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资料图

于建嵘微博内容截图。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江西某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在课后如此批驳于建嵘。昨日，这句出现在于建嵘某网微博上的话，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微博曝光书记惊人言论

　　昨日中午，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2000次，评论超过1600条，再度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网友“不能欲罢”认为，县委书记的这句话还真不好反驳。吃财政饭的人，碗里装的都是底层百姓的血汗。于教授和书记的区别在于，一个替底层说话，一个去底层收刮。有网友指出，一个书记这样认为可能是个人意识，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就是这样认为的。网友“平常君”表示，这句话必须当选年度官员语录。网友们更深刻地谈论到拆迁问题，网友“天人姜86”剖析说，对待那些个所谓的个别拆迁户，是不是100人当中，(假设)有99个都选择吃蛋糕的时候，剩下的那1个亦不得不吃？不吃就是罪过？“老大franklin”指出，拆迁不是罪过，强拆才是罪过，带有威胁性质的拆迁才是罪过，毫无逻辑的“就得拆”才是罪过。

　　教授称“拆迁拆走民心”

　　于教授昨晚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微博中提到的讲课，是他应邀给当地的70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有关“社会稳定”、“强拆”和“征地”等主题的演讲。据了解，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西抚州市曾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当时他拒绝了。这次应邀而去，他没有想到，该县官员又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样讲课和呼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能听得进去，接受度更高。

　　于教授认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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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拆迁知识分子就饿肚子？

　　洪巧俊

　　“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的这句话，激怒了前往该县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他愤然离席而去，随后将此事发上微博。（11月2日《天府早报》）

　　于教授是他们请来的，可却和他们唱反调，这是县委书记没有预料到的。于教授的话虽是大实话，却很尖锐，当然最关键的是于教授的话与他们的拆迁宗旨背道而驰。于教授说：“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这话振聋发聩，但却撼不动身陷拆迁利益链中的官员。

　　由此我想起了进京抓记者的县委书记张志国，在他“经营城市”的理念里，没有“民生”两字，他想拆迁谁的房子就拆迁谁的。此外，他有自己的霸王语录：“支持交易中心的建设，就是支持西丰的发展，就是西丰的功臣，县委、县政府要重奖、重用；不关心交易中心的发展，就是一个庸人；造谣惑众、恶意捣乱的，就是西丰的罪人，要严肃处理，绝不手软。”张志国借“思想解放会议这阵东风”来扫清一切障碍，让他这个县委书记的意志无人能阻挡。还有，不久前江西宜黄官员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雷言，舆论还没平静，没想到新的拆迁雷言又起，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这样的强拆，知识分子就要喝西北风。笔者倒想反问这位县委书记：你们吃的从何而来？知识分子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学识赚饭吃，那官员靠什么呢？也许官员会说，我们吃的是财政。财政从哪里来？当然是纳税人的钱，知识分子也是纳税人，由此可见，这位县委书记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再说，以前没有拆迁，知识分子也没有饿肚子。

　　其实，“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与“没有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表达虽然不同，但思维是一致的。他们笃信与迷恋强拆，强拆就是GDP，强拆就能大发展，至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是次要的。从官员拆迁语录中，不难看出，一些地方官员已陷入到强拆就是硬发展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张楠之

　　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微博称在受邀去江西万载县讲课时号召党员干部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遭万载县委书记批驳，该书记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11月2日《新快报》)

　　按照这位县委书记的说法，如果没有了他这样的县委书记拆迁老百姓的房子，于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了饭吃，言外之意便是，于教授吃得饱饱的全是他和其他县委书记们的功劳，吃饱了却跑到这里号召党员干部们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简直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流氓，是“忘恩负义”之举。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口才好如于教授，也只能“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相信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听到这样的话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现代社会一个通行并被广为接受的理念是：政府及组成政府的官员都是由纳税人来供养的。但何以到了万载县委书记这里，一切都倒了过来，成了县委书记养活作为纳税人的知识分子，并且是以拆迁的形式来养活？如果真的是这样，谁愿意承受这份沾满被拆迁人血和泪的供养？

　　如果没有拆迁，无论是县委书记们，还是知识分子以及普通老百姓，谁都不会被饿死。有了拆迁，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把地卖给开发商，虽然会有一座座漂亮的高楼代替破烂的小平房，政府也会获得大把大把的收入，GDP也会随之而涨，但是，如果拆迁是在没有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之前即强行进行，被拆迁人拿着不合理的补偿甚至没有补偿，他们却可能从此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甚至有饿死之虞。

