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选举

　　中国自隋唐发明科举,这就意味着中国要走上民主选举将会更加困难重重。有人将科举制度的发明,视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且说西方国家直到五百年前才开始有类似的考试取士制度出现,比中国几乎晚了近千时间。这纯粹是胡扯。中国的科举考试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公务员考试。不仅考试的功能不同，而且考试的方式方法与考试内容都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只是限定在事务官范围内，而对于政务官，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官员，常常是要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而且还要随时随地接受自由独立的新闻舆论与独立司法的监督。在这里混为一谈，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通常就表现在如何选拔人才来为社会担当大任这一点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

　　早在孔孟之前，中国的官员基本上是贵族世袭的。那时流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因此，那时要出人头地，出生在什么家庭，有什么血统，那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些时候，这个位置之所以归他所有，不是他有什么特别能耐，而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或者他是贵族的弟子。就这么简单。这种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大家各安其份的时候，社会纷争还是会相对少得多。但是，这样的社会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本位。这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你是什么角色，你就要认同什么角色。如果有僭越的，这就是天大的叛逆行为了。因为，如果能够容忍以下犯上，篡党夺权，天下势必大乱。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看见季孔氏“八佾舞于庭”时，会感觉那是忍无可忍的事情，会发出神经质的过敏反应，喊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几近歇斯底里式的尖叫声来。(语出《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似乎少见多怪。季孙氏有钱，在家庭舞会时，多请几个美女唱唱歌，跳跳舞，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孔子时代，这些现在看来的私人享受，都是带有政治身份色彩的。就像今天你一个副部级官员不能够享受到正部级待遇，更不能够享受副总理的待遇一样。八佾舞当时是天子才能够享受的。而季孙氏只是鲁国国君下面的一个权臣。即使是鲁国这样的小国国君，也只能够享受“六佾”舞，他季孙氏只是鲁国国君下的一个官员，竟然敢越两级享受。就像今天一个副部级官员直接享受国家主席待遇。这不是享受得起享受不起的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越级享受，那便是犯大忌的。孔子是这种等级制度的极力维护者，或者说就是周礼的守夜神。当然，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因为，他弄的那单生意——祭祀活动，就是建立在按照级别来办的。照说，越级对孔子的生意不是更好吗?其实不是的。越级意味着孔子礼教秩序混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抢了生意，像当年的少正卯那样“三盈三虚”与孔进行生源战，让孔子好不辛苦。因此，他拼命必须维护这种话语霸权。

　　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一套礼制来约束庶民。约束的办法之一就是向他们灌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这样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孔子一生都在维护这种等级特权秩序，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其实只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可惜的是，那时科举制度又还没有发明,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一生求官不得,但是此后几百年之后,就按照他的说法选拔官员了。所以，只能够直接向诸侯的君主要官。他今天跑到河南省省政府要官，明天又跑到河北省要官，不知道究竟跑了多少国家与地区，所到之处直接要官：“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路篇第十三·十)那时孔子求官不得是正常的。因为，那时讲究身份与出身。而孔子家族虽然上推五百年，身份可能还显贵，但是，至少孔子出生所在的家庭是极其贫穷的。所以，孔子其实一生都非常自卑。特别是当他面对高级官僚的时候，因此，他这样说：“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样的：太宰问子贡：“老师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子贡说：“老天本来就要他成为圣人，又要他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贵族会有这么多技艺吗?不会有的。”当太宰向孔子的学生子贡称颂孔子精通六艺，学问渊博的时候，孔子并没有为自己后天努力获得的成就自豪，反而为自己的出身低贱而烦恼，恨自己生错了家庭，要是天生就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应该是多好啊。孔子有这种感叹，其实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一官难求，就是因为他不是贵族出生，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这种文化渊源，其实就不难理解最近发生的河北大学李刚事件中李启铭为什么要向众人喊出：“我爸是李刚”来了。孔子当年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爸爸，所以，才落得到处碰壁，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这种境遇，如果不是长期切身体验,怎么会有那样深刻感受?

　　但是，时代的发展注定了，孔子所梦想的周公礼制必然没落。为什么?因为遗传基因虽然重要，血统也能够保证一些纯良有才的贵族，但是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仅靠血统是难成才成器的。因此，贵族靠血统维持必然衰败。因为，越来越多的富有卓越才华的人，被压制在社会底层，导致社会因聚集大量有能力，有智慧的人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就像座在一座活火山上一样，随时有可能爆发。其实，孔子时代就已经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了。其实当时只有顺应潮流，才是正道，但是，孔子为照顾其祭祀的生意，却顽固地阻拦历史的车轮滚滚。结局只能够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虽然是气话，但是也说明，孔子时代其实也已经是左右为难，前途迷茫的结果。

