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学讲记（第一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09:13
大学讲记（第一集）
大家好！前面我们花了将两年多的时间研习了《论语》和《孟子》，今天开始学习《大学》。古人教学顺序是先讲《大学》《中庸》，再讲《论语》和《孟子》。我们为什么先讲《论语》呢？因为每个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这样做比较契合现代人的根器。《大学》讲的是方法，没有基础的人很难接受，大家对《论语》和《孟子》都比较熟悉，其中有很多历史故事，一般人容易接受。所以就先讲《论语》和《孟子》，再讲《大学》。按照传统讲经的方式，先讲经题。为了便于大家学习，我参考了朱熹《大学章句序》和其他著作的有关内容，来讲解此经题。
古老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诸子百家，都渊源于《易经》。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作八卦图。后传至文王。文王是了不起的圣人，他对卦下了注解，也就是卦辞。周公又对文王的卦辞再进行注解，称爻辞。后来孔子研究《易经》作了《十翼》。整个中国文化从伏羲传至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汤。至周，文王，武王，周公父子三人网罗上古文化，形成庞大的人文文化体系，周朝文化秉承先王之道，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重视礼乐的教化。
但到了春秋末期，孔子那个时代，礼乐崩坏。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礼乐衰败，应该说礼乐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责任重新建立本民族所固有的礼乐文化。孔子当时非常伤感整个礼乐的衰败，所以追继三代之礼，重新整理礼乐以传先王之道，所以才出现《礼记》这本书。关于《礼记》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我们就不去研究了。《史记》上说，《礼记》自孔氏，这种说法比较模糊。《礼记》里面记载了很多孔子的言论，以及孔子和他的学生关于礼的讨论，所以可以断定《礼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应该是孔子的学生编写的。
《礼记》的第四十二篇文，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学》，也称《古本大学》。为什么称《古本大学》？这个我们待会再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现在用的教材是《古本大学》，也就是原原本本从《礼记》里面抽出来的。《礼记》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小学和大学。小学的内容包括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诸篇。古代小孩首先学的是小学课程，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礼记》中大学的内容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大学》这篇文章，重点讲学习的方法，而且讲得淋漓致尽，非常清楚。孔夫子的道统传给曾子，这在《论语》里面有记载，孔夫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听懂了，答应：“唯”。曾子再传给子思，接着传到孟子，在孟子之后似乎便断掉了。也就是《大学》里面谈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孟子之后很少有人通达，虽然书能代代流传。汉儒的注解多是从文字上下功夫，能真正通达大道的人很少。
但中国人非常有福报，我们文化的根一直都没断。若想通道，必须懂得形而上。孔子在《易经?系辞》里面说过：“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若想从形而下通达到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道，没有老师的指导是很难的。儒家的大道，在孟子之后，似乎就没有再传了。所以后来能从儒家而悟道的人是少之又少。但中国人真的很有福报。印度文化的一支佛教，在东汉时传到了中国。释迦牟尼，跟孔夫子一样，是位了不起的圣人。他的教育方法跟孔夫子虽然形式不一样，其实本质都一样。孔夫子讲形而下讲得比较多，希望我们能够从形而下通达形而上；而佛陀讲形而上讲得比较多，希望我们能够从形而上通达形而下，这两种学问刚好相辅相成。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儒家的大学问家读了佛经后，都有很深的体悟，从佛家形而上的东西再研究儒家经典才真正明了，通达，悟道。所以很多有成就的大儒基本上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先是儒家，再到佛家，最后又回到儒家。典型的例子便是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年轻时辟佛，当然他当时只是不想让皇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晚年，他研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也后悔自己辟佛的过失之处。韩愈所著的《原道》，及他的学生李翱因受药山禅师启发写的《复性书》，对宋代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后来的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一脉下来，都是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亲近佛门高僧、大德而有所体悟，再回到儒家的。这是唐宋以后，大学问家研习儒家经典的基本路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宋朝名相张商英就曾说过：“吾学佛，然后知儒。”