　　一个家庭里，所有的家庭成员努力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同样的，在一个区域或国家内，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民众的生活，并使所有的民众获得最大可能的发展机会——这一切都需要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进行。

　　每个个体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只有一切行政行为、民事行为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社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如果只有通过强拆，只有通过损害老百姓权益才能有饭吃，这样的发展只会使一部分有权、有钱、有势的人有饭吃，而那些无权、无钱、无势的权益受损者则没有饭吃。这样的发展又有何意义呢？

　　万载县的这位县委书记不仅颠倒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而且给拆迁抹上了太多的亮色。在暴力拆迁仍然时常发生的当下，任何试图为拆迁“正名”，给拆迁“涂脂抹粉”的行径都会受到舆论的讨伐。公众期待那份难产的新拆迁条例尽快出台，期待终结暴力拆迁、非法拆迁，更期待所有的政府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那些县委书记们更应该扪心自问：究竟是谁在让谁有饭吃？

    文/宕子

   “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的这句话，激怒了前往该县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他愤然离席而去，随后将此事发上微博。该官员的这一雷人话语迅速被众多网友围观，并被推荐进入“年度最牛语录”。（11月2日《天府早报》）

   时下，拆迁在咱中国似乎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因拆迁时常引发一系列带着血腥味的轰动性事件，很多官员也因此爆出了不少耐人寻味的“雷人”话语；这不，“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方唱罢，“官员不拆，知识分子吃什么”就粉墨登场了，兀的不好看煞人哟也么哥！

   为了发展，就得拆么？答曰：非也！远的不说，香港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每次去香港，总觉得香港破破烂烂的——因为香港政府注重保护公民的产权，不存在强拆，所以它的街道狭窄，房子破旧，似乎和其国际性的大都会的地位不相称。殊不知，也许正因为这样，香港才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于建嵘所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指政府官员）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这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另一方面也是某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秘密所在。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而在大部分国家发展缓慢，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少数国家，拥有非常完善的所有权制度，其公民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获得了法律上意义的明确的所有权表述，不但受到法律的很好保护，而且可以自由流通，或转化为资本用于生产过程。换言之，对公民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正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秘密所在，而“强拆”则恰恰就是对公民私有产权的粗暴践踏——在此意义上，“强拆”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破坏，只要有“强拆”，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官员不拆，知识分子吃什么？在以知识分子的恩主以居的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句话的前提是——就像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只要官员一拆，就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以后，分蛋糕的官员们将会施舍知识分子一块更大一点的蛋糕。然而，一来，拆或强拆未必会带来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其结果很可能恰恰相反；二来，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分到一块更大的蛋糕。何况，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谋生的，因此，官员拆不拆的，和知识分子吃什么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至少，官员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恩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联，那就是于教授所说的，“没有他这样的书记我吃得更好！”因为，这种官员所侵犯和损害的不仅仅是那些被拆迁公民的利益，更是对全体中国公民最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既然如此，为何官员们大都热衷于“拆”呢？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或许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

   有一个市长因为各种问题，被判了死刑。但因为他已经是癌症晚期，所以改判为死缓，让他在医院里治疗，他的位置由一位新市长接任。新市长接任后，为了表示对老市长的关心，特意来医院看他。两人寒暄一阵后，新市长看旁边没有人，就问老市长：“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老市长说：“你说吧，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我一直想不通你是怎么搞到那么多钱的！”新市长问道。老市长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对新市长说：“你拆（猜）！”新市长想了半天，摇摇头说：“我猜不出来。”“你再拆（猜）！”老市长又说。新市长经过冥思苦想，还是摇摇头说：“我还是猜不出来。”老市长提高了声音说：“你使劲拆（猜）！”新市长一听恍然大悟，他翘起大拇子对老市长说：“高，实在是高！”

   由此可见，官员不拆，并非知识分子吃什么的问题，而是官员自己吃什么的问题。正因为在我国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公民缺少与政府官员博弈的权力资源，不可能形成对官员或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因此造成了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或曰结构性腐败。正如美国学者苏珊．罗斯．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对公共空间缺乏有效监督的国家，其官员最喜欢上马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完工的项目，因为只有让纳税人的钱快速流动起来，官员们才有上下其手的机会——拆迁正好就是这种项目。

    至此，到底“为了发展，就得拆”还是为了官员的私利就得拆，就像光脑壳头上的虱子一样，已经是很明白的事了。

书记的傲慢与教授的傲骨

    社科院著名学者于建嵘在万载县授课时，向当地700多名党政干部号召“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随后，在饭桌上，该县县委书记认为“为了发展，就得拆”，并质问于教授：“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教授一怒之下，推椅而起，离席而去。(11月3日《河南商报》)