　　暴秦结束，到汉代建立。这个时代，慢慢地就开始注意到民间选拔人才任官，担当大任了。因为，春秋战国时的长期内乱，到秦亡于二世，都是因为，上面没有得力的人才，而下面的精英又没有及时得到利用与控制。因此，当这些能人被埋藏于社会的底层的时候，整个社会随时都可能因有人揭竿而起。因此，到汉朝的时候，就开始到民间去推荐人才。那时叫“察举制度”，其实就是考察____推荐，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领导推荐，组织部考察的程序一样。什么人有权考察与推举?就是官员与富人。可以想见，这种察举制度的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表面上是打破血统垄断，其实只是找了一个借口。“举孝廉”其实是当时重要的内容，或者叫“孝廉察廉”，它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名义上“举孝廉”既选吏，又选民，重品德。在广泛选举人才、引导官员，实际上就是滋生“官二代”、“官三代”与“富二代”、“富三代”，为什么只说三代?因为，中国自古“富不过三代”，常常是富不长久，因为中国的权贵富贵，常常是在“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背景下。官场腐败和富人家的败家子、狗少恶少，常常富不过三代，便家道中落了。其实这种人治的政治，早在汉代时就不行。那时推荐考察过程极其腐败，几乎完全是权力交易的结果。所以，当时就有资料表明那时虽然确也有一些，被举过孝廉，是至廉至孝的人，但也包括太多的弄虚作假、道貌岸然之辈，象汉朝就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结束这种状况的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那时中国人开始发明“九品中正制”，这直接为中国的科举发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制度开始有一些可以依凭的条件与原则了。比如，当时推荐选官，就必须要有一个评议制度。其标准比如魏晋时，标准主要有三个即：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也就是说，即使订立明规则，明确条件，那最重要的条件也仍然是家世。也就是说，如果你家爷爷有做官，其子其孙做官也就相对要容易得多。只要所谓的“德”与“能”勉强过得去就可以。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可想而知，这种主观评议，也仍然是官官相护，互相提携，仍然没有平民什么事。因为，标准中，家世不能变。没有人能够选择家庭出身，而偏偏这一条又是最重要的。其两条：“德”与“能”都是随人主观评定的。因此，九品中，仍然是上品少寒门，下品无士族。

　　这就直接引发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诞生。因为，隋朝是一个超级短命的王朝，因此，科举的真正兴起其实是在唐朝，这就是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豪的所谓空前盛世。凭良心说话，唐代的科举制度还算不错。因为，那时考试科目很多，可选择的余地很大。既可以帖经，就是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也可以考试策论，即进士科，甚至还可以考诗词歌赋，那时考试这些，还是需要有一点创造活力的。虽然，这些考试一个大诗人都没有考出来，反而是那些常常落榜或者科举考试名次较差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成为了唐代的大诗人。

　　这个科举制度自隋唐发明以后，一直在中国延续了1390年，中经宋元，直到明清才结束。明朝之后的科举十分枯燥乏味。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出身贫寒、当过乞丐、做过和尚的社会底层贫民，自小因家境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因此，对于那些引经据典、繁文缛节、连篇累牍的东西十分反感。因此，他规定了科举文章，只能够写八段，这就是经历中国五六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八股”有哪八股呢?就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空洞,形式死板。如果说唐太宗在科举之后，面对那些考中进士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多少还有一点道理的话，自朱元璋之后的“八股”取士的结果就只能够是：“天下王八尽入吾彀中矣”了。因为，“八股”在残害人的天性，消灭人的创造力方面真是功德无量，简直是一网打尽。这开拓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大规模制造伪知识与一级脑残人物的时代。这种帝王家业安全第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其实那时就已经定了。为了天下农业的安全，宁愿要你脑残，也不能够让你富有聪明才智。效率诚可贵，公正价更高，为了维稳故，二者皆可抛。

　　后来陶行知先生在其教育名篇《伪知识阶级》一文中说：“皇帝引诱天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在工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驸马爷，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穿破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了。”想想看吧，一个男人一出生就面临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地赶他进圈套，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但是，这就是中国千年来的历史面貌。可见，这种制造脑残的规模经营效应是上下一致合力共谋的结果。这与现代的高考制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陶行知先生还说：“皇帝与民争，用伪知识消磨民间的天才，确是一个很妙的计策。等到民间的天才消磨已尽，忽然发生了国与国争，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一比是拿鸡蛋碰石头，那有不破碎的道理!鸦片之战，英法联军之战，甲午之战，没有一次幸免，皇帝及大臣才明白伪知识靠不住，于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未始不是一个转机。但是政权都操在‘伪知识’阶级手中，他们会培养真知识?他们走不得几步路，就把狐狸尾巴拖出来了。他们自作聪明的把外国的教育制度整个的抄了一个来。他们曾用眼睛、耳朵、笔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不上的伪知识。”(华中师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伪知识”阶级》《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86-93页。)

　　有了科举制度为什么就不可能会有选举制度呢?这里的情形是一目了然的。一是先让人脑残，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其奴性;二是，用高官厚禄来引诱，使大家从骨子认同这种制度的美妙，使人世世代代为那点功名忙碌而无暇他顾。使帝王将相将能够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就用科举的办法，大大地消解了因为底层民众中的精英无路可走起而造反的可能性。科举就像一个社会安全阀门，随时随地减压。但是，减压的方式却是以保住家天下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惜奴役、愚弄天下百姓，消灭他们的思考能力与创造力。中国自古以来发明创造少，就是与这种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

　　这也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艰难。因为，中国貌似有一个比较客观公平的选拔制度，其实，是以培养奴才，灭绝人性为代价的。因此国家积贫积弱，国民愚昧无知就在所难免。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时候，奴才们常常耀武扬威，鞍前马后，倒也还能够过得去，但是，一遇到像鸦片战争那样的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所谓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就束手无策。像文天祥这样的状元，就只能够“无事袖手谈心性，国难一死报君恩”。

　　今天中国的高考再次让中国历史上的科举之阴魂不散。高考——科举;举孝廉——组织考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当今的官二代与富二代。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起来。谁说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变革社会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有科举，中国的选举就特别艰难，甚至是遥遥无期。当今中国多少学子，他们的家人族人都在像当年的科举一样，拿着鞭子把他们往吾党所设置的圈子里去赶。而且现在的圈子要比那时还要多得多。即使当到教授，还不断地有新的圈子，像金箍咒一样，紧紧地套住你，象幽灵一样，紧随着你，伴你终身，甚至影响到你的后代，让活人总受死人的牵连,使人世代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