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学到了什么？

　　[内容摘要]：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强大而全新的敌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效法苏联，一度进行过一场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到军队组织建设、军事教育、训练的革命，从强调革命军队到强调现代化军队，使中国军队初具现代化军队的形态。令人惋惜的是，后来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积极成果未能延续。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很有些像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红军的影响。

　　二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军队色彩、强化现代军队色彩的巨大的变革。苏军恢复“旧制”，是从战场上极其惨重的伤亡中获得的经验，二战结束后，苏联高层对二战的全面反思检讨，强化了这一方向的转变。

　　对一直效法苏联的中共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经验与苏联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军队与苏共军队战争观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国军队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交手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军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

　　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共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共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战争的形势让中共高层意识到，军队的现代化迫在眉睫，并且在内部形成一股人人争说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风潮。随着苏联军援的深入，苏联军事顾问影响的加大，这种讨论氛围日益热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以“国防军”之名替代“解放军”称谓的趋势，以体现出正规化色彩。而对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在中共高层的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尖锐反省。

　　1953年10月2日，彭德怀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的精神。

　　彭德怀强调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是步兵加上飞机坦克，而是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正规作战。建设现代化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技术和科学知识。

　　毛泽东虽未曾如其他将领那样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说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给军事学院不公开的训词中说，在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限制，军事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装备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军纪，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这在过去是必然的。

　　次年1月，毛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又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195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还说：“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毛对游击战与正规化的效用与看法历史上却多次摇摆，类似前述的话在抗战前即已说过，抗战中又转向，朝鲜战争后转回来，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转回去。综合来看，与当时中苏关系、个人经验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具体情境高度相关，不过，毛对武器、资源等因素从来高度重视。

　　陈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学校成立大会上，也要求与会者“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过去因为条件限制，只能“打夜战、近战、游击战”。

　　陈毅总结说：“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刘伯承领导创建的解放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中央军委赠送的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那个时期，中共一心向往正规代现代化，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构建出一幅从军事思想、国防体制到装备训练、军队管理、军事工业的发展图景，已有的进行革新，没有的着手创立。

　　全面“苏化”

　　中共在建立大军区制、国防领导体制上，虽积极学习苏联，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八个部，直辖13个军区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部队。1958年再次精简为总参、总政、总后勤三个部。

　　正规化和执政后的需要，必须得有属于政府体系的国防部，彭德怀成为1954年建立的国防部首任部长。在苏联，国防部高于总参，而在中国，总参实际权力大于国防部，可国防部长是元帅，总参谋长是大将。

　　总参谋长粟裕1957年访苏时，与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后，突然提出索要“参谋部与国防部职务职权分工”的资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惊，只敢以口述形式谈了一谈。粟裕声称这是“向苏军学习”的需要，不过此事为后来诸多政治斗争悲剧埋下伏笔。这也说明当时学习苏军的氛围之浓厚。

　　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这也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相当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国民党一直被中共痛斥责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苏军顾问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确有必要，并开始逐步实施了。

　　经过繁琐的评级和准备工作，这些制度终于在1950年代全部落实，后来又加了一个勋章奖章制度。其间曾闹出不少风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满意所获军衔，声称要“挂到狗脖子”上去，还有人认为这些制度的实施破坏了军队平等，后来中共军史研究者也认为，元帅和大将的评定，有点“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劳与军衔不符。

　　不管怎样，经过苏联顾问指导，军制现代化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怀所说，“实行这些制度，刻不容缓，不如此，就将使我军停滞不前，延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将使我军不能应付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资料和提议，在几大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颁布诸多军事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其目的就是加强军官权威，强化惩戒制度和等级差别，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但这些措施在实施与学习过程中，一些细节却导致了中苏双方的争论，这源于一些条令引进　后“水土不服”产生了不良后果。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构成与苏军有异。

　　如苏军过度重视惩戒制度，重视誓词，重视对军旗的保管和尊重，这些条令被引入后，中国军队基层非常不适应。1956年11月，总政送来基层党支部提供的材料，全军当年按纪律条令受到惩戒的达10万人次，被关禁闭者3万多人次；对9个连队进行的详细调查，受惩戒者90多人，惩戒错误或处罚不当的占71%，有的连队惩罚偏重率达100%，受罚原因有些令人喷饭，如打靶不及格、不愿看电影、胃口不适不愿喝辣子汤。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自杀400余人。官兵矛盾激化，开枪开炮行凶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并说：教训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

