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他们随风而逝》你所不知道的王光美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３日，王光美逝世。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原全国政协常委、大型扶贫计划“幸福工程”发起人王光美女士，13日凌晨3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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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迄今为止，有关她的记载大都处于她的丈夫刘少奇的影子当中。不久前，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了王光美，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光美健康开朗，心境平宁，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当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与高贵的风范。

亲爱的母亲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用王光英的话来说，王光美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光美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那时候，家里面五个女孩子，就五个小床那么住，后来王光美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妹妹们四个在一起，然后给她一个套间。这套间来还是一个过堂，母亲把它封起来，因为她知道夜里王光美念书念得挺晚的，夏天很早起来，在院里念书，这样的照顾确实是挺特殊的。

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但王光美的幸运就在这里，她的母亲真心希望她们学习好，没有催女儿们早点结婚什么的。王光美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金博士，与母亲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或许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哩，所以在物理界的人都讲，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但王光美最终却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选择了延安。

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五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决心一下，她就跟母亲说，母亲挺赞成的，也没有掉眼泪，倒是王光美有点舍不得妈妈。没想到刚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

“遭遇”刘少奇

在延安，王光美“遭遇”了刘少奇。北平的洋学生成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时光荏苒，有很多的事都忘却了，但忆起与刘少奇相识相爱的经历，王光美仍然满目溢彩。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因为徐冰带我们去看朱老总。徐冰把我们从北京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朱老总留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康克清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她带着我们这些人，就见到了刘少奇，跟他握了握手。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办事局参观，办事局就隔着村嘛，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嘛，都有人陪着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到了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跟着去了，我们这是城市去的，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小屋，我和吴青两人住，都挂着一些相片什么。他瞧瞧，转转，走走。又过了一段时候吧，我和吴青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在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记者：你们的进展很快吗？

王光美：怎么说呢，忽然有一天，是叶总还是王炳南通知，因为我那时是在军委外事组，通知我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很纳闷，我刚到延安来，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就说那枣园我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他们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是王震的马还是谁的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我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我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我吓坏了。我看了一眼吉普车，里面坐着江青，这是我和江青的第一面，没打招呼。到了少奇那儿，什么都没有，少奇也不知道招待我什么，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极脏极小的梨给我。我想了半天说，这怎么吃。他说，我这儿有刀。我拿起刀削梨，我削的那个梨，整个梨皮在上面不掉下来，少奇说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记者：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让你去的呢还是怎么样？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就是那天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就这么含蓄的，让我上晋察冀。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这个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这是他的意思，但当时我还不懂。他上来就说他家里，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时间……我当时觉得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吗呀。

记者：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吧。

王光美：那时我特别尊敬他。

记者：尊敬他干吗就要嫁给他？

王光美：还没有啊，后来接触多了才觉得，呀，这人……

记者：这人好是吗？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真专心，真刻苦。然后他在找我这个过程中，反正有时侯跟我说话多点，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这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记者：您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还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工作上您们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有时侯也会闹点小别扭？

王光美：那当然。我刚刚和他结婚那会儿，礼拜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对呀，就生气，像这种笑话，也是有的。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他在中央开完会，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去怀仁堂。我生气了，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

记者：生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您很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说，他其实还是挺动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的，可他还是来了。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到我那儿，他亲了我一下，以示慰问。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正因如此，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 经历“文革” 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但命运不让人有任何的假设，她选择了去延安，嫁给了刘少奇，所以，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号女主角。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友谊博物馆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这条项链是奈温送的，他怎么会送您一条项链？

王光美：那一年，我去东南亚访问。我不是没有首饰什么的吗，外交部到外贸部给我借的，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偏偏到那布里海滨游泳的时候，奈温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松了，我就一把抓住了，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是借的，我得还。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后来他就送了我一条项链。

记者：那您挨斗的时候，您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还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上我家来，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车子就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进来几个人，说要翻我们家。我出访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那里，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是来接我的这些造反学生给我穿的。

