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之子讲家史：光讲党性不讲义气就是坏蛋

        核心提示：陈知建性格颇似陈赓大将的风趣、幽默。“我是家传的军人性格，和我爸一样都是性情中人。我爸党龄39年，我军龄39年。我们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我们陈家就这个传统”。

陈知建：“我家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摄影：曹海鹏）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周刊》，作者：周海滨 腾达，原题：《陈赓之子陈知建：父亲的大将传奇》

“1955年授勋那天，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9月4日，北京，秋雨骤紧。记者沿着西单商业街一路北行，拐至车水马龙的灵境胡同。胡同深处，便是陈知建将军闹中取静的家。

走进幽静的院落，记者一时雨中无措。“这边，往左走！”扭头望去，陈知建将军正冒雨站在屋外。

我们的对话也就从这个小院开始。将军时而沉静、时而兴奋，爽朗的笑声透出军人的坚毅。窗外，一场秋雨一直在从容不迫的下着。

一门五代从戎

在这个院子里，陈赓度过了调京后的10年时光。

“从1951年到1961年，我爸和我们一块儿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朝鲜、哈尔滨，在家的时间很短。你们不要老觉得我爸时间比较多，天天坐在土堆上，我们‘听爸爸讲故事’，没那事儿，哈哈！”陈知建与父亲的交流，“就一种情况：我惹了祸，犯了错，挨骂就是交流。”

在陈知建的记忆里，陈赓很少提及战争年代，“一回忆到过去的事情心里难受，死的人太多了。他们一般不讲这些事。偶尔只语片言的说一点。”

陈知建性格颇似陈赓大将的风趣、幽默。“我是家传的军人性格，和我爸一样都是性情中人。我爸党龄39年，我军龄39年。我们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我们陈家就这个传统”。

湘乡陈氏一门有戎马从军的传统。陈知建曾祖父是湘军悍将曾国荃部的战将，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而曾祖并不是陈家的第一代军人，“曾祖父是投奔他叔叔的”。曾祖父的叔叔陈湜，曾任总兵镇守山海关。“这个找不到详细史料，从家谱里查到的。”

在中央特科，“陈赓抓陈赓”

20世纪30年代初，陈赓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以各种身份出现在上海滩，因而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巡捕房和各帮会中交上了各种“朋友”。

儿时的陈知建并不知道父亲有这段辉煌的潜伏经历。在看电影《51号兵站》的时候谈“感想”，还挨了父亲骂。

“电影真能吹牛，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吹牛。”

陈赓听完很生气，“你懂个屁！我们那时候真是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成天开车跑。”这时小知建才知道“真有这事”。

中央特科的工作是武装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是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央在上海，我爸是受周总理的指派来做的隐蔽工作。当时周恩来的副手是后来叛变的顾顺章。我爸实际上是给顾顺章当助手。”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二科是情报科，陈赓曾任科长。

“陈赓抓陈赓”就发生在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掩饰身份，陈赓常以商人形象示人，为了工作需要，和外国巡捕交往密切。“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儿，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让陈赓抓陈赓。”

这个巡捕房头儿对一个人称“王先生”的“好朋友”说：“哎，国民党让我帮个忙，想抓个叫陈赓的人，你认识吗？”

“王先生”若有所思：“嗯，听说过。我帮你留意着点。”

“好，那就拜托了。你是能人，好办事！”巡捕房头儿放心的拍了拍“王先生”的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跟他交情不错、常常在一起聊天吃饭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

毛泽东对陈赓有个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三教九流都搞的来的专家”。“不是因为他跟三教九流关系多才让他做这个工作的，而是他工作以后为了利用三教九流帮助工作，才跟他们建立了关系。”

会鲁迅，酝酿中国《铁流》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陈赓被迫离开上海。1931年9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团长，同年11月调任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膝负重伤，而后秘密只身赴上海养伤。

在这期间，陈赓和鲁迅会面了。

陈赓到上海讲了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后来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爸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爸到他家去谈谈。”

这次会面是由冯雪峰安排的。冯雪峰在回忆中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让他让把油印的材料交给鲁迅看，大家希望通过鲁迅先生的笔来写，会比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要好。

周建人回忆说，“鲁迅几次约陈赓去他家。”

据众人回忆，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特地请他的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才离开。？

鲁迅先生说，“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

脱狱与“救蒋”

1933年3月，中央决定派陈赓到中央苏区工作。临行的前一天，他去看电影，在影院被坐在同排的顾顺章认出。顾顺章随陈赓出了电影院，并说自己不是叛徒，不要害怕。陈赓随即把他打倒在地，拔腿就跑。顾马上吹哨，引来大批警察，陈赓由于腿伤初愈，被警察团团围住，与廖承志关在了一起。按照蒋介石的手令，陈赓被押送至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杀掉陈赓，毕竟陈赓1925年在第二次东征时对他有救命之恩。

