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学习（四）

性的学习（四）

　追溯远古的奴隶制社会、母系社会的母性崇拜解体后，由父系主导的各部落首领通过战争、掠夺、弱肉强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战争的受益者除了扩张地盘外，还有数不尽的战利品——人。一般而言，战胜方把战争中所捕获的俘虏均沦为奴隶，部落首领（奴隶主）可以任意地霸占自己想要的女奴或支配女奴的性给予，而女奴对自己的性却没有支配权。因此形成的局面是：奴隶主享有“用”不完的女奴，而无权无势的男奴却只能干巴巴地守着单身老去、死去。 奴隶社会后期，尽管还残留着原始奴隶制的遗痕，但女人的命运似乎已经不像奴隶制那样悲苦。在这种社会里，大多数的女性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生存条件来选择自己的性给予。所谓良家妇女，是指把性看得与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一生只与一个男人相濡以沫的女性。后奴隶社会带来了商业的兴旺，人们把“没有什么不能卖”的意识瞄向了性的商品化。大约在公元前685年，齐国相管仲在桓公支持下，在王宫开设女市和女闾，于是性产业就这样形成了。性产业的主体是妓女，妓女是男人们在妻、妾之外另一种性选择的对象，是男人性消费的一种工具。

　　覆国兴邦的性武器

　　清代裸女玉瓷盘中国古代兵家大计中有一计曰“美女计”，其计策在《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都可详见。古代有过不少成功的战例与女人有关。这并不是说女人参与了战地的指挥或拼死战场，而是被男人用作以弱胜强的一种“绝杀”工具。 美女计不愧为一种绝妙的兵计。汉代时期，边境屡受匈奴侵扰，军事实力渐渐向着呼韩邪倾斜，汉献帝百般无奈，便弄了个假公主送去和亲，以此保得汉匈两家一段时间不再生事，此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 美女计固然为现代人所鄙夷，但在古时候却不失为覆国兴邦的性武器。当年越王勾践“十年磨一剑”，此“剑”便是美女西施。西施无疑是美丽的，美便成了男人手中覆国兴邦的一个棋子。 除四大美女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关于一个女人改变整个朝政命运的传说，有如妲己，有如赵飞燕，有如陈圆圆，有如苏小小……等等。她们之所以能在男人的国度里载舟覆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男人难以褪尽的情色情结。不是吗？当年秦国国君子楚若不是因为贪恋女色，淫逸过度，那么统一中国的第一帝很可能就不是赢政了。

　　古代性文艺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无论是性享乐，还是社会性俗，都充分体现了东方古国所独有的含蓄的特征。尽管性因为受到禁锢而不能在公开场合直露地谈及，但古人所给我们留下的与性有关的文艺作品却是丰富多彩的。举凡歌舞、音乐，美术、诗歌、戏曲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含有与性有关的内容。这些文艺作品或反映当时民间的性习俗，或宣扬性观念与道德，都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根基与各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 1.性歌舞与享乐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歌舞艺术的评价都不会离开“美”字。这种美通过声感与动感的有机结合（音乐与舞蹈）和形象展示，丰富了人们审美视觉，也刺激了人们对享乐的追求。它经常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庆典祭祀活动中，帝王权贵皆可从奴婢或出身低微的女性中挑选姿色出众者加以歌舞训练，使成歌舞伎以供其娱乐和淫乱，其中最盛者，又莫过于历代帝王的后宫。据史料中记载，“桑林之舞”、“霓裳羽衣舞”、“旦舞”等都含有一定量的原始性崇拜遗风。其中的音乐内容已难以稽考，但舞蹈的性含义多直露且夸张，对先民们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2.雕塑与绘画 据史料考证，我国最早的性造型美术发端于红山文化中的裸像雕塑。和歌舞一样，裸像雕塑反映的也是原始初民性崇拜内容。在西汉时期保存至今的文物如雕塑、壁画、画像砖、铜镜中，有不少男女裸体或半裸体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强状无比的武士，

