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栏 ? 吾讲斯美 ? 东方的归纳和西方的推演

东方的归纳和西方的推演

吴澧　更新于2010年10月29日

　　上周专栏的留言里，有网友说：老农你“似乎很强调作文和逻辑的关系，但俺认为‘三苏’的论政文也很好（当然他们可能更偏重于情而非理），他们逻辑性应不如今人，因为他们没学过数学啊。”

　　文章好不好，评论起来可以相当主观。阿毛毛爱读史，他曾在《新唐书·马周传》页边批注道：“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当然，纸上空谈也可以文字很优美，逻辑很严密。其实，跟宋人谈逻辑，没什么大意思，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使用推演法。你要开始用这法子了，咱们才可以讨论你的推演步骤是否符合逻辑。

　　Lajizjb 网友曾经给出杨振宁先生一个演讲的链接。若干年前，杨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高峰论坛”上，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而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西方有推演法，典范就是欧几里德几何系统——杨老誉之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

　　《易经》是否有这么大的负面影响，老农不敢肯定。不过，传统文化确实没有推演法，这个老农很同意。本文就是举例对比一下，看看两边的差异。

　　一位作者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谈大道理的文章看得最明显。下面试看苏轼的讲大道理但又简短浅白的《日喻说》。苏教版高二语文教材里有这篇文章，算选修。如果个别词句理解有困难，这里有两篇赏析，或许有帮助。一篇选自紊革前出版的《阅读和欣赏》（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另一篇选自紊革后出版的《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大家可以看看，三十五年之间，咱们的语文教学有多少改变。

日　喻　说

苏　轼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能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苏轼这篇文章很有名，文字确实流畅简洁，值得背诵。不过，从现在的观点看，首先是政治不正确。第一段根本就是欺负盲人的胡编乱造。就算生而眇者，肯定也知道太阳出来明亮暖和，太阳落山黑暗阴冷。老农从来没听说过，盲人睡觉需要人提醒。他们肯定对太阳有某种感觉，绝不会单是听到钟声就以为是太阳，他们绝不像苏轼编造的那样愚蠢。编寓言可以如《庄子》般编怪人怪事；当真事讲就要编得像。编得不像，从比喻里归纳出来的“道理”，就失去可信之基础。

　　古人讲道理都喜欢打比喻。苏轼深知其弊，“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比来比去无尽头，还是不明白“道”究竟是什么。那你自己谈求道就换个方式嘛！可惜苏轼不会推演法，结果自己还是打比喻：“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南方多没人”。“道”本身不能以比喻明之，那么致“道”之道为什么就能以比喻求之？像没人那样整天泡在水里，“有志于学”，就能得道？你去问问今天那些整天泡在题海的学生。

　　苏轼如果读过柏拉图的书，比如讨论美德从何而来的《美诺篇》，或许就不会这样写。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有着内在矛盾：用比喻证明了比喻不可靠之后，怎么可以再用比喻点明致“道”之道？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嘛：You cannot solve a problem from the sameconsciousness that created it. You must learn to see the world anew。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求道的最终目标仍是美德，我们不妨认为，《美诺篇》和《日喻说》讨论的是类似问题。苏格拉底是怎么谈的？柏老的对话记录太长太绕，说一条就够了：苏格拉底谈着谈着，居然用几何耍对手。他画了个正方形，让对方的童仆以为，长和宽都加倍，面积也加倍。然后他再告诉童仆，正确的做法是以对角线为边长，画一个新的正方形，其面积为原正方形的两倍。老农差点以为，这老小子接着要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用几何方法证明根号２是无理数。

　　欧几里德几何是推演法的范例。虽然都是苏家人，但西洋苏在中华苏一千五百年之前，就已经熟练运用推演法了。

　　咱们的赏析评论，对古人的思想，还是有点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唐朝作家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那位宋代文人没有接受党的领导，他对社会有批判却找不到革命的道路，等等。只是对古人的思想方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少见到批判性思维。既然对古人的思想，能用西方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作批判；那么对他们的思想方法，为什么就不能用也是西方传过来的几何思路作点分析呢？

作为对比，咱们来看看“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是如何思考的。笛老爹生活在十七世纪，还没染上今日象牙塔里的教授德性，他们为个三流文人写传，也能厚厚码上两千页。老爹的“钥匙”文本（the key text）——《第一哲学沉思集》（右图），只是薄薄六章，读一遍还不算费劲。

　　休谟后来在《人类理解力研究》中，曾经如此谈到笛卡尔的方法：

　　… much inculcated by Des Cartes and others, as a sovereignpreservative against error … [is a method] by a chain of reasoning,deduced from some original principle, which cannot possibly befallacious or deceitful.