　　所有制度中，双方争议较大，而中方最终坚持己见，未受苏联军事顾问太大影响的改革是“一长制”问题。军队政委制度创自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苏维埃为应付大规模内战，将原沙皇军队的专业人员派到红军中工作，并另派党员进行监督，即政委的来历。

　　苏联在历史上也曾数次取消和恢复政委制，党政军高层中，要求取消政委制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理由是大规模战争需要集中指挥权迅速决策，也为避免外行牵制内行，导致决策混乱，指挥失误。1942年，苏联第三次取消政委制，此后一直实行“一长制”。

　　苏联军事顾问认为党委制是一种低级领导形式，强烈要求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苏军驻解放军副总顾问柯托夫向彭德怀详细讲解“一长制”的来历与沿革，并以二战中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战线宽，纵深大，众多集团军群、战术兵团参与，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广阔战场上服从统一的一个指挥员的意志和决断，“战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长制’是适合现代战争的优越制度”。

　　彭德怀、萧克、萧华等深受柯托夫影响，均认为“一长制”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开始推行，并用十年时间完成过渡。但党内对此事争论日甚，有人提出说解放军普遍缺乏军政双全的军事人才，有人认为双首长制不影响现代化和正规化，同样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例证。

　　此后，彭德怀态度发生了转变，决定保留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分工负责制，毛泽东在审阅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恢复了被删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表述。这一条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颁布，条例明确了团以下政工人员职责，但也因受到苏军影响，取消了基层的革命军人委员会。

　　后勤观念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后勤干部稀缺、技术薄弱、非专业化的弱点，在朝鲜战争暴露无疑，并因此吃了大亏，这促生了中国军队后勤观念的转变。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后勤交给由各级党委组织起来的群众办理。一般情况下，地方各级党委先通过召开“诉苦大会”、“教育大会”、“动员大会”或挨家挨户打通思想，党委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个民工连队里由党员监督管理，要求每村每户按时按点把规定数量的支前物资送到指定地点。据统计，中国军队一向引以为傲的“以少胜多”战例—淮海战役，一共动用了543万民夫，而这些民夫并没有统计到战役双方的人数之中。

　　而国民党自办后勤的方式，在分兵守城守地情况下，后勤占用大量作战兵力员额。当时经济已崩溃，工业水平低下且已瘫痪，道路桥梁大部被毁的环境，这种后勤方式不仅财政负担沉重，也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中共的后勤方式却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也一直成为人民战争理论优越的重要论据之一。

　　但这种内战的后勤经验照搬到朝鲜战场就出了问题。志愿军第一任总参谋长解方之后回忆总结认为，国内战争时可以不争一城之地之得失，四处游击和运动。但到了朝鲜，发现有了“守土之责”，又是境外作战，非正规化后勤已入不敷出。国内战争中的后勤部队是民众，国民党只能打击中国军队，从道义和执政身份来看，不可能也不敢去铲除这个“后勤”。而朝鲜战争的美军则沿袭二战总体战思维，轰炸中对平民的伤亡基本不予考虑，在朝鲜可以对这个后勤狂轰滥炸。

　　志愿军刚出国作战时调用1300多辆汽车，第一星期就被打坏217辆，作战两个月后，国内补充12486辆，又损失6646辆，当时全国缴获的和苏联提供的汽车仅2.4万多辆，不可能全送到战场。周恩来急得恳请苏联火速支援3000辆，因为国内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了，连坦克飞机都可以缓给，但车辆一定要先送来，否则军队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弹药。

　　在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粮食供应只有25%，重点供应弹药，但能安全送达前线的物资经常不过半。志愿军寒冬穿着单衣，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状况，使得专业化大后勤的呼吁越来越多，它也是对朝鲜战场维持良好军纪和军民关系的保障。

　　而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却把国内生活水平搬到了战场。火鸡宴可以摆到鸭绿江边，一度还供应免费啤酒(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被取消)，甚至还有非战争必须的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飞机送去充足香烟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志愿军初期没有专门的后勤部，临时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前线后勤，任命李聚奎(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为部长。李聚奎到前线工作一段时间，彭德怀让他立军令状，他很为难，深感情况跟内战时大不相同。后来李向彭德怀建议：“仗打到这个程度，东北军区后勤部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他要求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管国内，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国外。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一切配属后勤部之工兵、炮兵、公安、通信、铁道兵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全归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自此，志愿军才有了健全的后勤组织指挥机构，后勤成为一个与作战指挥体制一致，既组织供应，又指挥后方战斗的组织体系。到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及配属部队已达到18万余人，形成由多兵种多专业组成的后勤合成大军。志愿军到战争后期伤亡率和负伤死亡率下降，与此有重要关系。

