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經濟月刊》：人民幣提案挑戰美聯儲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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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8月25日 16:19
本刊記者陳言周陽
美聯儲作為央行的獨立性實際上過分依賴個人，依賴格林斯潘的強大個人魅力，而不是依靠制度。這是很冒風險的。美國國會壓迫人民幣升值的提案被擱置，格老又一次以個人力量確保了聯儲的獨立。但格老半年後將卸任，他的繼任者能有那麼大的力量抗衡在人民幣問題上捲土重來的政治壓力嗎？
6月30日下午，名噪一時的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萊漢姆領銜，在與美財政部長斯諾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舉行會晤後宣佈，將其提出的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提案暫時擱置，不進行投票表決。
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這次提案事件中再次成為焦點人物，他的“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國問題”的論調一直顯得獨而不群，從而被認為是該事件發生轉機的重要原因。但現在要下什麼結論可能還為時尚早，因為舒默並沒有說明該提案將被擱置到何時，而到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任期屆滿，如果半年內，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不能如舒默所預料的那樣進展，那麼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對人民幣問題的態度如何，是否會接受相關利益集團的壓力，就成為提案能否“起死回生”的關鍵。
而半年之後還可能被證明的是，人民幣匯率並不是整個事件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話題——匯率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情，美國國會的決議還不至於最終影響到中國政府的自主決策，中國央行也一再表明不會受制于國際壓力；但美聯儲卻因此而面臨一次重大的挑戰——格林斯潘的美聯儲並非世人想像的那樣獨立，他的離去很可能導致美聯儲的重塑，而人民幣問題上的態度可能預示著一個新基調的產生。
獨立於黨派和總統？
“的確，美聯儲有很大的獨立性。我個人認為，下一任聯儲主席也可能會堅持格林斯潘對於人民幣的態度，但是問題在於，他不一定能夠像格林斯潘那樣容易的公開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意見。畢竟格林斯潘已經在這個位置上17年了，積累了大量的個人聲譽。而對於繼任者來說，還沒有任何歷史紀錄證明他作為央行行長的成功，人民幣問題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安尼·卡什亞普(Anil ashyup)，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芝加哥聯儲顧問對《經濟》記者如是說。
既然繼任者成為一系列問題的關鍵，那麼“黨派歸屬是否會成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的考慮因素”？
近年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控制了包括美聯儲主席和7位聯儲理事的提名過程，總統經濟顧問們列出一份具有深厚經濟學背景的候選人名單，經總統同意後，交國會批准，實行一票否決制。顯然，由於國會中的多數席位所屬黨派通常和總統的政黨背景形成制衡，因此，為有利於提名獲得通過，總統經濟顧問通常主動淡化候選人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由於聯儲主席任期14年，跨越多個總統任期，使聯儲的人事得以遠離選舉週期所帶來的短期政治壓力。
“格林斯潘就是被裏根總統任命為美聯儲主席職務，在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手下連任的；而其前任主席沃爾克則是被民主黨任命，被共和黨提名連任的，所以黨派並沒有在現實中對央行的獨立性產生影響。”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局長，曾任裏根時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經濟》記者解釋道：
