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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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解读 
 
              作者:许 平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   文章录入:钟逸
 
    [摘要]“60年代”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时代。60年代在西方发生的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许多社会运动,都体现着60年代精神。因此要深刻理解这场学生运动,给它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必须首先解读60年代。60年代,西方各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推进的转折点。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发展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摆脱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束缚,实现进一步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整个社会完成转型的关键。“60年代”举起个人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旗帜,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威进行批判。这些批判不仅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文化变革运动,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变迁,也催生了某些新的时代精神,70年代以降的一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在延伸和扩展着60年代。


  [关键词]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文化变革
 
  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当中国的红卫兵在中华大地上"破四旧、立四新",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场同样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文化变革运动在美国、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出现。各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彼此呼应,构成了20世纪中叶一道特别醒目的历史风景线:
  1964年,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学生在"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口号下,反对校方家长式的管理及陈旧的校规,发起"言论自由运动",学生们走出校园,拉开了学生运动的序幕。
  1965年,美国密根歇大学发起反对越战的运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名校学生积极响应,形成遍及全国的学生反战运动。
  1966年,在西德、法国、英国等国也出现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
  1967年,西德学生运动广泛开展,出现高潮。
  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的几座大楼,抗议学校为越战服务的研究项目和种族主义政策,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引发全国性的抗议运动。
  1968年5月,法国爆发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一千万学生、专业人士还有工人走上街头,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巴黎街头出现像1789年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和巷战,整个社会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
  1968年3-10月,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学生罢课、上街,抗议越战。
  1968-1969年,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掀起高潮,出现"火热的秋天"(HotAutumn)。
  1968-1969年,北爱尔兰学生要求民主,导致内战。
  1970年5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为导火索,美国学生反战运动达到高潮,全国罢课学校九百余所,一半以上的高校教师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学生运动达到顶峰……
  这场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席卷西方各国的学生运动的风暴,虽然是由"自由言论"、"公民参与民主"、反对越战、反对旧的教育制度等具体原因所引发的,但是运动本身带有十分鲜明的反对现代社会的色彩。学生运动的狂飙掠到之处,原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行为准则、生活态度、生活内容,甚至举止行为和基本价值观都受到强烈地冲击和批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生活方式(westenwayoflife),传承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深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在近代又历经人文主义精神的浸泡和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才熔炼成型,但是在60年代,构成西方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受到如此强烈地冲击,这本身就昭示着一个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时代来临。为了深刻理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给这场学生运动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让我们首先把历史的镜头拉开、放大,聚焦于它所发生的那段历史,鸟瞰整个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TheSixties)在西方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至今一提起"60年代",还会在许多西方人心中激起强烈的感情冲动。对于那些当年曾是学生运动的参与人,现在已成为他所反对过的那个制度的维护者的成年人来说,"60年代"是一个激荡的岁月,不仅给他留下一片与其青春融为一体的抹不去的回忆,也留下了背负一生的沉重思考;而对于"6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来说,"60年代"也并不遥远,因为他们今天生活的许多内容、许多方面就源自于那个时代。
