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文学三十年系列:王锡亮和他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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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亮和他的诗歌创作

 

王锡亮(194—),笔名王,山东省郓城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郓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菏泽市诗词学会理事、郓城县作协名誉主席等,出版新诗、散文集选集《彩练》(国际炎黄出版社2007)和长篇叙事诗《见证》(国际炎黄出版社2008)。

王锡亮是上世纪40年代初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偏僻乡村,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从小就饱尝了贫穷农家的诸多艰难困苦。解放后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正式教师,先后在小学、中学耕耘了近二十年,他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并有作品发表。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到县文化馆搞专职文学创作,又到县政协做文史工作,直至退休。王锡亮在任郓城县政协担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期间,发起成立了郓城县政协联谊诗社。这个诗社对加强全县诗歌爱好者得交流和郓城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任社长期间,编辑出版《郓城诗词选》11集,辑作品2万余件。他自己本人创作新诗、散文诗千余首,多篇作品在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中获奖。特别地,散文诗《惊蛰雨》《小城的和弦》、童谣《捉泥鳅》等获国家级大赛一、二等奖,仿古诗《稼轩祠感怀》获国际大赛一级佳作奖,报告文学《自强者之歌》被评为菏泽市建国50周年首届文学作品大奖赛二等奖。有作品被选入《中国散文诗佳作选》《中国新诗集粹》等权威选本。他本人辞条辑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山东作家》等书典。

短诗集《彩练》共收集王锡亮120余首诗歌,写作跨度历时40余年。综观他的诗歌,历史的印痕显现的尤为明显,有“三代人的纺车”,有“程控电话”,有“放歌十六大”等等,但写作的切入点都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核心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缠绵的乡土情,不朽的田园牧歌”。

乡土是人的物质家园,也是人的精神家园。在王锡亮的笔下,乡土成了人类永远的情怀。这与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长期工作在农村是分不开的,散文家金锦先生在《彩练》的序中说“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写农村,写农民,写农事,写农情。”如:《故土》

故乡这把土

热乎乎,软稣稣

这把土,不可无

丢了耳聋眼模糊

 

……

 

故乡这把土

伴我不孤独

遍走千里心似镜

永远不迷路

在诗人的眼里,“故乡这把土”几乎成了一位恩人,作者用一种感恩的心态完成了这篇诗作。这种浓重的乡土情结,体现他对家乡这番热土的眷恋,“丢了耳聋眼模糊”,“ 伴我不孤独”“耕耘拉折千张犁”,“挖草累直万把锄”这些富有口语和歌谣体的抒情方式,是王锡亮乡土诗的典型特征。

王锡亮这种用“口语体”和“歌谣体”相结合的新乡土诗写作,其精髓仍是“乡土味浓厚”,仍讲究和谐幽默,切忌空泛的说教。笔者将王锡亮这种乡土诗称之为“当代性乡土诗”。 这种新乡土诗首先要以乡土风物、民风民情为题旨。王锡亮似乎比较认同儿时的乡土,而涉及现代都市的乡土是甚至又少,这主要认为在工业化、商业化、资讯化、全球化的现实境遇下,原先那种多少有些田园意味的乡土正在消失。如在《我是蝈蝈,我是歌》中,将自己化身成为蝈蝈,“摇着银铃唱歌”,“最满心窝”;在《耕牛》中将自己化为“驭手”,化为“扬鞭”人,然而自己却害怕耕牛的那双眼睛。然而在《老街》中更为鲜明:

老街是新街的母亲,

新街是老街的难产儿。

 

多年了,躁动于母腹,

盼不来那神圣的啼哭。

 

因为老,生起来不易,

专家们常围着议论:

 

站马?横胎?可能还要剖腹,

呵,血痕斑斑,有伤口滴血。

 

老街毕竟老了,扭曲的是力量,

生下来的仍是怪胎!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现代意义上的乡土的一丝失望。将老街比喻成新街的母亲而产下的却是怪胎。这种反讽具有强大的张力,“剖腹”、“怪胎”和“老街”、“新街”这组意象,寓意深刻。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范畴之一,也是组成新诗作品的重要元件。作为诗论范畴,意象二字最早见于中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当然,刘勰关于意象的阐述,与西方意象派的意象理论相比,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但其产生毕竟要早于西方意象派的意象理论。意象组合的独创性是一首诗成功的要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锡亮的新乡土诗总喜欢使用一种“过去时”式的写作方式。不仅如此王锡亮的新乡土诗还突破乡村生活的表土,挖掘到乡村生活的内涵,那些最能体现乡村底蕴的是千百年来的陈陈相因的民间风俗。而这些正是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土气的东西,但正是它们才使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种群体通其他民族、地域、群体区分开来,换句话说那些在现在看来最土气的东西却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种群体独特的“文化身份”。如:《乡村元宵夜》