“根據我的記憶以及我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工作經驗，總統從來就沒有對央行的工作施加任何壓力。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權和政策決策權總是交給中央銀行自己，當然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央銀行的決策沒有大的失誤，如果他們做得不好，情況可能就不同了。我可以肯定地說，沃爾克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總統從來沒有嘗試過更改央行作出的決策。”沃爾克在裏根時期連任，而當時馬丁·費爾德斯坦正是總統經濟顧問委員主席。
他的這一說法也得到芝加哥美聯儲顧問安尼·卡什亞普的佐證：“幸運的是，過去20多年裏，總統的經濟顧問們一直十分克己守法，不讓央行變得過於‘政治化’，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而且將來也可能發生變化，但是總統不會走進央行對他們的政策指手畫腳，這是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著眼的。”
但事情也不完全如此。勞倫斯·H·梅耶，1996年至2002年在美聯儲理事會任職，他在《聯儲歲月》一書中回憶了自己成為美聯儲理事的經歷，頗能說明將央行納入政治的衝動：
梅耶接到時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電話，表示只要梅耶保證接受提名，就能入選政府最後確定的聯儲理事候選人名單。梅耶認為，自己之所以獲得提名，是因為他符合一些基本的條件：認識的人、做過的事、所屬的黨派以及為所屬政黨所做的貢獻。斯蒂格利茨在電話裏最後對梅耶說，他不想代表克林頓政府就任何問題對梅耶施加壓力，但是他想讓梅耶知道本屆政府非常支援“社區再投資法案”，而梅耶後來在聯儲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社區事務監督委員會主席。
社區再投資法案旨在提醒銀行有義務滿足其所在社區的需求，特別強調要符合中低收入居民需求，民主黨熱衷於此，而共和黨痛恨這一法案。
但是梅耶也清楚地感受到這種政治衝動受到的約束。在後來和總統的見面中，總統只字未提要求他和格林斯潘作對，或者盡力讓貨幣政策偏向某一方向；在面臨國會的唇槍舌戰之前，梅耶接受了政府為他進行的模擬聽證會，但主要問題涉及的是風格和策略，而非具體經濟政策立場的遊說——當然，梅耶依然能夠感受到提名聽證的整體方案本身還是充滿了政府對未來聯儲立場的博弈。
勞倫斯·H·梅耶說，“有限的派系活動可能增加了我被提名的機會，但在跨進聯儲大門的那一刻我就拋棄了派系觀念。”因為美聯儲按照一整套有利於獨立決策的機制運行，除了格林斯潘，其他的聯儲工作人員感受不到經濟預測技術以外的壓力，如政治壓力。
決策中的“獨裁”和“制衡”
通常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都是出自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對經濟形勢的討論後舉行投票表決，然後由公眾事務負責人向參會人員散發準備在會後對外發表的聲明——也就是被市場奉若神明的、格林斯潘含混晦澀的言論。
實際上，最後的決議通常在會議前就已經由格林斯潘個別溝通或者召開研討會形式獲得大家的認同，還有時候甚至是在會前就由格林斯潘根據貨幣事務局局長的意見親自起草好了。而公佈這些聲明的最終決定權就在聯儲自己的手中，確切地說在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手中，無須總統或者政府的批准——這是《聯邦儲備法》賦予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聯儲的決策機制中，七位理事和十二家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中的五位，擁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投票權。和理事的任命方式不同，各聯儲銀行行長由儲備銀行的董事挑選，這種結構就是為了使政治家們任命的理事與政治機制之外的銀行行長相互制衡，從而盡可能地保證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獨立性。
以個人魅力應對政治壓力
但是即便如此，美聯儲和所有的央行一樣，也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外界的壓力。美聯儲無時無刻不承受著來自各利益集團的壓力：每次提高利率，都會有人跳將出來抱怨，所以獨立總是相對的。
1997年，美聯儲就曾經因為一次升息受到來自國會的壓力，民主黨人十分憤怒，幾位議員決定要舉行聽證會來表達他們的觀點；2000年，16位眾議員簽名寫信要求公開市場委員會不要在下次會議上提高利率。由此可見，儘管美國總統都極其尊重美聯儲的獨立性，但是國會議員常常公開對貨幣政策評頭論足，有時還給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寫信。因此，即便正是國會通過立法給予了聯儲獨立性的法律地位，但是也仍然存在對貨幣政策施加影響的機會，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就是國會制定的。
