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实味：野百合花（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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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番大批《野百合花》，都认定它被国民党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熟悉四十年代延安文坛的人，都知道《野百合花》是王实味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前夕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的系列杂文，原文写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７日，载于３月１３日、２３日《解放日报》。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也许连王实味自己都不曾料到，他这组未能写完的杂文却给他带来了杀身的大祸。延安整风开始后，王实味沿着后来形成的近乎固定的斗争模式————即由文章到现实中的表现而历史问题再加以定罪————的路向，走到悲剧的结局。王实味１９４７年７月之被杀，固然有着战争时代特殊的环境因素，但推究起来，这组未完成的杂文却是悲剧的最初因子。
《野百合花》在延安整风的被批判以及１９５８年的“再批判”中，都遭到猛烈地攻击，直到今天王实味案尘埃落定，《野百合花》所经过的风风雨雨以及对它的评价，还存在某些甚至完全相反的分歧，足以让我们有必要继续投以持久的关注。
１０多年前，笔者在图书馆尘封的《解放日报》上读到这组文章，就惊讶于当年那些“棍子”包括文坛上那些亲自操刀上阵的作家们，是如何地颠倒黑白、翻云覆雨了。
今天，我们检视当年盈车累筐的批判文章时，除了断章取义、故意曲解、无限上纲乃至辱骂攻击等行文大忌比比皆是外，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野百合花》被国民党作为反宣传的材料的事实，并以此作为痛击王实味的证据，如某历史学家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解放日报》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中就指证道：“《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１９５８年的《再批判·编者按语》中这样写到，《野百合花》“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反共宣传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国民党利用《野百合花》的真相 《野百合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作为反共宣传的材料而利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国民党特务如何利用、何时利用等问题，却没有人去钩沉这一段史实，笔者在搜集王实味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一份密函，基本上可以揭开这一内幕。
也许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年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以及特务机关，虽然嗅觉灵敏，但对王实味这等在延安众多文化名人中不大知名者，并没有注意，虽然《野百合花》甫一发表，就在延安引起震动，但引起敌对一方的注意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但事实上，正是这篇大批判文章才引起国民党方面对王实味的高度关注。
原来，在延安时代，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大都会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上重新发表，某历史学家的批判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又刊发于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七卷第１５期，同期刊载的还有周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原载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发出的第１９７２号密函称，他们在送审的《群众》杂志中读到这两篇文章后才有所警觉，密函全文如下：
据本会审查人签称：“查昨日送审之《群众》七卷十五期中有×××（即某历史学家————编者注）《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及周文著《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两文，细核内容，觉共产党内部中又已因思想问题发生纠纷，谨附审查报告呈核”，查该科所提报告尚属扼要，相应抄同原报告暨×××周文原文密送参考，即
希
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研究会
军事委员会党政联席会报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
中央调查统计局
这份密函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亲自撰写，从所密送的单位级别来看，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的确对共产党方面的思想动态相当注意，几篇批判文章甚至惊动蒋介石属下及中统特务机关（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
而由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第三科科长谷亦彰起草的《审查报告》，也透露了如下值得玩味的信息：
一是，对某历史学家、周文批判文章的评价，认为“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显而易见，指的是两篇批判文章的性质和批评作风。其实，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批判王实味的众多文章大体上都具有这些特点。
二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仅根据过去查扣的王实味的著述及某历史学家、周文的文章推测：“王实味为共产党中一文艺作家且颇有相当地位与号召力。”可以看出，当年国民党当局虽然文网森严，但由于战时的封锁，对延安文化界还是知之不多。
三是，他们之所以重视，系因为从某历史学家和周文“两人异口同声骂王实味《野百合花》之发表，系号召新干部反对首长及老干部”，进而推测这“是否将扩大为新旧两派之明争，及王实味后面是否有陈绍禹（即王明，笔者注）为之支持”。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在《野百合花》上作文章，意图显然是对准当时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
