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拓：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

忆邓拓：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

邓拓

“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老同志记忆中的邓拓同志

“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彭真同志很倚重邓拓同志”

马句（曾任彭真办公室机要秘书、北京市政协六届委员、七届学习委员会委员等职）：邓拓是办报出身。对于他的大名，我很早就知道。他办的《晋察冀日报》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办得最好的报纸。1944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彭真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晋察冀根据地政策时，深受毛主席的赏识。而彭真的汇报材料是邓拓帮着准备的。所以，彭真同志很倚重邓拓同志。1948年11月，在西柏坡，邓拓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研究室主任就是彭真同志。

1948年12月13日，彭真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他就带着邓拓，赶赴北平。17日，在保定开的第一届市委会上，邓拓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21日，在良乡，我见到了邓拓同志，这是我俩的首次见面。进北平不久，我就在邓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成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干事。当时，彭真把市委政策研究室定位为市委的参谋和助手。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北平市委、军管会多数文件、重要文献皆经过邓拓之手。北平市委所有上报和下发的文件也需要经过市委政策研究室把关。彭真对邓拓是高度信任的，我们曾这样说过，“不是邓拓修改过的文件，彭真不批”。我看过市委会的记录，最早都是邓拓记的。市委所有的文件，从第一号、第二号文件起，许多都是邓拓亲自起草的。有些文件的思想是彭真的，但执笔是邓拓。

“邓拓提倡工作中要发扬一种‘毛驴精神’”，“他有个‘不当新闻官’的口号”

李光远（曾任《前线》编辑部理论组组长、《红旗》杂志社经济编辑部主任等职）：《前线》从创刊至1966年4月停刊。这期间，我一直在《前线》编辑部工作，任理论组组长。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我当时是第一次做编辑工作，直接在邓拓同志的领导之下。

邓拓提倡工作中要发扬一种“毛驴精神”，就是不怕苦和累，像一头负重的毛驴一样，吭哧吭哧，拼命向前，永不停步。很久以后，读一些纪念他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时候，聂荣臻同志曾经用这样的比喻夸赞他的工作态度。在领导《前线》工作时他自己一如既往地发扬这种精神，并希望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心实意照他的要求去做。

“文革”中我受到批斗，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扣上了多顶“帽子”，其中一个就是“邓拓的黑毛驴”。起初我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听说原因就是邓拓同志曾经在某个场合（我不在场，不知道）表扬过我埋头苦干的工作精神，戏称我像一头毛驴（当然，加个“黑”字是造反派的污蔑，指政治上“反革命”的意思）。完全平反后，一切罪名都烟消云散了，但我时时把“毛驴”这个谑称留在心里，当作是邓拓同志的鼓励。后来，我到求是杂志社工作时，也继续发扬这种精神。

邓拓同志作为一个新闻家的品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党忠诚，但看待问题要冷静得多，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他的领导下，《前线》编辑部这个小环境里，气氛宽松，言必谈阶级、说斗争的八股腔调较少。

许文（曾任《前线》编辑部工业组组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等职）：刚开始办《前线》杂志时，我们几个编辑都很年轻，没有办理论刊物的经验。邓拓同志就手把手地教我们。他有个“不当新闻官”的口号。他可以和记者一起出去采访，一起讨论问题，管得非常具体，教我们如何约稿、可以找哪些作者，作为主编，他亲自带我们到《北京日报》排字房看稿样。

当一名编辑，文字功夫当然很重要。记得我到《前线》报到的第一天，邓拓就让编辑部几个人都下去采访一个工厂或是农村，第二天交卷。这是一次文字考试，也是他借以了解每个人文字水平的方法。正是在他这位严师的逼促下，大家才在文字上有些进步。还有一次，邓拓带领我们去参观北海公园静心斋。他指点园内的水池、假山、石桥与林木中隐现的亭阁说，此园占地不大，但非常精致，曲径掩幽，步步深入后，新景迭出，让人觉得美不胜收。我们写文章也应该这样，不能平铺直叙，让人一览无余，那样太没味道。所以，文章要精心设计，让人觉得曲折多姿，意味深长。

