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人群的“死亡地图”

解读中国人群的“死亡地图”
(2005-12-22 11:14:20)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
谁在威胁中国人的生命？在中国，支气管肺癌、肝癌、冠心病、糖尿病等为什么在近10年来会成为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的疾病？中国男性烟草使用处在全世界人群中的最高流行水平、中国人的饮食特点正从热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向高脂高糖方向转化等等趋势是不是与中国人群死亡相关的行为危险因素……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通过回顾过去50年（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回答了这些问题，并描述了与主要疾病和死亡有关的行为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和分布特点，勾画出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地图”。
地图显示“健康杀手的地盘”
在《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中，共有40多幅“死亡地图”，形象地记录了1991至2000年10年间中国人群的死因分布。肺癌、肝癌、乳腺癌、胃癌、脑中风、肺结核、自杀、交通事故等等，每一种“健康杀手”都有一张“死亡地图”。记者翻开一张《1991～2000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人群肺癌10年平均死亡率的地理分布》的地图，可以看出肺癌的死亡率按严重程度被分作6档，分别以黄、绿、蓝、粉红、红、赭6种不同颜色标注，死亡率最高的那一档被标注以赭色。这张图上，几乎所有省的大城市监测区都有红色和赭色标记，可见肺癌的高死亡率地区主要为城市地区，其中哈尔滨、大连、上海、青岛和广州死亡率均在50/10万以上。
“死亡地图不是简单的一张地图，支撑它的是遍布于全国的监测网络和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庞大数据库。”本书作者、中国疾控中心杨功焕教授说。这一全国性的疾病监测系统1989年由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杨功焕负责组建，目前在全国设有140多个监测点，每个点覆盖3万至10万人口，总覆盖人口达上千万。其中，每省有4至5个监测点，有的设在城市，有的在农村。10年间，在上千名工作人员的参与努力和卫生部的资助下，监测工作没有中断。每一年，6万例死因报告从各地汇集到北京，10年下来，共累积60万例，构成一个极其宝贵的数据库。研究人员参照过去50年我国公共卫生相关数据，在科技部资助下，研究了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及与主要疾病和死因有关的行为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和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中国人群死亡地图》。
杨功焕说，本书在描述疾病死亡和危险因素的流行水平和分布中大量使用了地理分布图谱来描述各类疾病和危险因素的地区差异，较为直观反映不同地区死亡模式的特点，是继1973~1975年肿瘤死亡图谱出版后的中国人群全死因的地理图谱。
“死亡地图”提供的虽是十分基础的公共医学信息，但这些信息并不是孤立的，与社会、经济、环境、人的行为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年间，我国人群的疾病模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杨功焕说。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标准，死因谱中共有103类疾病，在我国，存在重大变化的疾病有42种，有的死亡率上升很明显，有的下降很明显。对变化较大的疾病，在本书中科研人员使用“人口因素”和“非人口因素”概念来描述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疾病死亡率差异的原因。“人口因素”是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老年人口增多、粗死亡率必然会增高，这是不能改变的因素。人口因素以外的其他所有因素，统称为“非人口因素”。“非人口因素”包括了社会环境因素、人们的行为因素和生活方式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非人口因素”对不同疾病死亡率变化的影响是不同的，交通伤害死亡上升88%是“非人口因素”的作用，主要与道路、车和人的违章行为有关；而糖尿病死亡率上升77%属“非人口因素”，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密切相关。
价值与作用
客观地回顾中国人群过去半个世纪疾病模式的演变过程，确定目前中国人群的疾病模式，为制订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是本书的写作目的。但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于为决策者、研究者提供信息，同时也能让百姓了解自己身边的疾病及伤害问题，了解哪些个人行为与疾病相关，从而调整生活方式，降低患病概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这本书就是想告诉读者，影响中国人健康的重要疾病是什么？哪些疾病的死亡率还在上升、哪些已经下降了？在中国不同地区，除了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和风俗习惯等有差异外，疾病模式也有差异。这些不仅是对未来几十年的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是决策者需要了解的，也是普通老百姓应该关心的。”因此当袁钟博士在一次研讨会上得知杨功焕教授在做相关研究时，就有极大兴趣与她合作出这本书。“《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一书我们首印只有2000册，书不一定会卖得很好，但这本书很有价值，对于了解中国人群健康状况、指导中国公共卫生建设都有作用。所以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与杨教授合作出版这本书，并用大16开全铜版印刷，我相信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有贡献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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