  历史意义上的年代并不一定完全按时间的纪年划分。历史含义上的"60年代"始于50年代末,以新左派运动的兴起为起点,止于70年代初,以"黄金时代"终结,各种社会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标志,在西方有"漫长的60年代"(longsixties)之说[1](p.7)。在这里"漫长"的含义不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超过了10年,更主要的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发生了许多在内在逻辑上相通,但色彩缤纷,表现各异的事情,包括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流行音乐兴起、家庭和社会关系变化、性观念革命、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后现代思潮崛起等等,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不仅给这个时代留下了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深深的印记,而且,它们作为"60年代"的一份精神遗产,超越时间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延伸,直接影响着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漫长的60年代",好像是一幅缭乱的奇异图画,又像是一曲激越的变奏曲。图画涂抹的底色、曲调变化的基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者说是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变化。16世纪从西欧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跨入20世纪的时候,已经显露出其衰败的迹象。就连资本主义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在惊呼"西方的衰落"。这种经济上自由资本主义、法律宪政上自由主义、社会结构中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社会价值和文化取向上以理性主义为标准、整个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进入20世纪后,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经济危机与世界战争等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劫后余生的时候,正在蓬勃兴起的新的科技革命给它奠定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加上一系列必要又必然的社会调整,资本主义不仅起死回生,而且出现其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GoldenAge)。从5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如日中天,创造出战后发展的经济奇迹(EconomicMarical),到60年代,资本主义步入了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推进的转折点。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中,西方各国一切以经济进步和技术标准为最高原则,风驰电掣般地向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迈进。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阔步前进,使得资本主义单向度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实际上,早在资本主义发轫之初,卢梭面对扑面而来的工业文明的紫陌红尘,就已经预见到人类要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付出代价。19世纪,当资本主义还处于相对平静的发展时期的时候,叔本华和尼采等人也已经觉察到,过分组织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对人的创造力的扼杀,他们从中看到了西方文明中包含着的某种危险,喊出"上帝已死"的呼声,向人们发出了警告。但是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警告不是智者先知,而是痴人说梦。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坚信科学、理性和经济进步,对资本主义及其未来充满信心。直至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战争与危机等一系列恶魇,才摧毁了人们对理性、对在理性的旗帜下所建立的当今社会的坚定信仰,一扫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情绪,开始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真审视和批判。在60年代,就在人们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对资本、科技,乃至理性和经济进步的垄断地位提出质疑,发出挑战,力图寻找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的历史氛围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而生长、成型的资本主义精神、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等,没有跟上高速发展的经济,他们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当飞速发展的经济极大地扩大了市场,刺激了人们的需求,膨胀了人们的欲望的时候,旧的社会规范、旧的社会权威和官僚体制、科层制度、教育体制一起还在束缚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人们一边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一边感受着无所不在的压抑和束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压抑和束缚就变得特别的突出,特别的不能忍受,特别需要调整和变化。当压抑和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以极端的形式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在50年代经济扩张之后,接踵而至出现具有文化反叛意义的"60年代",而文化反叛的"60年代"又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时段上发生重合的历史原因。
  与所有历史急剧变革的时代一样,60年代前后西方人的思想躁动不安。虽然这时的西方各国乘战后繁荣之利,进入"富裕社会",但是,物质的丰盈并没有带来欲望的满足,也未能阻止思想的活跃。思想文化层面的危机与躁动反倒因此而变得更加剧烈。在50年代全球性的右倾浪潮(主要指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苏共20大后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东欧国家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6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向左转的倾向。激进的青年学生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思想家马尔库塞、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等为精神领袖,其中部分激进者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他们还把资本主义的反叛者古巴的卡斯特罗、格瓦拉,越南的胡志明尊为英雄,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激烈地批判。应该说,60年代前后在西方国家造成社会动荡的一系列反抗运动,都是这一批判运动的产物和表现。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对华政策,不满足于制度内部的改良,主张以民众"参与的民主"取代现行的代议制的新左派运动和学生运动,反对传统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还有争取社会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和遍及各国的反战和平运动,以及在60年代正在勃兴的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从一诞生就伴随着对它的揭露与批判而成长。如果说此前的批判主要是由于社会利益冲突、社会鸿沟增大、阶级矛盾尖锐而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批判和社会的批判的话,那么,60年代的批判却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引起的,它是在二战后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最富足、最丰裕的年轻一代,对物质富足而精神贫乏的社会现状感到不满,从人本主义和理想主义出发,对理性的社会、科技官僚的社会,对工业社会发起的批判和挑战,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文化上的批判、社会的批判和精神的批判。它是对由启蒙精神、理性主义所创造的工业文明社会和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60年代"具有了自己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因此而划分了一个时代。
