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那话儿”

“那话儿”一词最早使用是在何时,我没有考究过。《中文大辞典》不收此条,《汉语大词典》所举两例都较晚,而且不是这里想用的意思。想来,它起初就跟“阿堵物”、“宁馨儿”一样,本是泛指的,这个那个没有定数。后来意义聚敛,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讳饰语。“那话儿”的流行,当然是拜《金瓶梅》所赐,可惜这些年来爱读《金瓶梅》的似乎日渐稀少,只有港台的博雅文人还常把它挂在嘴边。迈克将约翰·拉尔的戏Ｐｒｉｃｋ Ｕｐ Ｙｏｕｒ Ｅａｒｓ译为《留心那话儿》,王德威检讨当代情色文学,题目用的是《话来那话儿也长》,不能不说用心很巧,但多少使人怀疑只是些小众趣味,似乎没考虑过普罗大众可能不知所云。我这里用“那话儿”一词,既非取其谐趣,也不是要掩人耳目,不过为了指称方便,免得行文中乍“阴”乍“阳”,让神经脆弱的读者步步惊心。
　　
    老实说,在性学方面,我实在是个外行,而且对这些素乏兴趣,倒不是因为自己像但丁那样自从见了红衣缠裹的贝娅翠丝便转而向往天国之爱,只是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容我借用张爱玲的比喻——“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就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上个月,承友人寄示一部去年出版的英文新《那话儿小史》（Ａ Ｍｉｎｄ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ｎｉｓ）,我读了读,觉得不妨来说几句话。虽则我想讲的都是些平常的见解,但在这个“非常话题”的热砧上头,也许正需要浇那么一点儿常识的冷水。
　　
    一
  
　　大家都知道,甲骨文里的“且”（祖）字就是根据直竖的那话儿形象造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也事样将肇始者的地位留给它。作者弗莱德曼（Ｄａｖｉｄ Ｍ．Ｆｒｅｄｍａｎ）在他这本《那话儿小史》里,好象没有谈到中国的事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关于早期文明中的那话儿,他举出苏美尔人的主宰大神恩基（Ｅｎｋ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诗歌里,有这样的描述：
　　大神恩基抬眼凝望幼发拉底,
　　他像狂牛般充满了欲望,
　　端起那话儿,一直倾满泄,
　　活水涌流,注满了幼发拉底。
据说底格里斯河也是恩基用相同的办法搞出来的。在埃及和印度,创世神话也往往跟那话儿难脱干系,印度教的三大神祗之一湿婆更是以那话儿为化身,整日接受教徒们的膜拜。中国的创世神话成型甚晚,那些有粗鄙不文嫌疑的部分大多被掩盖起来,但从出土文物来看,那生殖崇拜的证据如“石祖”、“陶祖”等,也正不少,所以不妨说,各大文明的基点实没有什么两样。
　　古希腊人对周遭的观感一向是清刚平正,他们的禁忌甚少,得诸自然的一切都被视为天赐,这与后来基督教世界的原罪观念确是天壤悬隔。酒神节上,巨大的那话儿模型在游行队伍里倒不一定非常触目,因为男女老少皆可能熟视无睹。多数学者认为,希腊喜剧即源于这种游行队伍中的歌唱表演,具体的证据有哪能些这里不能详列,但我们很清楚世俗趣味的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曾谱过一曲那话儿颂歌,词曰：
　　你是酒神的同伴,是狂欢者的俦侣。你在夜色下漫游,是情与欲的良友。当和平到来,不再有战争、烦恼与悲哀,我会解甲归田,与你细说。
当然,希腊的精神世界并非是铁板一块,在阿里斯托芬这一极,喜剧演员们还在用往身上佩带皮革做的假那话儿的方式取悦观众,而在另一极,一些人似乎已经对那些饮食男女的事情感到厌倦。据阿利阿科斯说,比提尼亚人萨加里斯懒得将自己的手伸向肚脐以下,因此亚里士多德曾开玩笑,说他小解的时候从不动手,可以引用欧里庇得斯的句子来形容：“虽然手是纯洁清白的,但心思意念已受沾染。”
　　在古希腊,裸体完全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随时随地暴露那些部位。得宜与否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则可循,因为希腊人的意识中,一切由习俗来决定,而习俗恰恰是不定的。比如他们视在体育馆中裸体为自然,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著名雕塑如掷铁饼者和刮汗泥的人,都是全身赤裸的,然而在体育馆中围观则被认为非常不雅,这或许不难理解,因为本来自然呈露的东西将因人的凝视而扭曲。