但是程颢、程颐、朱熹，他们有一点不好，他们不承认自己的体悟源自佛典。他们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断了一千多年之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有点不太好。似乎心量有些小了。但为什么宋明理学家如此捍卫儒家地位？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重新反思，后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心量小，但看看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知道他心量之大。试想我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心量狭小之辈能有这种气魄吗？所以应该从当时历史大环境去看。前面提到儒家道统传到孟子之后便近乎失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传人，我们不可而知，但确实是近乎失传。佛家文化传到中国之后征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看，这个教育非常的好。跟孔老夫子讲得完全一致，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而已。佛家经典分为大乘和小乘，但小乘佛教比不上孔孟之道，所以在中国便失传了。儒家也就代替小乘成为整个大乘佛法的基础。
印度的佛法传入中国后，渐渐相当兴旺起来，特别是在唐朝出现了一个六祖惠能之后，禅宗大行其道，大有取代儒家之趋势。所以宋的理学大家，极力捍卫儒家的地位，否则儒家在宋代的时候就可能会灭掉，如果没有了儒家，那大乘佛法当然也不会立得起。所以二程、朱熹只做了当时他们应该做的，不管他们当时辟佛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他们树立儒家的地位，保留儒家的道统，这一点确实功不可没。或许他们真的是有心辟佛的，但认真研究他们辟佛的言论，特别是二程的，他们所辟的是当时大行其道落于空的禅学，这种偏空之执着，导致许多人不注重人伦，父不父，子不子。所以他们批判这种偏空，提倡儒家，提倡人伦道德。当然二程、特别是朱熹的佛学并不高明，他们并不知道佛家在人伦上的极善之处。之后，很多儒生学习二程、朱熹辟佛，好像不辟一下佛呢，就不能体现自己学问的高深，这些人辟佛不是为了把儒家立起来，而是为自己的私心。假如我们不好好分析这段历史，也去辟佛，那真的是迂腐。
中国文化在隋唐之后，便逐渐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流。但历史上三家之间的争斗却从未停歇，学儒者以佛家和道家为异端，学道者以道为尊，而学佛者又以佛为最大。这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悲哀。其实三家是一，不是三。三家是一体的。只不过讲的角度不一样：儒家从行为上入手，佛家从修心入手，道家从修身入手，三家是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是能融会贯通的。所以我们对二程、朱熹辟佛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宋明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大家可以阅读《二十四史?宋史》，我们在这里只是作简单的介绍。
程颢（1032～1085）和他的弟弟程颐（1033～1107）都师从周敦颐，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重视并表章了《大学》、《中庸》二篇文章，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教显现出来。没有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提出来，后人就很难这么明白的了解儒家的大学之道。但是，二程认为《古本大学》有错漏，因为以前的书是刻在竹简上的，年久脱漏，后整理时可能颠倒了次序，于是他们对《古本大学》进行重新编订，并各作了《改本大学》，现在收集在《二程集》里。二程还认为《大学》不是曾子编的，而是孔氏之遗书，这种说法大概本于司马迁的《史记》。
二程之后，出现了位大学问家朱熹。朱熹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朱熹得到二程的正传，他的思想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明善诚身为要。他认为圣贤的道统分散在不同典籍当中，导致圣经之主旨不明，所以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编撰了“四书”，并下了注解。他所著的书有：《易本义》、《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等。其中《大学章句》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朱熹去世后，朝廷将其学说立为官学。其《大学章句》广为流传，至今有八百余年。可以说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非常了不起。虽然有很多佛家人物批评朱熹，因为朱熹辟佛。我们不管他辟佛是有意无意，但他把儒家的道统立起来，从这一点上，我们要肯定朱熹的历史功绩。
朱熹重新研究二程的《大学改本》，并重新编订《大学》，作了《大学章句》，而且非常有他的独创性。他认为《古本大学》原文中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到“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是经文，这可能是孔子的话，只不过是曾子将它表述出来，但朱熹也不敢完全肯定，又认为这段经文也有可能是孔子之前的人传下来的。后有人笑朱熹何必这么麻烦，既然大学是孔氏之遗书，那就应该是孔子说的。朱熹又认为，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到结束，是“传”。什么是“传”呢？“传”是对经的解释。如果认为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没有任何错误，就称为“传”，如《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左传》流传最广。认为自己的注解会有一些错误就称为注，疏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一般说来疏不破注，但也有例外。疏，就是疏漏的意思，认为自己的注解难免有所疏漏，故称疏。如果认为自己的注解有很多不足，那只能称正义，讲义了。
