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民工”、“中国式春运”与现代性

“候鸟民工”、“中国式春运”与现代性 分类：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自发秩序与公共选择 文章提交者：陈飞翔          发表时间：2010-1-31 字号：大 中 小  Google提供的广告 托马斯工业媒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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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oe.cn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无论是处于什么阶层，是很难透视自己的祖国，它有广袤的土地、多样的文化、参差不齐的群体、城乡分野的社区、奇形怪状的政治诉求，甚至还有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如此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与web2.0技术的突破，使得人与社会的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新型的话语时代更加凸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难题。春运，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在难题，也是世界各地观察家们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难得窗口。全球顶尖公共知识分子哈马贝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有着异乎寻常的透彻阐释，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项未竟的事业。这寥寥数语就将现代性的内涵勾勒出来了。的确，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伟大民族工程，这种现代性是建基于一个民族身上，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终极追求：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春运，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派生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学意义。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释放了农村难以数计的青壮劳动力的劳动供给，使得大面积、跨区域、交叉性的人力资本的流动成了中国向现代社会靠拢的常态性社会行为。这为一贯以土地为控制手段，束缚人员流动的农业中国社会带来了致命的挑战。最本质的一点就是，人员的频繁流动必然带来原有社会结构与管理模式的冲击，这种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春运，正是我们观察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难得窗口。

    春运的本质是“候鸟民工”的迁徙带来的社会管理难题。一旦政府赋予了“候鸟民工”正式的城市居民权利，并且能够真正用法律手段保障那些“新城民”（注：指“候鸟民工”变成正式城市居民的称谓）的合法权利，那么春运就会从中国的发展历史上逐渐消失，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要求政府高效的管理能力、政府清廉、法治水平较高以及严厉的问责制，甚至会催生民间极高的民主政治诉求。春运的社会政治学意义就在于此，一方面它连接了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桥梁，另一方面它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跳跃的一条变迁曲线。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应该忘记春运它所能赋予中国人的特殊意义和当下的生存境况。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春运”是交通部门垄断所造成的，取消国家垄断，放开民间资本对交通行业的准入机制，才能解决春运难题。所谓“中国式春运”是指每逢中国传统春节前后，全国各地便有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的崛起，由此带来中国整个社会的管理难题，也带来了中国政府的政治使命，即社会稳定与躁动人群之间的平衡。正如那些学者所言，“中国式春运”的困境的确是国家垄断造成的，但立刻放开就未必能够解决问题，甚至会带来其他的负面问题。看看我们国家以前那些向市场开放领域的改革就知道我们过于迷信市场的力量，这种迷信就好比一个男人迷信一个刚娶进门的从良妓女是可以马上立贞洁坊那样幼稚可笑。市场的力量与中国仍然带有计划的政府管理模式的结合是一种奇特的市场经济，很多学者把它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我更加愿意把它称之为“改良资本主义”。我们要明白，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之下，任何改革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肯定是没有办法进行的，要是仅仅只有政府参与，也是不可能推动的，只有当政府的参与能够获取一定的收益，而且获取这种收益的成本是比较小的，还不需要改变当前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参与才能成为“改良资本主义”的重要推动力。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就不能理解如果要求交通部门立刻取消垄断，放开民间资本的准入制度，将会意味着什么后果？所以，我们即使在解决“中国式春运”这种全国性的社会难题时，也不能那么激进，也只能渐进，唯有渐进，才是解决中国传统社会难题的唯一通道。

    2010年的春运在广州和成都两地试行的火车票实名制正是中国特殊的政府治理模式演进下的一个不小的社会进步，这种进步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种进步带来的社会学意义在这里就不另外阐述，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论述。很多学者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认为这种进步太小，希望政府能够走得更快一点，殊不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现代性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一步步拱出来的，而不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纵观中国的革命史，不是用一种暴力替代另一种暴力，就是革命被现时的政权血腥镇压而告流产。可见革命在中国是多么不合时宜。即使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激进的变革，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最有名的激进变革的失败例子莫过于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了，“王安石变法”遭遇了很多朝廷重臣的反对，连苏轼这种趋于中性立场的朝廷要臣也持反对态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是不太欢迎激变的社会，更能接受缓慢改变的社会。再顺着中国变革发展史下去，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要受中国固有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还要受中国人本身传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如果我们再拓展一下，就不能理解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含义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春运不仅包括了社会稳定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双重含义，而且还嵌入了中国现代性的转型力量。每当春运，几乎全国各地都对春运有着难以忍受的痛苦，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公民，既害怕规模如此庞大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行为，又希望社会管理能力更是一层楼。而中国现代性的要义正在于，一个现代的社会就是一个人人都能享受生活，人人都能获得正义、公平的社会，人人都能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哪天，“中国式春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消失，那正是中国现代性与世界接轨的启幕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