记者：您一下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这种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吗？

王光美：我不害怕……反正我多少有点精神准备，我觉得真的，少奇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他都不出名，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去医院，他起草主席的东西，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从我这儿过吧，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的，怎么发回来就全都不对了呢……这时候，江青又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刘少奇，是这种状况。

记者：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横出去了，只能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我要说上几句什么话，我不是检讨的。

记者：您还顶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还顶他们，那时候我也有点愣劲。

记者：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交也不是很多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真有一次，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我给她打电话，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记者：您觉得江青她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不好说。我跟少奇出去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出去，第一不带她，也跟不了。关键不在这儿，就是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界，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她来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觉得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少奇就不吭声，只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对江青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记者：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态度，其他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记者：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这个呀，还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确实给党带来很大破坏，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她真是该死。至于她为什么死，我听人说她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她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因为她已经绝望了，她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记者：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记者：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警卫员就不止一个。警卫人员后来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记者：您对少奇有没有动摇过？

王光美：没有过。少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

记者：您们是不是经常一起被批斗？有一次斗完了以后你还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是。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逐渐演变到这个地步的，家里贴了大字报，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也给拔掉了，他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我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我见不着他，我被推出来的时候，看他在挨打，心里很痛。我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他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便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记者：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应该证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中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后面。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因为无缘无故真狠呢。

记者：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对我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炕都是一个木板床，它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它为什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

记者：您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有一天看管的那个人说他们要来看我，说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给我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记者：您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见不到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说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因为我想，少奇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记者：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

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9年也就是入狱12年后，王光美终于重获自由了。 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

健康生活

恶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的长者。

一个人住了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不受刺激，没有毛病，但王光美出狱后心态一直很平和。这当然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对别人的丑恶面她也不计较，她觉得那是由一个时代造成的，一个集体的活动不能看作是一对一。能够宽恕他人，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

经历过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王光美不再希望搞运动，而是主张实事求是，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有组织部、统战部，哪个部管什么都有规定。如果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就是不能搞普遍运动。她认为，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呼啦一下子，谁也不知道谁冤枉了，哪个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要是好坏不分呼啦一下子谁也控制不了，那造成的损失就太大了。她相信文革的事不会重演。

现在的王光美身体状况非常好，她每星期还游泳两次，每次游20分钟。都快八十的人了，游20分钟她竟然不觉得费劲，假如允许，游40分钟也行，不过她控制自己只游20分钟。她笑着说：“真是没有比赛的那个能力了，假如我跟别人赛，我准输，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机、服务员，他们肯定比我快。”

良好的身体状况使王光美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1995年起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的组委会主任，帮助穷乡僻壤的贫困母亲改善生活。

王光美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坚持深入穷乡僻壤看望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母亲们。她的爱心与亲善赢得了那些母亲们发自内心的热爱。一次她去门头沟——那是她去得较近的地方，一位贫困母亲拉她坐在床沿上，给她铺了一块布，那是一块非常干净的布，她们没有别的，只能这样来表达对王光美的爱与敬重。这件事让王光美感动不已，她觉得这是她们对她的优待和信任。

王光美经常教育她的小外孙们要关心别人，要为贫困地区的孩子着想。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也养成了帮助贫困孩子的习惯。王光美的女儿们说，她手里不能有钱，一有了钱，她马上想一定要送给谁，捐给谁，一定要帮助谁，那钱转眼就没有了。

1996年的时候，王光美还把母亲留下来的几个瓷器都拍卖了，拍卖了50万元，都捐给幸福工程了。刚捐完，就有一个外国记者打电话问她，母亲不在了，她怎么会舍得把母亲的东西给卖了。王光美说，我舍不得，但那么多贫困母亲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确实把这些东西给了她们，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好。她是上过学的，她有条件上学，她就有文化，这有文化的母亲跟没文化的母亲是很有点区别的，但是我接触的农村妇女她们都劳动，我希望她们也能有文化，至少能不受贫困。