既然朱子认为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到最后是“传”，是“传”就可以改。朱熹认为，后人编排的时候可能放错简，所以就对它重新编排。后人说朱熹篡改经文，朱熹肯定不同意，一定会说那些是“传”，我改的是“传”，既然是“传”就可以改。朱子认为此“传”不是曾子写的，而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文中“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句话可以证明。如果说这篇文章是曾子写的，曾子自己不会写“曾子曰”吧。你看，朱熹确实是个大学问家。就像我写文章，我也不会写“某子曰”，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朱熹认为这不是曾子写的，而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曾子的弟子在给经文下注的时候，引用曾子的话来证明。大家想一下，朱熹讲得有没有道理？还是很有道理的。嘿嘿。为什么朱熹的《大学章句》流传八百年，屹立不倒，他真的下了苦功。他认为前面是经，后面是“传”。所以他重新整理传，把“传”编成十章。这种说法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就朱熹的观点来看，后面“传”这部分究竟是谁写的?朱熹认为是曾子的弟子写的，但有人就站出来反驳朱熹说，曾子的门人弟子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不过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等几个人而已，《大学》“传”部分写得非常的好，完全可以跟《中庸》相提媲美，既然《中庸》出自子思之手，估计不会有其他学生可以超过子思了吧，若《大学》就是子思写的了，但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却一字未提？《史记》中只记载子思作《中庸》，而没说《大学》出自谁之手。有人说是司马迁一时疏忽忘记将子思作《大学》一文给忘了。我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究竟谁是《大学》的作者，给大家汇报个结论，不可而知。古人的心量非常的大，写完了不留名字。而我们现代的人巴不得把别人的东西冠上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不知谁是真正的作者，但是可以肯定这部书跟曾子及其弟子有关。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到“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段经文应该是孔子说的而有曾子转述，不是圣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后来朱熹的学说立为官学，凡读书人考取科举都以朱熹的注解作为教科书，并广为流传八百余年。朱熹确实有学问，我们不要轻视了朱熹。朱熹之后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改法，所以出现了董氏改本、崔氏改本。究竟哪一个改本好，就看哪一个能流传的时间最长。因此朱熹的改本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但很多人认为改本这种做法不对，后学应该首先尊重经典，《大学》并不分经传，朱熹纯属胡说。所以宋代也有不少人依《古本大学》下注，但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的《四库全书》中存有黎立武依《古本大学》做的《大学本旨》，但是该注流传不广。
到了明代，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王阳明，也叫王守仁，他认为朱熹的改本是不可靠的，他主张恢复古本。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好言兵而且很善射。在弘治十二年时中了进士。王阳明年轻时候学习儒家，崇尚理学，并按朱熹格物的理论去实践，整天对着桌椅板凳“格物”，差点格出毛病，然而却一无所获。后来又亲近禅门大德学佛法，潜心于老庄之说，有所体悟又再回到儒家。后在北京做兵部主事，并开始授徒讲学。后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当一个小官。在贵州龙场找不到书看，只好每天静坐。最后在龙场大彻大悟，明白古人讲的格物致知不是向外求事理，而是向内求自家之良知。宋明理学发展有几个阶段，最初的周敦颐本于易经的本体，而且借用佛家，所以研究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到了程灏，他非常了不起，把形而上的东西和人伦日用结合起来，倡导仁学。程颐的学说有些偏向外，朱熹偏外求似更甚。朱熹是在晚年才知道应该向内，有所悔，此是后话。王阳明悟道后，从床上跳起来，大呼大叫，如疯癫状。悟道之后若落于空谈同样没有用，所以王阳明就起用，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他是个书生，但他善于用兵，当时他带领军队，把广西，广东等南蛮之地的土匪都统统剿灭掉，他灭掉的匪窝不计其数。而且他在行军作战时，还讲学不辍。他学问很好，口才很好，听他讲课的人往往是好几百人。在绍兴讲学时，学生都住在附近的寺院，床位不够，便轮番就寝，条件艰苦。但通过讲学，为国家培育了很多人才。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遗言，阳明先生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先生跟朱熹不一样，他有包容心，允许学生读佛经，也在课堂上讨论佛经的问题。他的弟子编的《传习录》就大有禅家之风。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王阳明大概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到金山寺参访朝拜，到了金山寺，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他曾经来过。后走到一间关房之前，只见房门口贴了一张封条，左右观看，好像曾经住过。出于好奇，王阳明就要进去时，却被寺院的知客师父阻拦。知客师父告诉他，这是他们祖师爷圆寂的地方，他圆寂前叮嘱不让任何人进去。王阳明说，这是屋子，而且有门有窗，为什么不让进？知客师父说不过他，王阳明又是官员，所以只能开门让他进去了。王阳明进去一看，有个老和尚已经盘腿圆寂了，肉身不坏。借着昏黄的灯光，他把头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长得跟这个老和尚很像。。抬头看去，墙上还有一首诗：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
