散，气场一贯，且富有言说层次，很有意绪。

　　另外，各章分成了诸多小节，各有题目，长短不一，以短为主，不知是不是整理者的有意为之，一方面很好地照顾了现实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使言说叙述很有节制，感觉到传主本人的朴实、严谨，与激情四射、宏大叙事的江平形象颇有反差，值得注意。

　　三

　　江平有言：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

　　这话看似谦虚，其实颇合实情，一如他说他是法学教育家与法律活动家，算得上是清醒中允的判断。

　　一个于法学界如日中天的泰斗级人物声言自己不是法学家，那是什么？又为什么？

　　“沉浮与枯荣”，不是一个很点题的说法吗？

　　人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颠沛流离、朝不保夕，有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的幻灭，也有“老马无须心惆怅”直至“残肢逆旅未曾催”的自我安慰，无论是苟活，还是所学所思，皆不能逃避变态政治的无形神掌。

　　是啊，对于江平一代，政治之于人生，之于法治的牵扯太紧，不要说回避政治，关键是政治敲上门，看你有什么反应，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天地之间！

　　政治与法律联系得如此紧密，法律中人的命运与政治就更加纠缠不清了。自序中，江平细数了李慎之对他的提醒，这个提醒使得江平记忆犹新，也为今天所有不开生面的法制建设点破了机关。李慎之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

　　好一个法治离不开政治！多少个人命运的沉浮与枯荣，多少法治建设的翻覆无常都在一个政治不能清明的环境里轮番上演着，犹似泣血锥心的活报剧，悲情不断，忧思常在，令人一唱三叹，不胜唏嘘！

　　想江平一代出生之际，吴经熊、钱端升、杨兆龙、蔡枢衡等所谓第二、三代法学家正志得意满、谈笑封侯，译介者、著述者、立法者、宦海者，法学公民的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初现雏形，百年法制最有可能成型的也在于此。奈何，就在第三代法学家将舶来法律“中国化”的当口，也是江平一代弱冠求学的年纪，山河易色，政权更替，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万年不期之变开局，莫说法学家，一代中国人何去何从都成了考验。社会情势的急转直下，法制列车的突然转轨使得几代法学老英雄落花流水，事业不再，风光不再，乃至性命不再。新权当立，“全盘苏化”，社会主义法制成了唯一圣经。法学家间的代际传承，法律学问的继承与发展，从何谈起？

　　横空出世的“江四代们” 完全是推罢酒席重开宴，拳打民国，脚踢“旧法”，齐嚓嚓地把过去都斩断了。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既然政权是学着老大哥的，那法制列车的下一站必然就是向着苏联挺进。

　　革命的出现，并没有出现伯尔曼意义上的前后妥协，没有出现重大革命所确立的新法律制度延续、保持原来法律传统的情况。新革命一扫过去的“污泥浊水”，完全是重头再来的架势。

　　于是，横站于革命漩涡的江平刚大学，大学旋即被解放；刚解放，旋即被留学；留学刚归来，旋即被打成右派；刚打成右派，旋即被离婚；离婚新妇旋即结婚，离婚旧夫旋即又遭下放，刚下放，旋即致残，而下放老古董尘封多年，待政策解冻，旋即复校教书；旋即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旋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副校长，乃至校长，校长位子还未做热，风波横来，旋即被免职。这一系列的旋即复旋即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玄机复玄机，风行草偃，人命飞灰，却命不该绝，死而后生。江平便在这中国历史上最波诡云谲、大悲大喜的“三峡险滩”里载沉载浮，所谓“沉浮与枯荣”，忧患与安乐，故事奔涌，心意杂陈，成就了一代传奇。

　　尤其这最后一个旋即遭解职，使得江老先生一下子于悲剧中见真情，于危难中成名节，迥异于尸位经年的其他大学校长，终成“永远的校长”、代代法律学人的楷模与至尊。

　　这个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地参加民主运动的老前辈刚做大学祭酒不长，就遇到了那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面对着与自己当年年纪相仿、热情依旧的青年学子，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他的气节与立场感动了所有的人，也为此罢官丢职，虽在仕途上失去了位置，却在业界与知识界树起了声望，达至人生名誉的顶点。可以说，没有这场风波所表现的修为，江平不过是一个与他同辈学人差不了太多的一介知识分子，唯此大难，成就了自己的名节与声望，而迥异于其他普通的知识人，成为声名显赫、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

　　政治对个人命运的冲撞与摆布人人有份、随处可见，江平并不见异于同时代的人，而对他从事的法学事业而言，由于与政治的距离太近，可谓无一处不有影响，且特别值得我们明辨之、深思之。

　　整理者以“大立法时代”与“为法治呐喊”两卷的篇幅为江平的知识担当与学人责任做了描画，也为政治中的法治，法治里的政治进行了反思与追问。

　　立法与政治的关系自不待言，按照书里江平的话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观点和态度，对于一部法典的生死成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有时候，那些思想开明、意识敏锐的政治家主导着立法动议和进程，当然，也有一时所急下的仓促决定，不了了之式的跃进立法。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彭真、王汉斌、李鹏等代代主持立法的领导人对法制进程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关口，是他们在主导着法制建设大厦的一点一滴。其中，有击掌相庆不为过之的重建，也有拍脑拍肚下的突然撒野，使得立法进程充满了突变、梗阻，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中国式立法的特色极为明显。