    在当今的大社会环境下，拆迁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也是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们最为敏感和头疼的事情之一。县委书记原本是想借著名学者、权威之口，讲出他们作为官员说不出的话来，替他们做些“思想工作”，甚至是替他们为在拆迁中的违规行为做一些解释和开脱。可万万没有料到，这位于教授从不会看官员们眼色行事，更不会昧着良心说话。于是，就脱口说出了违背书记意愿的话来……

    于是，于教授就激怒了书记。于是书记就原形毕露，使出了霸道、傲慢作风，说出了“雷人”、讥讽的话来。哪知陈教授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身傲骨，他不为权势所屈服，拂袖而去……

    这位书记道出了一个现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那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到底是谁养活谁？在于书记眼里，他不仅养活了陈教授和大批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他的千万个子民，都要靠他来供养。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也是一个根本性错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包括书记本人和他的妻儿老小)，都是广大老百姓养活的。只有老百姓才是教授和官员们真正的衣食父母。书记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本末倒置的。

    由此看来，书记那颠倒是非的认识上的错误，正是他傲慢作风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发生在许多地区“强拆”的根本原因所在。

    相对而言，包括记者、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与官员们相比，前者与百姓贴得更近，更能听到民众的心里话，反映民众的心声和欲望。而官员们绝不能把知识分子当作是自身的御用工具，或者是替自己说话的“喉舌”。

    在此上演的傲骨战傲慢的好戏，真不知其他官员们从中会得到什么启示？

强拆中对立的官民话语体系

李晓亮

“透视宜黄”不能只剩“强拆有理”，这应是个基本常识。可惜，这个常识似乎只存在于民间语境中，在某些官员的逻辑里，却正好相反，“宜黄来信”是一个明证，近日又添一力证。同在江西，同为官员——万载县县官发出了不遑多让的吼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如此官员雷语再次证明，官民话语体系因利益出发点不同，而几乎截然对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或对此体会最深。日前他受邀到江西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该县县委书记不以为然，认为为了发展，就得拆，否则知识分子吃什么。

最后这句当然是针对讲课的于教授的，可见这位县委书记很实诚。即便于教授是其千里迢迢请来的客人，这位官员也没玩虚的，直言很后悔请他来，怕他的讲课扰乱军心，下面的干部拆迁起来畏缩犹豫，没以前高效了。

看来这次“请客”确实失策了，之前没做好功课，不太了解客人的为人。听这位官员的意思，本想在宜黄事件后，请一位“识时务”的御用专家，站在当地官方立场，为下面一线作业的干部们抚慰安神。告诉他们坚定立场，拆迁是为了发展，应该一如既往地拆下去，拆出可人的GDP，拆出诱人的政绩，拆出辉煌的城市化。

没想到，请来的大名鼎鼎的于教授，竟是位不肯昧良心的“毒舌”，完全站在民众立场，丝毫不顾主人的面子，乱讲实话。这不是来踢馆砸场子吗？所有才有了开头那一幕经典的宾主激辩。照说按官场规矩，久居宦海的一方行政要员不会如此冒失折了礼数，除非是被人不留情面地戳到了痛处后的本能反应。

既是本能，言由心生，就全无平时的粉饰遮掩，也更易于公众辨认出在某些官员心里，民众权利和公共利益，与所谓的地方发展、官员政绩，到底各处于何种位置了。

这种“拆迁为发展”的论调，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无非是一种增长迷信和权力迷信。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主要政绩，但却遗漏了民生福祉，没涉及公共服务质量，所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指标，都不在官员话语体系内。这种最短时间内追求政绩最大化的“拆迁发展”论，无疑会助长权力滥用，严重侵害民众权利。而民众的声音却被普遍忽视，即便好不容易有位学者强调应“保障民众权利”，拆迁只会“拆走民心”，这样极为偶然的微弱吁求，还会惹恼官员，被视为迂腐的奇谈怪论而遭当场驳回。

这种从官、民不同视角出发的对现实认知的对立，折射的正是公权力不受制约，而私权利饱受压制的现状。当本应互相制衡的关系，被严重消解。强弱悬殊的力量差异，恐怕是官民陷入对立状态的根源。而这种认知差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表征，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权、无权，因为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当官员的视线里关注的只是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等等宏大目标，而没有别的力量来纠偏，那么他们就会渐渐无意于理解、感受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及其尊严、权利和利益。久而久之，对立的话语体系就越来越明显，民间粗鄙的说法就是”尿不到一个壶”。这种状态不根本转变，那么强拆有理的跋扈就难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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