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当前中国“零道德”窘地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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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当前中国“零道德”窘地负责?

(2009-07-09 12:35:31)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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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谁为当前中国“零道德”窘地负责?

              季小岚(转载需注明文章出处)

    当前中国已经陷入“零道德”的窘地,我们不禁责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自称是世界文明礼仪之邦的大国,为何这么快就沦落到如此这般的田地?”中国的问题总是一团乱麻,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总需人们一番耐心地梳理。

            一、极权社会之下只有扭曲的伪道德   

   海瑞,是这个历史上清官的榜样。但这位饱读孔孟经书的清官,又被塑造出怎样的文化道德观呢?有一天,海瑞5岁的女儿在院子里玩饿了,于是海瑞家里的男仆给了她一块饼,海瑞知道后大怒:“一个好女子,怎能随便接受男子的东西呢?今天你不饿死,你就不是我的女儿。”结果海瑞的女儿绝食七天而死。

   古文:“海忠介公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此妇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余谓非忠介不生此女。” 
   先秦时期的活鲜鲜的孔孟道德,此时(海瑞生在明朝)早已经被“极权主义政治文化”(帝王文化)加工改装成自己“极端文化”的一部分——极端道德。连孟子当年都认为,嫂子掉到河里,小叔子伸手救她上来,虽然两人拉手了,但也不算违反“男女授受不亲”。而到了海瑞这一年代(实际上从汉武帝董仲舒往后)连“5岁女孩接受男人的一块饼”都不可以了。“女儿大,爷莫抱”。女儿到了七岁以后,连自己的亲爸爸也不能挨、不能碰了。

   极端道德,总是违反人性的。在封建“极端孝文化”影响下,海瑞对母亲“孝道”到极为荒唐的地步。他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纳过两个妾。第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女儿,因为和海母不合而被海瑞休了。第二个老婆进门不到一个月,又因为相同的原因被赶出家门。第三个妻子也在盛年之时十分可疑地暴死。而此前,他的一个妾也自杀身亡。种种不幸都是海瑞极端“孝道”思想酿成的恶果。孝子海瑞甚至到了三四十岁时还和母亲同屋而睡,随时听从母亲大人的教诲。海瑞和他的母亲,以及千千万万的人们都是这种“极端道德”的牺牲品。

  “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割股喂母”等封建“24孝”文化典故,更突出我们传统就文化道德的极端性、扭曲性、非人性化的倾向。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文化,为什么倾那么大精力来打造“极端道德文化”呢?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极权统治是一种最不近人性的统治,从汉武帝、董仲舒时代起,帝王文化就看准了“思想统治更为重要”。父权、夫权是帝王在千家万户的化身,维护父权、夫权就成了维护皇权的根基。当千千万万个家庭细胞都被非人性化的时候,社会“金字塔”的基座就和它的上层(极权政治最不近人性)相和谐,于是整个社会“金字塔”就平稳了。

   “极端道德文化”在中国历史传承了几千年,极其根深蒂固。这种“极端道德”总的特点就是极端地把“个人”的自由、尊严、价值等等统统压制到零,要求“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务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道德”本来是用来维护“个人生活利益”,但在极权社会之下,随着整个社会的扭曲,人们也只能看到扭曲的伪道德。

                 二、扭曲的旧道德文化的余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人传唱的“雷锋”就是这种“极端道德”的现代翻版。只读某某人的书,只做某某人的好孩子;某某人挥手,我前进……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两个雷锋,一个是真实的雷锋;一个是被人虚假宣传的雷锋。真实的雷锋是刚入伍不久,雷锋就用领到工资兴冲冲地买了一件皮夹克,可是连长看见了,狠狠地批评了他,说他不艰苦朴素。于是雷锋含着泪用剪刀把自己的新皮夹克绞了几个洞,然后再缝上,形成一个明显的大补丁,以示艰苦朴素。也喜欢穿新皮夹克的是真实的雷锋。后来被人们传唱的是虚假的雷锋,雷锋精神,实质就是一种奴才精神,一种只求“贡献”不求“索取”的虚无人生主义。

   1980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思想大潮,使人们“半醒”。虚假的极端道德,最终必然是要被人们本能地拒绝。旧道德,人们不喜欢;而新道德——“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主流社会又暂时不允许大力提倡。于是近30年我们几乎处于“无道德”状态。极端化的旧道德,不近人性,现代“半觉醒”的人们自然是要拒绝它;但同样是因为“半觉醒”,人们还一时找不到真道德——“公民道德”在哪?

    2008年文川大地震,“范跑跑”事件再一次刺痛了传统虚假道德的面膜,从全国铺天盖地的漫骂声,我们看到旧的极端道德依然势力极其强大。大地震发生的一刹那,范美臣和他的20名学生同样都是鲜活活的生命,都有逃命求生的天然权利。范美臣站在讲台上,离大门最近,他第一个逃出教室,并不会堵住或影响学生逃生。相反,他喊了一声,就第一个逃出教室,这是最科学的指挥学生逃生,使学生一眼就看出情况的万分紧急,并迅速就明白了自己要立即怎样做(能立即模仿老师以最快的速度逃出教室),倘若范美臣站在讲台上,只是一个劲的大声喊,学生一时还明白不了情况的万分紧急,还会迟疑几秒钟——因为他们看到“老师为什么还不跑呢?”所以范美臣站在讲台上呼喊学生先跑,并没有“范美臣大喊一声就第一个逃出教室”这种方法更直接有效(范美臣教的高中生,小学生另当别论)。而传统道德则完全漠视范美臣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权,在他们看来“只有把别人的生命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才符合他们的道德”,虽然他们自己也根本做不到,但因为他有幸不是当事人,所以这一次正好可以发挥他们的“伪道德”的威力,满足一下自己“伪道德”的虚荣心,实现自己上升为“社会道德”捍卫者的神圣感(这才是真正的动机和目的)。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正好暴露了这种传统旧道德的极端虚伪性。

   自己成不了“圣人”,却又总喜欢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就是我们传统道德的虚伪之处。“范跑跑”事件似乎最能证明我们身边旧道德分子就是一群当面说的是一套,背后自己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总之,极端虚假的旧道德,应首先为今天社会的“无道德”窘地负责。守护“旧道德”的应该是一群旧国民的人。而未来中国是注定要走向“公民社”的,所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零道德”窘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倡、确立一种现代社会的新道德——“公民道德”。

    面对今天中国的“零道德”窘地,有人竟然提出用“发扬几千年传统文化道德”来解决问题。“用扭曲的旧道德来拯救空虚的旧国民精神”,这恐怕是世界最荒谬的想法。

              三、当今中国对“公民道德文化”的呼唤

   “公民社会”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公民社会”当然需要一种“公民道德”。然而当前中国却仍是一个典型的“非公民社会”,“非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似乎有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非公民社会”总是处处压抑、排斥“公民社会文化”在自己地盘上流行,其中也包括“公民道德文化”。

   “公民道德文化”主要包括“公德文化”、“博爱文化”、“诚信文化”等。只有“旧国民”变成“新国民”——“公民”,获得“公民地位”的人们才会真心真意地去学习“公民道德”、推广“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才会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

   “公民社会”不会一下子来到中国,一切都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努力,随着“公民文化”的声音越来越高,具有公民意识的新国民越来越多,万民期待的“公民中国”就会离万民越来越近……

    再好的东西,最终都还是要靠一个个的“人”来完成。“公民社会”的阳光雨露最终都是要靠一个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来几十年如一日地去不断传播、不断发声。一日的努力便有一日的进步,要想有好的结果,我们必须要看得起这“一点一滴的努力”。

                            2009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