邓拓十分重视编辑部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他在每次编前会上都详细透辟地分析形势，讲解政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形势复杂，在几次关键时刻，他都告诫我们在理论上政治上要清醒，要冷静。有一次报上登了一条“北京小脚老太太比赛跳绳”的消息，他表示很不赞成这种“新闻”，认为这还是“大跃进”那一套！

邓拓是“大才子、新闻战士、历史学家”

刘涌（曾任北京市委政法部部长、北京市委监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邓拓同志在任职市委书记处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各区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我多次陪同他。他对郊区各县的文物古迹都很熟悉，在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北京猿人的发展情况；在去往延庆的沿途，所到居庸关、望京台、点将台、詹天佑像等，他一一将历史故事讲解，谈到长城为防御体系的历史时，更是绘声绘色。回到办公室，他即兴挥毫泼墨，将沿途所见所闻以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充分展示了邓拓同志作为诗人与书法家的才能，表现出了他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敬仰与羡慕。

1964年，邓拓同志书赠我一首短诗，以示对我的鼓励：“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一腔热血千秋业，莫话艰难直到今。”在他（1966年5月18日）逝世的前一天，送还了我为他借的一本书，并附有嘱托之言的简信，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许文：邓拓博学多才。我很敬仰他，他是大才子、新闻战士、历史学家，有很多学术著作，这样的人是少有的。1937年，年仅25岁的他就用文言写了《中国救荒史》（后来又翻译为白话）。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上了三个大学。他英语很好，在聂荣臻同志接见白求恩时，邓拓是翻译。他在历史方面造诣颇深，讨论俞平伯的《红楼梦》时，邓拓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另外，邓拓在考古方面很有研究，书法很好，行书很漂亮。绘画也不错，画得不多，但画评很多，他给许多名画配了诗，如擅长画驴子的黄胄就很喜欢邓拓的配诗。

马句：在市委政策研究室时，邓拓同志对人非常和气，没有架子，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另外，他还非常谦虚，给他稿子之后他绝不耽误，边看边改，很快就能改完，改完后还让我们看看是否有改得不合适的地方。当时工作很忙，市委开工作会议，我们要做记录，会后“开夜车”，我们起草文件、报告，他就带头加班，让我们流水作业，写一段就给他看一段，他勉励我们，要加油“赶毛驴”。他还亲自布置给我们提供夜餐。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文革”前夕，我给刘仁同志起草一个关于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报告。刘仁让邓拓最后定稿。我把写好的稿子给邓拓看。邓拓改稿子非常快，七八千字的稿子，他半个小时就看完了，什么地方需要改，怎么改他都注得很清楚。看完之后他跟我说：写得不错，但是有些字句不完整、论述不充分，我都给你提出来了，你拿去立即改，我在这里等着你啊，一个小时之内给我送回来。我改的时候他就在办公室等，我改完之后交给他，他说：该改的都改了，定稿了。

李光远：邓拓同志还教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学问。他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个人野心，但在学业和事业上不能没有雄心。他常告诫我们，编辑这个行当里没有“官位”。当一辈子编辑还是编辑，升不了什么“官”。在编辑部，无论资历深浅，在哪个岗位，大家都一样是编辑，都做着同一件工作——编辑报刊、书籍。干这一行，就要绝了想当官的念头，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到出好选题、约好作者，编辑、改稿、排版、校对等等苦差事上，任劳任怨，不计名利，甘当“苦力”，“为他人作嫁衣裳”。在他影响下，在编辑部，同志之间，谁也不把谁当成“官”，彼此之间只有学识深浅、经验多少的区别，像学兄学弟学姐学妹那样；上级、下级这样的观念是比较淡漠的。我们从来不称呼邓书记或邓主编，而是直呼：邓拓同志。

他教导我们，做学问和做好编辑工作一样，需要“三勤”，即脑勤（多钻研，多想问题），手勤（多录，多记，多写），腿勤（多跑基层，调查研究，多参加学术活动，与人交流）。邓拓同志的教诲，我至今不忘。回顾几十年来从事编辑和理论工作的经历，我每每为取得一点成绩和进步而感谢他的指点。许多本来可以做好而没有做好的事，又常使我感到由于没能完全照他的话去做而遗憾和自责。

（整理者单位分别为：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