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社会变迁：中国向何处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1:59:35
百年问题从头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沈宏菲·
世纪之交，一场自“五．四”以来最为激烈的思想激辩，正在中国大陆掀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被卷入，这场世纪对决，是肇始自“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间的“长期抗战”在本世纪的最後清算，在某种程度上
更将刻划出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的基本政治面貌。
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是论战的两大阵营。
自由主义於九○年代後期在大陆的复兴，是八○年代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启
蒙运动的延续。知识份子对於自由主义这一在大陆思想界僵死了半个世纪的“幽
灵”的重新召唤，是经过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长期苦闷反思的一次破茧。
自由主义者相信，以理性、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取代“六．四”式的激
进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在思想资源上，从九○年代中期开始，
知识界开始自觉地、系统地进行自我补课。西方的脉络，以海耶克（F.A. Hayek）、
波普（K. Poper）、伯林（I. Berlin）为核心；中国的线索，则以胡适、殷海
光、陈寅恪、顾准（已故中共经济学家、哲学家）为路标，在九五至九七年短短
的两年间，大批自由主义经典被“发掘”及引进，伴随着对“文革”和反右运动
的深层反思以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禁
忌已被基本打破，这一中断近半个世纪的思想传统，业已得到迅速的恢复，并且
成为一门显学，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
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间，正在为胜利而欢呼的自由主义者，不期然地遭遇
到一场来势凶猛的狙击。挑战并非来自一向对“自由化”深恶痛绝的中共，而是
年轻的新左派阵营。
新左派的崛起，同样是知识界对“六．四”反思的结果。大陆新左派的代表
人物，一部分在“六．四”後由“新启蒙”阵营中分化，相当部分具有美国的学
术背景。新左派的武器库，直接取自於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接榫了法兰克福学派
和塞纳河左岸的左翼批判传统，其间还夹杂着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的千头万绪。
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是其主要思想依托，以阿明为代表的“现
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萨伊德（E. Said）以“东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
的批判，为“新左派”处理全球化及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特别是以福柯为核
心的後现代主义，以其对於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的系统批判，则成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发动猛烈声讨的常规武器。透过对於史达
林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新左派
提倡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走一条“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新左思潮由美国跨海影响中国大陆已有数年之久，一九九七年起，藉着亚洲
金融风暴、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五○年，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逝
世叁十周年以及一九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暴”的纪念，新左思潮在大陆国内始获
有力的呼应，大陆思想界重要阵地“读书”月刊执行主编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
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不仅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地震”，而且揭开了新
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的序幕。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展开时间虽然不长，却以风起云涌之势，迅速涵
盖了以下叁大敏感领域：
自由和民主－新左派相信，民主比自由更重要，“大民主”更合乎中国的国
情。在市场经济下，自由往往意味着“做奴隶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
等－把人当成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就是一个我们对待他人和自我确认的
最基本人权原则。新左派健将韩毓海指出：“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
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
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新左派坚
信：在“到奴役的道路”上，中国的资本自由化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
奴役而不是民主。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专家朱学勤评论道：“自由主义者坚决反
对不负责任地呼唤『不受一切形式控制之民主』。中国在文革中也有过只在政治
层面允诺甚至强迫『公民参政』的实践，与此同时，则剥夺公民最後一块私有财
产。仅仅在政治层面空喊『公民参政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朱学勤说，中国的
自由主义者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则不懈努力，将这一改革已
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延伸入政治法律层面。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
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
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後，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
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是新左派挑战自由主义的基本切入点。汪晖和新左同
道们相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
过程，已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格局，社会公正的失衡，贫富
差距的拉大，使得揭露在“全球化”背後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在重新反思现代性
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成为当前之要务。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显然
要比新左派现实得多。北京学者徐友渔辩称：“持偏颇之说，一概而论，无助於
我们认识世界经济体制和在其中活动。以最大的GATT和WTO为例，中国自愿申请
加入该组织，当然是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发现利大於弊之後作出的决定。在全