　　老英雄在政治体制内亲历新时期的各项立法工作，为我细数了立法活动的前前后后，我们不会仅就立法的中国特色而浅薄浩叹，殊不知，那在法治初创时期也是在所难免，有其原由的。只是，通过江平的讲述，我们不断认识到立法也好、司法也好，全社会由领导到民众都应该养成像法学家那样思考的方式有多重要。

　　没有法学家的思维，我们的公共决策、司法判决、社会治理、市民交往往往流于情绪，缺乏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精神相去太远，那样，只会有质量可疑的立法，难以服众的司法，只会有律师权益的百般自保与市侩横行，只会有民粹情绪的暴虐发泄，而于社会建设，于法治中国的目标相差太远，这也是本书最后一节，江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所在。

　　“为法治呐喊”的江平越来越活跃于社会舞台的各个方面，相比于他基于专业的教学和立法，这种为律师正名、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以及与经济界的交往构成了江平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可以说，更能体现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更符合他为民主自由而不断抗争的夙愿。他的不媚权、也不讨好舆论，他对律师作用的深刻洞见等等，都是一个大写的形象，都反映着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愿望与梦想。

　　四

　　沉浮与枯荣是个形象的说法，无论是个人的荣荣辱辱，还是法制的悲悲喜喜，说破了，是因为有个“江平难题”。

　　“江平难题”是由两个鬼造成的，一个是自由民主鬼，一个“社会主义法制”鬼。无论他愿不愿意，逢不逢时，他的命运显见的是惹鬼上身，鬼打架般地内外夹击、纠缠不清，才拼贴、拆装、组合、定义了江平的一生，也活生生折射出法治中国的艰难面相。

　　“江平难题”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是一代人和几代人直至今日法律人依然纠缠不清的主要命题。

　　显然，这个“江平难题”也不是自由与专制二元对立那么简单，而是革命的中国到中国革命性变化之间一个难题，是革命的法律与法律的革命性变化之间的一个考验，按照伯尔曼的意见，这个难题源自于两大世俗宗教的狭路相逢，即自由的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刻对立与紧张关系，这个内在矛盾于法治中国的表现就是法律的忽生忽灭、忽东忽西，就是法治的自由民主之火刚起，社会主义的兜头冷水泼来！

　　这种对立之所以不是简单的西方法制与本土资源之战，不是简单的自由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之战，而是因为这种对峙和紧张充满了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情势、条件，难以一时道破的乱象与结局。

　　我们说，百余年来法制中国就是西风东渐的过程，就是向西方学法的过程，1949年的“全盘苏化”打断了这个向“自由的民主”的法治靠近的进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一方面，革命的到来使得新制度对旧法统没有对接、承续和继承，而是以阻断、告别的方式走向了“独立的”、自主的苏联模式，这显然是对伯尔曼意义上的“法律的革命”的一种反动。

　　三十年过后，情况起了变化，改革开放的中国法制建设不但要承继旧法统，所谓取其合理的部分，还要大面积、大范围地再度复制西方，无论是作为启蒙者的江平主持的“西方法律思想文库”，还是作为立法议员的江平主导的各种立法，“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渐渐退后，自由的民主的法治扑面而来，这段时间是江平最得心应手的时候，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自由民主鬼与时代的自由民主气息不谋而合，他对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充满了力量、尊严和期望。

　　市场经济的大潮使得江平一显身手，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与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作为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广泛的公共事件发表言论，大声疾呼和呐喊，心中都是想法治天下的梦想早日实现，他的自由民主梦一直如汩动不息的泉水，由年轻的教会学校到晚年的宝刀不老，一直奔腾于血液中未曾稍离。

　　而这之外，是他的学法苏联，是他回国后的“无法无天”，是复出后的跃进立法，是桑榆近晚后的“社会主义法制”重提，那个鬼跟影子一样跟着他，也未曾稍离。

　　这个“江平难题”如果简单地以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论调下结论未免太浅。殊不知，西方法律传统如今也遭遇危机，无论是所谓自由的概念，还是法制的结构，在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西方的法在政治与文化上遭遇的挑战是空前的。非西方文明与哲学开始怀疑它的普遍有效性，甚至于质疑它对西方自己都已经有些过时了。其中，最致命的怀疑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法律越来越脱离了个人主义，而趋向于某种集体主义，越来越偏离私法自治与自由放任，而趋向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倾向。西方法治有点儿不能自圆其说，有点儿情况复杂，“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偷偷暗笑、指手画脚，直至理直气壮地宣布起自己的特色来了。

　　是革命后的新的法制建设慢慢回归到“旧法统”，改变、延续原来的自由民主的法治传统吗？

　　还是，半斤八两，谁也好不了哪去，继续搞我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不好说，无法说，一切结论似乎都为时过早。

　　“江平难题”组装了江平“沉浮与枯荣”的生活，也依然拷问着他的膝下弟子、门外走狗和精神传人们，以江平为代表的一代法律人被悬置了，难以定论了，我们被问傻了，不知所言了。

　　这是为什么？

　　捧读这样的传记，我们一方面，浩叹唏嘘于法治建设的艰难，一方面凛然而感到一种深沉的责任，法律之于中国的意义太大，无论多少疾风暴雨，多少艰难险阻，但听到“只向真理低头”的呐喊，我们还有什么好畏惧的呢？

　　年过八十的江平依旧老当益壮，其结果是“流年自可数期颐”之后的“我所做的只是呐喊”，是肃然不笑之后的“信是明年春自来”，是声声犯难后的“我只坐在法律这一边”，是“法治天下”梦想的涛声依旧，没有一样是法治初成之后的志得意满，没有一样是告慰先贤的弹冠相庆，他的一生都艰难行走在法治未成的路上，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