  在西方学术界,有人把20世纪60年代附比近代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称60年代为"微型文艺复兴"(Mini-Renaissance)时期[2](p.25)。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在某种意义上,点明了"60年代"的时代内涵。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近代西方第一次思想文化变革运动。为了反抗宗教和世俗的封建权威对人的统治和对人性的压抑,人文主义者把人性和人的理性从愚昧中唤醒,把人当作"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把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摆在了第一的位置。崇尚理性,解放人性,提倡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目标。法国著名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借"神壶"的启示,表达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精髓,"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文艺复兴运动为资本主义体系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在18世纪西方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启蒙思想家的巨擘们高擎着理性主义的旗帜,照耀着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然而,人类作茧自缚。此后,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发展,使得当初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理性走到其反面。理性在履行解放的功能,将人从自然和神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其自身也变异为单纯的工具理性,将以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为目标的人文理性淹没。在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资本主义社会大厦,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理性不仅取得了君临一切的位置,而且渗透进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编织起无所不在的新的社会网罟,理性成为人性的新的桎梏。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到国际关系、国家事物、社会规范,小到个人生活、个人意志,都要服从新的万能的上帝--理性,而人性的另一方面,本能的冲动、人的感情和欲望、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再次被囚禁和监管起来,不知不觉之中,人成了理性社会、技术统治社会中的囚徒,无所不在理性的枷锁之中。
  "60年代"再次祭起人本主义的旗帜、个人主义的旗帜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旗帜,批判现存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说,"60年代"是在和文艺复兴时期进行对话。所不同的是,"60年代"的文化批判是否定之否定,批判之批判。它要实现的是人性的第二次解放,要把人性从已经建立的现代理性社会的种种压抑和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在60年代,个人主义得到张扬,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个人情感得到宣泄,个人意志得到尊重,大写的人再次被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与现代理性社会中的新的统治权威和社会规范进行对抗。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旋起之时,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索邦本部的大门口张贴的一张大字报上就这样写道:"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在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的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3](p.132)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GeorgesPompidou)也意识到,现在"受到冲击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制度,甚至也不是法国,受冲击的是我们自己的文明"[4](p.413)。即使是过了30年之后,西方人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仍然认为60年代的震荡"使社会摆脱了与新资本主义不同步运转、但仍然存在着的风俗习惯。革命暴力将过时的习俗从消费社会中清除,催生了文化自由主义"[5]。当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在30年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也认为,"这场运动想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不是改变政府"。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当事人和研究者的言论可以印证,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旨在推翻一个政府或推翻一个阶级统治,建立新的政权的政治性的革命,而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和基本价值观的一场全面的社会批判。文化的革命、观念的调整和生活习俗的改变是60年代社会变革的主旋律。变革的方向是朝着更自由、更平等、更宽容的社会目标前进。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60年代的文化变革中,充当革命的主体、塑造明日世界的不再是传统的革命力量--产业无产阶级,而是全新的社会力量--青年学生。以往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学生,突然间像火山爆发一样涌上历史舞台,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全新的反抗形式,展示自己的力量,其中的历史涵义耐人寻味。实际上,60年代的青年学生是伴随着战后经济繁荣和消费社会的生长而生长的。按道理,他们应该是被资本主义整合的最好的一代。但是,恰恰是这一代人,由于他们生长在资本主义按其内在逻辑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要向新的方向发展的转捩点上,他们身上同时地、集中地承载着历史的重负与希望。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成长把教育和青年学生同时推向社会的中心,成为影响社会运转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一环。但在奶与蜜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一方面,他们鲜活、年青,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单面性批判的思想,同时扩展、膨胀着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欲望,他们向往未来,寻找快乐幸福的人生;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成熟,在现实社会中,身受学校、父母和社会的多重权威的管教与束缚,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距离,使他们急欲打翻现存的一切,实现个人身心的全部解放。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他们以摧毁一切的气势和节庆般的兴奋,投入到这场破坏旧的统治权威,解体旧的社会规范的文化变革之中,在展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完成文化变革的使命,创造着"60年代"。
