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观电影《窃听风暴》

王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观电影《窃听风暴》

    这部电影给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中国人。去缅怀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的自编自导了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2006年德国电影奖7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我几乎爱上了这部电影，在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位异议分子。实在很盼望它能够连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去年11月，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年的柏林墙和天安门，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是个中学生。他是“后柏林墙”一代，我是“后天安门”一代。我真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导演，也能拍出那样椎心刺骨的创伤。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虚假的盼望吗？因为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我在电影刚开始五分钟后，就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电影到底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在哪里？
　　
　　尽管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这部电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有足够的温度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剧作家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开始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秘密地交给西德的《明镜》发表，揭露东德1977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地震。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窃听是国家把自己当作偶像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因为窃听把国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国家推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颠覆价值的是那些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当维斯莱尔坐在监控室中，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因为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在被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是那样逼真，逼真到没有丝毫表演性。这样的生活最打动人，这样的窃听使维斯莱尔越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虚无。
　　
　　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着文化部长妥协，出卖她的肉体。他的丈夫与他在卧室的一段对话，深深打动了维斯莱尔。最后维斯莱尔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作妻子的最终开口出卖她的丈夫时，你甚至会觉得维斯莱尔才是那个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这种软弱和背叛刺激了维斯莱尔，催逼着他挺身而出，掩护了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盖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是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番话如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这个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赤裸裸的表白出来。历史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和解。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语气令人欣慰，如电影的镜头一样平静。这样的心酸和平静，也是我们可以等待的吗？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作家，一样大的导演，他们都在哪里？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24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2007-1-24，写于怀疑和盼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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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东德柏林，每一次的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全东德百姓被一百万史塔西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两百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地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在这些最敬业的史塔西军官中，有一个名叫戈德·维斯勒上尉(乌尔里希·穆埃饰)，他有着身陷的眼窝永远都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可以在千里之外嗅到意见不同者的味道，除了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生活。在最近的一次演出中观看了乔治·德莱曼(塞巴斯蒂安·考奇饰)的演出——“我们唯一不具危险性的作家正在被西方阅读着”，于是他决定，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一次挑战，要去调查这个作家，维斯勒丝毫不相信他会像表面上那样清白。
　　得到老同事古比兹(乌尔里希·图克 饰)的支持，这个文化部的最高长官，以及前史塔西军官调动大臣赫姆夫，维斯勒就在德莱曼的公寓里安装了电线。
　　只是维斯勒无法在划线器上留下任何东西，他总是天真地认定东德的社会制度最是完美的。于是，影片出现了戏剧化的一面，维斯勒开始被德莱曼的生活吸引着，特别是关于他与女演员克里斯塔－玛丽亚·西兰德(玛蒂娜·戈黛特饰)的感情问题。
　　当时赫姆夫也对西兰德非常着迷，他命令维斯勒用些手段牵制住德莱曼，以扫除这个障碍。于是这名忠实的东德史塔西“仆人”，第一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与此同时，德莱曼因为一位好友的自杀，自己的信念也渐渐发生了动摇。

【影片解析】
　　影片又译《别样人生》、《别人的生活》，举重若轻地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但作品让深不可测的黑暗迎来一缕人性的曙光，颠覆了盖世太保、克格勃横行的“冷血特务滥杀无辜”俗套--不经意间爱上窃听对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获的所谓情报不过是一段真挚爱情时，开始反思该行为是否正义，并最终参与到这对无辜鸳鸯的生活中，为保护他们而不吝冒险。
　　本片与三年前的《再见列宁》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在披露东德末期的社会实态；都在多研究问题的同时，巧妙地谈了“主义”。小金人就喜欢这样的灵兽，识时务！并未摇旗呐喊“资本主义好”，却又淡淡流露出对“资式人文关怀”的欣赏，但始终压制着政治的议题，尽心竭力地讲好故事、拍好片子。这种擦边不沾边的谨慎做法，可谓王道。
　　《窃听风暴》横扫2006年的德国电影奖，一举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当仁不让地代表日耳曼人挂帅出征。加上温哥华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多伦多电影节的如潮盛赞，本作进入学院视野已不容置疑。另外，德国电影13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仅《铁皮鼓》(1980年)、《无处为家》(2003年)两次中的，想必无数张同情票早已准备就绪。