球化高潮的近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在未来二十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叁倍，证明了全球化和全球
生产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面作用。”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辩的第叁层面，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前者认为，中
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谋”，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和市场化，
在中国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自由主义者承认，权力资本和因此而导致的贪
污腐败及社会不公，原因不在於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的不成熟、不规范，没
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所致，出路在於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广州学者
任剑涛指出：新左派“对於当代中国怎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
对於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於市场经济所要
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於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
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
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馀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
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於中国问题不分主
次先後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於成立。”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双双发源自八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其後的近半个世纪里，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政治高压，促进一批又一批知识
分子转向左翼，鲁迅是他们的榜样；然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造神狂热，政治集
权以及民生凋敝，促使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倒向右翼－包括被打成各种“右派”，
胡适遂能升温并成路标。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展开论战的重要刊物“天涯”杂志说：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五．四』以来第叁次现代化努力……当前，改革开放的实
践正经历各种深层社会矛盾集中浮现及亚洲经济重挫的时刻，关於『现代性』的
讨论无疑展示了社会思想新的分化。”
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从书斋的“独语”转向思想前沿的交锋时，几乎就是
连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政策辩论，涵盖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外资进入中国、ＷＴＯ、国企改造、下岗工人、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等所有热点
问题。“思想大于学术”这句两派互相指责的用语，似乎双方都很合用。
对利益关系的揭露，使得争论尖锐地政治化起来。新左派认定，当今中国已
经被纳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自由主义者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主流
体制辩护的“右翼”，其理论“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藉
口”。用汪晖的话来说：“我认为（有关俄国改革与中国改革模式的讨论）的核
心不是要不要改革，也不是要不要市场，更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我们是否真
的愿意走一条寡头集团与寡头政治的改革道路？”
到目前为止，当局并未做出回应。做为八○年代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固然
是公共言论空间扩大的良性体现；另一方面，这种缄默，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失
语症”的进一步恶化。
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言论－无论是对政治体
制改革的呼吁，还是对于“右翼寡头政治集团”的揭露，都属于急需“排除”的
“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自由主义固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滥觞；
而知识谱系“上游有托洛茨基谴责史达林的『被背叛的革命』及他本人的『不断
革命论』，中游有德热斯的『新阶级』，下游则有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新左派”，按照中共习惯，一向是比右派更凶险的敌人
－然而，情形要是真的简明如斯，争论很可能已经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自由
主义者对市场经济义无反顾的支持，使其在这一条战线上成为当局的可靠同盟军
－正如新左派指责的那样，自由主义者正在成为“右翼政治的帮凶”；在另一些
现实政策层面，例如当局推行的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等改革，深受批判法学影
响而提倡在中国实行“制度创新”的新左派，则一概给予热烈的掌声。这一立场，
又很容易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包容和吸纳。
在“主要是防止左”的既定方针下，中共敢于和邓力群式的老左派展开辩论，
却很难与新左派进行“对话”。表面上，老左与新左对资本主义有著共同的义愤
填膺的道德姿态。但是，尽管老左派一度有些自做多情，在其舆论主阵地《中流》
月刊开辟“海外来鸿”专栏，发表新左派人士自美国发来的讨“资”檄文。但是，
绝大多数新左人士均刻意地与老左保持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在国
际共运内部寻找左派思想资源的狭隘范围”的新左派，在思想方法上是无法与老
左派相通的。
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之间的纠缠，本质上正是政治生态陷入困
境之后的一种“苦闷的象徵”。正如朱学勤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新左派“义愤填
膺地批判中国市场经济造成多少人间不公，并由此还迁怒于跨国资本入侵以及全
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忘了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它还
更多地受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被新左
派谴责的人间不公，更多地是应归咎于那只蛮横的『脚』，而不是归咎于那只肮
脏的『手』。在抵制这一混乱时，自由主义者当然有必要为还处于弱势的市场机
制辩护。但也有可能接过了这一混乱，在为『看不见的手』辩护时，把那只『看
得见的脚』踩上去的『脏脚印』，也作为『手』之肌肤一起辩护下来。”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表示：“自由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权威主义，而
社会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民粹主义。然而，目前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却