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原来当初这个老和尚转世后，就是现在的王阳明。王阳明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在金山寺留下一首诗：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阳明的确非常了不起，可以说他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一次大的总结，而且总结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后人称其学说为“王学”。“王学”传到日本，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王学”在中国却流传不广，不过现在开始有很多人也研究他的学说。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大家可以看《传习录》，禅宗有一本《景德传灯录》，二者风格相似。阳明先生把儒家和佛家结合起来，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把儒家立了起来。王阳明对朱熹著作中一些错误，批判得淋漓致尽，认为朱熹的学说是“中年未定之学”。阳明先生说，朱熹对自己的著作《四书章句》，反复改了好几次，晚年还在改，这就足以证明他自己有许多地方还是没弄明白，若学说从自己的自性中直接流露出来，何须要改。下面这段段话，是《传习录》中王阳明对朱熹错误的批判。
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假如朱熹听到王阳明这样批判他，肯定很不自在。王阳明说《大学古本》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代代相传的旧本，传了一千多年，难道前面的人都是笨蛋吗？只有你二程和朱熹聪明，才发现它有问题？汉代的大儒，像郑康成，马融，他们的学问也足够高，但是也没提出《大学古本》有问题啊！你朱熹凭什么认为竹简脱落而编排有误？王阳明认为学问贵在得之于心，知行合一，你说的你要去做，做到了圣人所讲的境界，语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这才是真实学问。说出来的就是经，说出来的就是事实真相。如果你没有证到，那你说出来的只是语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啊。“学贵得之心”的“得”是什么意思？“得”便是“德”，学习圣人，就是按照圣人说的去做，有得于身，有得于心，便是“德”。“求之于心而非也”，即说你用你的私心去求，怎么求？一般人做学问只喜欢用脑袋去想，朱熹就是这样。
若单单向外求，即使话是孔子说的，王阳明说他都不敢认为是真的，何况你朱熹又不是孔子？如果是向内在的性德去求，不是用私心求，虽然是一个平庸之人说的话，王阳明说他也不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这又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讲的。接着，王阳明又批评朱熹说，《大学古本》里面的言语是孔子和孔子门人写的，他们都是求之于心而通道之人，所以后人不应该随便乱改，而且旧本传了数千年，现在“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所以何必去改呢？
王阳明之后，明末清初时，出现了另一位大学问家——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即智旭，俗姓钟，名际明，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年称藕益老人，古吴木渎（今江苏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年轻时崇尚理学而辟佛，这跟朱熹相似。后来偶然机会，他学习佛家经典而抛弃辟佛之言。在天启二年（1622），他师从高僧德清弟子在雪岭剃度出家，然后到径山参禅，后来学律宗，学教下，但又声称不做天台弟子。晚年，皈依净土宗。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藕益大师于灵峰寺圆寂，年五十七岁。藕益著作很多，现在有《藕益全集》流传于世。藕益大师是净宗九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藕益大师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子思，子思先写了《中庸》，再写《大学》。他认为《中庸》的未段有经文“《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而《大学》开篇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刚好两个明德相互呼应，所以在《礼记》当中，《中庸》排在第三十一篇，《大学》排在第四十二篇。藕益出语惊人！虽然很有道理，但历史文献却没有子思作《大学》记载，所以对大师的说法，我们也只能作为参考。藕益大师同样认为，《大学》不分经传，也没有放错竹简。另外，藕益大师另一个惊人之作，便是用佛家的理论来解析大学。在当时佛、儒水火不相容的时代，大师竟然用佛理阐述“四书”和《易经》，可见其用心之良苦。但大师对《孟子》的注解已经失传，杨仁山居士到日本去找，也没有找到，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大师用佛氏之说解释大学，称为《大学直指》，谈不二心源，直指孔子和颜回的心传。后世很多迂腐的儒生视佛老为异端，所以直指流传不广，大师对“四书”和《易经》的注解也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这是大师的《孟子》注解失传的根本原因，可见心量狭小，对文化的伤害是多么深，真是非常遗憾。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广推藕益大师“四书”的注解，明告世人儒释本来一贯。我们现在研究《大学》，同样要本于这一点。时间到，休息一会，谢谢大家！