批判者“预支”了国民党利用这一“罪证”
也许主要缘于第三点，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才将报告送到最高层，并明确建议由中统进一步调查，在审查报告中这样写到：“拟请转函调查统计局详查王实味在共产党中之地位及其有关之各项材料，如能将《野百合花》……等文觅得一份，则于研究之进行更有莫大之便利”。
推测起来，这份密函应该立即被送到中统，中统是如何反应的，笔者尚无从在档案材料上查知，但中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则是不争的事实。据中统局本部科长张文（张国栋）后来的回忆，他们在获得《野百合花》一文后，大为高兴，经过一番研究，又从《解放日报》上找到一批类似的批评文章，包括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采取断章取义、捏造歪曲的手法，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加上引言和按语，就大量印刷出版了（见《中统内幕》，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这本书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列入“统一丛书”，据说这是当时中统印行的反共宣传小册子中最畅销的一种。这本书出版于１９４２年９月，而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密函是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９日才发出的，可见中统行动之迅速。当然，版权页上的时间并不等于图书发行的时间，但至少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的操作之快。
在延安及后来的“再批判”中，批判者们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翻印”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其实不然，中统只是以《野百合花》等文提供的素材，经过加工选择的“再创作”，而重新组织成文。如果仅仅翻印，恐怕达不到反共宣传的目的，因为，只要是正常的阅读，《野百合花》等文所能够提供的，恐怕更多的是自我批判的力量和作者对革命的赤诚。
某历史学家提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斗争王实味大会最为激烈的时刻；而国民党特务机关真正利用王实味的文章进行反共宣传，则是在这三个月之后的事。这里有一个时间差。 某历史学家为什么提出被利用这一尚未形成的事实呢？或许，这里有政治批判的机巧在里面。这里容易记起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某历史学家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就是要制造一个被敌人拥护的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其良苦用心了；而历史的迷惑还在于：正是某历史学家提前预支证据的大批判文章，才引起敌特的注意，终于使虚构的证据成了事实。
被敌人“拥护”已是罪莫大焉，而当中统翻印的小册子迅速传到延安时，王实味肯定要罪加一等了，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１１月，王实味又被隔离，这些不能不说与中统的“利用”有些关系。
被“再批判”的有关情况 如果说，１９４２年王实味被送上历史的祭坛，有着这样鲜为人知的曲折，说明事情并非一开始就与敌特的利用有关，那么，１６年后，王实味又重新作为批判的靶子，被推出前台接受人们的指斥，就与中统特务当年精心策划的这本小册子确实有些牵连了。
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１９５８年的“再批判”，当年《文艺报》第二期《再批判》专栏，本来是为了使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继续扩大深入，但为什么让已经被秘密处决１０余年的王实味重新浮出水面呢？周扬１９５７年９月发表的、经最高领导审阅过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已经开始了再批判：他认为丁玲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就是“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
也许是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对丁玲的批判，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除了翻印丁玲、王实味等当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又翻印了当年中统制造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而且在这份材料的“编者按语”中特别提到：这本反共宣传品，是在１９５５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从胡风家中搜查出来的。对于中国作协党组来说，当时要找到这本反共宣传材料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特别提到出自胡风的家中，其暗示性也是明显的。
据有关人员回忆，正是作协印发的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批示重新发表并批判当年延安这批“毒草”。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中，对《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杂文，在性质上曾作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但实事求是地看，王实味这篇文章，无论是意识的新锐还是用语的尖锐，都不及丁玲等人的杂文，曾高度关注过王实味事件的毛泽东，对此应该很清楚，十几年后，他又重起兴味，是否是因为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这份反共宣传材料呢？尚不得而知。
在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后，《文艺报》立即组织了一批批判文章，加上“编者按语”，并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迅速报送时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又将长达２０余字的标题改为简洁的“再批判”３个字。这样，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６日出版的《文艺报》第２期就有了轰动一时的“再批判”特辑（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
１６年前的延安，丁玲、艾青为了摆脱政治命运的拨弄，在作自我作贱的检讨同时，还在批判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反戈一击，对王给予了近乎刻毒的谩骂和"揭发”；１６年后，变幻的历史又将他们捆绑到了一起，接受审判；接下来，遭到再批判的丁玲、艾青等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随后长达２０余年的炼狱之行。