　　同性恋在古希腊风气颇盛,而后来人往往不明就里,对其状况多有误解。实际上,同性恋的形态亦由习俗所操控,一般而言,总是发生在男性青年与年长的尊者之间,一旦青年的岁数偏大、髭须见长,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就与惯例相悖,将遭人嗤笑了。而且,希腊人对同性恋现象其实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既然上天准许人类如此造作,那我们也无谓奋力相抗。但许多家长并不见得会乐意让自己的儿子受人狎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中便有一位雅典的父亲这样向朋友宣告：“若你见到我的儿子从体育馆里走出,洗浴后全身赤裸,你不要吻他,也不要跟他搭话,更不要碰他那话儿！这样你才算对得起朋友。”那些对柏拉图作品略有所知的人,受了几篇对话录的蛊惑,难免在心目中为古希腊的同性恋营造起光环,说起来这就是轻忽了柏拉图的微言大义了,在柏拉图那里,宣讲同性恋不过是为了往智慧之路上抄捷径（ｓｈｏｒｔｃｕｔ）而已。不信的可以仔细去读《会饮篇》的后半部分,那脉络正明晰得很。
　　如水之就下,希腊人的平易,一变而为罗马人的淫逸。这方面的材料太多,没必要多引,读过苏埃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和奥维德的爱欲诗篇,对那种氛围一定不会陌生的。我总觉得罗马人的种种行为,与其说是欲望支使,还不如说有点儿游戏人间的味道。就拿尼禄来说,他阉割了男童波鲁斯,想钭其变成女性,还正儿八经地跟他举行婚礼。他发明出一种游戏,自己身披兽皮,冲出笼子,向缚在木桩上的男人和女子的下部撞去。但凡理智清明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色欲在驱动罢。我想,这是因为浴缸里的水终究在浅,渐生餍心的帝王开始不满地扑腾了。
　　《那话儿小史》里讲了庞贝城的一处壁画,那是很有名的维蒂、邸（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Ｖｉｔｔｉｉ）壁画,其中最触目的应该数门口那幅罗马神普里阿普斯（Ｐｒｉａｐｕｓ）的像。传说他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爱神阿芙洛蒂忒之子,长相滑稽古怪,当然最关键的是他的那话儿硕大无朋。向普里阿普斯献祭的牺牲是驴子,这个原因不用说,大家一定清楚得很。在维蒂邸壁画上,他肿胀的那话儿有半条腿那么长,当时正放在一杆称上称量。类似的称量,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有点耀武扬威的意思罢了。作者弗莱德曼认为,门口置这样一幅画,意在让进来的人有所收敛,明白自己实际上体物微细,不值得骄矜。是否真的如此,可以暂不去管它,我只是觉得所谓异教徒的崇拜真是上不了台面,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滑稽之感。宠贝的另一处壁画上,干脆简简单单画了一幅昂首的那话儿,上边写着一句拉丁文：Ｈｉｃ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ｅｌｉｃｉｔａｓ,意思是“欢乐在此长存”。
　　这让我想起上次在柏林的时候,离下榻处不远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性博物馆,当时同行的人嚷着要去看看,如果是我自己独个儿,万万想不到去看这些,不过后来还是跟着去了,没想到真是“见所未见”。记得里面所藏多幅日本浮世绘,画中主角都是那话儿甚伟,比整个身子还要长出许多,艰于步行,旁边十来个人手抬肩扛,帮他承重。我当然知道日本的原始崇拜,在今村昌平的电影里也见过不少描写,但我想这里的意味也还是幽默的罢,如果在旁边题上“欢乐在此长存”几个字,也许更有意思。所谓“为外物所累”怕是没有比这更形象的了,虽然说起来那东西倒真算不上什么“外物”。那会儿,正好有一对外国夫妇领着自己十五六岁的女儿来博物馆参观,应该说是很开明的罢,可我觉得这些荒怪陆离的东西,如果孩子自己有兴趣,要探研一番,当然并无不可,可是由父母领着来见识这么一下,不是徒然钭美好的预想打碎了吗？假使将夸张与病态,跟现实与常态相混淆,那就更是得不偿失了。我自认不是一位道学先生,但开明似乎也不是这么一个开明法儿。
　　
    二

　　中国的文明,似乎打从娘胎落生的那天起,就是穿着衣服的。在正经书里,难得发现一两处跟那话儿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只能没“话儿”找“话儿”了。话说吕后晚年的时候,匈奴的单于冒顿忽写来一封侮慢的信,说什么“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看信,自然是震怒非常,“欲击之”,但是各位将领纷纷提醒她说：“当年高帝（刘邦）那么英明神武,还曾被冒顿困在平城呢。”言下之意,想打也不打不过呀。吕后只好作罢,继续推行和亲政策。至于信里讲的“所有”,自然是那话儿的别称。这样的内容也写在国书里,可能不仅仅是蛮性遗留的问题。汉初匈奴的骄纵,汉族的折辱,从这里也可窥见一点消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曾列举不少亵语入正史的例子,这个算是典型之一罢。