而這次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舒默提案事件，就是政治壓力的最新衝突。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舒默修正案，要求北京在半年內允許匯率自由浮動，否則將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商品徵收27.5%的關稅。儘管這一事件表面並不直接針對美國的貨幣政策，但是一方面這一提案涉及到美聯儲法定的充分就業目標——格林斯潘正是從就業角度說明瞭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由於格林斯潘的行事風格，使得他的態度已經和市場對美聯儲的獨立性預期密不可分。
但是從制度角度著眼，聯儲抵制外界政治壓力的辦法其實是很有限的。“主要就是盡可能地不犯錯誤，出臺好的政策，並盡力向外界解釋為什麼會做出這樣或者那樣的決定，表明自己並非把政治因素放在決策首位，當然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一個央行有良好的政策業績。”安尼·卡什亞普說。
惡性的經濟崩潰，長期的通貨緊縮，這些都是央行的噩夢。當然，一項經濟政策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認為是正確的。“在有人認為可以作出一個更好的決策的情況下，你應該能夠有站得住腳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一個公開的對話機制對此很有幫助。”
國會聽證就是這樣的方式之一。格林斯潘時代的美聯儲，接受並利用聽證制度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因為“格林斯潘先生擁有長期積累的很高的信譽度”，在這方面表現得十分令人信服，但令人擔憂的是，“我不能肯定他的繼任者也能像他這樣自由地表達。”
貌似獨立的美聯儲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某些央行有些不同。一些央行定期的召開新聞發佈會，央行行長在發佈會上公開發表講演並接受提問；但美聯儲的主席沒有常規性義務回答議會以外的任何提問，這也是美聯儲被一些人詬病其在透明度方面不如其他央行的地方。英格蘭銀行還會提供機會給一些個別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以外的場合回答提問，監管當局也會對央行提出各種棘手的問題，而在美國卻不是這樣的，美聯儲只是根據規定每半年在參議院舉行一次貨幣政策的聽證會。
截至目前，這一套機制在美國運行得還算很好，但安尼等貨幣政策專家們憂慮的問題是：不知道下一屆聯儲主席能否在面對公開提問方面做得更好，因為如果聯儲主席在議會聽證上說了什麼不利於央行決策的話，甚至都沒有什麼機會或者更好的方式在下一個月就對市場進行解釋，而只能在六個月以後的聽證會上進行說明；而召開每月常規的新聞發佈會較之於議會聽證的好處，就在於能夠常規性的解釋央行的決策，使人們容易養成習慣。
“到目前為止，央行獨立性問題的美國模式仍然過分依賴個人，取決於那個被稱作主席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做出正確的判斷，這就要求我們選擇的人要十分完美，最好還十分的‘格林斯潘’——這是很冒風險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人選，就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有呼籲建議加強央行獨立性的制度性保障，而讓人事因素變得不那麼重要。”
換言之，一旦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或者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出現失誤，獨立性的失去是很容易的，因為現有美聯儲的獨立地位更多地不是從制度上得到保障，而是依賴於個人——好在格林斯潘到目前為止沒有犯下大錯，尚能獲得廣泛的支援，但繼任者承擔的風險似乎更大了。
保持央行獨立性的重要經驗
無論如何，追求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美國民主政治中長期積澱的經驗。“獨立性只有在良好地履行了責任後，並仰賴於民主的支援，才可以實現。實現獨立性是一個合力的結果。”馬丁·費爾德斯坦說，“儘管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治體系，央行的獨立性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一個重要經驗，獨立性的強化就是要讓這樣一個機構遠離政治的壓力。”