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
更值得我们今天玩味的是，王实味在创作《野百合花》一文的前后，已经意识到他的文章有可能被敌对一方所利用。
这有前车之鉴。１９３８年，在国统区发生过一次围绕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大论争，这年４月，《华威先生》发表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随即引起进步文艺界的论争。同年１１月，日本《改造》杂志译载了这篇小说，并在编者按语中借此对中国抗战进行攻击，这样，对革命阵营中是否可以讽刺或暴露的争执，又更进一步展开了。张天翼是王实味北大的同班同学，三十年代在上海过从甚密，王对因自己朋友的一篇小说引出的论争想来也会关注的。
而在１９４２年写作《野百合花》时，王实味曾特别提出如何对待自我批评和暴露阴暗面的问题，也着意指出了如何看待被敌对一方所利用的问题。这是他在写《野百合花》同时的《政治家，艺术家》（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７日，载于３月１５日《谷雨》第１卷第４期）一文的主题：
有人以为革命的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蝥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在复杂的民族斗争及阶级斗争时期，敌对双方在宣传攻势上往往都会尽其所能，如何对待敌对一方利用他方自我批评时暴露的材料进行反宣传，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延安文艺整风大规模开展前，人们大都对此有一个科学的看法，王实味的上述意见也不是鲜见的，就在整风开始前的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教条和裤子》的社论，在列举了延安存在的数种“家珍”（指缺点————笔者）后，提出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决心和勇气，针对有些人害怕“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因而主张秘密地“脱”的观点，社论这样指出如何面对特务机关的利用：
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我们自动的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
显而易见，党报社论的主张和观点与王实味所持几乎没有区别。只是历史的变幻令人难以适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王实味的文章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片时，却没有人再提起党报社论所说的敌人说是黑群众知道一定是白的判断公式了，而代之以对王实味无限上纲、严加鞑伐。
党报社论号召人们“脱裤子”、“割尾巴”，可是，当人们真诚地响应并开始实践，却又成了不赦的罪责。就这一点而言，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容易让人联想１９５７年紧随全党整风的那场“阳谋”。
王实味（１９０６—１９４７） １９２２年入北京大学，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而在延安整风时被批判，后被捕，１９４７年在行军途中被杀。王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１９９１年２月７日由公安部予以彻底平反。
关于王实味的被利用和被批判 原文出处 http://www.ceqq.com/mjzy/Mjzy-mz/022.HTM
张业松
这可是一件大事。
读了我的朋友黄昌勇发表在
事情并不像昌勇兄所说的那样。
昌勇兄在其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本身并没有错，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结论时也很小心，如果将他的结论孤立起来看，似乎也可以含混过去，但认真推敲起来，这个结论却是靠不住的。鉴于事件本身的重大性和敏感性，以及《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有必要严谨一些，将事情的真正面目弄清楚。
“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
昌勇兄文中提到的“某历史学家”是指范文澜先生。范文澜先生当年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研院针对王实味的批判会的当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当年在批判会进行期间写作的被昌勇兄判定为“提前预支了《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证据”的文章《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如今并不难找，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出版的《王实味文存》（朱鸿召编选）就曾经收录，因此似乎没有隐去作者姓名的必要。今天看来，如果说范文澜先生的这篇大批判文章还值得注意的话，那应该不是基于昌勇兄所说的理由，而是其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来的一种在过去的大批判运动中屡见不鲜的思想罪论罪法，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说，这里先说昌勇兄对此文的解读。不知道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昌勇兄在引用范文澜先生的相关表述时没有引错，可是在据以做出结论时却变动了其中的关键词汇。范文澜先生文章中说：“王实味同志丝毫不肯反省自己的错误，……甚至连有人告诉他《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时，他处之泰然，毫不动心，反强调着'我不说，他们(指反共分子)也会说’的理由，拒绝对党应负的责任。”我查对过我所见到的这篇文章的三个版本，即最初发表的延安《解放日报》
读者也许要问，你在“敌”、“特”两者之间如此较劲，有必要吗？我认为有的，理由就在于昌勇兄文章的最后一节所述：“不怕被敌方利用：王实味与《解放日报》的社论先即有此观点”。这里的“敌方”，根据昌勇兄的引证，王实味文中表述为“敌人”、“反共特务机关”，而《解放日报》社论的表述则为“敌人的宣传机关”，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差别的话，这个差别或者就是王实味与党组织之间的差别。“敌人”在明处，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斗争对象，“他们说的是黑，群众一定知道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昌勇兄所引“社论”）：“特务”则大不一样：“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30页），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的逻辑推动力之一，所以任何人一旦与叫做“特”的东西发生关系，那可不是玩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辨明，至少在延安中研院批判王实味的过程中，范文澜先生不曾“首次”（昌勇兄说：“某历史学家在他的批判文章中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陷王实味于如此危险的关系中。
