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可以阻断血脉

    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黄国栋，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张老人的照片。她只是隐约听父亲黄铁夫说过，早在1950年，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丢下了妻子和孩子，逃离大陆，前往台湾，从此与家人失散，最终老死异乡，再未回来。

    这个32岁的湖南女子一度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和爷爷“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几个月前，她却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

    为了替年迈的父亲完成心愿，黄敏辞去工作，和姐姐一起前往台湾，在一个台湾普通公务员的热情帮助下，在异乡的陌生土地上，找到了爷爷的埋骨之处，并通过寻访，逐渐拼凑出爷爷的大致经历及种种生活细节。

    “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爷爷身上，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如今，谈起原本陌生的爷爷，黄敏有了另一番感慨，“知道了他的故事，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现在想起他，我的心里好熟悉，好亲切，好踏实。”

    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在女儿们的记忆中，父亲黄铁夫对台湾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情感”。

    和许多老人不同，黄铁夫最为关注的新闻是两岸关系。一打开电视，他肯定要先留意台湾新闻。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对着台湾的地图，一看就是小半天。

    年轻的女儿们并不知道，有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心愿，在父亲心中已经整整埋藏了50年。

    1961年，正在北京读大学的黄铁夫突然接到姐姐从湖南株洲老家发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亡速归”。

    母亲陈玉屏是在等待中离世的。黄铁夫听姐姐说，临死前，老人紧紧抓着女儿的手，留下最后的心愿：“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但子女并不熟悉父亲黄国栋。对于黄铁夫来说，自己的名字，是他记忆中能与父亲联系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细节之一。

    1940年2月，他在湖南耒阳县一处客栈里呱呱坠地。此时抗日战事正酣，39岁的黄国栋身为军官带领部队作战，无暇顾及随军的妻儿。小孩出生后，连一盆热水都无法找到，母亲只能用冷水简单地抹洗。为了寄托心愿，黄国栋给儿子起名为“铁夫”。

    “父亲是希望我的身体能像铁一般结实，在乱世中健康顽强地活下去。”黄铁夫说。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再败退。在与丈夫商议之后，陈玉屏带着个把月大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辗转回到老家株洲一个叫猫塘湾的村子。

    战乱年代的孤儿寡母，度日艰辛。在黄铁夫的记忆中，那些与母亲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的童年时光，充满着种种酸楚。

    在乡下熬过7年时间后，1947年，陈玉屏带着两个女儿和7岁的黄铁夫，前往湘西安江投奔丈夫。抗战结束后，黄国栋退伍，并在安江的一个纺织厂觅得一份稽查保安的工作。

    随后的3年，是这个家庭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光。在黄铁夫支离破碎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脾气暴躁、性格有些内向的男人。他至今还记得，父亲用扎扫帚的细竹棍子抽打顶嘴的姐姐，打断了好几根。

    新政权建立后，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感到恐慌。他匆匆离开大陆，经香港到了台湾，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湖南老乡辗转传回黄国栋已在台湾去世的消息。他还捎来老人临死前的口信，大意是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家人，连累了妻子和孩子，现在自己也残疾了，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

    这是在失散了几十年后，黄国栋留给家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讯息。

    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

    远走的黄国栋不会得知，在他离开大陆后，他留给家人的痛苦还在不断延续。

    母亲经常教育黄铁夫，不要和外人谈论自己的父亲，要“夹着尾巴做人”。见到聚在一起谈论父亲的朋友们，或是见过那些父子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黄铁夫总是默默地走开。

    那是个一纸档案影响一生的年代。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后代，这份档案始终跟随着黄铁夫，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数的困扰。

    1959年，黄铁夫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学校里，他成绩一直很优秀，平常的表现也很积极，但多次向组织上提出入党申请，都被拒绝。一个相熟的朋友私下里告诉他：“别想了。你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基本都留在了北京，只有黄铁夫和另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被分配到了新疆一个工厂工作。在那里，虽然他的工作表现也很优秀，但始终未获提拔。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66年文革开始，一天早上，农场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批判反革命后代黄铁夫”的大字报。与他相恋数年、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受不了这种压力，和他长谈了一夜，最终分手。

