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任免首次尝试中央地方双向交流任职

　　中新网11月3日电(记者 吴歆)近日，多名年富力强的中央部委司局级官员赴各省份任职，与此同时，亦有一些地方官员赴中央部委履新。这是中国首次在官员任免上尝试中央与地方双向交流任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指出，此举是着眼于改善领导干部队伍结构进行的一次探索，有利于改变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经历单一问题，有利于推动年轻干部踊跃下基层锻炼，鼓励基层干部安心踏实地干好工作。有专家指出，如果此项尝试效果良好，不排除会成为一项常态人事制度。

　　多名“京官”赴基层履新

　　近几天来，已经履新的原中央部委官员如：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郑泽光出任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山东济宁市委副书记；国务院侨办国外司司长吴洪芹任福建漳州市委副书记，她也是此次66名“京官”赴地方交流任职中的三位女性官员之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司司长张太原出任云南昆明市委副书记，等等。

　　从这些名单来看，外派基层的“京官”基本都属于“60”后官员，年富力强，而且学历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原本在中央部委都掌管核心司局业务，如原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郑泽光，主要负责对美外交，而对美外交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务。

　　据了解，今年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任职，平均年龄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任职的有48名，担任市县委书记21名、市长20名，其中9名市委书记人选都安排在中西部地区。

　　据了解，交流任职人选主要是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基层工作经历和基层领导工作经历不满两年的正局级干部。选派采取中组部直接动员、机关干部自愿报名、各部门组织推荐、各省区市比较择优的办法，“平级调动、进出平衡”。

　　按照“进一出一、统筹安排”原则，接收交流干部的省区市也将选派厅局级官员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交流任职。分析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干部双向交流、循环流动，有利于增加干部的成长阅历与经验，有利于优化干部队伍整体结构。

　　“挂职”变“任职” 在基层实践中淬炼干部

　　观察人士注意到，此次干部交流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不是以往的“交流挂职”，而是“交流任职”。从“挂职”到“任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大为不同。很多专家和学者认为，这是干部管理制度的一个新探索。

　　有专家称，挂职干部大都只任虚职，下基层后没有实权；因时间短无法融进基层领导圈，干不了实事，了解不了真实情况。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此次“空降”干部是任“实”职，“更有利于干部的成长、整个地方领导班子的更新，甚至有助于破除当地宗派势力”。

　　另一方面，基层一线是磨练意志、增长才干、提高能力的大舞台，是干部锻炼成长的主阵地和建功立业的主战场。诚如习近平所言，选派中央部委干部到省区市交流任职，体现了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交流、选拔干部的导向。

　　此举也正表明，中央要通过在基层的工作实践，淬炼中青年干部，努力构建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链。中国社科院教授莫纪宏指出，这说明今后国家在选择干部时，更重视候选者的实践经验，将来的官员将不再重复“从书本到书本，从机关到机关”老路线。

　　习近平要求交流任职干部“身下心下”

　　这次中央部委与省区市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工作，受到高层高度重视。10月11日至14日，中组部特别在北京举办培训班，习近平与学员座谈。他提出六点希望，一要身下心下，二要多学多思，三要实干苦干，四要团结协作，五要慎独慎微，六要淡泊名利。

　　习近平强调，地方尤其是基层一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至关重要。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也指出，中央部委的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任职，首先要抱着谦虚的态度，拜当地干部群众为师，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要抓好发展第一要务，在推动科学发展中提高全面领导能力。要勇于担当责任，在解决实际问题、应对突发事件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本领。要重视民生、服务群众，在造福百姓的亲身实践中培养对群众的深厚感情。要有经受困难和挫折的思想准备，严格要求自己，传播优良作风，做想干事、会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

干部年轻化政策执行存偏差 部分人升迁遭质疑

　　不久前，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干部年轻化的核心与前提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把干部年轻化理解为年龄‘一刀切’，是对中央用人原则和方针的一种误读。”

　　事实上，干部年轻化政策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与发展，已成为我国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调查发现，目前在有些地方，干部年轻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领导干部过度年轻化的问题，已引发了公众强烈关注，有些甚至被指因有背景而得到升迁。