　　说到那话儿的替代用语,在古代色情小说里倒颇有几种,常见的是玉茎、满面春风柄等等。我以前读到过一种台湾的网络色情小说,用的是“权杖”一词,不知道激进的女性主偏概全。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风月文学皆是垃圾,至少我本人以为《肉蒲团》算是一部杰作。它的锋芒所指,也许正是前面提到的普里阿斯和浮世绘主角。中国文学一向擅长美刺,但战术运用每嫌不够灵活,像《肉蒲团》这样大开大阖,冷嘲热讽,的确没有前例。对那话儿崇拜的消解,我也觉得数这部书最有力。
　　在那话儿文化的外围,是对那话儿的修饰和仿制。前面谈古希腊的体育馆时,我就想到犹太教的割礼了。在利奇德的《古希腊风化史》中提到说,有些人到体育馆锻炼身体,为了避免那话儿的前端受伤,常常绳或带将那话儿的口束住。这个解释似乎有些迂曲,如果前端怕受伤,那话儿的哪能一部分是不怕的呢？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那话儿小史》里的解释,就是说希腊人认为探出头来的那话儿是不雅的,至于为什么,还是我那个万能的解答：习俗如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些来到希腊的犹太人,想跟当地人打成一片,不致于遭人白眼,但因为从小受了割礼在体育馆里容易露馅。于是他们不惜重金去做手术,要把包皮拉长,手术的效果往往难如人意,所以犹太人也学着用绳将口系上,混迹其间,而不易被察觉了。不过,在犹太人自己看来,割礼终究是重大而严肃的事情。我记得美国小说家马拉默德写的《伙计》一书里,那个青年一时把持不住,强行跟自己的情人发生了关系,女的起来后轻蔑地说：“没施割礼的狗！”看来是很重的咒骂了。
　　《知堂回想录》里有这样一段：“往年译《希腊拟曲》,《昵谈》篇中有‘抱朋’一语,曾问胡适之君,拟译作角先生,无违碍否？胡君笑诺……”周作人先生说的这个“抱朋”,应该是指ｂａｕｂｏｎ,其实他拟的这两个字已经兼顾音与义了,正不妨拿来作为译名。潘光旦先生在他译的《性心理学》一书中亦曾加注,说中国也有这么个东西,叫角先生。角先生的标本,我在《明报月刊》的彩页上看过几种,或玉或铁,难道不冷吗？我是这样怀疑的。另外这个名字太怪了,我想起假腿是可以叫义肢的,角先生则不妨叫作“义话儿”,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周、胡、潘几位先生都是通达的人,恐怕也只有通达的人才能对性这东西有一明白的看法。这里想举两个跟《金瓶梅》有关的例子,都是我平日看书时记下的,来说明究竟什么叫通达。台湾的刘师古先生,著有《闲话金瓶梅》一书,他认为西门庆拿给潘金莲的淫器勉铃是作者的杜撰。原文是：
　　妇人认了半日,问道：“是什么东西儿？怎的把人半边胳膊都麻了？”西门庆笑道：“这物件你就不知道了,名唤做勉铃。……”妇人道：“此物使到那里？”西门庆道：“先把他放入炉内,然后行事,妙不可言！”
　　刘先生评论说：“此物全书中找不出用法所在。……金莲拿了他一会儿‘把胳膊都麻了’,可见其分量不轻！至如‘放入炉中,然后行事’,是指放入火炉中烧热或烧红,这与行房事又红又有何关？真令人百思不解。”我猜有的读者看到这里是要笑出声来了,古人所说的胶柱鼓瑟,大概就是形容这种读书法的。胳膊麻了,不想它是被震的,只当是分量重；“炉中”就是火炉中,还要烧红烧热,难怪刘先生会“百思不解”了。读风月书,当然最怕心术不正,但是人太老实,怕也不行罢。
　　
    三

　　当古罗马人还耽于奇技淫巧的时候,爱欲世界的空气已然在悄悄转变了。这种从逸乐到肃杀的转变,应该是由多种力量际会而成,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罗马人自己腻烦厌倦的心理,二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精神至上的观念,三是基督教澄心寡欲的氛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次对原始欲望的大清洗。然而,这个运动后来是怎么走上一条矫枉过正的不归路的,始终不容易解释明白。也许,当中存在着偶然因素。
　　基督教世界的大思想家希波的奥古斯丁是《那话儿小史》里一个枢纽性人物,但是弗莱德曼先生似乎没有找到奥古斯丁关于那话儿的具体说法。我在这里贡献一条,是他在《上帝之城》里关于伊甸园生殖方式的一段话：
　　如果没有强烈的欲望来刺激器官,造爱只是通过理智的选择来完成的话,精液可以在处女膜微微破裂的情况下流入子宫……
在奥古斯丁看来,哪怕是夫妻之间的情欲,只有当生儿育女成为其唯一的目的时,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否则就是一种罪过。所以,他想像天国的播种是在这样一片静谧中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奥古斯丁不是没有论辩对手的,那些基督徒认为至少应该将婚姻内的爱与罪恶分离开来,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口才和人格魅力似乎都不敌奥古斯丁,谁也没想到这一败遂使此后的一千年被贴上了禁欲的封条。