炮打灯,蜡烛,起火,花树,

高空飘撒,低空曼舞,地上喷出。

传统的巨剪铰段银河,

乡村汇成拍岸江流,粼粼玉湖。

 

龙灯浴着光波逶迤起伏,

花船出港摇橹摆渡。

绿似翡翠,亮似珍珠,

鸳鸯戏水,莲灯轻浮……

 

整首诗都是围绕郓城农村过元宵的情景展开的,作者通过一组意象群“炮打灯”,“ 蜡烛”,“ 起火”,“ 花树”奠定了这首诗的基调。并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将现实和想象巧妙地连在一起,表达了农民的过元宵的欣喜之情。字字华美,句句歌唱,似乎“春柳萌动,春桃燃沸,春在复苏”。真是土到极致,土也是一种美;俗到极致,俗也是一种歌。

其次,王锡亮的诗歌时代感强,在历史跨度中揭示了历史的变奏,体现了主旋律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在诗集《彩练》中,有很大部分诗歌他歌唱祖国,歌唱人民歌唱共产党及其伟大事业。在全国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他写出《擎天大柱人民铸》《送俺支书去观礼》,表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和参政议政的自豪;党的十六大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他写了长篇朗诵诗《放歌“十六大”》,倾情讴歌时代的春光;华夏祖国45岁华诞,他写了《母亲的路》,表露了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他写了《麻利嫂》《截杀日寇司令阪田》,表达了对抗日烈士的崇高敬仰;长征胜利70周年,他写了《巨著》《瑞金的红土地》,是对长征精神的有力宣扬;山东省委“突破菏泽”战略启动之后,他一首《春潮》,发出了“能添彩的添彩,能抖俏得抖俏”的呐喊,如此之类,还有很多。

这类诗歌是当代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产物。他表现了作者关注社会运动、政治事件的热情,和以诗作为手段介入现实政治的信念。题材、主题“宏大”的政治性质,是它的首要特征。有关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观点,成为统筹诗的各种因素的线索。其次就是将现实世界中抽象的思维,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形象化的语言、象征性的意象和大量转喻的运用,以达到通俗易懂得目的。如《春潮》中的“能添彩的添彩,能抖俏得抖俏”,就是抽象语言的形象化,等等。

这类诗歌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广场诗歌”。它主要不是指向个人阅读。它的写作目标和艺术形式,是在诉诸朗诵和剧场式集中感情反应。为了强化情感效果,和使观念表达产生“雄辩”的气势,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句式和章法,并讲究强烈的节奏。其风格是直接鲜明充分,而非曲折、内敛、节制。以《放歌“十六大”》为例,原题为《一个老退伍军人的歌唱》。全诗共六节,从整体上来看,主题鲜明,在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中,从对战争年代往事的追溯中,发掘推动现实发展的精神力量。诗中运用复沓和铺陈的手段,又借助古典诗词中的排比、对偶等艺术手段,将自然物转换为象征符号,成为思想陈述的载体。

再次,王锡亮的诗歌中还浅露着“童心”。顾城曾经说过,诗人“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去表现那“纯净的美”。 王锡亮的童趣诗正是体现了这种“纯净的美”。它在诗歌的标题上显现得最为明显,如《捉泥鳅》《牵牛花》《吹泡泡》《母鸡“抱窝”了》等等;诗体语言上讲究童心和诗意的巧妙结合,如获得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教育报社童谣大赛一等奖作品《捉泥鳅》就是典范:黑泥鳅,黄泥鳅,/捉住放在啥里头?/摘下荷叶做个兜,/盛水里面游。王锡亮的作品正是这样,由外到内,层层溢美流芳,共同形成了它的“召唤结构”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长篇叙事诗《见证》则是对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全景式描写。作者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突发事件,展示了人们与灾难英勇抗争的事实,弘扬了大难大爱,人定胜天的民族精神。这本诗集不光有史料价值、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记录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见证》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感情真挚强烈,正如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在《诗与感情》一文中所言:“作为诗,感情的要求必须更集中,更强烈;换句话说,对于诗,诉诸于情绪的成分要更重。别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一样需要丰富的感情,但它们还可以借助于事件的发展的逻辑的推理,来获得作者思想说服的目的;而对于诗来说,它却常常是藉助于感情的激发,去使人们欢喜与厌恶某种事物,使人们生活得更聪明,使人们的精神向上发展。”《见证》里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都凝聚着作者的鲜血和汗水。面对灾区的灾民,他发出由衷的呼唤:“我的乡亲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孩子啊,我的父亲母亲!”抢险救灾的的日子里,他欲哭无泪,一遍又一遍的默默检点,检点大地被狂暴颠覆的灾情,检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心。作者是一个创作经验丰富的诗人,他的感情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隐瞒于平静叙述背后,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作者的大爱大恨,每一个字都洋溢着对灾情灾民的悲悯和关怀。如在写到师德风采的文字:“龙池镇小学校长肖明清经过家门,‘老肖,救命啊……’听得出这是妻子的急呼,但他顾不上去救妻子呵,急匆匆跑向教学楼处。”“灾难瞬间幼儿园教师聂晓燕一手提一个孩子冲出教室,同一个班的亲生儿子被轰然倒塌的房子埋住,当她第二次赶回教室,只能面对废墟呼喊:‘娃啊……妈妈顾不上救你呵……’声音哽咽,泪如雨注。”不是“为诗而造情”,而是“为情而造诗”,在打动作者自己的同时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