也有身材姣好的奴婢，还有可以偶见的男女野合图，这些都表明了汉代统治阶级对性开放的默许。而敦煌壁画则是古代性裸历史的写证。壁画和雕塑反映出古人的性观念。这表明古人并不认以男女交合为猥亵之事，而是神圣之举。还有一人猴儿的雕塑，一手举桃，一手抚摸生殖器，面露喜悦之色，这表明“食、色”是一切动物的本能需要。史料证据表明性开放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隋唐。至于和性有关绘画，则以春宫画的一类绘画最为典型。春宫画多以性享乐为目的，历代名画家手下都不乏这类画作。但春宫画真正的盛行还在明代后期，这时期从宫廷到民间，处处都流行着享乐风，体现性文艺的工笔绘画也达到了鼎盛阶段，绘画者所绘的图中人物的形、神都刻画得十分细致而真实，同时也掺杂了一些民间除凶求吉的裸体年画，以及房中书籍插画等。 3.吟诗作赋 有句话叫“诗亦是歌，歌亦是诗”。诗之所以成“歌”，其义在通过于吟与赋，来表达内心的感情。中国最早的诗歌始于先秦的《诗经》，该书收集有许多感情真挚的情歌和男欢女爱的美丽诗篇，反映出那个时代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的《同声歌》以乐府形式描写了新婚洞房中的欢乐。到了唐代，有关于性爱的诗作便俯拾皆是，如李白的《长相思》、白居易的《长恨歌》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们的性爱生活与性观念。宋代时期，诗歌开始转向词赋。以陆游、柳永和秦观为代表的一些才华横溢的文人，大力倡导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如陆游的《钗头凤》，就描写了他与唐婉凄凄宛宛的真挚爱情。宋词以体裁灵活、便于吟唱而成为士大夫们与歌姬舞女呤风弄月，浅斟低唱的工具——或抒发爱情，或描写色情，或表现对妓女的同情。但历史上以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与性有关的内容大都被后人贬为秽语淫词。 4.文学与戏剧 中国古代体现在性方面描写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南北朝时的《赵飞燕外传》开小说性描写之先河。明代施耐庵笔下的《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演义”又是一个典型。作者通过描写这个恶霸土豪罪恶淫逸一生，揭露了社会的种种病态，但由于书中直露地描写出西门庆及其妻妾等各色人物的性生活，故在该书一经问世即被列为“淫书”而遭禁，至今仍不能足本发行。此外，明清两代广为流传的《金瓶梅》、《欢喜冤家》、《肉蒲团》之类的色情小说也具有相当的性艺术价值。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则通过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叙述，刻画了一个封建大官僚家庭的兴衰，并进而联系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展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规律。在古代文学大系中，由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等人为代表的元代的文学创作则以杂剧（也称元曲）最为显著，杂剧的性描写素材大都是采自民间和下层人民的生活，表现的多为被压迫和男女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其中许多剧目如《窦娥冤》、《西厢记》（由《莺莺传》改写）等，内容多为肯定婚姻自主、讴歌专一的爱情，同时也不乏对性享乐的宣扬，对后世情爱文学的发展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