这就是今天的王光美，不再是当年艳光四射的第一夫人，但她的宽容心，她的慈祥，她的善举，她一颗母爱的灵魂，依然让万众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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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幸福工程基金 为了1500万贫困母亲

这是1500万贫困母亲啊！她们缺衣少食、没有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教育、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她们的文化素质、健康状况很差，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她们占了中国7000万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一。

1995年春天，一个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发起的旨在帮助贫困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行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启动。全国政协常委王光美被推举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这一年她已是74岁高龄，更为人不知的是她身患癌症已有六个春秋。然而，为了1500万母亲的微笑，她将自己的晚年做了最后的选择。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妈妈与1500万贫困母亲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寒冷的冬夜里，她忧心忡忡，牵挂着那些缺衣少被的母亲们

王光美自己也记不清了，从接手“幸福工程”这副担子以后，她究竟跑了多少地方？！陕西的大荔、福建的安溪、河北的易县、北京的门头沟……每到一处，她都要走进那一家家低矮破旧的茅草屋，坐在硬梆梆的土炕上，拉着贫困母亲的手嘘寒问暖唠个不停。她会掀开这家的锅盖，看看他们吃些什么；她会捏捏那个母亲身上的棉衣，看够不够暖和；她会把那些营养不良、又瘦又脏的孩子揽在怀里。人穷地穷，信息也闭塞，许多被看望过的贫困母亲并不清楚这位老人是谁，但这位老人对她们那份慈母般的关爱，让她们感动，她们称她是北京来的“老妈妈”。

王光美到陕西大荔县的安鲁乡那一天，下着雨，村子里一片泥泞。

当地陪同的人提议不要进村了，王光美执意不肯，穿着靴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村，冒雨走访了三户人家。当她来到一个叫王尚英的贫困母亲家时，尚英85岁的老婆婆正生病卧炕。王光美坐在炕边上，拉着这位她称之为“老姐姐”的病人的手一直没松开，把居家过日子的事一一问了一遍。当她听老人说因为家里穷两个分别22、24岁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时，她安慰老人：“24岁还不算大么，我26岁才出嫁。等‘幸福工程’帮助你们过上好日子，又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还愁找不到好婆家！”一句话说得全家都笑了。王光美的这句话两年后变成了现实。

每一个王光美看望过的贫困母亲都会长久地装在她心里。在陕西走访中，她注意到当地的不少母亲因为穷，纳鞋底时连个锥子都没有，只用一根针，扎不进去就用石头顶，费劲极了。回到北京，她一直想着这件事，就托家中的老阿姨上街去买回几十只锥子，她计划把这些锥子寄给那些母亲们。可惜后来考虑这些锥子在邮寄上有种种不便，没有寄出。至今，王光美还在念叨这件事。

冬天是王光美倍受疾病折磨的季节。“文革”12年的监狱生活使她落下了严重的肺气肿，稍一受凉，就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尽管医生和家人一再嘱咐她冬季一定要格外注意保重，但在她的意识中对冬天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在意。然而，从1995年开始的那个冬天，也就是从她走进一个又一个贫困母亲的家之后那个冬天，她对寒冷变得格外关注了。冬日寒风吹起来的夜晚，她会睁着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种种担心惦念走马灯似地在她脑子里打着转，早晨起来，她还要和家人念叨好半天。孩子们理解母亲又心疼母亲，说她是身上的老病未除，又多了新（心）病。王光美说：“从看望贫困母亲的那一天开始，这份牵挂就再也无法割舍了！

”

她从女儿电话中“收获”的500元美金，成为“幸福工程”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王光美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一辈子没管过钱，至今她手头上每月只有两笔费用，一是理发费，二是看病的挂号费。她甚至不会数钱，前两年还曾闹过一个小笑话：一次她领回工资，有什么原因需要她立刻清点一下，而当时家中无人，她只好自己动手，把一沓工资大票小票一张一张挨着排起来摆了一床，然后用手指一张一张点过去，点来点去，越点越糊涂，足足半个小时也没点清，直到家人回来才给她解了围。

