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之后的媒体

台湾解严之后的媒体

(2007-07-24 14:12:11)转载 标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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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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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分类： 他山之石     20年前，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
    一夕松绑，百花齐放。解严之后，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而历史学者秦风也发现，“以前常年认为的‘捣蛋分子’，突然和执政党平起平坐了”，一开始“还真不习惯”，“新的价值体系，需要学习”。
　　不过，解严之于台湾，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媒体，和管媒体的机构。
　　1988年元月“报禁”解除后，紧随而至的，是不断冒出的有线电视台、报纸、杂志，用台湾媒体的话说，是“春雷一声响”，“所有报老板与记者都铆足劲，好像等待开跑前的预备哨”。
　　“过去的禁忌没有了，各种形式的深入报道与调查报道出现，媒体加速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第一位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徐璐这样对《自由时报》说。
　　而据于宗先观察，“有了表达的自由，社会运动反而少了”。
　　那一年，现任职于《中国时报》的夏珍刚进入报社不到一年。“我们已经没有了前辈记者的感受，什么地方是禁区，什么地方要曲笔，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7年，《中国时报》固定12版，现在已经发展到至少36个版。同样经历了真正市场化的发展的，还有《联合报》、《自由时报》。它们迅速取代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成为台湾“三大报”。
　　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的还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曾经管理所有媒体的机构，迅速失去了曾经享有的“尊荣”。
　　“文工会偶尔还会来电话，让我们不要报道什么事。”夏珍说，“报社老板有时候会给面子，但是下面的编辑记者，谁也不会理会这样的招呼了。”
　　现任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的张荣恭，彼时也在“文工会”担任“非正式职务”。他回忆说：“以前都是文工会的中层直接打电话给各个媒体的高层，解严之后就反过来了，文工会的高层打电话给媒体中层，人家也爱理不理了。”
　　“国民党的身份变了，凌驾在上的心态和作风也必须改变了。”张荣恭说。“文工会”后来改制成为“文化传播委员会”，主要职责也变为“与媒体沟通，为媒体服务”。张荣恭一度任其主委，“我们唯恐怠慢了媒体。”他笑着说。
　　“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
　　“得益于台湾四十年地方自治选举的民主训练，和经济大发展后很小的贫富差距，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混乱。”秦风说。
　　而国民党反倒是经历了一场深刻质变。到1990年，台湾政党总数已经近百，“国民党也只是在民政机关注册的政党之一了。”张荣恭说。
　　如果说1988年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党内民主进程推向纵深，那么，1996年国民党正式推动“总统直选”，“则可以说国民党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苏起说。“这正是国民党在解严之后，最大的收获所在。”
　　但是第二次“总统选举”失败，国民党失去了政权。
　　“失败原因不在于解严，而在于自身分裂。”苏起说。于宗先还提到，“从李登辉时代开始，财团的政治献金泛滥，甚至成为了常态。”“执政党对自己没有了约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秦风分析说，“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自新的机会，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张荣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诚如施明德的观察，“戒严太久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现在的台湾社会，谩骂、怀疑、攻击、争权夺利、算老账，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
　　“解除戒严20周年，到底是在庆祝什么？难道只是庆祝一个党取代了另一个党吗？”施明德这样问道。
　　“解严对台湾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台湾社会开始学习认识人的尊严与平等价值，思考更为开放，观念更为多元，生命力也更加自由亮丽。”《中国时报》的评论，似乎是一个回答。
　　在于宗先看来，20年来，有两种力量很了不起。“立法院，政党们可以在这里互相揭短、攻击和辩论，执政党很难为所欲为，因为有对手在看着；另一种就是狗仔队，除了最高长官们，做大官的人都有狗仔队在盯着，一不小心就会被拍下来。这也是约束的力量。”
　　秦风的阐释是：“20年来，民主宪政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不少。”“而这种源自社会民心的民主宪政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收获。对国民党如是，对台湾如是。”        （摘自2007-07-19南方周末《台湾解严20年》.采写/郭力余力 Aud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