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和生者的尊严

死者和生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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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死者和生者的尊严

徐贲

 据报道，青海民政厅4月15日制定《青海省玉树县“4·14”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对地震死伤人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条说：“遗体处理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要尊重死者尊严。”这样强调“死者尊严”，体现了中国公共生活中对人的尊严有了新的认识：要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以死观生，以生说死，人生的尊严不外乎就是在与他人关系中的生与死。越重视以尊严对待死者，便也就越能重视如何以尊严对待生者。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经描绘雅典城邦在开始衰落时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在那个渗透着死亡的末世气息中，人们开始忽略死者，不能给他们以死者的尊严：安葬。那时候，雅典城邦发生了瘟疫，感染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这样屈服了，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由于看护别人而获得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城里的人没有房屋住，天气又很热，“人们像苍蝇一样死亡着。”当人的死亡像是“羊群”和“苍蝇”一样的时候，人和动物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开始忽略对死者有尊严的埋葬，他们变得“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过去所遵守的丧葬仪式，现在都不遵守了。”

这样草草埋葬死者，对于整个人群造成了严重的的道德损害，修西底德记下的实际上是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这是因为，没有人法和神法，人就不能称作为是人。人法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神法则把人从兽群里分离出来，把人放到世间生灵的最高位置上。如果人法刻下的是“正义”，那么神法 刻下的就是“虔敬”。当人们在任何状况下抛弃了人法和神法，他们虽然在身体上还活着，但灵魂已经死去。不给死者以有尊严的安葬是违背神法的，也是违背人性的。安葬之礼划出了人世的最后边界： 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而且必埋。“人” (humanus)和“掩埋” (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在对待死者的尊严上，中国人今天确实是进步了。几十年前的“文革”期间，当人的生存处境极度恶化时，无数人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极端困境。一些人曾经不得不自行选择或被迫非正常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则凭借着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观，坚持着活了下来。在一个国家里，当没有尊严的死亡频繁发生的时候，先一定是已经出现了活着的人没有尊严的情况。

我们今天谈死者的尊严，重视这一尊严的意义，是因为谈死，实乃谈生。尊严应当是一种普世价值。但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对要不要尊严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争论，没有说人不该有尊严，或自己不要尊严的（给不给别人尊严，那就是另一回事）。第二，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要怎样的尊严，怎样才算有尊严，那就是很有争议的了。这就像“不折腾”，谁都不会说折腾好，要折腾。但说到怎么就算折腾、谁折腾、折腾谁，那争论就大了去了。

在公共生活中，人的尊严和公民的尊严是非常具体的，因此也是常常有争议的。有民主要求的人坚信，一个公民的起码尊严在于应该可以自由选择由谁来代表自己，而体现这一尊严的公共仪式就是投票。但是，有的人却会说，上头指定一个人来代表你，不管是阿猫还是阿狗，你都已经有尊严了。所以，讨论尊严不是讨论要不要尊严，而是在怎样的公共生活细节中，人才算有尊严。公共生活细节中的尊严应该不断在自由的公共言论空间中得到讨论，也应该不断在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到落实。民主制度是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有尊严的必要保障。

人的尊严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物，1486年意大利思想家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写了《论人的尊严的演说》，提出人可以通过哲思和人文艺术达到与天使比美的境界。启蒙时代，尊严更成为一种高于“价值”的价值。康德认为，价值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与人的局部判断有关，而那些“不相对的”，高于相对价值的，那些成为其自身目的的，便获得了道德的属性。惟有人类才会有这样的道德属性，因此惟有人类才会有尊严。尊严因此成为道德人类的标志。

到了20世纪，尊严又与和平与人权具体地联系在了一起。《世界人权宣言》“序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二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世界人权宣言》说的是“人人”，适用于全人类，强调的是人类的不可分割性和整体性。离开了人类的不可分割性和整体性，也就无人权可言，当然也就没有人的尊严可言。如果死者不能好好安葬，就不能称作为是有尊严的人，那么同样，如果生者不能拥有人权而生活，便也不能称作为是有尊严的人。这样的尊严是每一个人的尊严，没有例外，尊严因此必须是一种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