“當然在中國，表現形式可能和在美國不同。”安尼·卡什亞普說，“中國的央行需要完成很多的目標，因為中國面臨很多非同尋常的問題，其中很多問題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從這一點上來說，無法對中國央行的獨立性進行判斷和評估，因為有許多制定利率以外的問題需要央行付出精力來解決。在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比其他市場更加複雜或者失靈，但這不是一個央行決策時面臨的最重要困境，最大的問題是巨大的銀行系統問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影響等等，當然，這些問題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貨幣政策進行調解，而可能的更加正確的做法恰恰是貨幣政策與其他措施的相互協調。”
據海外媒體猜測，今年65歲的馬丁·費爾德斯坦被看好為格林斯潘的繼任者。“總統對於人民幣問題的態度會影響下一屆聯儲主席的人選嗎？”面對記者的提問，費爾德斯坦教授肯定的說，“不會，那是中國的事情，美聯儲的職責是美國的貨幣政策，總統不能對此施加影響。”
來源：經濟
本刊記者陳言周陽
美聯儲作為央行的獨立性實際上過分依賴個人，依賴格林斯潘的強大個人魅力，而不是依靠制度。這是很冒風險的。美國國會壓迫人民幣升值的提案被擱置，格老又一次以個人力量確保了聯儲的獨立。但格老半年後將卸任，他的繼任者能有那麼大的力量抗衡在人民幣問題上捲土重來的政治壓力嗎？
6月30日下午，名噪一時的美國參議員舒默和格萊漢姆領銜，在與美財政部長斯諾和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舉行會晤後宣佈，將其提出的逼迫人民幣升值的提案暫時擱置，不進行投票表決。
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這次提案事件中再次成為焦點人物，他的“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國問題”的論調一直顯得獨而不群，從而被認為是該事件發生轉機的重要原因。但現在要下什麼結論可能還為時尚早，因為舒默並沒有說明該提案將被擱置到何時，而到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任期屆滿，如果半年內，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不能如舒默所預料的那樣進展，那麼下一任美聯儲主席對人民幣問題的態度如何，是否會接受相關利益集團的壓力，就成為提案能否“起死回生”的關鍵。
而半年之後還可能被證明的是，人民幣匯率並不是整個事件中最具歷史意義的話題——匯率問題是中國自己的事情，美國國會的決議還不至於最終影響到中國政府的自主決策，中國央行也一再表明不會受制于國際壓力；但美聯儲卻因此而面臨一次重大的挑戰——格林斯潘的美聯儲並非世人想像的那樣獨立，他的離去很可能導致美聯儲的重塑，而人民幣問題上的態度可能預示著一個新基調的產生。
獨立於黨派和總統？
“的確，美聯儲有很大的獨立性。我個人認為，下一任聯儲主席也可能會堅持格林斯潘對於人民幣的態度，但是問題在於，他不一定能夠像格林斯潘那樣容易的公開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意見。畢竟格林斯潘已經在這個位置上17年了，積累了大量的個人聲譽。而對於繼任者來說，還沒有任何歷史紀錄證明他作為央行行長的成功，人民幣問題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安尼·卡什亞普(Anil ashyup)，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芝加哥聯儲顧問對《經濟》記者如是說。
既然繼任者成為一系列問題的關鍵，那麼“黨派歸屬是否會成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的考慮因素”？
近年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控制了包括美聯儲主席和7位聯儲理事的提名過程，總統經濟顧問們列出一份具有深厚經濟學背景的候選人名單，經總統同意後，交國會批准，實行一票否決制。顯然，由於國會中的多數席位所屬黨派通常和總統的政黨背景形成制衡，因此，為有利於提名獲得通過，總統經濟顧問通常主動淡化候選人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由於聯儲主席任期14年，跨越多個總統任期，使聯儲的人事得以遠離選舉週期所帶來的短期政治壓力。
“格林斯潘就是被裏根總統任命為美聯儲主席職務，在老布希、克林頓、小布希手下連任的；而其前任主席沃爾克則是被民主黨任命，被共和黨提名連任的，所以黨派並沒有在現實中對央行的獨立性產生影響。”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局長，曾任裏根時期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經濟》記者解釋道：
“根據我的記憶以及我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工作經驗，總統從來就沒有對央行的工作施加任何壓力。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權和政策決策權總是交給中央銀行自己，當然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央銀行的決策沒有大的失誤，如果他們做得不好，情況可能就不同了。我可以肯定地說，沃爾克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總統從來沒有嘗試過更改央行作出的決策。”沃爾克在裏根時期連任，而當時馬丁·費爾德斯坦正是總統經濟顧問委員主席。
