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皇后的教训:内无支持外无盟友的国家没前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1:13:14
朝鲜皇后的教训:内无支持外无盟友的国家没前途  

核心提示:当今朝鲜,其内外交困的局势与兴宣君、闵妃统治时的李朝酷似。除却时代的具体差异性,朝鲜面临的问题正是李朝末年的翻版——作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强邻林立、诡谲多变的环境中求存?

明成皇后闵妃(资料图)

文章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14期 作者:闵妃的古今启示

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内无支持,外无盟友,前景是危险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是朝鲜求存之道所在。

百年前李氏朝鲜王朝的明成皇后闵妃的政治生涯,或许能为现实中的朝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势道政治:虽受其害,终溺其中

明成皇后是1897年朝鲜“独立”后追谥的封号,其人姓闵名慈英,一般史称闵妃。

闵妃于1851年出生在京畿道骊州的闵姓贵族家庭。骊兴闵氏在朝鲜属望族,开国之初和中期都曾兴盛,但在肃宗时卷入党争,家中精英被迫害殆尽,运势低迷。感古堂一支只有闵妃,以及过继来的兄长闵升镐。而闵升镐正是被张罗“选妃”的高宗李熙的亲舅舅。

当时的朝鲜李氏王朝,外戚当道多年,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争斗不休,因宪宗、哲宗死后均无嗣,出自王室支系的李熙才被赵大妃(太后)立为王,而李熙的父亲兴宣君李罡应,以铲除外戚和重建王室权威为目标,在借助赵氏势力重创安东金氏之后,打算借次子李熙大婚后亲政的机会结束赵大妃的垂帘听政,于是选择了与自己妻子同族、家道中落的闵妃做王后,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摄政者。

闵妃刚入宫时,并不受高宗欢迎。深宫夜冷,生性严谨的闵妃完全靠看书打发时间,这些书当中最爱读的就是《左传》这样的中国典籍,这让她对政治渐渐入门。1868年,李贵人产下麟儿,长期在底层社会生活的兴宣君对于长孙出自卑贱宫女完全不在乎,欢欣鼓舞之余还打算将他立为世子。这于宗法不合,只有张禧嫔僭越闵妃先辈仁显王后一例,但兴宣君很是坚持。公公的刻意冷漠终于驱使闵妃走上了弄权之路,首先是在宫中努力树立母仪天下的风范。久而久之,早已对浅薄的李贵人感到腻烦的高宗终于移情到了闵妃身上。此外,她还频繁接触宫外人士,培植势力。当然,这些都是通过闵氏族亲完成。

与闵妃深谙人性相比,兴宣君颇有些水至清则无鱼的极端。为了维持开明形象,他用人以才为本,不计出身,却因此常常冷落身边至亲。这其中包括弟弟兴寅君和嫡长子李载冕,更不用说妻弟闵升镐了。他们都被闵妃拉拢。1871年,由于满脑子华夷之辨的兴宣君极力反对西医给闵妃的第一个孩子动手术,导致王子夭折,闵妃与兴宣君全面开战。当巨儒崔益玄第二次上书高宗、点名批评兴宣君,而兴宣君党羽请杀崔时,闵妃与赵大妃联手推动高宗要求实质性的亲政。扳倒兴宣君后,骊兴闵氏成为朝鲜王朝第四个实行外戚“势道政治”的门阀,与赵氏共掌大权。稍后,闵妃集团又在对中国外交和册封世子(也就是后来的末代国王纯宗)问题上压制丰壤赵氏,最终促成赵大妃退隐,从而控制了朝鲜全局。

水满自溢,月满则亏。闵妃集团的迅速崛起让每一个闵氏族人难以自己,贪渎腐败之事层出不穷。起初,闵妃颇有番雄心,仿效公公实施新政,并组建新式军队。闵氏族人其间自然少不了浑水摸鱼。闵妃集团的骄横放纵使得民怨沸腾,导致1882年壬午军乱的爆发。兴宣君趁机反扑,软禁高宗,逼跑闵妃。

闵妃流亡期间又联合丰壤赵氏向中国求援,后虽重掌政权,但实力削弱,对局势控制力不足。政权内部围绕着救国图存主题,分化成了以元老为核心的守旧派和以少壮官员为主体的开化派。两派分歧日益激化,导致1884年甲申政变爆发。开化派在日本支持下组建亲日政府,宣布脱离中国,准备效法日本维新。开化派的维新和原有在旧制度上小修小补的“新政”有着本质区别,加上政变时所杀高官多是闵妃集团和丰壤赵氏成员,闵妃再度向中国求援。开化党虽平定,但朝鲜落人中日共管的局面。