    此后的数十年里，黄铁夫始终郁郁不得志。他辗转了数个省份，新疆、陕西、河南，换了数份工作。一直到今天，他都没能实现入党的心愿。不过，他的4个女儿一直都很孝顺。2003年，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把他和妻子从郑州接到了北京，买了房子，过上了平静的晚年生活。

    但老人的内心里，始终埋藏着母亲临死前的那个嘱托。

    前些年，两岸关系时松时紧，黄铁夫始终不敢向女儿们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一直到了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开启了中国国民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大陆之行，并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铁夫慢慢意识到，现今的两岸关系，“和以前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那个压抑了多年的想法逐渐开始萌动。2008年起，黄铁夫多次和女儿们提到，想去台湾找找她们爷爷的下落。

    起初，女儿们都不太理解，老是问他：“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想找到爷爷？”

    “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血浓于水，他终究是我的父亲啊。母亲苦苦地等待他回来，最后也没能等到。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黄铁夫眼圈泛红，哽咽着回答。

    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

    黄敏一开始也并不明白父亲的内心。她甚至觉得，“爸是不是有点太闲了？”

    直到今年年初，她从深圳来北京看望父亲，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模样，她才一下子理解了父亲的感受。

    “他为人子，我为人女，我内心有多牵挂他，他的心里也一样。”黄敏说，“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我要找到爷爷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奶奶身边。”

    另一番考虑是：姐姐们在北京，在父亲身边伺候着，自己远在深圳工作，帮不了太多。那么去一趟台湾，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也算是尽孝的另一种方式”。

    从5月开始，黄敏辞去了工作，开始四处寻找可能与爷爷有关的线索。

    在家人的印象中，黄敏是个倔强、执拗、做事极度认真的人。她先后当过新东方学校的英语老师，开过户外用品商店，辞职前在深圳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房产中介。

    “只要她想好的事情，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三姐黄湘君这么评价妹妹。

    “靠谱！我就没见过比她做事更靠谱的女人！”二姐黄湘绣赞叹道。

    黄敏先后给海协会、海基会、台湾红十字会、退辅会、荣民之家、殡葬管理所、台南第一公墓等众多部门，打了将近500个电话。那几个月，家里的电话费高达2000多元。

    但她没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毕竟，年代太久远了，黄国栋的个人资料又极其匮乏，只知道他是在台南市去世的。

    “茫茫人海之中，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孤苦老头呢？”在家人眼中，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个湖南女子身上的“犟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订了去台湾的机票，还找了一家相熟的公司，办下了去台湾的30天商务签证。“找不到爷爷，我就不回来了！就算被人当成偷渡的，我也不回来！”她说。

    三姐黄湘君原本最反对妹妹去台湾。“有这心思，不如对活着的人好了。”她常这么劝妹妹。但看着黄敏主意已定，她又担心妹妹的安全，姐妹商议之下，黄湘君决定陪妹妹去一趟。

    眼看着去台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依旧没有黄国栋的具体信息。一天早晨醒来，黄敏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联系台南市的户籍机构试试。她查到了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的电话，便拿起了话筒。

    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如果陈育腾没有接到这个来自深圳的电话，或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

    现年53岁的陈育腾，是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行政股的股长，这是台湾公务员系统里最为基层的干部，负责的是所里的行政后勤工作。具体的户籍办理事务，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那天，这个岗位的同事因事休假，他只是暂时代理。

    在接到黄敏的电话后，他很耐心地听这个“大陆女生”念叨了20多分钟。因为心情急切，黄敏说话的速度很快，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比较复杂，当时，陈育腾并不太明白黄敏的意思。

    “我还在想，这个女生说话怎么这么着急呢？”事后，他笑着说。

    不过，他还是请黄敏把相关资料发到自己的邮箱。随后，他将黄国栋的名字输入全台湾联网的户籍资料数据库里进行了搜索。跳出的结果，有100多个同名的“黄国栋”。

    根据黄敏提供的信息，陈育腾又做了第二次筛选。筛选的结果令他感到惊讶，在台南市东区户政事务所的档案里，竟然发现了黄国栋的死亡登记证明。

    当陈育腾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敏时，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许久。