1959年冬天，在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陈赓向孩子们讲述了这个“救蒋”的故事。

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陈赓当时是蒋介石的警卫连长。陈炯明的部队逼近，总指挥部的人都逃跑了，“蒋介石被困，要自杀，我爸阻止了他，背起他就跑，跑了几里地，送上一条船，过了一道河，看见周总理带的部队后才把蒋介石放下来。”

“我爸那时候一米六七，蒋介石一米八多，他腿长，我爸脚上还有打惠州时受的伤。等把他放下来，安全了，他跑得我爸都追不上。”

陈赓被捕后，与他同是黄埔一期学员的国民党将领联名签字，为他做但保。在软禁期间，陈赓逃了出来。后来在疆场上，同学变为对手。

陈赓没想到的是，逃出来后，党内有人怀疑他“叛变”。

“当时王明他们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那人原来是我爸的部下，他找到我爸，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我爸就跑到了苏区，经过审查，写材料向组织上把狱中的表现讲清楚。”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周恩来见到张国焘，张国焘建议扣留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张国焘说，“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介石的人。陈赓被捕后，蒋介石找他谈过话。他是特务、叛徒。”周恩来对此一笑了之。

在当时，中央有规定，从国民党那出狱的人再回来都要经过审查，审查后才能恢复党籍。“遵义会议的时候恢复了他的党籍。还是陈云同志找我爸谈的话。”

陈赓（右一）与胡志明研究越北边界战役计划。（来源：资料图）

为越南训练正规军，在上甘岭力主坑道战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是胡志明。“胡老汉语底子很好，会写古诗，毛笔字写的也很漂亮。我爸的部队打过长江以后，中央来电报说所有的缴获都不许扔，要带着走。我爸当时不理解，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打仗啊。到了广州才知道，胡老在等着准备接收呢。我爸把云南打下来以后，把胡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组建了正规军。”由于越南部队缺乏正规军经验，“我爸在越南打了半年”。

“这样一来，我爸的对手比别人多一点。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起打的，而他还打过法国人。”

抗美援朝时期，陈赓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得天下闻名。

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我爸在这方面有历史教训。解放战争时，在山西，他的一个营被打掉了，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工兵作业，指挥员选择地形有点问题”。

“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注意工兵了。别的部队的工兵的都没有我爸部队的厉害。我爸的部队有次抓了敌人的一个工兵连长，这个连长有特点，脑瓜聪明爱搞发明。《集结号》里面那个用大汽油桶发射火药来炸敌人的装置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称它为‘炸药抛射器’，国民党则称为‘没良心炮’。”

后来，陈赓所属部队，除了背枪背干粮背弹药等之外，一人一个工兵工具，每个人腰上都别一把锹或一个镐。“在朝鲜战场他用这个经验打坑道战，别人不理解，说这叫自掘坟墓，我爸反驳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不打坑道战就站不住脚，所以令全军展开坑道战”。

“坑道那里面有吃饭的，有睡觉的，有养伤员的，有厕所，还有囤积弹药囤积粮食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小天地，比民兵地道战要高级多了。敌人用小部队来封锁我们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扔毒气啊，炸药炸啊，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

陈知建眼中的父亲：幽默聪明，喜欢恶作剧

我爸的性格招人喜欢，而且很谨慎，不是脑袋一热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人。他不喜欢的最多就是不说话。同时，我爸又是个聪明人，幽默，搞恶作剧时能逗得人哈哈大笑。

郭沫若曾写了个《武则天》的戏，叫大家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的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的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入党，我爸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的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是针对军衔制，有人要搞民族风格。我爸就说：“咱们要不就在背后插大旗，不一样的级别就插不同数目的大旗，这样就有民族风格了。”这个玩笑让叶剑英元帅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没人再提搞民族风格军衔的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之日，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陈知建自述：成长、痛苦与遗憾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兵，大兵中的知识分子。

我的童年是在行军途中度过，那是一种聚少离多的日子。部队把广州打完之后我们就去了广州。开国大典的时候我爸还在打仗，在云南地区进行最后的解放工作。

1961年我爸病重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四中上课，秘书来了之后带我坐飞机到了上海，下了飞机之后，每个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5岁。

我平常最仰慕战斗英雄，比如父亲、毛主席以及那些在战斗中负了伤的人。我在云南工作的过程中，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父亲的警卫员家里，去看望了那些前辈。

注：本文史料参考《陈赓军事文选》、《陈赓日记》、《百年追思——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回忆鲁迅》（冯雪峰著）、《红色中华散记》（埃德加·斯诺著）、《战场散记》（周立波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