为了制衡闵妃,清廷释放之前被扣押的兴宣君回国。然而,兴宣君大势已去,完全不能撼动骊兴闵氏半分。闵妃集团以中国的洋务运动为模本,开展了第二轮新政,开启了近代化之路。国家进步的同时,闵妃集团的自肥也造成国民负担的加重。1894年,朝鲜的粮仓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之后迅速席卷全国。以此为契机,中日各自出兵干涉,最终导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占领朝鲜全境,闵氏权臣纷纷被罢黜流放。骊兴闵氏的势道政治,事实上在1895年就画上了句号。

第六感外交

闵妃与兴宣君斗了近30年,未曾遇过险境。即使在兵乱、政变时也能化险为夷。最终,她死于日本人之手。也就是说,她死于外交失策。

长久以来,朝鲜大致只有中日两个邻邦,外交事务简单。进入近代,白肤碧眼的西洋人纷至沓来。最早来到朝鲜的西洋人是荷兰人,但经常性出现则是到了大殖民时代。和中日一样,朝鲜遵循闭关锁国国策,比之中日两国窗帘角上还留道缝,朝鲜的封闭可谓百分之百。即使是后来兴盛的天主教,也是由中国人传来。

兴宣君时代对于西洋人态度是强硬的。在兴宣君看来,西洋人无异于禽兽,与朝鲜文明之邦不可同日而语。而在现实中,他的妻子天主教徒的身份是他最大的政治硬伤,所以上台后,他就果断地下令打击天主教,处死了几万名教徒,其中包括不少法国传教士。这一举动招来法国的报复。1866年法军入侵,但被熟悉本地地理的朝军击退。事后,兴宣君得意洋洋地立碑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后又有i871年美军因舍门号商船事件出兵报复,也被朝军击退。然而,朝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场作战的便利,与西洋军事的差距一览无遗。昏了头的兴宣君不以为意,继续推行锁国政策。

闵妃上台后,为了凸显比兴宣君进步,努力表现自己开明的一面。当然,现实也逼迫朝鲜不得不开放国门了。1876年,朝鲜与日本签署《江华岛条约》,与日本建交;在得到李鸿章的许可后,又陆续与美、英、法、俄、德列强建交。李鸿章的许可是本着他一贯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思维,但在客观上对朝鲜的近代化有益。

国门打开后,闵妃对海外的认识仍限于皮毛。虽然她也主张学习日本搞开化维新,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兴宣君唱反调。1882年壬午军变后,依托中国出兵,闵妃才重掌权柄。中国担心兴宣君为日本利用,先下手为强扣押兴宣君,此举深得闵妃好感,立场倾向亲华。然而,好景不长,1884年亲日的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闵妃集团不少成员遇害,闵妃开始警惕日本,而中国为了遏制日本,派袁世凯常驻朝鲜,控制内政外交,这无疑令闵妃对中国又心生芥蒂,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罢了。

中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闵妃下意识地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其他欧美列强。最初是就近向俄国靠拢,俄国提出租借港口和为朝鲜训练军队的要求。朝俄接近让俄国的死对头英国不悦,1885年出兵侵占巨文岛,后在李鸿章斡旋下方撤军。为了阻止日俄渗透,李鸿章派出两名美籍顾问到朝鲜。结果,两人吃中国饭,暗地里为美国服务。闵妃又将美国视作救场英雄,1887年派人出使美国,商量借款借兵。美国彼时羽翼未丰,不太想趟浑水,拒绝了朝鲜请求。

闵妃集团的疏华离心倾向引发中国警惕,出于制衡的考虑,中国将兴宣君释放回国。这一举动堪称愚蠢:兴宣君离国3年,党羽早已被铲除殆尽,放他回去,除了继续惹怒闵妃,并不会有什么作为。闵妃觉得中国靠不住,高宗更担心中国拥立父亲推翻自己,再加上中国本身也经常被欧美列强欺凌,所以朝鲜改而攀附更强大的俄国。不过,彼时朝鲜各行业都安插有中国人,朝鲜的举动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最终无疾而终。