果然是范文澜先生“首次传达了《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信息”吗？从上引范文澜先生原文看，似乎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说，是他自己最先发布了这一消息，而更有可能是他转述了在批判会进行过程中出现的别人的言论。但是，随着当事人的逐渐凋零，范文澜先生文章中“有人告诉他”的“有人”究竟何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搞清楚的可能，所以如果仅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书面材料来看，说是范文澜先生最先在书面上向外界“传达”了这一消息，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接下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范文澜先生真的“预支”过“《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吗？根据上文的辨说，对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决没有。因为范文澜先生在其文章中提供的分明是“《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而决不是昌勇兄文章中所说的“被敌特利用的事实”。
如果我的疑惑和辨说仅止于此，昌勇兄一定会说我故意抬杠。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最具敏感性和冲击力的地方其实还不在《野百合花》究竟曾被什么样的“反共分子”利用，而在，范文澜先生是否“预支”了这种利用。昌勇兄现在据以肯定“预支”说的证据，我在上面说过，本身是可靠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成问题的是，昌勇兄在他的文章中举出的只是一个孤证，根本不具备排他性，因而也不足以支持他的论点。换句话说，昌勇兄要想证明范文澜先生“预支”了《野百合花》的被利用，就必须证明在他举出的“中统”“利用”证据之前，《野百合花》从来不曾被国民党方面加以“利用”。我知道，对于昌勇兄来说，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温济泽先生晚年在《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中说：“王实味的这些影响，后来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新华文摘》1992年第3 期）温济泽先生在这里举出的《野百合花》被利用的两个证据，其中之一即是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经过昌勇兄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它的出现时间远较王实味的被批判晚；那么“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的“刊物专号”又如何呢？温济泽先生没有举出它的出现时间，昌勇兄也没有向我们证明它的出现比“中统”作品晚、或者干脆就不存在，因此温济泽先生的这一回忆对昌勇兄的论点构成了挑战。
与王实味等1958年被“再批判”有关的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黎之先生曾在他关于“胡风事件”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他被抽调到公安部胡风集团专案组工作时，曾“陪同作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到胡风家里去查找资料（实即搜查——引者）。拿回一本1942年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这本小册子竟成了揭发胡风以致后来批判丁玲的罪证。”（黎之：《文坛风云录》35页）黎之先生所说的这本小册子与昌勇兄举证的“中统”作品书名不同，但出版年份和出版社是一致的，两者是否同一种书，昌勇兄也需要关心。
最后，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卷的记载，我们确切知道，当年延安以外对《野百合花》加以“利用”的图书确实不止一种，其中大致可以肯定与昌勇兄所见为同一种书的是1076页的第13856 项，其著录内容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统一出版社编，统一出版社，1942年9 月初版，30页，32开（奋斗丛书，第26种）。诬蔑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其典藏地点为北京图书馆。另一种则是1212页的第15364项著录，内容为：“《野百合花》，王实味著，邹正之编，重庆，1942年6 月初版，1942年8 月再版，1943年3 版，12页，32开。本书未标明出版者，除收录《野百合花》一文外，书前有国统区编者写的前言《介绍〈野百合花〉》一文。”此书的著录典藏地点为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但我去上海图书馆查过，却没有查到。这也不奇怪。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工作历时二十余年，其间各图书馆馆藏变动情况肯定很大，鉴此，编者在《凡例》中以附注形式说明道：“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的馆藏标记，是根据两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藏书情况标注的，与现在实际藏书情况不尽符合。”可见此书是可以信赖的，有些书现在查不到并不等于它的记载有错误。这些意味着什么呢？既然我们现在确切知道重庆方面对《野百合花》的“利用”早在1942年6 月即已开始，那么我们凭什么断定范文澜先生在其《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中传达的“《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的信息是“预支”的呢？不错，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于
语言暴力的有效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昌勇兄的文章没有价值。对我来说，这篇文章的最大价值在于使我注意到了范文澜先生的文章本身。毫不夸张地说，在延安整风以来司空见惯的大批判文章中，范文澜先生的文章真是不应该忽视的一个范本，它以非常严密的逻辑构架、非常干净的文笔和非常雄辩的口吻论定了一桩今天看来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思想罪，这本来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居然被他完成了，至足惊人。