  在"60年代",西方各国的大学生几乎同时行动起来,造成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浪潮,这本身就指示了学生运动所含有的普世性,它是现代社会的"高等神经系统"[3](p.189)--高等学校和青年学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所作出的反应。在法国"五月风暴"爆发之前两个月,学生运动尚在氤氲之中,法国南岱和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就发出这样的诘问:
  "今天我们还能一再回避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吗?从德国柏林到法国南岱和,从捷克布拉格到意大利特伦多的一系列学生运动,是否表现了一种崭新的社会挑战方式(不管就理论和实际而言),从而泄露了崭新的社会宰制形式与崭新的社会冲突形式?假如知识与科技进步真的是新社会的发动机,恰如资本积累是旧社会的发动机,那么大学在社会里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不就像过去大企业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吗?那么学生运动不就和前一阶段里的工人运动具有同样的意义吗?"[3](p.203)
  这一诘问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入的历史思考。
  现在我们站在21世纪的历史制高点上,回眸整个20世纪,可以看到气象万千的60年代不再是变化莫测的万花筒,树木蔚成森林,冰山浮出水面,在20世纪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60年代正处于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它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所必然要经过的一个中间过渡。西方资本主义从二战后的科技革命中获得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新的发展动力。从物质生产看,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它不仅可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物质匮乏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出远远超出人们生存需求的物质财富。新的物质生产力不仅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合的社会规约、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在现代经济的运作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欲望,不断增加的消费,不断扩展的市场已成为容纳新的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样一来,冲破新教伦理和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完成社会观念的转化和文化的变革,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60年代这一变化的关键时刻,新旧因素杂陈、保守与激进力量对立,因此引出一个充满较量与碰撞、危机与动荡、调整与变革,令人眼花缭乱又独具特别历史意义的"60年代"。
  虽然"60年代"很快就落下了帷幕,学生运动也倏然消逝,但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在1968年6月,"五月风暴"刚刚结束时所预言的,"一切都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样"(Nothingwilleverbethesameagain)[6](p.35)。正是"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动荡的冲击,才使西方社会摆脱了与新生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步的观念、习俗和文化的束缚,催生了某些新的时代精神。7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的种种后现代思潮,当代西方的社会观念、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以及当代西方的种种社会运动,诸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绿党运动等,都在延伸、扩展和体现着60年代,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们都萌发、生长于60年代。
  一位当年美国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在20年后这样写道:"现在,60年代似乎远去了,一个生活时代远去了。……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仍与我们在一起,--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在我们的政治中。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认真又愚蠢,肤浅又破坏。我们在那个年代向这个世界投石头,它所激起的涟漪,现在仍在拍打着我们,--无论是为了更好还是为了更坏。"[7](p.278)
  60年代没有结束,60年代还在继续……


  【收稿日期】2003年1月
  【作者简介】许平,女,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欧美现代史、法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倪金荣】
  
  参考文献:
  [1]详见ArthurMarwick,TheSixtiesCultureRevolutioninBritain\France\ItalyandUnitedStates,1958-1973(《60年代:1958-1974年前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文化革命》),Oxford,1998.
  [2]MaureenNolanandRomaSingleton,"Mini-Renaissance",inaraMaitland(ed),VeryHeaven:LookingBackat1960‘s1988.
  [3]安琪楼·夸特罗其、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三联书店,2001年7月。
  [4]引自Dansette,Mai1968,Paris,1971.
  [5]LeNouvelObservateur(《新观察家》),1998年4月29日。
  [6]BernardE.Brown,ProtestinParisAnatomyofaRevolt,CityUniversityofNewYork,1998.
  [7]PeterCollier&DavilHorowite,DestructiveGeneration,SecondThoughtsAboutthe60‘s(《破坏的一代,再思60年代》),   SummitBook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