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与北京上海的性格比较

偶在凑热闹 原载于1996年 长江日报，虽然过去了近10年，但是仍可一读。有不好的地方，不要拍我。
为什么要提出探讨武汉市民的性格特质的问题？这首先是由当前人们议论得很多的社会公德这个话题引出来的。在整个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只能算作对一个公民的最起码、最低层次的要求。凡是道德范畴的东西，都需要依靠行为人的自律，但除了自律外也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约束，如职业道德可以有职业规范来约束，家庭道德可以用家庭伦理来规范，道德体系中还有更高层次的内容如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的道德则要靠理想情操的教育。而社会公德则更多地要依靠公民个人的行为习惯，依靠潜意识的控制，这样，社会公德水准的高低，在更大的程度上与人的性格相关。为了更好地研究武汉人，我们也有必要把武汉人与当今有代表性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做一番比较。
关于城市市民性格特质的研究，是一个属于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本质上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性格，就不是指某个城市居民个人的个性，而是市民这一社会群体共有的性格。这里所说的市民，既不是上流社会和文化精英，也不是下流社会和流氓阶层，而是人数众多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市民的性格特质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涉及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及，包罗万象，诸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思想观念、艺术欣赏、风俗习惯、民间节日、避讳禁忌、饮食偏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观念形态而存在的，是市民所持有的关于城市公共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认识、观念、习惯、态度、风格等等。因此，所谓一个城市的市民性格特质，就是指这个城市的普通居民在地方特有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中，在共同的城市生活实践中相互影响而形成的表现在生产、消费、娱乐、交际活动中的比较稳定的行为方式、意识倾向和心理特征。
市民性格特质既然是一个文化问题，就不能离开地域和时代来探讨它。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影响的范围都是以民族为单位的，但是，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在保持民族共同文化的前提下，各个部分或局部的文化也会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亚文化。这些亚文化的分野之一就是地域性的，如中国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西北文化、关东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或者如一个国家里的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等等。因此我们探讨一个城市市民的性格特质，也就不能脱离这个城市所依托的地域文化。
武汉、北京、上海都是我国的大都市。在古代，城市最初多是沿河流形成的物资集散地，尤其是发端于两条乃至数条河流的汇合处，以借舟船交通之利。北京位于海河水系，紧傍水量充足的永定河水道；上海处在长江三角洲的前缘，扼黄浦江进长江的入口处；武汉矗立在长江中下游，是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水的汇合处。城市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这三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又迅速地现代化，无疑具有现代城市文化的共同特征：雅俗共处，土洋交融；三市的市民也都具有作为城市人的基本性格特质：敏锐、紧张、开放、先进，又浮燥、时髦、喧闹、嘈杂。
三个城市中，北京的历史最为悠久，自古就是地区性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就建有燕的国都蓟，有“勃碣之间一都会”之说，秦统一中国以后，北京仍然一直是州、郡的治所。由于北京位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间的交通要冲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兵家必争，而且治者必建。后辽建陪都，金建中都，北京便由北方军事重镇发展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自元在此建大都始，北京成为元、明、清三代全国政权的首都，历时近七百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经过了二十年的短暂北平时代。在这段时间里，这里虽然不是首都，但仍然集中了大批从事教育和精神劳动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因此，京派文化中既积淀了功力深厚、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又渗透了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等级森严、注重名份、计较职位、崇拜特权的传统，这种传统自然也影响到北京市民的性格特质。1949年后，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文化人从各地来到北京，或进入政府机关，或进入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今天的北京集中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和华夏文明的精华。
北京具有燕赵文化的基因，一直处于中原汉族与关东、漠北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上，各族人民混居和融合，同时，北京的居民实际上来自全国五湖四海，接纳了各方人才。这种市民结构，形成了北京人兼收并畜，宽容大度，豪爽好客的性格。浓重深厚的政治色彩，造就了北京人对国事的特别敏感和“天下大事，匹夫有责”的气质。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每当有国家重大事件发生时，北京人往往在全国率先奋起，常有一人振臂高呼，众人赴汤蹈火的英雄壮举，颇有“慷慨悲歌”的燕赵遗风。
作为京师古都，这里官绅显贵长期盘踞，文人雅士云集流连，梨园大师数代相传。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的一大批遗老、遗少破败落魄，许多官宦人家的下人奴婢也流落民间，还有一些文人墨客穷困潦倒，邓友梅所描写的那伍、画儿韩就属于这一类。这种背景既造就了北京文化中雍容、雅致的特点，形成了北京市民性格中追求品位、敬重文化、温文尔雅的一面；同时，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北京文化中虚骄、做作的特点，形成了北京市民性格中附庸风雅、故作尊贵的另一面。
作为京畿要地，经过历代王朝的营建，北京城内遍布宫廷楼阁、林苑坛殿，宏伟壮丽，使人不得不产生崇敬和畏惧。这种庄严肃穆的建筑风格和布局和北京长期作为国都而形成的特殊氛围，养成了北京人落落大方，注重礼仪，而又保守持重，凡事顶真的性格；造成了既热情礼貌，温良礼让，又以“首都人”自尊自傲，讲究等级，重视尊卑，爱面子的处世态度。北京人说话和蔼亲切，谈吐平稳沉着，纯正的“京片子”听起来四声甜亮，安闲轻脆，优美悦耳，北京语音成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标准语音。但是，有的北京人尤其崇尚空谈，卖弄张扬，海阔天空地胡“侃”还要故作深沉。更有些北京人表面待人热情，其实骨子里矜持高傲，令人怀疑他的热情似乎有几分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