范文澜先生是怎样《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的呢？文章不长，5000字左右，分了五个部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使得文章的节奏就像渐敲渐紧的鼓点，充满了战斗氛围。第一部分《有了立场才有动机》首先论述阶级- 立场- 动机- 观点之间的关系，劈头引用一句马克思语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接下来马上说：“因此，一个生活在某一阶级里的人，他必定保有与本阶级适应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他的阶级意识，也就是他的阶级立场。”非常轻巧地完成了“基本原理”与“阶级观点”之间的转接，为全文奠定了在特定语境中颠扑不破的立论基础，接下去的文章就势如破竹，一泻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在阶级立场上接触客观事物，内心发生思维，就是动机，表现出来，就是言语行动，一切所谓是非善恶光明黑暗合理不合理等等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判断的，同一事情在相反的立场看来观点完全相反。这样的论述有谁可以反驳呢？第二部分《两个我在我们头脑中斗争着》，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两个我”指的是“我们”头脑中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和参加共产党以后获得的“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范文澜先生说，“在同一时间处理同一问题上，头脑中只能存在一个统治者，不是新我就是旧我。而旧我复辟，总是在新我不自觉的时候……所以，我们虽是共产党员，却常常表现出违反无产阶级利益的言语行动，原因就在于这些言语行动的动机，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
读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张从远远的地方向王实味包围过去的网正在渐次收紧：“所谓'立场错误，动机还好’的说法，用之于一个觉悟的共产党员，我不敢赞同，因为适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动机……在无产阶级立场看来，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它是好的。”
文章的第三部分“进入本题”，正面论述《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一上来就对王实味的思想意识做了全面的定性：“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所有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个人自私自利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流氓无产阶级与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小气病、急性病等等劣根性，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各色俱全，应有尽有，不折不扣，几乎使人难以置信，但根据中央研究院最近所开的几次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负责的报告及说明，又确使人深信而不容置疑。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王实味同志如不心服，请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之举例》第四条，那一段话替王实味同志思想意识照了一张最好的相片，真是惟妙惟肖。”这是在作论文、论述一件事情吗？显然不是。如果说有“论述”，“论述”早在场外（文本场）作好了，范文澜先生这里只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在对王实味的“人性”做结论。王实味同志可以不心服吗？请他到正在进行的批判会上来试着开开口看。根据温济泽的《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 月28、29日）记载，就在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写成后的第二天，王实味第一次来到批判会现场，他刚刚开口试着表达对“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的感谢，就立即遭到了“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的严厉质问。在这样的语境中，他还能说什么呢？语多必失，多说一句也许还要多出一份罪。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次出场，反而使得他的“托派观点”重新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以前有些对王实味面目认识不清楚的人，现在也很清楚地认识了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错误是万分严重的，危险的。”
范文澜先生文章的第四部分是《在〈野百合花〉上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论点如题所示，方法如上所述；第五部分《两面镜子》，抄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联共党史中的两段文字，要求王实味对照检查自己。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对这些内容详加介绍了，范文澜先生文章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说，将批判对象推入令他无法开口的语言环境之中加以打击，这就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这样的文章其实是不需要“逻辑”的，如果说一定要要，也只要一点最简单的“形而上学”，以便完成在“理论”与“政治”之间的转接；这样的文章其实也是不需要论述的，原因已如上述。
所以，不是范文澜先生自己具有特别的禀赋，使他得以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一个特定的语境和他在这个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成全了他，使得他如有神助。这样的文章好写吗？其实也未必。对照一下当时的中研院代院长罗迈在此前不久发表的《动机与立场》（《解放日报》
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王实味自己怎样看？根据范文澜先生在中研院批判会最后一天的总结发言透露，王实味头天早上还对他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