　　1952年5月，以朝鲜战争经验而深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重要的中共，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同年在天津、上海建立第一至七军医大学，军医中学12所，加上原有的总后直属院校，一个军队后勤教育体系成型了。

　　国防教育体系建立

　　在苏军顾问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共党政军高层逐渐意识到，一个完整的军事现代化体系的搭建，除国防工业之外，必须有相应的国防教育体系。由此，中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防教育体系。

　　出于台湾和朝鲜时局的需要，也因为海军空军技术最复杂，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这类军事院校得以优先建立。苏联最先援建的军事院校是6所空军航校，目的是以速成班方式，尽快培养出可用的飞行员。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每所学校配专家120名，外加航空医生、后勤保障、理论教员及部分驻空军司令部，共计878名，担任着校长、教员、工程师、机务员等职务。航校使用的教材、教练机和其他教学器材均从苏联订购。至1951年5月，培养出来的学生使空军能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提供。

　　在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名苏联顾问帮助下，中共第一所水面舰艇初级干部培训学校得已在大连建立，即解放军海军学校，下设航海指挥系、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枪炮、鱼水雷方面人才。

　　1951年1月15日，苏联援建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学校—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所院校承担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的功能，待全国部队整编时，作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当作全国建军的制式。毛泽东要求：“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朝鲜战场上，美军武器之先进，给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进武器，还需要培养高尖端技术军种来使用维护。斯大林提出应建立高等军事技术学院时，毛泽东欣然接受。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即把陈赓从前线召回，赋予此重任。1952年7月，苏联奥列霍夫中将率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权威专家赶赴北京，专门帮助筹办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于哈尔滨的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哈军工”诞生了。

　　中共执政前，已创办过29所军校，条件所限，其实以初级技术培训和政治教育为主，至1959年，以苏联军校为模式，苏式教材为大纲，苏联顾问为指导，苏联援建的核心院校为骨干，全军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基本形成包含各军兵种院校，从初级到高级的军事院校教育体系。

　　贯彻全军的苏式训练

　　中共以前长期在农村活动，强调阶级出身，越“泥腿化”越先进越优秀的观念在党内影响很大。但军事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筑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质远远不能胜任军事现代化任务。

　　1951年底在军中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全军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干部不及高小者占68%。军中高级将帅认为，再先进的装备，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废铜烂铁一堆，而多兵种合成作战对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却有极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到底占多大比例，在中国军队中也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朝鲜战争经验，军队较大幅度压缩了政治学习时间，增加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并在军中掀起文化学习运动。而之前政治教育摆在第一位，文化学习的内容其实也是变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里指出：这次会议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这个时期，刘伯承这种专业性强的元帅如鱼得水，这一年全军首次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由他组织，同年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

　　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战斗训练命令，1956年6月开始，全军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即“统一编制、统一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军中以前的军事术语、战斗用语、装备用语比较混乱繁杂，这时也要仿苏军模式进行统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别之前“农民军”形态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在苏军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当时中央军委会议的重要报告都要提交给顾问一份，这种做法直到1958年才终止。

　　在苏军顾问看来，这一切似乎还不够，但他们明显过于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举行为期一月的多兵种合成作战集训，苏军顾问一直在现场指导，演习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习，苏军顾问相当不满。他们再次表示反对军事训练中掺入群众运动手法，认为军中政治首长权力过大，现场不断讲解“一长制”优越性。

　　这一时期，苏军顾问还认为，中国军队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仍占了太多时间，应把军事训练提升至绝对大的比例。在西方国家将帅看来，文化学习的完成应是入伍之前的事，进入部队后主要就是军事训练和相关军事知识的学习。

　　彭德怀和苏军第三任总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多次进行过此类问题讨论，彭解释说，中共士兵不能跟苏军士兵相比，文化底子太薄，文化学习还是需要，而政治学习和群众运动方式是优良传统，应适当给予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