将对方视作最大的敌人，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太令人遗憾了！”
自由主义者相信，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中国思想文化
传统中，这种因素最为匮乏，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自由
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外患内乱，个人自由几成广陵绝响，始终没有成为
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更不用说得到社会或制度的保障。如今旧话重提，展
露出大陆思想界在下一世纪的一线曙光。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分化以及社会公义的沦丧，
使新左派知识份子有理由把自己摆在批判的立场上。然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
之下，左倾思想近二十年来已经臭名昭著，自由主义阵营在论战中动辄就翻出
“十年浩劫”的旧账，并且以“去年鼓吹华伦斯坦今年鼓吹格瓦拉的时候，明年
会发生什么？”相质，其理直气壮可以想像。一般认为，新左派最大的破绽，在
于其基本理论上存在的明显“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 laced
concreteness)，特别是当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徐友渔批评说：“新
左派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
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
不过，新左派的先天不足，似乎也不足以反证自由主义后天强壮。自由主义
同样也有程度不同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
（可能也包括论战双方阵营中人），已经不无悲哀地看到：不仅在自由主义、新
左派各自的理论源头，语境的错位，实际上更存在于双方的论战之中。许纪霖指
出：新左理论多来自后现代，自由主义者不明白后现代状态，两个系统分处不同
的语境，因而本质上无法讨论，不可通约。不可通约也许是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
断裂。此外，目前作为显学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谱系中比较保守的一支：以
海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整体上看，自由主义因为只信奉保守主义的海
耶克，显得太右，新左翼又拒斥自由、宪政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价值，又显得太左。
有学界人士开始关注到：新左中激进的一支，正在不断地重新引用卢梭的人民主
权论学说，主张在中国实行激进的民粹主义民主。如果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进一
步加剧，新左派不排除与老左派结合，在公平、正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精神的号
召下，代表千百万“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走向激烈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杀得难分难解，一些兼顾自由与公正
的大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张君劢、张东荪当年在国共间另起炉灶的“中间
路线”，试图以罗尔斯(J.Rawls)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纪登斯(A.
Giddens)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来超越左右混战的泥淖。许纪霖指出：在
中国的现实基础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都有合理性，自由与公平需要平衡。
就争论本身而言，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也都未必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更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最终能异峰崛起并
产生良性互动，将有助于缓和目前中国思想界的两极化对峙，重新找到对话和讨
论的共同基础。
·沈宏菲·
世纪之交，一场自“五．四”以来最为激烈的思想激辩，正在中国大陆掀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被卷入，这场世纪对决，是肇始自“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间的“长期抗战”在本世纪的最後清算，在某种程度上
更将刻划出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的基本政治面貌。
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是论战的两大阵营。
自由主义於九○年代後期在大陆的复兴，是八○年代以人道主义为旗帜的启
蒙运动的延续。知识份子对於自由主义这一在大陆思想界僵死了半个世纪的“幽
灵”的重新召唤，是经过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长期苦闷反思的一次破茧。
自由主义者相信，以理性、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取代“六．四”式的激
进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在思想资源上，从九○年代中期开始，
知识界开始自觉地、系统地进行自我补课。西方的脉络，以海耶克（F.A. Hayek）、
波普（K. Poper）、伯林（I. Berlin）为核心；中国的线索，则以胡适、殷海
光、陈寅恪、顾准（已故中共经济学家、哲学家）为路标，在九五至九七年短短
的两年间，大批自由主义经典被“发掘”及引进，伴随着对“文革”和反右运动
的深层反思以及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等一系列事件的推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禁
忌已被基本打破，这一中断近半个世纪的思想传统，业已得到迅速的恢复，并且
成为一门显学，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
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间，正在为胜利而欢呼的自由主义者，不期然地遭遇
到一场来势凶猛的狙击。挑战并非来自一向对“自由化”深恶痛绝的中共，而是
年轻的新左派阵营。
新左派的崛起，同样是知识界对“六．四”反思的结果。大陆新左派的代表
人物，一部分在“六．四”後由“新启蒙”阵营中分化，相当部分具有美国的学
术背景。新左派的武器库，直接取自於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接榫了法兰克福学派
和塞纳河左岸的左翼批判传统，其间还夹杂着女性主义、环保主义的千头万绪。
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是其主要思想依托，以阿明为代表的“现
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萨伊德（E. Said）以“东方主义”对西方中心论
的批判，为“新左派”处理全球化及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特别是以福柯为核
心的後现代主义，以其对於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的系统批判，则成为新左派对自由主义发动猛烈声讨的常规武器。透过对於史达
林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新左派
提倡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走一条“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新左思潮由美国跨海影响中国大陆已有数年之久，一九九七年起，藉着亚洲
金融风暴、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五○年，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逝
世叁十周年以及一九六八年法国“五月风暴”的纪念，新左思潮在大陆国内始获
