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上涨：游资炒作基本是谬论

 抢购土豆：原产地首现海囤族2010年11月06日 01:43  中国经营报 黄杰　　山东金乡、寿光、青州等地探寻大蒜、生姜价格暴涨的秘密。一开始，几乎所有受访的政府官员、研究机构都认为游资推涨是主要因素。然而，进入8月份之后，无论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还是商务部，均对游资炒作论三缄其口。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日前接受记者访问时坦言，就今年物价大涨而言，游资或许发挥了一定助涨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供需环节出现了紧平衡甚至不平衡的局面。“我们认为，游资炒作论基本是一个谬论。游资在本轮物价暴涨过程中，最多只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蒜、绿豆、生姜、苹果价格暴涨已经不是新闻。《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深入国内最大的土豆生产基地——甘肃省定西市调查发现，当地很多大宗批发市场非常冷清，卖家数量稀少，不少买家只好委托人开着手扶拖拉机进村入户，逐家挨户收购土豆。“往年一车一车满载而来的土豆、白菜不见了，好不容易碰到一车，批发价格都在1元以上，价格太高了，根本和往年没有办法比。”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青海生活了40多年的李大妈不无抱怨地说，物价涨得太快了，李大妈决定要囤积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蔬菜过冬。在网络上，类似李大妈的囤积者被称为“海囤族”。他们的出现恰恰是通胀预期在普通消费者中的鲜明呈现。一方面，农产品(23.48,-0.03,-0.13%)原产地出现惜售，农产品市场大宗销售数量锐减；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开始进行储存性购买。　　成冬储菜首选 土豆涨4倍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符川镇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土豆种植大镇。在该地集贸市场已很难看到土豆销售车辆。在镇上开饭馆的王老板说，往年这个时候，大量的土豆会拉到集贸市场，但今年10月份以后，甚至都看不到成车销售的土豆了。拥有10亩土豆产地的高建新(音)告诉记者，今年亩产1000斤左右，早在8月底，就已经有客商找上门来进行预订收购。“1斤6毛钱，当时比照2009年每斤才3毛钱的价格，感觉价格已经非常不错了。”高建新说，当时他想都没有想，就收了客商的定金，把10亩地里的土豆全部预售了出去。　　私募基金人士金涛表示，相比大蒜和绿豆，土豆的涨幅丝毫不比前者逊色，而在土豆等部分蔬菜价格连涨数倍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在于，物价越上涨，老百姓就会越抢购越储藏；老百姓越抢购越储藏，物价越面临上涨压力。　　食品价格全面上涨“如果仅仅以无法买到大批量土豆的现象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库存和贸易商库存被动搬家现象非常严重。换言之，每家每户都在大量储存，直接导致原来非常庞大的社会库存被迅速分散到了千家万户。”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公司资深分析师马文峰告诉记者，如今的新趋势，已经很难用“游资炒作导致物价暴涨”这一逻辑思维进行充分解释了。　　“现在在物价上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食品价格上涨占了物价上涨总水平的70%。”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2010年新浪金麒麟论坛”上直言，年初确定3%的物价上涨目标确实有难度。从2009年年底开始，在全国大蒜主产地之一的山东，大蒜零售价同比上涨40多倍，每公斤达到9元左右。在另一主产地河南，蒜价更是上涨近100倍。与此同时，在北京等大城市，一些超市的蒜价甚至每公斤高达20多元，蒜价贵过猪肉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其时，贸易商开着汽车走乡入村收大蒜，这一幕，如今在土豆身上再现。　　本报记者年内曾4次深入山东金乡、寿光、青州等地探寻大蒜、生姜价格暴涨的秘密。一开始，几乎所有受访的政府官员、研究机构都认为游资推涨是主要因素。然而，进入8月份之后，无论国家发改委、农业部，还是商务部，均对游资炒作论三缄其口。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日前接受记者访问时坦言，就今年物价大涨而言，游资或许发挥了一定助涨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供需环节出现了紧平衡甚至不平衡的局面。　　11月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显示：受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该次监测针对北京、上海、重庆等36个大中城市展开，监测食品包括蔬菜、粮油、鲜肉类及水果共31种产品。数据显示，与9月份环比，共24种产品价格呈不同程度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其中黄瓜和西瓜涨幅最高，大豆油、大豆调和油、活鸡、茄子及草鱼等价格微弱下跌，大白菜和鲜猪肉价格持平。北京物美超市的采购人员则表示，以食用油为例，现在一天能接到三四份提价通知，最多的时候一日四变。　　“我们认为，游资炒作论基本是一个谬论。游资在本轮物价暴涨过程中，最多只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前，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农业投融资峰会上，汇发中国基金、凯雷基金等一些PE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M1(现金和活期存款总量)增速高达3.8倍，其背后隐含的信息，是大多数物资价格必将追随M1涨幅而起。由此，眼下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圈正在兴起热捧农业投资项目、分享通胀盛宴的浪潮。马文峰研究发现，无论大蒜、绿豆还是眼下正在涨声不断的土豆，其涨幅仅接近4倍，与M1增速基本持平。“事实上，能够追随M1数据起舞的产品，基本都是一些小品种，盘子小，刚性需求强，与老百姓生活关系密切。”马文峰称，与房价近10年来超过10倍的涨幅相比，老百姓很难马上买一套房子，但几乎家家都可以储存一些大蒜和土豆，因此，后者追涨M1数据现象更加明显。姚景源透露，虽然我国夏粮减产，但秋粮丰收，预计中国今年粮食总产量会突破1万亿斤，这是历史上突破1万亿斤的第四个年份。因此姚景源相信，今年物价仍可以控制在3%左右。　　不过，国家眼下对小麦、稻谷采取的托底收购价政策，已经纷纷失灵。如国家规定小麦托底价为0.95元/斤，但市场售价早已脱离1元/斤之下。稻谷托底价约为1元/斤，市场售价从下半年开始，就有价无市。马文峰表示，托底价过低，农民惜售明显。另外一组数据清晰可见，城镇居民的综合消费能力却在相对下降。2010年1~9月(平均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7.5%，同期商品价格水平涨幅超过10%，简单对比，不难发现居民购买力实质上已经下降。同一时期，全国农产品平均涨幅水平超过10%，其中9月份12%。马文峰预计，10月份的农产品涨幅会逼近15%。种种迹象显示，悄然涌现的民间抢购和囤积现象，预示农产品价格暴涨正在进入普涨期。而这一背景，与老百姓预期中的通胀抬头密不可分。  央行超发43万亿人民币引发通胀 推农产品上涨2010年11月02日 01:33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上海报道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加息之举。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21.66,1.97,10.01%)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 倍。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指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