　　更值得警惕的是，每一次官方相应被动的回应，并未完全打消公众疑虑，有些反而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公众质疑某些年轻干部升迁，除折射出现实中普遍存在“仇官”心理外，其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还有明显缺陷，有的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则。

　　背景的“习惯性猜想”

　　今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提拔7名副局级干部，7人中有6人都是“80后”，其中最年轻的仅23岁，参加工作的年限才2年多。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公众质疑这些年轻干部有家庭背景。

　　类似的事件还有，2008年3月，28岁的张辉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成为“中国最年轻厅官”；2009年1月，25岁的孙靓靓成为江苏省泰州团市委副书记；2009年6月，29岁的周森锋以全票当选湖北省宜城市市长，等等。

　　从以往报道的情况来看，公众的质疑有先例可循。据报道，2009年，河南省固始县在一次全县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选拔中，12名乡长人选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子弟，被视为“子承父业”的官场潜规则样本。再如，2008年5月初，辽宁省本溪市双推双考的4名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的父母是该市的主要领导。

　　公众质疑年轻干部的升迁，大部分并没有真凭实据，而是属于习惯性猜想。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人肉搜索”这些年轻干部的家庭出生、社会关系、教育背景，等等，以期通过对蛛丝马迹的发现，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迫于舆论压力，所在地官方一般也会作出辩解性的回应，但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程序是透明的，操作是公正的，报名者是符合条件的。而当事人对此也多采取沉默态度，更是越激发了公众的“合理联想”。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年轻干部的升迁之所以会屡次引来公众质疑，原因有二：一是这种事情较少，本身具有新闻价值，易引起关注；二是干部选拔过程仍不够公开透明，有关部门的事后解释也多语焉不详，所以公众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往往会有各种猜测以至产生误判。。

　　“目前公务员报考竞争激烈，而要在公务员集体的竞争中凸显出来就更需要有很强的实力和很好的机遇。”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指出，“一个年轻人没干几年就当上领导职务，易引起公众猜疑。再加上现有干部选拔机制还不健全，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公众对年轻干部如何成功升迁的过程了解不多，更易引发公众的好奇心。”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公众质疑年轻干部升迁，还与我国历代官场生态有关。在我国，官场上历来注重论资排辈，在大多数人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官场经历或让人折服的水平和能力，在很年轻时就官运亨通，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朝中有人”，要么是存在钱权交易。

　　“在我国，领导子女做官的几率仍远高于其他阶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认为，“社会中仍存在官本位、家族制这两种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传统，易让干部选拔升迁蒙上特权阴影。”

　　“现实中确有权贵子弟未经基层历练，却能凭借关系得以升迁。”汪玉凯教授说，“这导致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由此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再加之买官卖官现象的存在，导致公众对年轻干部升迁产生猜想。”

　　“如果竞争环境公平合理，我不会在意他人的家庭背景。”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年轻公务员向本刊记者坦言，“法律没有规定领导的子女、秘书、亲戚朋友就不能做官，只要凭本事，我认为无可非议。”

　　他的观点在受访者中颇具代表性。公众质疑年轻干部的升迁，本质是对公权力“内部福利化”的焦虑，更是担忧“年轻化”成为某些人“洗官”的通行证。

　　疏导“草根精英”上升通道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如果权力没有得到硬性制度的约束，“草根精英”上升的通道会被制度以外的因素非正常阻塞，这样，不但会使政府公信力丧失，更会导致各个社会阶层对政权的信任危机，严重的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有些地方的干部选拔，具有高度的密闭性和排斥性；由于权力潜规则的渗透，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正常提升，而一些人靠制度外的条件得到了不规范提升。”胡仙芝博士认为，“靠关系、背景、裙带及金钱，这些与平民阶层相距甚远。这样平民中的一些实力精英就得不到合适的上升流动和空间。其后果是，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将会更艰难，对没有背景的公务员也会产生阻止效应，易激起社会的仇官心理。”