　　换句话说，这就是欧几里德几何系统的推演法。从一个不可能错的原则（公理）出发，沿着一根逻辑链条摸索前进。

　　按笛老爹自己的说法，１６１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的冬夜里，他在火炉边做了三个奇异的梦，给了他思考哲学问题的灵感。六天的思考成为《沉思》里的六章，虽说书的出版远在二十二年之后（１６４１）。他思考的过程，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０）　笛卡尔之前的十六世纪，既是现代科学开始发展的时代，也是文艺复兴带来的古希腊怀疑论（Scepticism）再次盛行的时代。笛卡尔的同胞、把散文这一形式带入文艺殿堂的蒙田，就认为人类的理智最多只能到达事物的表面。大思想家在批判流行思潮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独特理论；在怀疑论的洪水中，笛卡尔首先要构筑确定性的孤岛。

（１）　为此，笛卡尔作了一个类似于几何中反证法的假定：假设你们的怀疑都成立，假设我的感官所感知的都不是真实；甚至，可以假设有一个几乎全能的恶妖（evildemon），专司欺骗吾人之职，它向我的感官提供全套的、连贯的假象。把一切可以怀疑为假的东西都去掉之后，剩下的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那么，什么才是这“剩下的”？

　　我们难免觉得恶妖设想很荒唐，但老爹的意思是，如果荒唐但是为当时很多人相信的怀疑论“证据”他都考虑到了，那么这“剩下的”之真就更为可信。

（２）　沉思第二天的收获，就是阐明他在梦里得到的灵感。冬夜里令人舒适的壁炉、火焰和温暖，只是自己感觉到的，而感觉很不可靠。你感到舒适的温度，于他人或许太冷或太热。这些甚至可能是假的，仅是恶妖制造的幻觉。但火炉边仍有一样东西不可怀疑，即“能思之我”——这里的“我”，不是指身体，而是指“心”（Mind）。如果怀疑“能思之我”的存在，那么第一这种怀疑本身即为思，第二我必然先存在才能怀疑自己是否存在。这样笛卡尔就获得了推理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这是一条不可能为假的公理。

（３）　笛卡尔引了阿基米德的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移动地球。现在他也有了一个支点。既然“我思故我在”是真的，那么，以此为准绳，任何命题，如果对它的分析能象“我思故我在”那样清晰而明断（clear anddistinct，按笛卡尔的说法，后者指可以与别的问题清楚地隔离开来），我们不妨认为该命题也是真的。

（４）　现在，我心中有个无限完美的形像，我对这形像有清晰而明断的认识。这形像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创造，因为我本人是有限而不完美的。因此，一定有一个无限完美的存在，在我心中引起这样的形像。这一无限完美的存在，只可能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笛卡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５）　因为上帝存在，而上帝是不会欺骗我的，他会驱散那类居心不良的恶妖。于是反证法导致了正面的结论：上帝是所有真理的源头，只要上帝存在，那么我的感官所探知的外部物质世界也存在；而且，通过理性的清晰而明断的分析，我可以理解这个世界。

（６）　笛卡尔发现，心的基本属性是思维，而物的基本属性是占有空间。物可以分割，这是它们的空间性的表现；但心（思维的能力）却是不可分割的。至于物不能思维则是显然的。所以，心和物没有共同的基本属性，他们必然是不同的存在。由于物的基本属性是空间性，物完全服从力学的规律。对物的研究（科学）可以与心的研究（宗教）区别开来。

　　上述推理过程所引用一些假设是否成立，现代人可以提出大量疑问，但笛卡尔的逻辑很严密。

　　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其实早于他一千余年，圣奥古斯汀已经说过这句话。笛卡尔受的是经院哲学教育，一定熟悉圣奥古斯汀这一首席教会哲学家的作品。笛卡尔超越圣奥古斯汀的地方，是他进一步提出了“清晰而明断”的标准，将理性作为思维的主宰。所以哲学史将笛卡尔作为法国唯理主义流派的第一人。

　　笛卡尔自己是在１６３７年的著作《方法论》里首先讲这句话的，但上面（２）中用了他后来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修改讲法。“我思故我在”，看着象演绎，如果扩充成三段论，中间还要插个前提：我思，思者存在，故我在。但本来要证明的就是“思者存在”，于是这成了循环论证。笛卡尔的怀疑论批评者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沉思》里的修改讲法是：如果我怀疑自己的存在，我其实已经存在——这里把“思”的内容具体落实为“怀疑自己的存在”，使整个句子成为不证自明的论述。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咬文嚼字，但合乎逻辑的“清晰而明断”的思维能力就是这样锤炼出来的。

　　同样是对人类得“道”的能力有怀疑，苏轼扯了一通车轱轳话；笛卡尔却提出了“心物二元论”，使科学不再屈从于神学，从此蓬蓬勃勃自主发展。

　　笛卡尔比苏轼晚了五百年。苏轼五百年之后的中国文人，总体而言，并不比苏轼更高明。虽然利玛窦——今年是这位伟大的传教士逝世四百周年——这时已经来到了中国，他给我们带来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徐光启身为朝廷大学士，思想却不守旧，他在利玛窦的帮助下，已经翻译了该书的前六章。只是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利玛窦去世四百年后，欧几里德几何在中国，是否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调查过：不计专业课，考研最应该考哪几科？问到的几位教授，都说现在这些“日与题居也”的学生文字差，文章逻辑也差（或曰不会推演）。考研最该考的科目，“调查中，排名第一的是中文（63.1%），排名第二的是逻辑（55.4%）”。所以被调查的老师和学生都知道学生的逻辑差，也觉得应该补，但是不明白怎么补——逻辑感不是抱着枯燥的逻辑教材就能读出来的，那是对着直观具体的几何证明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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