然而不会数钱的王光美却有一件“秉公执法，意外获金，全部捐献”的美事，一直为家人乐道。那是一天晚上，与王光美住在一起的女儿因工作业务上的关系急需打一个国际长途，情急之中她使用了公家为母亲配备的长途电话。这对一辈子廉洁奉公的王光美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她要女儿把这个电话登记在册，以备日后自己付费。女儿深知母亲之为人，二话没说登了记，而且第二天给母亲拍出500元美金，说是交的电话费。看着女儿一脸顽皮的神态，做母亲的明白了，两分钟的长途再贵也值不了那么多钱，这是女儿在孝敬她呢！几个孩子平日总是变着花样给她买这买那，她知道他们的心。

这笔钱能派什么用场呢？

王光美在钱的使用上多年来一直有她独到的原则，生活费用够花而已，多余的钱多做善事。她每月有限的工资，全部由家中老阿姨安排打点一家四口人（包括小阿姨、外孙）的吃穿用，此外收到的钱她全部都捐给了各种福利慈善事业。这其中有政府给四位已去世的老一辈革命者的夫人每年每人补助的2000元生活费，她年年都把它捐给了“希望工程”；这其中还有海内外众多不相识的人出于爱戴景仰之情寄来的大小数目不等的款子，她一一转寄给了那些遭受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贫困地区；这其中还有孩子们逢年过节孝敬她的钱，她也都捐给了各种公益事业。

眼下，这笔从女儿的一个电话中“收获”来的500元美金使她又动开了心思，她一下子想到了即将宣告成立的“幸福工程基金会”。两天前，她去那里与工作人员见面相识，闲谈中了解到由于基金会刚刚组建，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简陋，许多人中午常吃不上热饭，她当时就有了心事。这钱来的是时候。于是，第二天，她让秘书把500元美金送到了基金会，捎去一句话，买个微波炉中午热热饭，剩下的钱买些其它急需的办公用品。

这500元美金成为即将成立的“幸福工程基金会”收到的第一笔捐款。用这笔钱买的一只微波炉成为基金会一个永远的温暖的纪念。

她相信，若母亲在天有灵，得知义卖家传古物救助贫困母亲，当十分高兴。

王光美的办公桌上有一只淡黄色的玲珑剔透的牙雕笔筒，那是她母亲留下来的，也是少奇同志当年一直使用的。“文革”期间，它曾经被抄，后来又失而复得。这些年来，每天看到它，王光美心中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她没有想到，就是这只笔筒有一天竟会触动她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实施的结果是为“幸福工程”增加了一笔50万元的巨款。

那是“幸福工程”启动的第二年，用海内外各界捐款建立起来的“幸福工程”专项资金以2000—3000元的小额低息贷款的形式直接贷到了第一批贫困母亲手中，这些贫困母亲用这笔生产自救的启动资金养羊、养牛、养鱼、做豆腐等，迅速走上了脱贫的道路。贫困母亲们看到了希望，更多的人向“幸福工程”伸出了求助之手。钱，成为“幸福工程”的第一件大事，王光美开始为钱操心。

博大的母爱之心总是以奉献自己为先，王光美再次把视角对准了自己。“我还能捐点什么呢？”一天她翻报纸，无意中看到一则拍卖玉雕瓷器的消息，她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办公桌上的那只象牙笔筒上。“它也能换钱？”她一下子想起了母亲留下来的另外五件明清时代的家传瓷器，她像个孩子有了重大发现似的兴奋，立刻把那几件古物找出来看了又看。见物思人，她想起了她的母亲，一位当年女子师范毕业的充满了民主思想的进步女性。母亲一生重视教育，把几个孩子先后培养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解放以后，她随女儿住进了中南海，可怎么也闲不住，非要找点事做。少奇同志看到当时中直机关许多同志的小孩子无人照看，让大人操心，就建议她开办一个托儿所。