    “天啊！是真的吗？我当时就感觉血往脑袋上涌，涨得都快炸了！”黄敏兴奋地回忆道。

    在黄敏的想象中，工作做到这儿，陈育腾就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毕竟，档案是在东区户政事务所，不属于南区的管辖范围。但接下来陈育腾的敬业态度，却让她感到吃惊。

    陈育腾并没有将工作转到东区，而是将这个案子上报相关领导，并将其列为督办案件，这就意味着他要负起“办到底”的责任。他还告诉黄敏，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咨询任何内容。

    在得知黄敏已经订好机票要来台湾后，陈育腾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详细地告诉她如何抵达南区户政事务所的路线，并告诉这个素昧平生的大陆女生，自己会去车站接她们。

    2010年7月6日，黄家两姐妹终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班机，开始了她们历时13天的“寻根”之旅。

    在台南市，陈育腾接到黄家两姐妹之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她们的行李，把她们安排住进了户政系统的劳工之家，并且还前前后后检查了房间的各种设施，生怕有什么问题。

    寻找黄国栋的案件，原本已被列为“督办”，陈育腾可以占用工作时间外出。但他还是专门请了5天假，跟着黄家姐妹办理相关事宜。这就意味着，他要损失5天的工资。

    “这是公事，但又不完全属于公事，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活儿。不请假呢，好像有点占公家便宜。”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黄家姐妹在台湾的13天里，陈育腾没有让她们坐过一次公交车，也没有让她们打过一次出租车，都是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个个相关部门来回地接送。7月是台湾最为炎热的季节，连汽车坐垫都烫得无法坐下去，车里的空调开到最大，人依旧冒汗。

    有4天时间，劳工之家的房间已经提前预订出去了。陈育腾和妻子林南慧就把黄家姐妹俩接到家里住，林南慧还亲自下厨做饭，为的是让姐妹俩在异乡能感受“家的温暖”。

    事后，黄家姐妹才知道，那些天正好赶上陈育腾的岳母住院做手术，但陈育腾为了陪她们，无法去医院看望。这让姐妹俩深感内疚。

    “这实在不像是接待素未谋面、丝毫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就好像他身上有着代表台湾政府负责与大陆友好往来的使命似的。”黄敏说，“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么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曾有人问陈育腾：“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的工作本就是为民众服务，不分任何等级、阶层、地位、地域，既要讲程序，也要讲情理。”陈育腾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更何况，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有这分孝心，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地有意义

    黄国栋的模样，在姐妹俩和陈育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根据台湾户籍资料数据库的信息，黄国栋于1954年由香港迁入台湾台北市，地址是大安区黎顺里17邻和平东路三段267巷9号，随后又经历了4次迁徙，在台南市东区仁爱之家生活了4年后，于1972年12月25日离世，葬于台南市南山公墓。

    在复印的户籍登记簿上，姐妹俩还发现了爷爷的身份证号“H10108280”。这是失散60年来，黄家人第一次得知黄国栋的生活细节。看着这串原本普通的数字，姐妹俩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那个时候，我突然间知道了，其实我对爷爷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之前它一直藏在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黄敏说。

    “之前，我一直反对妹妹来台湾，直到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地有意义。”黄湘君说。

    随后，陈育腾又带着黄家姐妹，找到了台南市仁爱之家。不过，这已经不是当年黄国栋生活过的环境了。原本台南市光华街199号的仁爱之家旧址上，已经盖起了居民公寓楼，仁爱之家的新址迁到了新都路。

    仁爱之家的工作人员，从仓库里汗牛充栋的旧册子中找到了黄国栋的登记资料。在这本早已发黄霉烂的旧册子上，清晰地写着黄国栋的名字，死亡日期是民国61年（公元1972年）12月25日，死因是“孤苦、高血压”。

    姐妹俩还寻访到了当年仁爱之家的主任、现年74岁的沈祖丕。从老人那儿，她们终于知道了爷爷晚年生活的一些片断。

    在黄国栋生活的那个年代，这里还不叫仁爱之家，人们通用的称呼是“乞丐寮”。政府在马路上收容了流浪汉和孤苦老人后，就送到这个地方。

    沈祖丕已经老了，过去的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但他却记得黄国栋。退休前，黄国栋曾在台北一家纺织厂做过保安，但一直都是单身，晚年无人照料，才被政府送到了收容所。