【《窃听风暴》影评】
    这不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对于前东德人来说，它只是柏林墙倒塌前普通的一年。著名导演杰思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有一天，他突然自杀身亡，他的朋友，剧作家德雷曼一向对专制制度采取妥协态度，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钢琴曲。
    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另一个人，让他满眼热泪。德雷曼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他是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威斯勒，此时正在德雷曼公寓的顶楼上执行窃听任务。
     威斯勒和德雷曼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主要角色，这部影片的另一个译名是《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据统计，STASI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正式工作人员和六十万非正式人员，也就是说，前东德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专职或兼职的安全局特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威斯勒一样，对专职制度深信不疑，认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威斯勒是个审讯和窃听专家，在文化部长的授命下对德雷曼的家进行窃听。他可以听到一切，艺术家和他的朋友们关于艺术和社会现实的讨论，艺术家和妻子间隐秘的对话，以及，更隐秘的东西。
个人生活几乎是空白的威斯勒，在窃听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流泪的情景是比较明显的迹象，真正的变化也许开始得更早。
    后来，德雷曼为西德媒体撰写文章，披露东德的社会问题，威斯勒则申请独自执行窃听任务，暗中保护这位艺术家。威斯勒背叛了自己的工作和信仰，也为此付出代价。影片结尾，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剧作家给素未谋面的威斯勒一个温暖的惊喜，整部影片也给了观众一个温暖的惊喜。
《窃听风暴》是2006年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等七个重要奖项，平了1999年《罗拉快跑》的记录。现在，人们已不再谈论它在各个电影节上获得的好评，只等着看它能否捧得金球和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风格成熟老练的影片是一位33岁导演的处女作。弗罗里安·亨克尔·范·多纳马克，一位有着文学、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教育背景的电影人，在《窃听风暴》之前，他只拍过一些短片。西方评论界一致认为《窃听风暴》最成功的元素是范·多纳马克花四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剧本。他的剧本继承了德国戏剧结构严谨、节奏从容的传统，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影片主题有条不紊地层层展开推进，逐渐显露出政治悬念片和人性剧情片的气质。
    影片真实地营造出八十年代东德城市空荡、灰暗的视觉基调，画面风格是德国式的简洁，和谐，克制。摄影，配乐，剪辑等技术环节体现着一种毫无炫技之感的高水准，看片时你几乎感觉不到技巧的存在，只感受到这些技巧所达到的效果。
    演员表演的成功也是《窃听风暴》的出色之处，特别是扮演威斯勒的乌里希·穆赫。这位来自前东德的演员对片中表现的历史深有体会，他在结婚多年后发现妻子竟然是STASI派来监视他的特工。影片中他的眼神和表情自始至终变化很少，但是表现出的内心活动却丰富细腻准确，就象精确计算过一样。
    在德国，《窃听风暴》带来的影响超越了电影范畴，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也给予它极高评价。看《窃听风暴》谈论《窃听风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两德统一后的十几年里，STASI的所作所为从未被公开提及过，由于前东德公民对过往历史怀有复杂的情绪，凡是对前东德政权的批评都被认为伤及了他们的感情，因此，直到三年前才出现象《再见，列宁》这样的涉及前东德政治的影片。而《窃听风暴》让这个国家第一次集体面对这段历史。
    美国专栏作家卢比·里奇认为《窃听风暴》以复杂的角色引领观众深入到复杂的命题中，在感人的同时让观众思考，它给美国电影人好好上了一课，而这一点，影片导演那英年早逝的德国同胞法斯宾德也曾经做到过。
法斯宾德说过：“苦难也可以是美丽的，这听上去很难接受，只有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才能理解。”
苦难，美丽，深刻，这些，《窃听风暴》都做到了。而且，它把美丽留到了最后。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