大家好！前面我们花了将两年多的时间研习了《论语》和《孟子》，今天开始学习《大学》。古人教学顺序是先讲《大学》《中庸》，再讲《论语》和《孟子》。我们为什么先讲《论语》呢？因为每个时代环境不一样，我们这样做比较契合现代人的根器。《大学》讲的是方法，没有基础的人很难接受，大家对《论语》和《孟子》都比较熟悉，其中有很多历史故事，一般人容易接受。所以就先讲《论语》和《孟子》，再讲《大学》。按照传统讲经的方式，先讲经题。为了便于大家学习，我参考了朱熹《大学章句序》和其他著作的有关内容，来讲解此经题。
古老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诸子百家，都渊源于《易经》。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作八卦图。后传至文王。文王是了不起的圣人，他对卦下了注解，也就是卦辞。周公又对文王的卦辞再进行注解，称爻辞。后来孔子研究《易经》作了《十翼》。整个中国文化从伏羲传至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汤。至周，文王，武王，周公父子三人网罗上古文化，形成庞大的人文文化体系，周朝文化秉承先王之道，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重视礼乐的教化。
但到了春秋末期，孔子那个时代，礼乐崩坏。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说礼乐衰败，应该说礼乐根本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责任重新建立本民族所固有的礼乐文化。孔子当时非常伤感整个礼乐的衰败，所以追继三代之礼，重新整理礼乐以传先王之道，所以才出现《礼记》这本书。关于《礼记》这本书的成书时间我们就不去研究了。《史记》上说，《礼记》自孔氏，这种说法比较模糊。《礼记》里面记载了很多孔子的言论，以及孔子和他的学生关于礼的讨论，所以可以断定《礼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应该是孔子的学生编写的。
《礼记》的第四十二篇文，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大学》，也称《古本大学》。为什么称《古本大学》？这个我们待会再给大家一个交代。我们现在用的教材是《古本大学》，也就是原原本本从《礼记》里面抽出来的。《礼记》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小学和大学。小学的内容包括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诸篇。古代小孩首先学的是小学课程，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礼。《礼记》中大学的内容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大学》这篇文章，重点讲学习的方法，而且讲得淋漓致尽，非常清楚。孔夫子的道统传给曾子，这在《论语》里面有记载，孔夫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听懂了，答应：“唯”。曾子再传给子思，接着传到孟子，在孟子之后似乎便断掉了。也就是《大学》里面谈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孟子之后很少有人通达，虽然书能代代流传。汉儒的注解多是从文字上下功夫，能真正通达大道的人很少。
但中国人非常有福报，我们文化的根一直都没断。若想通道，必须懂得形而上。孔子在《易经?系辞》里面说过：“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若想从形而下通达到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道，没有老师的指导是很难的。儒家的大道，在孟子之后，似乎就没有再传了。所以后来能从儒家而悟道的人是少之又少。但中国人真的很有福报。印度文化的一支佛教，在东汉时传到了中国。释迦牟尼，跟孔夫子一样，是位了不起的圣人。他的教育方法跟孔夫子虽然形式不一样，其实本质都一样。孔夫子讲形而下讲得比较多，希望我们能够从形而下通达形而上；而佛陀讲形而上讲得比较多，希望我们能够从形而上通达形而下，这两种学问刚好相辅相成。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儒家的大学问家读了佛经后，都有很深的体悟，从佛家形而上的东西再研究儒家经典才真正明了，通达，悟道。所以很多有成就的大儒基本上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先是儒家，再到佛家，最后又回到儒家。典型的例子便是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年轻时辟佛，当然他当时只是不想让皇帝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晚年，他研读了大量的佛家经典，也后悔自己辟佛的过失之处。韩愈所著的《原道》，及他的学生李翱因受药山禅师启发写的《复性书》，对宋代理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后来的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一脉下来，都是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后来亲近佛门高僧、大德而有所体悟，再回到儒家的。这是唐宋以后，大学问家研习儒家经典的基本路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宋朝名相张商英就曾说过：“吾学佛，然后知儒。”