　　“在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拥有特权者占有最多的资源。”张鸣教授认为，“有些人职务升到一定级别后，本身就具有影响其他干部进入和选拔的能力，易让自己的子女、秘书、亲戚朋友等‘圈内人’，在自己退休前尽可能快地升到一定级别。”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权贵挤占“草根精英”上升空间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当地权贵子弟往往能通过各种关系，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

　　“平等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中央党校政法部林喆教授认为，“相比之下，我国公务领域裙带关系现象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弊端正在一一显现。从法律意义来讲，这不仅与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一种背离。”

　　据了解，近年来有些地方或部门很重视从基层选拔人才，并注意从“草根”中间遴选领导干部。如今年四川省干部选拔将重点面向乡镇党委书记、灾后恢复重建一线、非定向预推出的后备人选以及优秀回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村干部中定向公选一批县、乡两级领导干部。

　　从今年3月底起，广西实施“广西公开选拔、选聘干部千人计划”，总人数达到1112名，其中包括面向基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城区、街道党建工作组织员等。

　　“政府对人才的吸纳，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对民意的吸纳。”胡仙芝博士说，“从基层吸纳精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所必须做到的，必须要以制度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凝聚民心、表达民意、信服民众，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稳定，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

　　缓解“公正焦虑症”的路径

　　“如何选人、用人、管人，已成为我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汪玉凯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官场上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不能广泛地选人用人，不能公平透明地选拔干部。二是一些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严重扭曲恶化了我国官场生态，也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

　　“这就要对我国选人用人思路进行排查，做到对症下药。”汪玉凯教授建议，“一方面，应进一步拓宽选拔干部的范围、让公众有较多的话语权，做到多数人选人，进一步增加选拔干部的民意基础。不管是不是权贵子弟，只要是人才，就有平等的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对干部选拔中弄虚作假者，特别对买官卖官者，一旦发现要给予严厉查处，以儆效尤。”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看来，要缓解公众在选拔干部方面存在的‘公正焦虑症’，还应改变公务员一考定终生的局面，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尤其要探索领导干部任期“单方退出”机制和退出制度。

　　“作为一个健康、充满生机的国家，必须要保障政权可不断从平民中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制度的效率。同时，要给平民留个上升的渠道，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张鸣教授认为，“现在高考招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或可供干部选拔借鉴。比如建立一套全国性的干部选拔考试制度，统一时间、统一出题、统一开考，可避免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方面搞暗箱操作。”

　　“只有每个人能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才能保障干部选拔制度的公平。”胡仙芝博士认为，“要在制度上保障‘草根精英’有上升的渠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确立一个程序公开、操作透明、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制度，并严格执行。在选拔干部中，尤其要公开干部的相关情况，比如干部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家庭财产、社会关系，等等。同时，要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并且制度必须要保障有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能得到晋升。”

　　从世界各国来看，为了保证公民的机会平等，都普遍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机构中的裙带关系以及官员为亲属开后门、建立官员回避制度。比如美国联邦法律就禁止联邦官员雇用任命、推荐或提升自己的亲属到该官员所控制的任何机构或部门工作。波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规定：“国家机关职员本人与其配偶、直系亲属或旁系近亲如在职务上构成上下级隶属关系，则他们不能在同一机关任职。”不仅如此，在公务人员的聘用及其晋升上，许多国家也明文禁止对官员子女特殊照顾，并对违规者有严厉的惩处措施。

　　“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自觉主动接受民众监督，也唯有如此，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才能真正树立威信，更好地开展工作。”南开大学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

　　同时，齐善鸿教授还建议：“以前有些年轻干部的选拔，并没有存在违规行为，但却在公众中产生了不少误解，有些是政府在回应公众质疑的方式上存在问题，不但没有澄清事实真相，反而更加重了公众的疑虑。在信息化时代，政府要很好地学会通过媒体来和公众打交道。”

　　“可利用网络，建立起一个具有宣传、互动等多功能的网络沟通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利用网络沟通平台系统、全面、专业、及时地宣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党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成效、接受选人用人方面的群众建议。依法利用网络来向公众公示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内容，有针对性地、有策略地公示任免原因，不断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文/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