　　古代房中术考稽

　　中国古代房中术的探讨与实践，最早成形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至秦汉之交时期。据考古记载，“房中之术”（后世简称为“房中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性学古本。西汉早期，《汉书?艺文志》即将其归入医学范畴，属当时医学的4个分支（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之一，后世皆依此而行，除道教典籍中收录有一些关于性修炼（有时也称房中术）的文献外，有关房中术的具体内容基本上都在医书中。 两汉隋唐时期，经济繁荣，学术昌盛，性学房中术亦因而得以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房中术著作，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发展与丰富。这一方面与当时开放的性习俗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道家（教）方士的盛行，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但道家（教）方士房中术，追求得道成仙，只能满足封建统治者既要纵欲又想长生的需要，却阻碍了房中术的健康发展。如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以后又见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医学类。冲和子所撰的《旧唐书?艺文志》又提到此书8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冲和子玉房秘诀》再次提升为10卷，张鼎所撰。可是这几部书到宋时即已失传，只有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中引用了一些，流传至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玉房秘诀》，该书论述了在房事过程中女子的性生理和性心理变化，认为如果女子已达性兴奋而男子尚未兴奋，则女子要安心定意地等待，不可使“阴精先竭”，否则会受“风寒之疾”；女子如果产生性妒忌心理而心情烦闷，阴精独出，就会憔悴暴老，所以女子应懂养阴之道，才能益寿延年。该书还从交合与损益的关系来谈择何种女子性交为宜，其中有一些科学成分，但也夹杂了不少以女子为玩物与淫逸取乐的思想。该书指出要以性交来纠正性交之病，认为有些人由于极情逞欲，或性交方法不当，或因过饱、酗酒，或因当溺不溺、当大便而不大便遂急于性交等情况而受的损伤，即应根据其病因和症状而“解酲以酒”，即以一定的科学的性交方法来治疗由于性交不当而受的损伤。这是古代房中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多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理论相结合，含有气功导引之法，对后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玉房秘诀》还提出了男女交合的“七忌”，论述了求子与优生的一些问题。这些内容和许多房中理论家所提出的交合禁忌与求子方法一样，既有科学成分，也有唯心迷信的成分，反映出封建社会男性以女性为玩物、侮辱女性人格、摧残少女的思想。 除《玉房秘诀》外，还有成形于战国至两汉之间的《素女经》。该书强调，性交和人身体的强弱是相互影响的，“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尔”。书中提出了初步的优生理论，强调“爱乐”是两性交合的目的，也是为要生育“贤良而长寿”的子女。《素女经》提出“九殃”，即在九种情况下不宜性交，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易于怀孕；认为性交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行为，压抑性欲、杜绝性交是有害的；但性交要掌握节度，可使“男致不衰，女除百病”，而不知规律蛮干则会“渐以衰损”。还详细阐述了关于性交具体姿势的“九法”。该书主张男子少射精，但并不主张每次性交都不射精，“久而不泄，致痈疽”。所以，《素女经》实为一本较为详细和全面论述房中术的古代性学著作。 北宋时期，程颐、朱熹倡导的理学盛行，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宣扬“存理灭欲”，儒家的地位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封建礼教使房中术受到扼抑，旧的房中著作流传受阻，新的难以出现。性医学只得从养生、生育的角度探讨房事，而耻于正面谈论性行为，因为“辞太近亵”，这和先期的儒派思想不谋而合。 《论语?季氏》中，孔子说：“君子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劝青年人不可放纵色欲。《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道出了性于人生的要义。《庄子》中体现的性自然观是道家性观念的核心和基础。《吕氏春秋》亦有阐述性欲当节制，过则伤人的道理，亦属性养生、性保健之先导。在儒派思想主导下，宋代在某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和道家著作方面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南宋张杲的《医说》、陈自明的《妇人良方》等，其中亦有若干房中术的引述或辑录，但创新思想不多。沈括在《沈存中良方》中记载了“秋石”及提炼方法，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提炼纯净性激素的记载。 从学术上看，房中术的衰落也与其自身的局限有一定的关系，因时代的限制而缺乏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房中术则只限于对性行为详尽的观察和描述而已。目前，古老的房中术已与当代性学相结合，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包括房中术在内的古代涉性学术，在明清两代更为社会误解而被视为诲淫邪说，遭到歧视和排斥。但是对人性给予充分肯定的思想家仍然存在。戴震的《原善卷上》就向理学的伪善提出了悖论：“人欲即天理”，清代学士纪昀在他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中对道学家做了直接抨击和讽刺，并对房中事给以了充分肯定。1895年康有为极力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痛斥强迫寡妇女守节的各种弊端。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性学乃至房中术的健康发展，同时也预示了晚清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机。 尽管人们的性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存在很大的变化，但最终总是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这里必然有强大的助力推动这一过程，那就是人对性的本能需求。历代统治者在性问题一直奉行高压政策并始终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他们自身的性行为准则是一回事，而要求老百姓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结果人为地把性研究和探讨神秘化或束之高阁，限制于仅为上层社会

的少数人服务狭小范围内。其实任何人都有权获得有关性行为的一切信息并打破各种性压抑或性束缚，实现自我解脱。所以民间百姓对性真谛、性享受、性与养生的兴趣和热情丝毫不减，对性幸福的追求更是始终如一的，他们的经验和体会必然对上层社会的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起到推动与补充的作用。我所收藏的历朝历代的一些文物也可作为一种佐证。 总之，性文化研究有深远意义。通过对历史的反思，通过对人类性文明进程的回顾与探讨，通过审视现有的性观念，我们既了解到历代统治者强加给人们的性压抑和束缚、也看到受当时科学不发达的影响而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错误的性观念和性理论，它们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们的精神负担和压力。对古代性学遗产我们应该理性地予以对待，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可如获至宝。古代的描述（包括实物文献）多系写实，有一定的价值，这说明古人与今人的性行为和性反应方式并没有多少区别，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性行为方式的改变是有限的。然而，古代性学的许多推论并非精确，他们的很多思想都必须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予以验证。 在性的历史进程当中，当然也有许多不合理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比如中国历史中女性千年之久的缠足史就反映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害和歧视，又如一夫多妻、嫖娼卖淫、大男子主义等均反映出男女的严重不平等。如何对待这份文化遗产并实现古为今用尚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