他的這一說法也得到芝加哥美聯儲顧問安尼·卡什亞普的佐證：“幸運的是，過去20多年裏，總統的經濟顧問們一直十分克己守法，不讓央行變得過於‘政治化’，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而且將來也可能發生變化，但是總統不會走進央行對他們的政策指手畫腳，這是從國家的長遠利益著眼的。”
但事情也不完全如此。勞倫斯·H·梅耶，1996年至2002年在美聯儲理事會任職，他在《聯儲歲月》一書中回憶了自己成為美聯儲理事的經歷，頗能說明將央行納入政治的衝動：
梅耶接到時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電話，表示只要梅耶保證接受提名，就能入選政府最後確定的聯儲理事候選人名單。梅耶認為，自己之所以獲得提名，是因為他符合一些基本的條件：認識的人、做過的事、所屬的黨派以及為所屬政黨所做的貢獻。斯蒂格利茨在電話裏最後對梅耶說，他不想代表克林頓政府就任何問題對梅耶施加壓力，但是他想讓梅耶知道本屆政府非常支援“社區再投資法案”，而梅耶後來在聯儲的工作內容之一就是社區事務監督委員會主席。
社區再投資法案旨在提醒銀行有義務滿足其所在社區的需求，特別強調要符合中低收入居民需求，民主黨熱衷於此，而共和黨痛恨這一法案。
但是梅耶也清楚地感受到這種政治衝動受到的約束。在後來和總統的見面中，總統只字未提要求他和格林斯潘作對，或者盡力讓貨幣政策偏向某一方向；在面臨國會的唇槍舌戰之前，梅耶接受了政府為他進行的模擬聽證會，但主要問題涉及的是風格和策略，而非具體經濟政策立場的遊說——當然，梅耶依然能夠感受到提名聽證的整體方案本身還是充滿了政府對未來聯儲立場的博弈。
勞倫斯·H·梅耶說，“有限的派系活動可能增加了我被提名的機會，但在跨進聯儲大門的那一刻我就拋棄了派系觀念。”因為美聯儲按照一整套有利於獨立決策的機制運行，除了格林斯潘，其他的聯儲工作人員感受不到經濟預測技術以外的壓力，如政治壓力。
決策中的“獨裁”和“制衡”
通常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都是出自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對經濟形勢的討論後舉行投票表決，然後由公眾事務負責人向參會人員散發準備在會後對外發表的聲明——也就是被市場奉若神明的、格林斯潘含混晦澀的言論。
實際上，最後的決議通常在會議前就已經由格林斯潘個別溝通或者召開研討會形式獲得大家的認同，還有時候甚至是在會前就由格林斯潘根據貨幣事務局局長的意見親自起草好了。而公佈這些聲明的最終決定權就在聯儲自己的手中，確切地說在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手中，無須總統或者政府的批准——這是《聯邦儲備法》賦予的權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聯儲的決策機制中，七位理事和十二家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中的五位，擁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投票權。和理事的任命方式不同，各聯儲銀行行長由儲備銀行的董事挑選，這種結構就是為了使政治家們任命的理事與政治機制之外的銀行行長相互制衡，從而盡可能地保證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獨立性。
以個人魅力應對政治壓力
但是即便如此，美聯儲和所有的央行一樣，也從來就沒有擺脫過外界的壓力。美聯儲無時無刻不承受著來自各利益集團的壓力：每次提高利率，都會有人跳將出來抱怨，所以獨立總是相對的。
1997年，美聯儲就曾經因為一次升息受到來自國會的壓力，民主黨人十分憤怒，幾位議員決定要舉行聽證會來表達他們的觀點；2000年，16位眾議員簽名寫信要求公開市場委員會不要在下次會議上提高利率。由此可見，儘管美國總統都極其尊重美聯儲的獨立性，但是國會議員常常公開對貨幣政策評頭論足，有時還給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寫信。因此，即便正是國會通過立法給予了聯儲獨立性的法律地位，但是也仍然存在對貨幣政策施加影響的機會，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就是國會制定的。
而這次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舒默提案事件，就是政治壓力的最新衝突。2005年4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舒默修正案，要求北京在半年內允許匯率自由浮動，否則將對所有進口的中國商品徵收27.5%的關稅。儘管這一事件表面並不直接針對美國的貨幣政策，但是一方面這一提案涉及到美聯儲法定的充分就業目標——格林斯潘正是從就業角度說明瞭自己的立場；另一方面，由於格林斯潘的行事風格，使得他的態度已經和市場對美聯儲的獨立性預期密不可分。