但是程颢、程颐、朱熹，他们有一点不好，他们不承认自己的体悟源自佛典。他们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断了一千多年之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有点不太好。似乎心量有些小了。但为什么宋明理学家如此捍卫儒家地位？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重新反思，后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心量小，但看看张载的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知道他心量之大。试想我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心量狭小之辈能有这种气魄吗？所以应该从当时历史大环境去看。前面提到儒家道统传到孟子之后便近乎失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传人，我们不可而知，但确实是近乎失传。佛家文化传到中国之后征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看，这个教育非常的好。跟孔老夫子讲得完全一致，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而已。佛家经典分为大乘和小乘，但小乘佛教比不上孔孟之道，所以在中国便失传了。儒家也就代替小乘成为整个大乘佛法的基础。
印度的佛法传入中国后，渐渐相当兴旺起来，特别是在唐朝出现了一个六祖惠能之后，禅宗大行其道，大有取代儒家之趋势。所以宋的理学大家，极力捍卫儒家的地位，否则儒家在宋代的时候就可能会灭掉，如果没有了儒家，那大乘佛法当然也不会立得起。所以二程、朱熹只做了当时他们应该做的，不管他们当时辟佛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他们树立儒家的地位，保留儒家的道统，这一点确实功不可没。或许他们真的是有心辟佛的，但认真研究他们辟佛的言论，特别是二程的，他们所辟的是当时大行其道落于空的禅学，这种偏空之执着，导致许多人不注重人伦，父不父，子不子。所以他们批判这种偏空，提倡儒家，提倡人伦道德。当然二程、特别是朱熹的佛学并不高明，他们并不知道佛家在人伦上的极善之处。之后，很多儒生学习二程、朱熹辟佛，好像不辟一下佛呢，就不能体现自己学问的高深，这些人辟佛不是为了把儒家立起来，而是为自己的私心。假如我们不好好分析这段历史，也去辟佛，那真的是迂腐。
中国文化在隋唐之后，便逐渐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主流。但历史上三家之间的争斗却从未停歇，学儒者以佛家和道家为异端，学道者以道为尊，而学佛者又以佛为最大。这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悲哀。其实三家是一，不是三。三家是一体的。只不过讲的角度不一样：儒家从行为上入手，佛家从修心入手，道家从修身入手，三家是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是能融会贯通的。所以我们对二程、朱熹辟佛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宋明理学家的生平事迹，大家可以阅读《二十四史?宋史》，我们在这里只是作简单的介绍。
程颢（1032～1085）和他的弟弟程颐（1033～1107）都师从周敦颐，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重视并表章了《大学》、《中庸》二篇文章，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教显现出来。没有他们把《大学》《中庸》单独提出来，后人就很难这么明白的了解儒家的大学之道。但是，二程认为《古本大学》有错漏，因为以前的书是刻在竹简上的，年久脱漏，后整理时可能颠倒了次序，于是他们对《古本大学》进行重新编订，并各作了《改本大学》，现在收集在《二程集》里。二程还认为《大学》不是曾子编的，而是孔氏之遗书，这种说法大概本于司马迁的《史记》。
二程之后，出现了位大学问家朱熹。朱熹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朱熹得到二程的正传，他的思想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明善诚身为要。他认为圣贤的道统分散在不同典籍当中，导致圣经之主旨不明，所以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编撰了“四书”，并下了注解。他所著的书有：《易本义》、《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等。其中《大学章句》是朱熹最重要的著作。朱熹去世后，朝廷将其学说立为官学。其《大学章句》广为流传，至今有八百余年。可以说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非常了不起。虽然有很多佛家人物批评朱熹，因为朱熹辟佛。我们不管他辟佛是有意无意，但他把儒家的道统立起来，从这一点上，我们要肯定朱熹的历史功绩。
朱熹重新研究二程的《大学改本》，并重新编订《大学》，作了《大学章句》，而且非常有他的独创性。他认为《古本大学》原文中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到“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是经文，这可能是孔子的话，只不过是曾子将它表述出来，但朱熹也不敢完全肯定，又认为这段经文也有可能是孔子之前的人传下来的。后有人笑朱熹何必这么麻烦，既然大学是孔氏之遗书，那就应该是孔子说的。朱熹又认为，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到结束，是“传”。什么是“传”呢？“传”是对经的解释。如果认为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没有任何错误，就称为“传”，如《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左传》流传最广。认为自己的注解会有一些错误就称为注，疏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一般说来疏不破注，但也有例外。疏，就是疏漏的意思，认为自己的注解难免有所疏漏，故称疏。如果认为自己的注解有很多不足，那只能称正义，讲义了。