1895年日本击败中国,惶恐的闵妃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一事深信只有俄国能挽救朝鲜。日本为此视闵妃为眼中钉,指使亲日派政府密谋刺杀闵妃。事泄,闵妃后发制人,推翻亲日派政府,改用亲俄派组阁。亲日派倒台,复兴无望,而正常的外交手段不可能阻止俄国势力在朝鲜壮大,于是乎,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铤而走险,于10月8日夜袭王宫,杀死了闵妃,并辱尸焚尸。至此,闵妃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纵观闵妃的外交,感觉摇摆不定。从动机上看,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要具体分析,其对中日和对欧美外交的动机有异。中日作为朝鲜传统邻邦,对朝鲜事务陷入太深,闵妃更多地是从维护骊兴闵氏政治地位考虑;亲日派政变和中国释放兴宣君都危及到闵妃小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就算是中国这样的长期宗主国,闵妃也是说翻脸就翻脸的。而与欧美列强交往,本身就是为了制衡中日的威压,其动机就超越了小集团利益,变成救国图存。

如果细看闵妃的外交决策,会发现与其说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还不如说是靠女人的第六感下判断。特别在欧美列强中选择依附对象问题上,闵妃暴露出不知大海的井底之蛙本质。她并不了解海外局势,也缺乏基本的国际政治常识,其外交思维不过是朝鲜王朝长期以来事大主义传统的延伸。她不是根据各国实力对比和外交政策来选择依附对象,而是逮着谁就算谁,也不考虑对方是否会接受,即使接受,又会提出什么条件。毕竟,这些在典籍中也没有答案。闵妃的表现看似精明,实则茫然。

小国求存之道

当今朝鲜,其内外交困的局势与兴宣君、闵妃统治时的李朝酷似。除却时代的具体差异性,朝鲜面临的问题正是李朝末年的翻版——作为一个小国,如何在强邻林立、诡谲多变的环境中求存?

大凡小国,无外乎国土面积小,人口少,资源有限。但纵观人类历史,小国转动大地球的例子也不算少。远有罗马帝国,近有大英帝国。即使没有此等全景盛况,小国在某个领域表现出色的也不乏旧例。远有海上马车夫荷兰,近有日本和以色列。但若论生存环境之险恶,恐怕和朝鲜最类似的还属以色列。

以色列立国之初,就面临阿拉伯诸国的武力威胁。然而,历经60多年,以色列以弹丸之地不仅立于不败,还将阿拉伯邻国打得噤若寒蝉。这固然有优异的军事表现做后盾,但究其根本,还是体制的先进性在起作用。此外,以色列的外交工作也很出色,至少在前两次中东战争中,大国的帮助至关重要。

反观朝鲜,其外部环境并不算险恶。至少,大国不会像殖民时代那样想灭谁就灭谁。从根子上说,朝鲜的弊端还是源自自身。早年,朝鲜因有苏联的资助,日子过得很滋润,完全没有改革的紧迫感,直到苏联崩溃,经济也跟着崩盘。就像兴宣君,虽然强腕,但错过了时机,待到醒悟为时晚矣。目前,朝鲜身处转型期,其表现更是复杂:在国内,既要维护体制内党政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以期获得支持,又希望改变现状,对体制作局部改良,以期强化统治。朝鲜领导人对于改革的态度,就像闵妃对待开化派一样,没有常性,态度变化完全视乎改革对于现有体制的影响如何。此外,继嗣之争及其幕后白头山派和平壤母亲派的“闺阀之争”,也足以与李朝时的盛况争辉。

在外交上,朝鲜的表现要灵活得多。毕竟,身处资讯时代,除非从不读书看报,否则很难做到像闵妃那样无知。然而,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外交的目的不是为国谋福祉,而是维护现行体制和集团利益。“以夷制夷”战术虽然延长了政权,但时间拖得越久,坏棋就越下越多了。近年来朝鲜的种种举动看似强硬,实则让自身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朝鲜对于武力的迷信和兴宣君深信“邪不胜正”一样,对于美日韩的强硬固然能制造快感,但同时也严重挑战国际秩序和价值观。兴宣君杀害天主教徒和西方传教士,自我感觉良好,却不知国家形象受损。而朝鲜从绑架韩国女演员到缅甸客机爆炸,其国家形象和信誉大跌,困极之下,希望发展核武器来扭转颓势。在核问题上,客观地说,过去7年朝鲜闪躲挪移,表现堪称优异:和美日韩对峙时,向中俄暗送秋波;一旦中国稍稍施压,立马又向华盛顿释放善意。但这只是小聪明,大局上朝鲜已经输了,因为不管该不该得罪的国家,它基本都得罪了。

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内无支持,外无盟友,前景是危险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是朝鲜求存之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