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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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武力统一朝鲜和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红色革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现象，而北南朝鲜是苏美两国终结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状态后依据商定的受降分界线分别扶持起来的两个政权，如果以武力统一北南朝鲜，实质上就是美苏两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金日成、斯大林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
1949年的4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泽东递交了朝鲜劳动党致中共的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把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这一请求得到中共的满足，毛泽东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这可以说是“抗美援朝”的萌芽。当年6、7月份，两个朝鲜师整建制(共21000余人)地回到了北朝鲜。第二年初又有16000余名朝鲜籍解放军回到北朝鲜。这37000名经历过战争锻炼的朝鲜籍战士是金日成组建军队的骨干，送这批战士回朝鲜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军事绿灯。有了骨干后，斯大林给了北朝鲜一批武器装备，其中包括150辆坦克，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二个军事绿灯。以中国提供的骨干和苏联提供的武器为基础，金日成组建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实力超过韩国军队。
虽然金日成有了军队，但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二战结束后呈现出美强苏弱的局面，表面上苏联军队庞大，但是苏联在二战中人员损失惨重，战后经济困窘，出现了饿死人现象，总体上是一种头重脚轻、下盘不稳的状态。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欧洲发生的柏林空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苏联在欧洲手握重兵，近水楼台，但它封锁西柏林这一小挑战行动还是失败了，西方阵营通过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化解了危机，展示了自己的综合实力。苏联在近在咫尺的东欧都搞不出名堂，在美国全面控制的太平洋沿岸又怎么能搞出名堂呢?在金日成用速成法组建起来的军队中，各个层级都有苏军顾问，以致没了苏军顾问军队就无法正常运转，甚至进攻南朝鲜的战役计划都是苏军顾问团包办的，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出朝鲜战争的本质。
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军队占优势，但美军用庞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仅3个多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为什么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对等地直接出兵，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北朝鲜和苏联各有其战略研判的范围，如果说年轻的金日成想凭借半岛内的小优势一鼓作气统一朝鲜半岛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老成的斯大林不顾苏联在全球战略形势中的弱势地位而挤占美国的战略空间则是利令智昏的冒险。
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1949年，在“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决策层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了东西方对阵中的苏联，这是后来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在不敢派空军协同中国出兵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退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后来的大三角战略格局中唯一的受益者。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10年后苏、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同的盟友竟然闹翻了，20年后美、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居然开始亲近了，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1949年,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做到双赢。
二、在战略上中国自始就参与了朝鲜战争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的第一个政治绿灯。5月，金日成到中国向中共通报北朝鲜将发动军事进攻，中共向苏联询问，苏联方面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的很清楚，中共是有否决权的，如果中共不同意，金日成就不能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共没有行使否决权，也就是说中共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个政治绿灯。不仅开了绿灯，最高领袖还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朝鲜统一：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最高领袖的明确表态是导致后来出现“抗美援朝”的一个关健性步骤，这种以武力撑腰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这一表态确定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只准北方向南边打，不准南方向北边打，这就道明了朝鲜战争的本质。决定中国打不打的红线是三八线，这一既定军事策略成为后来最高领袖定下出兵决策的根本依据。
60年以来存在着一个凡是，即凡是有关“抗美援朝”的都是光辉的、伟大的。凡是论的维护者以金日成发动进攻前没有通知中国为依据，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金日成进攻前不通知中国只是一个战术问题，在战略上毛泽东、金日成早已达成君子协定──“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如果当初毛泽东对金日成的表态是“中国饱经战乱几十年了，需要休养生息，我们不反对你们发动战争，但打起来后中国一个兵也出不了，也给不了什么物资援助”，那么朝鲜战争只会停留在金日成的头脑里，而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上。对朝鲜战争问题，最高领袖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两匹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不想动，那两匹也没有办法。
有的军史学者带着凡是论的紧箍，研究朝鲜战争几十年，研究成果是“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不是一个同等的概念”、“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在战略认识上十足的糊涂。既然朝鲜战争不应该打，为什么拿出三个军给金日成撑腰?既然“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次战役后1950年底为什么不停下来?唇保住了，齿不寒了，为什么还要打?为什么最高领袖在1951年3月1日的电报中还说：“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原因很简单，“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在战略上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同卵双生的。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发动进攻后，中国的因应动作就开始了。7月2日，周恩来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为应付未来朝鲜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结9个师的兵力，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这些部队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7月5日斯大林向中共发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10日，保卫国防会议召开，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7月中旬到8月初，第十三兵团(含第38、39、40、42军)在中朝边境进行布防。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最高领袖表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 月5日最高领袖致电东北军区：“(东北)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 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 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最高领袖指示：“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 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 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下旬，朝鲜战场进入僵持阶段，战争的变数越来越大，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信给最高领袖，提出第十三兵团力量还显单薄，建议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以备不时之需，最高领袖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是所谓“轮番作战”的萌芽。8月底，中央军委开会起草《关于加强边防军的决定》，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由原来的四个军逐渐增至十一个军三十六个师，并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第一线为五个军;华东军区原准备渡海攻台的第9 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在十月底和年底集中，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三线部队，“轮番作战”进入准备阶段。