既然朱子认为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到最后是“传”，是“传”就可以改。朱熹认为，后人编排的时候可能放错简，所以就对它重新编排。后人说朱熹篡改经文，朱熹肯定不同意，一定会说那些是“传”，我改的是“传”，既然是“传”就可以改。朱子认为此“传”不是曾子写的，而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文中“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句话可以证明。如果说这篇文章是曾子写的，曾子自己不会写“曾子曰”吧。你看，朱熹确实是个大学问家。就像我写文章，我也不会写“某子曰”，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朱熹认为这不是曾子写的，而是曾子的弟子写的，曾子的弟子在给经文下注的时候，引用曾子的话来证明。大家想一下，朱熹讲得有没有道理？还是很有道理的。嘿嘿。为什么朱熹的《大学章句》流传八百年，屹立不倒，他真的下了苦功。他认为前面是经，后面是“传”。所以他重新整理传，把“传”编成十章。这种说法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就朱熹的观点来看，后面“传”这部分究竟是谁写的?朱熹认为是曾子的弟子写的，但有人就站出来反驳朱熹说，曾子的门人弟子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不过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等几个人而已，《大学》“传”部分写得非常的好，完全可以跟《中庸》相提媲美，既然《中庸》出自子思之手，估计不会有其他学生可以超过子思了吧，若《大学》就是子思写的了，但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却一字未提？《史记》中只记载子思作《中庸》，而没说《大学》出自谁之手。有人说是司马迁一时疏忽忘记将子思作《大学》一文给忘了。我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究竟谁是《大学》的作者，给大家汇报个结论，不可而知。古人的心量非常的大，写完了不留名字。而我们现代的人巴不得把别人的东西冠上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不知谁是真正的作者，但是可以肯定这部书跟曾子及其弟子有关。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到“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段经文应该是孔子说的而有曾子转述，不是圣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后来朱熹的学说立为官学，凡读书人考取科举都以朱熹的注解作为教科书，并广为流传八百余年。朱熹确实有学问，我们不要轻视了朱熹。朱熹之后也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改法，所以出现了董氏改本、崔氏改本。究竟哪一个改本好，就看哪一个能流传的时间最长。因此朱熹的改本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但很多人认为改本这种做法不对，后学应该首先尊重经典，《大学》并不分经传，朱熹纯属胡说。所以宋代也有不少人依《古本大学》下注，但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的《四库全书》中存有黎立武依《古本大学》做的《大学本旨》，但是该注流传不广。
到了明代，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王阳明，也叫王守仁，他认为朱熹的改本是不可靠的，他主张恢复古本。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好言兵而且很善射。在弘治十二年时中了进士。王阳明年轻时候学习儒家，崇尚理学，并按朱熹格物的理论去实践，整天对着桌椅板凳“格物”，差点格出毛病，然而却一无所获。后来又亲近禅门大德学佛法，潜心于老庄之说，有所体悟又再回到儒家。后在北京做兵部主事，并开始授徒讲学。后因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当一个小官。在贵州龙场找不到书看，只好每天静坐。最后在龙场大彻大悟，明白古人讲的格物致知不是向外求事理，而是向内求自家之良知。宋明理学发展有几个阶段，最初的周敦颐本于易经的本体，而且借用佛家，所以研究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到了程灏，他非常了不起，把形而上的东西和人伦日用结合起来，倡导仁学。程颐的学说有些偏向外，朱熹偏外求似更甚。朱熹是在晚年才知道应该向内，有所悔，此是后话。王阳明悟道后，从床上跳起来，大呼大叫，如疯癫状。悟道之后若落于空谈同样没有用，所以王阳明就起用，即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他是个书生，但他善于用兵，当时他带领军队，把广西，广东等南蛮之地的土匪都统统剿灭掉，他灭掉的匪窝不计其数。而且他在行军作战时，还讲学不辍。他学问很好，口才很好，听他讲课的人往往是好几百人。在绍兴讲学时，学生都住在附近的寺院，床位不够，便轮番就寝，条件艰苦。但通过讲学，为国家培育了很多人才。王阳明临终前，学生问遗言，阳明先生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先生跟朱熹不一样，他有包容心，允许学生读佛经，也在课堂上讨论佛经的问题。他的弟子编的《传习录》就大有禅家之风。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王阳明大概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到金山寺参访朝拜，到了金山寺，他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他曾经来过。后走到一间关房之前，只见房门口贴了一张封条，左右观看，好像曾经住过。出于好奇，王阳明就要进去时，却被寺院的知客师父阻拦。知客师父告诉他，这是他们祖师爷圆寂的地方，他圆寂前叮嘱不让任何人进去。王阳明说，这是屋子，而且有门有窗，为什么不让进？知客师父说不过他，王阳明又是官员，所以只能开门让他进去了。王阳明进去一看，有个老和尚已经盘腿圆寂了，肉身不坏。借着昏黄的灯光，他把头凑过去一看，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长得跟这个老和尚很像。。抬头看去，墙上还有一首诗：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