有力的呼应，大陆思想界重要阵地“读书”月刊执行主编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
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不仅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地震”，而且揭开了新
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的序幕。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展开时间虽然不长，却以风起云涌之势，迅速涵
盖了以下叁大敏感领域：
自由和民主－新左派相信，民主比自由更重要，“大民主”更合乎中国的国
情。在市场经济下，自由往往意味着“做奴隶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
等－把人当成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就是一个我们对待他人和自我确认的
最基本人权原则。新左派健将韩毓海指出：“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
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
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新左派坚
信：在“到奴役的道路”上，中国的资本自由化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
奴役而不是民主。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专家朱学勤评论道：“自由主义者坚决反
对不负责任地呼唤『不受一切形式控制之民主』。中国在文革中也有过只在政治
层面允诺甚至强迫『公民参政』的实践，与此同时，则剥夺公民最後一块私有财
产。仅仅在政治层面空喊『公民参政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朱学勤说，中国的
自由主义者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则不懈努力，将这一改革已
经获得的积极成果延伸入政治法律层面。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
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
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後，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
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是新左派挑战自由主义的基本切入点。汪晖和新左同
道们相信，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
过程，已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格局，社会公正的失衡，贫富
差距的拉大，使得揭露在“全球化”背後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在重新反思现代性
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成为当前之要务。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显然
要比新左派现实得多。北京学者徐友渔辩称：“持偏颇之说，一概而论，无助於
我们认识世界经济体制和在其中活动。以最大的GATT和WTO为例，中国自愿申请
加入该组织，当然是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发现利大於弊之後作出的决定。在全
球化高潮的近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在未来二十
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叁倍，证明了全球化和全球
生产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面作用。”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辩的第叁层面，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前者认为，中
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谋”，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和市场化，
在中国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自由主义者承认，权力资本和因此而导致的贪
污腐败及社会不公，原因不在於市场经济本身，而是市场的不成熟、不规范，没
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所致，出路在於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广州学者
任剑涛指出：新左派“对於当代中国怎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
对於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於市场经济所要
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於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
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
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馀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
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於中国问题不分主
次先後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於成立。”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左翼思潮，双双发源自八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其後的近半个世纪里，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政治高压，促进一批又一批知识
分子转向左翼，鲁迅是他们的榜样；然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造神狂热，政治集
权以及民生凋敝，促使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倒向右翼－包括被打成各种“右派”，
胡适遂能升温并成路标。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展开论战的重要刊物“天涯”杂志说：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五．四』以来第叁次现代化努力……当前，改革开放的实
践正经历各种深层社会矛盾集中浮现及亚洲经济重挫的时刻，关於『现代性』的
讨论无疑展示了社会思想新的分化。”
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从书斋的“独语”转向思想前沿的交锋时，几乎就是
连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政策辩论，涵盖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外资进入中国、ＷＴＯ、国企改造、下岗工人、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等所有热点
问题。“思想大于学术”这句两派互相指责的用语，似乎双方都很合用。
对利益关系的揭露，使得争论尖锐地政治化起来。新左派认定，当今中国已
经被纳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自由主义者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替主流
体制辩护的“右翼”，其理论“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藉
口”。用汪晖的话来说：“我认为（有关俄国改革与中国改革模式的讨论）的核
心不是要不要改革，也不是要不要市场，更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我们是否真