    在沈的印象中，黄国栋是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人，但和其他老人喜欢聚在一起不同的是，黄国栋的性格很孤僻，无论走路、吃饭、做事，他总是一个人。

    沈祖丕还告诉姐妹俩，老人是在病痛中离世的。在老人死后，收容所委托一家名叫“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在南山公墓的一处山坡上挖了个坑，草草掩埋。坟前的墓碑，是一块简陋的木板，用毛笔写了“黄国栋之墓”。在那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这是收容所的惯例。

    从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

    已经没有人知道，黄国栋究竟埋在何处。

    在沈祖丕的记忆中，黄国栋的埋骨之处，是在南山公墓F区福州同乡会牌坊附近的一处山坡上。但几十年过去了，简陋的木头墓碑历经雨打虫咬，早已不知所踪。

    姐妹俩找到了那个叫做“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但当年埋葬黄国栋的那位老阿姆早已离世，现在经营殡葬所的是她的孙子。翻遍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她们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2000年的时候，南山公墓对现有坟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所有能够找到名字的逝者，都登记在一本五六厘米厚的册子里。黄敏借回了这本册子，晚上在酒店的房间里细细地翻看。

    在已经略微发黄的册子上，登记的都是逝者的名字，还不时闪过“棺材一副”、“无名女尸”之类的字眼。此前，姐妹俩碰到“这种事情”，“能有多远就躲多远”，但在那时，她们不得不“硬着头皮”。

    “我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勇气。”直到今天，想起那一幕，黄湘君还心有余悸。

    “我一边看，也在一边安慰自己，即使真有魂灵，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也会友善地对待我们。也许，他们还会帮助我们通知爷爷，托梦给我们呢。”黄敏说。

    但爷爷似乎没有听到孙女这个小小的心愿。翻完册子，姐妹俩还是一无所获。黄敏决定，亲自到F区的那块山坡上去找一找。

    那块山坡原本是一处乱葬岗，杂草已经有一人多高，此时又是炎热的夏季，姐妹俩在草丛里钻上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脚下到处都是没有墓碑的荒坟。她们前后去了3次，走遍了山坡，也没有任何发现。

    7月19日，是姐妹俩在台湾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她们和陈育腾一起，带着一堆祭品，又一次来到了这块山坡上。她们找了一块空地，蹲下来，点燃了纸钱。

    “这38年来，都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爷爷在天上一定能感觉到的。”黄湘君心里想。

    黄敏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她垂下头去，低声地念道：“爷爷，我和姐姐专程来台湾看您，给您多烧点纸，祝您在天堂过上好日子。爷爷，您回去看看奶奶吧，她很想念你。爸爸生病了，望您保佑他健康。您愿意跟我们回大陆，还是留在这片土地上，请您告诉我，我会按您的意愿照办。愿您保佑我们全家。爷爷，我们还会回来看您的，再见。”

    念完信后，她把这张寄托了心愿的信纸放进火堆里，然后给爷爷磕了三个响头。

    临走，黄敏抓起一把山坡上的黄土，用纸钱包好。她要把这些爷爷埋骨之处的黄土带回大陆，等回到湖南老家祭拜奶奶的时候，撒在奶奶的坟上。

    我们帮奶奶和父亲完成了心愿，也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回忆起发生在3个多月前的这幕场景，黄敏觉得依然历历在目。在她看来，这趟异乡13天的寻根之旅，是她32年人生中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觉得离爷爷好近啊！”黄敏说，“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管他。我们帮奶奶和父亲完成了这个心愿，也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家和亲情的意义更大呢？”

    除此之外，她还收获了其他一些东西。

    此前，黄敏对于台湾这个小岛，就像对爷爷一样地陌生。仅有的概念，也只是小学语文课本上的“日月潭”和“阿里山”，还有历史课本上的“统一祖国”，她一度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但这一次，她的感触良多。

    台湾的普通民众，对来自大陆的姐妹俩非常友好。但有时她们会碰到一些听起来很“雷人”的问题，比如“北京有麦当劳吗？”“原来你们大陆人也穿得这么洋气啊？”这让姐妹俩又好气又好笑。