母亲高兴极了，说干就干，挂起“洁茹托儿所”招牌的第一个星期就收了五十多个孩子，断奶仅40天的孩子她也收，而且全部免费。至今这个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托儿所仍由当地区政府开办着。

“母亲一生实践着重教、奉献的做人原则，就让她留下的古物再还她一次愿吧。”王光美就这样决定了。

在北京’96秋季拍卖会上，王光美委托拍卖公司义卖六件家传古物。当拍卖师激动地介绍道：下面拍卖的几件特殊的东西，是王光美女士的母亲历经“文革”传下来的，王光美女士此次拍卖款额全部捐赠“幸福工程”。场内气氛空前热烈，欲买者争相竞价，六件开价21．6万元的古物，最后以56．6万元成交。

事后有一位外国记者问王光美，你把家传文物义卖掉，不觉得心疼吗？王光美回答：“‘幸福工程’需要钱，用拍卖所得救助更多的贫困母亲是发挥了这些文物的最大价值，我感到欣慰。这也符合我母亲一贯为人处事的精神，我相信她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的！”

不是我感动了他们，是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 。

香港陈君实先生，从报上得知王光美的义举，深受感动，他先后打电话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国务院新闻办，打听“幸福工程”的联系地址，慷慨捐赠50万元。印尼一位早年在外做木工起家的老华侨，毅然捐赠30万元。

更令人感动的是那些并不富裕的捐款人。已故著名革命诗人萧三的老伴叶华，悉数捐来了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的两次编辑稿费1858．56元。四川成都一位下岗工人给王光美写信，请她帮助联系拍卖祖传“宝贝”，所得一半捐给“幸福工程”，另一半留下来补贴家用。四川攀枝花钢厂的一位老工人掏出兜里仅有的8元钱捐赠“幸福工程”，此时，他老伴已身患癌症两年，为治病他几乎倾家荡产。王光美闻讯后，颇为动容，一再说：“可别轻看了这8元钱的含金量啊！”王光美过去的一位老司机李银荣，回中办工作已多年，当他得知王光美为“幸福工程”义卖的事，说什么也要表达一点心意，可他犯难了，他在机关工作收入很低，当工人的妻子挣得更少，一个女儿还在上学，一月到底几乎没有余钱。翻来找去，他找出了自己献血后机关补助的500元营养费，喜出望外，全捐了。

王光美谈起这些人和事如数家珍，“不是我感动他们，是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动！”

让她深深感动的还有她的老阿姨，比她小5岁的赵淑君。早年丧夫的赵淑君1958年就到了王光美家，当时少奇同志与王光美工作都十分繁忙，偌大一个家，几个孩子全靠她操持，“文革”开始，刘、王夫妇双双遭难，王光美进监狱前，几个大的孩子都已下放，尤其当时才8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让她放心不下。她把“小小”托付给了赵淑君，以后的命运如何，无从知道，但她相信这位普通劳动妇女的为人。

不久，赵淑君被通知滚出中南海，行前唯一的自由就是她可以挑选一个箱子装些衣服杂物。她挑了家里最破的一只木箱，因为它比较大，可以多装点东西。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她挑着这只箱子，牵着“小小”的手，走出了中南海。

她被安排到北京一家锁厂做工，从1966年一直做到1978年。12年间，这位从刘少奇家中被赶出来的劳动妇女历尽怎样的艰辛，她自己绝口不提，外人只要从已长大成人的“小小”对赵姨那份胜似亲妈的厚爱中即可想见当年她与孩子相濡以沫的亲情。王光美1978年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了赵姨，把她接到家里，从此，赵淑君成为王光美家一位正式成员，一位真正的亲人。

令老阿姨特别得意的是，她当年从中南海挑出的那只旧木箱，经有关部门鉴定竟是少奇同志从西柏坡带回来的，是珍贵的革命文物，这只木箱已被少奇同志纪念馆收藏。王光美说，赵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王光美义卖家传古物之后，又一次想到了这件事，她提出从拍卖所得拿出一万元给老阿姨，作为她多年对革命文物的保管费。老阿姨一听急了，“你50万都捐了，我那一万有什么可留的？捐！”