的愿意走一条寡头集团与寡头政治的改革道路？”
到目前为止，当局并未做出回应。做为八○年代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固然
是公共言论空间扩大的良性体现；另一方面，这种缄默，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失
语症”的进一步恶化。
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立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言论－无论是对政治体
制改革的呼吁，还是对于“右翼寡头政治集团”的揭露，都属于急需“排除”的
“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自由主义固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滥觞；
而知识谱系“上游有托洛茨基谴责史达林的『被背叛的革命』及他本人的『不断
革命论』，中游有德热斯的『新阶级』，下游则有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新左派”，按照中共习惯，一向是比右派更凶险的敌人
－然而，情形要是真的简明如斯，争论很可能已经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自由
主义者对市场经济义无反顾的支持，使其在这一条战线上成为当局的可靠同盟军
－正如新左派指责的那样，自由主义者正在成为“右翼政治的帮凶”；在另一些
现实政策层面，例如当局推行的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等改革，深受批判法学影
响而提倡在中国实行“制度创新”的新左派，则一概给予热烈的掌声。这一立场，
又很容易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包容和吸纳。
在“主要是防止左”的既定方针下，中共敢于和邓力群式的老左派展开辩论，
却很难与新左派进行“对话”。表面上，老左与新左对资本主义有著共同的义愤
填膺的道德姿态。但是，尽管老左派一度有些自做多情，在其舆论主阵地《中流》
月刊开辟“海外来鸿”专栏，发表新左派人士自美国发来的讨“资”檄文。但是，
绝大多数新左人士均刻意地与老左保持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在国
际共运内部寻找左派思想资源的狭隘范围”的新左派，在思想方法上是无法与老
左派相通的。
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之间的纠缠，本质上正是政治生态陷入困
境之后的一种“苦闷的象徵”。正如朱学勤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新左派“义愤填
膺地批判中国市场经济造成多少人间不公，并由此还迁怒于跨国资本入侵以及全
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忘了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它还
更多地受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被新左
派谴责的人间不公，更多地是应归咎于那只蛮横的『脚』，而不是归咎于那只肮
脏的『手』。在抵制这一混乱时，自由主义者当然有必要为还处于弱势的市场机
制辩护。但也有可能接过了这一混乱，在为『看不见的手』辩护时，把那只『看
得见的脚』踩上去的『脏脚印』，也作为『手』之肌肤一起辩护下来。”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表示：“自由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权威主义，而
社会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民粹主义。然而，目前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却
将对方视作最大的敌人，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太令人遗憾了！”
自由主义者相信，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中国思想文化
传统中，这种因素最为匮乏，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自由
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外患内乱，个人自由几成广陵绝响，始终没有成为
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更不用说得到社会或制度的保障。如今旧话重提，展
露出大陆思想界在下一世纪的一线曙光。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分化以及社会公义的沦丧，
使新左派知识份子有理由把自己摆在批判的立场上。然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
之下，左倾思想近二十年来已经臭名昭著，自由主义阵营在论战中动辄就翻出
“十年浩劫”的旧账，并且以“去年鼓吹华伦斯坦今年鼓吹格瓦拉的时候，明年
会发生什么？”相质，其理直气壮可以想像。一般认为，新左派最大的破绽，在
于其基本理论上存在的明显“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 laced
concreteness)，特别是当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徐友渔批评说：“新
左派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
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
不过，新左派的先天不足，似乎也不足以反证自由主义后天强壮。自由主义
同样也有程度不同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
（可能也包括论战双方阵营中人），已经不无悲哀地看到：不仅在自由主义、新
左派各自的理论源头，语境的错位，实际上更存在于双方的论战之中。许纪霖指
出：新左理论多来自后现代，自由主义者不明白后现代状态，两个系统分处不同
的语境，因而本质上无法讨论，不可通约。不可通约也许是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
断裂。此外，目前作为显学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谱系中比较保守的一支：以
海耶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整体上看，自由主义因为只信奉保守主义的海
耶克，显得太右，新左翼又拒斥自由、宪政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价值，又显得太左。
有学界人士开始关注到：新左中激进的一支，正在不断地重新引用卢梭的人民主
权论学说，主张在中国实行激进的民粹主义民主。如果中国大陆的社会矛盾进一
步加剧，新左派不排除与老左派结合，在公平、正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精神的号
召下，代表千百万“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走向激烈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杀得难分难解，一些兼顾自由与公正
的大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张君劢、张东荪当年在国共间另起炉灶的“中间
路线”，试图以罗尔斯(J.Rawls)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纪登斯(A.
Giddens)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来超越左右混战的泥淖。许纪霖指出：在
中国的现实基础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都有合理性，自由与公平需要平衡。
就争论本身而言，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也都未必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更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如果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最终能异峰崛起并
产生良性互动，将有助于缓和目前中国思想界的两极化对峙，重新找到对话和讨
论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