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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须立足于制度建设。由政府政策、法律、道德和文化共同规范社会发展，其多重规范性保证了高效率。道德作为一种制衡手段使个人的行为动机和体制相应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社会的正向激励。道德进一步渗透到体制、法律、组织化的规则和秩序中去,使道德制度化,形成高于宪法、法律层面的准则。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家干预来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如通过法律保护竞争,确保社会公平,使市场经济在平等有序的轨道上运行。

二、强调公平，重视社会保障，但有过度保障现象。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公平,但过度的强调保障,强调公平,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近20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在低增长中徘徊,这与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美国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并称之为“德国病”,其主要病因就在于社会的过度保障。

三、区域政策系统而完善。德国区域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法律的框架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主要运用财政手段实现区域政策目标。德国政府还把发展地区经济与扶持发展相结合。政府对德国东部实施新的免税政策,如：西部企业用盈利投资东部只征部分所得税;对新成立的企业给予补贴。

四、逐渐减少城乡差别。德国工业化的奇迹,在于发达的农业。在18世纪,德国的远程粮食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德国东部地区也推行了农业改革,虽然采用了全面私有化的方式,但尽量围绕“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别是在财产分配和解决大量失业人员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个人的利益。

五、坚持对外开放和教育兴国。德国在普鲁士时期,借助国际贸易以农业立国。在二战结束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先后参加了西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共体、欧盟等区域性及国际性组织,把对外开放引向深入。在1995年,德国的对外开放比率达到35.9%,仅次于英国、瑞典、法国。教育兴国是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得益于教育改革,教育为经济复兴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而专业化人力资本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德国东部地区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与政府对该地区教育科研领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韩国的经验

一、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韩国50年代经济从崩溃的边缘走向复苏,通过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如今,韩国的产品遍布世界,并出现了诸如三星、现代、大宇、LG等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

二、继续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韩国人口4,200多万,国土面积9.84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与韩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结构密不可分。

三、加强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从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更彻底的改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击韩国,无论是在汉城街头,还是在韩国的国际航班上,都能感受到那种百业萧条、人心惶惶的逃难气氛。如今,韩国在低迷的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GDP稳定增长,股市也蒸蒸日上。许多国际资本,纷纷跳出华尔街,涌向韩国。关键是韩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中,30个最大的财阀集团有16个被解散或大规模地分割、削减。

四、大力发展个人信贷,积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发展内动型经济,使内需成为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外贸易的根据地。韩国目前也改变了过去的那种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积极培养国内市场,刺激国内消费,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此,那种在官僚指挥下为大财阀垄断的出口型经济,一下子转型为以国内消费者为动力的内动型经济,先于日本而达成了国内与国外市场的平衡,改变了过分依赖出口的传统东亚模式。

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美国经济高度发达首先是因为有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支撑。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强大而富有活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数量众多。美国青年上大学的机会比中国青年高5～6倍。三是民营为主。四是经费充足。五是世界招生。

二、美国各级政府把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立足本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作为要务之一。1.美国商务部诸多职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支持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2.美国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政府对大企业的支持也非同寻常。3.政府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架桥铺路。从制度上保证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与政府有经常的对话交流。

三、美国思想库采用市场化、会员制的运作方式形成了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的态势。美国的思想库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大体有四类思想库：一是由某些大富豪出资建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二是由政府组织、资助成立,如和平研究所、国会研究部;三是由社会上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如传统基金会;四是为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如卡特、尼克松中心。

四、美国政府广泛吸纳世界优秀人才的政策为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力。美国通过长期实行有选择的移民政策和吸引国外优秀青年留学政策,引进世界大批优秀人才为美国发展服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美国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主要特点:一是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移民最多的国家。二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寻找和吸引人才。三是美国为吸引世界更多高素质人才采取高薪高奖的举措。

智利:“革新左派”让更多的人受惠

在2004年底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世界各国竞争力报告》中，智利的国家竞争力排在第22位，超过了法国、意大利、韩国和台湾地区，是竞争力最强的拉美国家。其做法是：

一、遵守规则营造和谐市场。智利是少数几个比较廉洁的拉美国家之一。政府中3000多名高级官员在就职前，都要经过民间人士参与的公共组织主持的资格审查。自2002年以来，智利国会在政府推动下，出台了一系列详尽的法律法规，确保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运作自始至终贯彻“透明”和“效率”原则，官员的收入受到法律的严密监督。

与别的拉美国家比起来，规则在智利社会能得到比较有效的执行和遵守。偷逃漏税、贪污腐败、商品造假等违反规则的行为不太普遍，遵守规则在智利社会营造出相对和谐的商业氛围和市场秩序。智利能得到欧美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以及智利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信赖都与此有关。

二、稳定和发展是平等的前提。“革新左派”政府是在对原有经济模式不作重大调整和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扩大针对贫困阶层的社会开支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实现平等的前提，因为“占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渴望社会保持稳定”，而“没有发展就不会有最起码的平等”。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配资源，将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必须由国家参与调节资源分配。新自由主义者和“革新左派”都重视经济发展，但前者只愿意在少数人的圈子分配经济成果，而后者则希望让更多的人受惠。

三、法治和诚信值得中国学习。智利社会完善齐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智利人普遍的诚信风格，是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程度超越其他拉美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是值得中国今后构建和谐社会应该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四、真正和谐之路仍然漫长。智利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是所得税率不高。当最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富裕阶层正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不受约束地积累财富。

近年来智利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于铜、木材、纸浆等原材料出口的增加。由于占主体的中小企业发展迟缓，导致中产阶级收入提高有限、消费力不强，这又导致了国内市场狭小、社会内需不足，中小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

智利社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力资源分配的恶性循环。

拉美国家的教训

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增长、轻分配。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举世闻名的。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一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财富悬殊程度的国际标准）在0．25—0．3之间，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高达0．6。

二、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建设，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一方面，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就业机会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不合理的、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将无地农民推向城市。拉美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城市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居民实际上很难享受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基本生活设施。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和谐发展。地大物博的拉美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而且全地区47%的土地被森林覆盖。但是，该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四、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以人为本的衡量标准之一是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人身安全。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犯罪率上升很快，与非洲一起成为世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

五、教育事业发展不快。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拉美的进步大大小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教育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地区。就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拉美高于东亚。但是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学业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拉美却比东亚小。从另一角度说，虽然拉美人很容易进入小学，但辍学的人很多。

六、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开放与保护的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大幅度削减关税，使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轻而易举进入本国市场。这一态势使其民族工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民族企业屡见不鲜。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大量中小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倒闭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中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19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19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1920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20世纪20-70年代。其中50-70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1990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40个，人口占总人口的51．5%，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20世纪70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80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20世纪5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60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5400万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3．14亿，占总人口比例达71．4%，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80%。

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1980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42%，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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