诗情与诗艺的结晶,也离不开另一要素———诗艺。诗情与诗艺不可或缺。倘若缺少了诗情,则诗也就失去了根本,就无生命力可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仅有诗情,而缺少了诗艺这一要素,则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不能给人以美感,也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作用。《见证》较好地做到了诗情与诗艺的有机结合,因而,使全书饶有特色。诗中取事,精挑细选,深编细排,串成串串美丽的珍珠。全诗共十七章一楔子,每一章都突出一个主题:第一章:中南海,发出生命救援令;第二章:震灾中,我们的军人;第三章:敬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第四章:灾难面前,气壮山河的中国人民;第五章:白衣战士,托起生命的希望;第六章:志愿者,以生命的名义;第七章:唐山人,倾城感恩;第八章:出生入死,我们的新闻战士;第九章:面对灾难,文艺界的迅速出击;第十章:那一刻,各界人士救灾总动员;第十一章:灾难中,孩子们选择勇敢坚强;第十二章:大灾面前,我们的人民教师;第十三章:全国哀悼,感天动地托起希望;第十四章:面对灾难,爱心跨越疆界;第十五章:灾难中的四个中国女性;第十六章:抗震抢险,惊心动魄的时刻;第十七章: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这十七个篇章、十七个主题,集中记述了灾后抗争施救的整个过程。举凡抗灾抢险中发生过较大影响的重大部署和英雄行为,重要群体和突出个人,都几乎无一遗漏地纳入诗作之中。恢宏大度,一气呵成。楔子借用鳌鱼翻身的古代传说,点明了山崩地裂的“大震一瞬”,“把成千上万个生命推到死亡的边缘”,“废墟瓦砾掩不住声声呻吟”,提示人们记住这个“黑色圈定的时辰”。长诗从中南海的不眠之夜着笔,史实感极强。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救生、防疫、转移、捐助、安置等等诸项工作,都写得准确细致,有来由,有出去,为读者通过诗作了解汶川抗震救灾的全貌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此外,《见证》中细节描写逼真感人,特别是诗人用一个专章,褒扬了灾难中的“四个中国女性”。一个是死后仍然用支撑的身体护住婴儿的母亲黄玲丽;一个是邱光华深明大义的妻子李弟然;一个是为震中亡故的母亲开博客的孝敬女儿李佳;一个是被灾区视为“亲姐妹”的乡党委书记贾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汇聚成“女性独特的爱的光环”。从这束光环中,人们真正“读懂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读懂了母亲真善美爱的真正含义。”

诗人王明韵认为“心存大爱方为诗”:“多难兴邦,让诗歌多难时在场,兴邦时亦在场,这当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诗人应该担当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惟其如此,诗写中的所谓慈悲与大爱,才能与心灵里的关怀与真诚相呼应。汶川地震,诗歌潮涌,哀家国之殇,泣生民之痛,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彰显了诗人和诗歌的本色――笔走天地泪湿襟,心存大爱方为诗,让我们紧握诗笔,以血为墨,去歌哭或言笑。”《见证》就是这样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凝神聚力抗震救灾的壮举,活现出一个个震惊朝野的举措,一个个惊天动地的事件,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个精彩悲壮的瞬间,它所描绘的分明是一副全方位立体化多纬度的抗震救灾全景图卷。

灾难使人太悲伤,救灾中的人物使人太感动,身临其景,人陷其情,无法平静。故人说,“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情感不是“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思想不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写作方略显粗糙,缺乏一定思想的深度与艺术的高度。

华兹华斯说过,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开阔的灵魂……他还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务所感动,仿佛这些事情都在他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的心中唤起热情……更能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王锡亮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是“郓城新时期诗歌的开拓者和领路人,是鲁西南诗坛的亿元骁将,是山东诗歌创作队伍中的一名重要歌手”。

 

 

注释:

①     王锡亮:《彩练》序言,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②     主要参考《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洪子城、刘登翰著作

③《请听听我们的声音》,《诗探索》(北京)1980年第一期

④王明韵:《心存大爱方为诗》.现代诗歌研究院.现代诗歌报.2008-7-1

⑤王锡亮:《彩练》序言,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