　　这一千年当中,科学在艰难行步,文明的缓慢积累,可以想像,与那话儿有关的事情也一定从未间断地发生着,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一切散发着原始和浪漫气息的东西都绝迹了。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欲望才抬起头来。在我看来,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少有的富于希腊精神的人。他探究一切,了无禁忌,科学与哲学在他那里得到了统一。如后来弗洛依德所揭示的那样,列奥纳多也是一个对那话儿很感兴趣的人。在其有名的笔记中,他曾对那话儿的本质做过这样一番思辨,他写道：
　　常常一个男人睡着,它却醒了。很多时候,男人醒着,它又睡了。很多时候,男人想用它,但它不想；很多时候,它想了,男人都阻止了它。
列奥纳多思考的其实是那话儿的“自我意识”,《那话儿小史》的原标题也正是这几个字。
　　由于列奥纳多精于人体解剖,他偷偷地发现了一如今已尽人皆知的秘密——那话儿的勃起原理,在笔记上记着：
　　我看见……有死人直竖着那话儿,尤其是那些被吊死的。我看到对这些器官所做的解剖,它们的密度和硬度都很大,里面充满了血。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列奥纳多所画的一张人体解剖图上,尿道和精液流出的路径竟被画成不同的两条！看来,列奥纳多还是觉得那话儿的结构应该各行其是才更有道理。其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就像上面谈到过的比提尼亚人萨加里斯,他每次有将手伸向肚脐以下的念头,不见得都跟性有关,他可能只是想方便一下而已。如果说,我对弗莱德曼这本书有什么不满的话,最大的不满就在这里了,他把那话儿日常最主要的功能放在一边,只专心在与性有关的部分,这恐怕是受了“泛性主义”的濡染罢。
　　说到“泛性主义”,当然不能不提到“罪魁”弗洛依德。虽说他的理论几番沉浮,已经有被历史淘汰之势,但我仍佩服他是个解人。英国人蔼理士写的《性心理学》,许多人都说好,可惜我就没看出来。那本书,前面是性生理学,后面是性社会学,单单没有该说的心理学这一块,至少也是名不副实罢。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天读的胡先马录肃先生《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一九二Ｏ年）一文,他说：“英美文学,对于文 学纯洁之禁令綦严。……反而观德法俄之文学,则所记载叙述之事,十九为男女性之罪恶。”胡先生这段话令我想到,蔼理士究竟是属于英美这一系的,让他做一个开明绅士,完全能够胜任,可是让他钩深研几,揭示重重阴翳下的心理秘密,怕是不行的了。而弗洛依德是在德法俄一系,压抑与力比多这些东西,简直是他的日用平常！弗洛依德跟着前辈克罗巴克（Ｃｈｒｏｂａｋ）学医的时候,曾遇上过一位极度焦虑的女患者,克罗巴克将自己的诊断告诉了弗洛依德：“这女人结婚十八年了,可她还是个处女,她丈夫是完全不行的啊。”克罗巴克意味深长地说：“治这种病的方子我们熟得很,但我们不能开呀。其实就是这样：‘正常那话儿（Ｐｅｎｉ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反复使用！’”在如此气氛中陶冶多年,弗洛依德焉能不搞出他那样的一套理论？弗氏固然粗求之过深的毛病,但往往势不能不如此。精神分析,有时就像解诗一样,诗学涵养深的人,一眼望去,有什么微言、有什么今典便全领悟了,可是要一条条说给人听,还要举出证据,那就有些难办了。弗洛依德就是这么一个要为门外汉说法的人,他必有他的难处。
　　我觉得《那话儿小史》有一小小的缺点,就是在讲完弗洛依德之后,没有提拉康,更没有提拉康那篇大作《阳具的意义》。拉康这人也爽快,根本不在意人家批评他“菲勒斯中心主义”,在这篇幅不很长的文章里将弗氏的观点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那话儿不但是思考男性的一个基点。同样地,也是思考女性的一个基点。在众多精神分析学家里面,也许只有拉康才明白先师的思想精髓所在。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伟哥的发明是那话儿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现在,我们再回头试想列奥纳多·达·芬奇关于那话儿“自我意识”的那段思考,似乎意味就出来了。伟哥使那话儿的“自我意识”被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这是人对自身的征服吗？但我们要注意,伟哥解决的是问题的前一半,即“男人想用,它不想”这个部分,那后面一半呢？“它想,男人不想”,这个问题怎么办？依我看,这要留给弗洛依德第二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