但是從制度角度著眼，聯儲抵制外界政治壓力的辦法其實是很有限的。“主要就是盡可能地不犯錯誤，出臺好的政策，並盡力向外界解釋為什麼會做出這樣或者那樣的決定，表明自己並非把政治因素放在決策首位，當然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一個央行有良好的政策業績。”安尼·卡什亞普說。
惡性的經濟崩潰，長期的通貨緊縮，這些都是央行的噩夢。當然，一項經濟政策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認為是正確的。“在有人認為可以作出一個更好的決策的情況下，你應該能夠有站得住腳的理由來為自己辯護，一個公開的對話機制對此很有幫助。”
國會聽證就是這樣的方式之一。格林斯潘時代的美聯儲，接受並利用聽證制度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因為“格林斯潘先生擁有長期積累的很高的信譽度”，在這方面表現得十分令人信服，但令人擔憂的是，“我不能肯定他的繼任者也能像他這樣自由地表達。”
貌似獨立的美聯儲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某些央行有些不同。一些央行定期的召開新聞發佈會，央行行長在發佈會上公開發表講演並接受提問；但美聯儲的主席沒有常規性義務回答議會以外的任何提問，這也是美聯儲被一些人詬病其在透明度方面不如其他央行的地方。英格蘭銀行還會提供機會給一些個別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以外的場合回答提問，監管當局也會對央行提出各種棘手的問題，而在美國卻不是這樣的，美聯儲只是根據規定每半年在參議院舉行一次貨幣政策的聽證會。
截至目前，這一套機制在美國運行得還算很好，但安尼等貨幣政策專家們憂慮的問題是：不知道下一屆聯儲主席能否在面對公開提問方面做得更好，因為如果聯儲主席在議會聽證上說了什麼不利於央行決策的話，甚至都沒有什麼機會或者更好的方式在下一個月就對市場進行解釋，而只能在六個月以後的聽證會上進行說明；而召開每月常規的新聞發佈會較之於議會聽證的好處，就在於能夠常規性的解釋央行的決策，使人們容易養成習慣。
“到目前為止，央行獨立性問題的美國模式仍然過分依賴個人，取決於那個被稱作主席的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做出正確的判斷，這就要求我們選擇的人要十分完美，最好還十分的‘格林斯潘’——這是很冒風險的；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人選，就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有呼籲建議加強央行獨立性的制度性保障，而讓人事因素變得不那麼重要。”
換言之，一旦美聯儲在貨幣政策或者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出現失誤，獨立性的失去是很容易的，因為現有美聯儲的獨立地位更多地不是從制度上得到保障，而是依賴於個人——好在格林斯潘到目前為止沒有犯下大錯，尚能獲得廣泛的支援，但繼任者承擔的風險似乎更大了。
保持央行獨立性的重要經驗
無論如何，追求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美國民主政治中長期積澱的經驗。“獨立性只有在良好地履行了責任後，並仰賴於民主的支援，才可以實現。實現獨立性是一個合力的結果。”馬丁·費爾德斯坦說，“儘管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治體系，央行的獨立性已經成為全世界共用的一個重要經驗，獨立性的強化就是要讓這樣一個機構遠離政治的壓力。”
“當然在中國，表現形式可能和在美國不同。”安尼·卡什亞普說，“中國的央行需要完成很多的目標，因為中國面臨很多非同尋常的問題，其中很多問題不是通過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從這一點上來說，無法對中國央行的獨立性進行判斷和評估，因為有許多制定利率以外的問題需要央行付出精力來解決。在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比其他市場更加複雜或者失靈，但這不是一個央行決策時面臨的最重要困境，最大的問題是巨大的銀行系統問題，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影響等等，當然，這些問題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貨幣政策進行調解，而可能的更加正確的做法恰恰是貨幣政策與其他措施的相互協調。”
據海外媒體猜測，今年65歲的馬丁·費爾德斯坦被看好為格林斯潘的繼任者。“總統對於人民幣問題的態度會影響下一屆聯儲主席的人選嗎？”面對記者的提問，費爾德斯坦教授肯定的說，“不會，那是中國的事情，美聯儲的職責是美國的貨幣政策，總統不能對此施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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