在王光美不断提及的这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中，唯有一个人她从不提及，那就是她的外孙。那一年，“幸福工程基金会”在众多捐款中分别收到了北京实验二小署名王北亮、陈捕两个小学生的捐款，感到很有意义，就去调查，想写篇报道。不想刚一查，王光美的秘书打来电话：“别查了，王北亮是王老的外孙，另一个是我儿子。王老嘱咐，孩子的事一定不要报道。”第二天，放心不下的王光美自己打来电话，再次说明她的意见：“为贫穷的人捐款，对孩子很有好处，要让孩子感觉这是应该、自然的事。这两个孩子这些年年年都为希望工程捐款，我们从来不表扬，只是肯定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们一宣传，孩子再捐款心境就不那么纯净了。真为孩子好，就别报道。”这篇没有写出的报道永远留在了基金会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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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四国，穿过旗袍，戴过项链，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男女老少穿军装的年代，却是一桩“丑闻”。旗袍、项链，使穿它戴它的人在红卫兵的心理上被打了零分，穿它戴它的人又使娶她的人被打了零分。

“无限上纲”这种东西能够在中国盛行，正因为这片国土有着太丰腴的“一件小事，可把人看扁”的苗床。小事无人提，往往是没人在意的。而专提小事的人，大多是些好事之徒。对于穿戴问题能够愤愤不平的，大多是女人；由于穿戴问题能够气得流泪，恨不得置人于死地的女人，惟有江青。

王光美有数的几次陪同刘少奇出访，基本是中式布衣。1963年这次，因为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艰苦朴素的观念与漫不经心、不郑重、不尊重的理解，自然会产生矛盾。加上那四国一国比一国炎热，礼宾司的同志要求王光美与陈毅的夫人张茜，自备旗袍。王光美与张茜，为选料子和如何省料子，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准备期间，王光美在春藕斋的周末舞会上碰见毛泽东，告之要去上海，问毛泽东要不要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什么东西。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王光美交信时，从未以正式身份出过国的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王光美要出访的服装问题上，并非常专业地指点要选什么颜色，要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王光美听得很认真，也很虚心。这其中，有一多半是因为刘少奇多次告诫过她“江青身体不好，不要打搅她”，“在中南海，夫人之间少讲闲话”。江青还举例说明：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裙，只别个胸花，便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中显得非常独特。千万不要像×××（某领导夫人)，大红大花，那么俗……

王光美真的做衣服时，当然不会照着江青的每一句话下剪子。这便是为何江青在向红卫兵控诉王光美穿旗袍时，还鬼火乱冒地喊，“我叫她不要穿短袖的，她偏不听”的原故。说这话时，江青居然淌了眼泪！真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江青，是否其实是在为自己虽贵为第一夫人，却从未出国风光过而揪心地委屈。“文革”就是这么怪，如果从江青的角度去审视，它也活像是醋婆发风，悍妇放刁。

关于项链，原本也是一段趣话。刘少奇访问四国的纪录影片中，人们恐怕对陈毅在缅甸的沙滩上踢足球的那个镜头记忆犹新。其实，那是针对记者的一种掩护。在远避耳目的海滨，刘少奇与奈温所密谈的，正是当时两国最为敏感的“缅共问题”。王光美故作轻松地在海滩嬉水时，闹出了一场乱子，中断了两位首脑的密谈。她脖子上那串礼宾司借给她的，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项链断了。奈温闻讯，不但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去摸，他自己也跟着乱摸，刘少奇无论如何阻止都挡他不住。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一颗也没捞上来。奈温当即命人取来一串缅甸特产的，亦十分名贵的红宝石项链，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对这串美妙绝伦的红宝石项链，王光美爱不释手，当天的晚宴便戴上了它，宾主皆欢，也仅仅就戴了这一次，回国便上交了。这串本不该给王光美以灾难的项链，至今仍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

(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