从中国的一系列因应步骤看，当北朝鲜军队进展顺利时，中国准备了9个师，预备小打;当战争的前景变得不可知时，中国准备了36个师，预备大打。这36个中国师是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金日成的十几万军队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起挑战的第一梯队，那么这36个中国师则是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当朝鲜战争扩大化的物质(第二梯队)和精神(既定军事策略)都具备时，朝鲜战争扩大化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就是说早在1950年8月底，在美军发起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出兵朝鲜就已经是一种必然了。
三、战争决策的出台充满“个人说了算”特色
1950年10月1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同日，朝鲜特使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求援：“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0月1日夜，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召开，最高领袖与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讨论对策，周朱刘三人的态度都很谨慎，最高领袖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经过彻夜讨论，周恩来改变了态度，赞同最高领袖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持保守态度，至今未曾有过朱刘二人主张出兵的记载。事后最高领袖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由于最高领袖具有最高决定权，10月1日的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已经定下了出兵朝鲜的战争决策。因为最高领袖指示这次会议不作记录，会议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后人可以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这一决策作出评判。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中国的战争车轮已经开始启动。
10月2日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出乎最高领袖的意料，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持怀疑或反对态，特别是军队的将领们几乎都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把握。林彪说：“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虽然不同意见很多，但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将出兵决策贯彻下去。最高领袖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最高领袖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10月5日上午，最高领袖派邓小平先行同彭德怀进行沟通，邓小平把上面内定彭德怀挂帅向彭作了透露，然后将彭德怀接到中南海面见最高领袖。彭德怀对最高领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最高领袖问：“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最高领袖说：“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彭德怀认同出兵并接受挂帅任务，出兵朝鲜在人事安排上已经妥当，下午的政治局会议就可以拍板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召开，能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来了。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林彪说：“我看还是以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但周恩来和彭德怀都作了支持出兵的发言，气氛开始向出兵的方向转变。会议的结果是最高领袖“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观点得到了贯彻，最终出兵决策得以通过，出兵朝鲜形成了国家决策。但仍有人从内心里是不赞成出兵的，散会后，林彪对最高领袖说：“主席呀，出兵弊多利少，事关重大。你要好好考虑呀，千万慎重。”周恩来、林彪被派到苏联要军援，在路上林彪给毛发了封很长的电报，再次劝毛回心转意，放弃出兵。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个人找到彭德怀说：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
2日、4日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但到了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参加会议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两三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决策的通过，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不主张出兵的，后来赞成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已经内定的出征统帅，他一认同出兵决策，部队赴朝作战就没有实际障碍了。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领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刘伯承对南下大别山的失误很有意见，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素养深厚的刘伯承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在后来的几天里，因空军支援问题上的扯皮，苏中双方决定中国暂不出兵，北朝鲜军政人员准备疏散，但10月13日，中国决策层敲定无论空军支援落实得如何，中国仍然出兵。
参与朝鲜战争本来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但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很快就变成了国家决策,一人之心成千万人之心,这样的事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令人感慨。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动之须慎重,战争是关乎国家前途的大事,决策须谨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作为反面教材可供中国人长期反思。去年百来名影星集中起来拍了部影片《建国大业》，把建国的过程拍得好不仔细，国旗、国徽的设计、国歌的选用，诗人代表、画家代表、妇女代表都发表意见了，但唯独忘了拍一件要紧事，就是动用这个国家的军队需要多少人说了算，在1950年10月，这件事只需一个人说了算。
四、战争决策是否合理
10月1日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最高领袖就定下了出兵的决心，在最高领袖的思维中，促使他作出战争决策的因素有两个：
一是在1950年10月以前的一年多里，最高领袖始终对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持支持态度，只是在时机上有不同看法而已。早在1949年的4月最高领袖就向北朝鲜特使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1950年5月金日成到中国与最高领袖商谈时，最高领袖虽然明白金日成的计划与中国的统一进程相冲突，还是同意了金日成的进攻打算，而且有“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重要承诺。在1950年10月1日，美军已经打过三八线，正在向中朝边境推进，在金日成发出求救信息、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最高领袖自然要履行“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的承诺。10月2日出兵决策尚未贯彻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暂不出兵”，斯大林回电：“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先前关于出兵的承诺已经成了斯大林敦促中国履行承诺的依据。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达成一个共识─—朝鲜战争是东方阵营向西方阵营发出的一次挑战，为了这个挑战的胜利，东方阵营中的国家应该各尽其力，对毗邻朝鲜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当然就是出兵。
二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金日成发动进攻，中国在第一时间成了受害者，台湾成了冷战的棋子，被美国捏住了。最高领袖决定出兵不光是为了帮别人，更有为自己国家的打算。最高领袖一贯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军事斗争哲学，你美国进入中国的台湾，你就去朝鲜打你，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斗争哲学富于豪情和气魄，但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军队的装备落后，如要大打一场，经济上、军事上都不具备条件，必须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实力比美国弱，胆子比美国小，并不是一株可靠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