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原来当初这个老和尚转世后，就是现在的王阳明。王阳明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在金山寺留下一首诗：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阳明的确非常了不起，可以说他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一次大的总结，而且总结得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后人称其学说为“王学”。“王学”传到日本，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王学”在中国却流传不广，不过现在开始有很多人也研究他的学说。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大家可以看《传习录》，禅宗有一本《景德传灯录》，二者风格相似。阳明先生把儒家和佛家结合起来，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把儒家立了起来。王阳明对朱熹著作中一些错误，批判得淋漓致尽，认为朱熹的学说是“中年未定之学”。阳明先生说，朱熹对自己的著作《四书章句》，反复改了好几次，晚年还在改，这就足以证明他自己有许多地方还是没弄明白，若学说从自己的自性中直接流露出来，何须要改。下面这段段话，是《传习录》中王阳明对朱熹错误的批判。
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假如朱熹听到王阳明这样批判他，肯定很不自在。王阳明说《大学古本》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代代相传的旧本，传了一千多年，难道前面的人都是笨蛋吗？只有你二程和朱熹聪明，才发现它有问题？汉代的大儒，像郑康成，马融，他们的学问也足够高，但是也没提出《大学古本》有问题啊！你朱熹凭什么认为竹简脱落而编排有误？王阳明认为学问贵在得之于心，知行合一，你说的你要去做，做到了圣人所讲的境界，语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这才是真实学问。说出来的就是经，说出来的就是事实真相。如果你没有证到，那你说出来的只是语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啊。“学贵得之心”的“得”是什么意思？“得”便是“德”，学习圣人，就是按照圣人说的去做，有得于身，有得于心，便是“德”。“求之于心而非也”，即说你用你的私心去求，怎么求？一般人做学问只喜欢用脑袋去想，朱熹就是这样。
若单单向外求，即使话是孔子说的，王阳明说他都不敢认为是真的，何况你朱熹又不是孔子？如果是向内在的性德去求，不是用私心求，虽然是一个平庸之人说的话，王阳明说他也不认为是错误的，何况这又是我们的孔老夫子讲的。接着，王阳明又批评朱熹说，《大学古本》里面的言语是孔子和孔子门人写的，他们都是求之于心而通道之人，所以后人不应该随便乱改，而且旧本传了数千年，现在“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所以何必去改呢？
王阳明之后，明末清初时，出现了另一位大学问家——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即智旭，俗姓钟，名际明，字素华，别号“八不道人”，晚年称藕益老人，古吴木渎（今江苏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年轻时崇尚理学而辟佛，这跟朱熹相似。后来偶然机会，他学习佛家经典而抛弃辟佛之言。在天启二年（1622），他师从高僧德清弟子在雪岭剃度出家，然后到径山参禅，后来学律宗，学教下，但又声称不做天台弟子。晚年，皈依净土宗。清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藕益大师于灵峰寺圆寂，年五十七岁。藕益著作很多，现在有《藕益全集》流传于世。藕益大师是净宗九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藕益大师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子思，子思先写了《中庸》，再写《大学》。他认为《中庸》的未段有经文“《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 ，而《大学》开篇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刚好两个明德相互呼应，所以在《礼记》当中，《中庸》排在第三十一篇，《大学》排在第四十二篇。藕益出语惊人！虽然很有道理，但历史文献却没有子思作《大学》记载，所以对大师的说法，我们也只能作为参考。藕益大师同样认为，《大学》不分经传，也没有放错竹简。另外，藕益大师另一个惊人之作，便是用佛家的理论来解析大学。在当时佛、儒水火不相容的时代，大师竟然用佛理阐述“四书”和《易经》，可见其用心之良苦。但大师对《孟子》的注解已经失传，杨仁山居士到日本去找，也没有找到，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大师用佛氏之说解释大学，称为《大学直指》，谈不二心源，直指孔子和颜回的心传。后世很多迂腐的儒生视佛老为异端，所以直指流传不广，大师对“四书”和《易经》的注解也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这是大师的《孟子》注解失传的根本原因，可见心量狭小，对文化的伤害是多么深，真是非常遗憾。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广推藕益大师“四书”的注解，明告世人儒释本来一贯。我们现在研究《大学》，同样要本于这一点。时间到，休息一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