    得知姐妹俩寻找爷爷的事情后，台湾几乎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派专人前来采访。有个记者当面感慨道：“落叶归根哪，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明白的。”

    而给黄敏印象最深的，还是台湾公务员的服务精神。

    不仅仅是陈育腾这样的“特例”，在她接触的众多台湾政府部门里，绝大多数公务员的态度都热情而彬彬有礼。她至今还能模仿台湾公务员向她介绍情况时的惯有腔调：“黄小姐，我向您报告一下。”

    “‘报告一下’，搞得好像他们是我的下级一样。”她抿着嘴笑。

    为了感谢陈育腾的帮助，在临走前一天，黄敏瞒着陈育腾，熬了一夜，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感谢信，还专门定做了一块匾。她想第二天去台南市政府，当面交给市长。

    黄湘君觉得妹妹“是不是疯了”。“你一个平头小老百姓，还想见市长？连大门都进不去！”她说。

    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让黄湘君感到意外。台南市政府的大楼前，并没有她想象中的警卫森严，普通民众可以随意出入办事。黄敏拿着感谢信和匾，直接“闯”进了市长办公室。她亲手将东西交到了市长手上，还和市长合影留念。

    此后，台南市政府把这封感谢信发到了市里每一个公务员的邮箱里，公开表扬陈育腾，要求“各单位学习陈育腾为民服务的精神，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当然，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荣誉与奖金。

    在黄敏的观察中，虽然台湾的城市建设不如大陆，但“整个社会的服务体系与保障体系非常完善，普通老百姓应有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这让她觉得，自己以前对台湾的印象，是“多么地可笑与无知”。

    “隔绝得太久了，这不仅造成了我爷爷这样的悲剧，也让两岸的民众彼此都感到陌生。但现在，我们终于开始了解台湾，台湾的老百姓也开始了解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这么走下去吧，会越来越好的。这是我献给爷爷的祝福，我也把它献给台湾。”黄敏说。

    对于这趟寻根之旅，台湾的一家媒体发表评论称：“落叶归根，是两岸国人共同拥有的朴素真挚的内心情感……这两个大陆女子在台湾公务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祖父的埋骨之处，这是在两岸关系逐渐改善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最有意味的故事……”

    不要再因为政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承受不应该有的悲剧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0月16日，在黄家姐妹的盛情邀请下，陈育腾从台湾来到北京，实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

    黄家人带着陈育腾游览了北京的各处名胜——长城、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他还特意要求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因为他的儿子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某种意义上，这里也是我儿子的学校。”他说。

    在北京的一周，陈育腾多次沉醉在古都悠久的历史里，但他更惊诧于北京的现代化。“这里的高楼大厦和马路，比台北的气派多了。”他称赞道。

    这个53岁的公务员，出生于台南，祖先是台湾的汉族原住民，和大陆并没有近的渊源。但奇怪的是，陈育腾经常会梦到从未到过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他第一次望见大陆的土地，是在金门岛上遥遥地望着厦门，那一刻，他说自己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陈育腾很难解释这种情感，“只能说，在血脉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10月21日，在陈育腾临走前，黄家人在北京北四环外的一家烤鸭店设宴为他送行。黄铁夫也来到了饭店。这位70岁的老人，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

    黄家姐妹都带上了各自的丈夫和孩子。看着眼前儿孙满堂，黄铁夫老人心情非常好，更让他高兴的是，帮助自己找到父亲下落的“恩人”，此时就坐在身旁。他与陈育腾交谈着，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

    酒菜上齐，女儿们提议，让黄铁夫说段祝酒词。老人站起身来，端起酒杯，想了一会儿，说道：“……在我心里，不管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同一个祖先，同一种血脉，不要再因为政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承受不应该有的悲剧，希望我们早早地聚在一起，成为和睦的一家人。”

    话音刚落，二女儿黄湘绣的儿子、3岁的蒋文瀚——这张酒桌上年龄最小的人，奶声奶气地说道：“我们都是一家人。”

    找到黄国栋的资料，大家都很高兴（左二为黄敏、左四为黄湘君、右二为陈育腾）

    沈祖丕（右一）在回忆黄国栋

    黄敏与台南市市长许添财合影

    黄敏与陈育腾紧紧拥抱

    黄国栋的户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