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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
王实味：《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
作者：于继增
来源：《文史月刊》2009年1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3-17 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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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是建国前第一个因为写文章而蒙难的人。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野百合花》。事情已经过去快60年了,虽然以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文字狱,但现在来看王实味因为一篇文章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过程,仍然觉得触目惊心。它赖以发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值得人们思考。同时,这一事件也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人文关怀的目光中,日渐显示出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光芒。
一个书生为何投奔延安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横川。1923年秋考入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的英文系——这使人很容易想起他的校友、10年后也在此校历史系就读的当代杂文家邓拓,他们后来的遭遇极其相似——王实味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河南省邮政局的邮务生,待遇是月薪30块银元。一年后又因不能忍受洋人的施舍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5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目标与责任。”
北大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聚集了中国的一代精英。和王实味同班的有王文元、胡风等人。王实味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他思想开阔,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春在北大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北大党支部又吸收两名新党员:来自湖南的李芬、刘莹。这两位女性此后与王实味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关联。20岁的王实味很快爱上了沉着、刚毅的李芬,不断写情书要求约会。哪知已经遭受一次爱情挫折、立志不再结婚的李芬,就把此事报告了党支部书记段纯。王实味当然不听段纯的劝阻,在大吵一通以后以“无组织无纪律”为由被开除出党。
王实味脱离了组织,离开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1929年初,衣食无着的王实味来到了南京,借住在北大同学
这时候,刘莹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的生活费只能靠王实味爬格子、卖稿子了。王实味对刘莹说:“父亲年迈,我要努力写作,先挣一笔钱送回家给父亲攒起来做养老金。这样,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时再考虑入党,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几年中,王实味翻译了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5部世界名著,分别编入“世界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约100多万字。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王实味曾得到过徐志摩、张天翼、鲁迅等人的帮助。
王实味生性狂傲尖刻,在上海没交几个朋友。他曾将一部书稿寄给作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的胡适,可是连写两封信也不见胡适回音,1933年1月11日就给胡适写了第三封信,说:“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
王实味开始寻找新的职业。1936年春,王实味来到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任英文教员。课堂上,王实味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进行激烈抨击。当身为共产党员的教师阎有训被国民党宪兵抓走后,王实味气愤异常,他对学生们说:“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1937年5月,王实味经过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莹也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号召学生走向抗日,并创作了抗日剧本,亲自参加排练演出。那时,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已成为公开的潮流,王实味和刘莹商量也要去延安投入火热的生活,谁料想此次与妻儿的生离竟成死别。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范文澜,范立即给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这位学生把他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这一年,他31岁。
现在看来,王实味如果投稿顺利,能够凭稿费养家糊口,他也不会离开文化发达的上海。不离开上海,他也不会在开封当收入稳定的英文教员。不当教员,他也不一定受到抗日大潮的激荡而只身投奔延安。人生的转折与命运渊薮往往就在一瞬间。
王实味为何要写《野百合花》
到延安后,王实味被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调到出版局,从事翻译马、恩、列宁原著的工作,王实味深厚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在编译室4年的时间里,王实味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等理论著作。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印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
王实味如果沿着翻译马列著作这条路走下去,也还是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但他是一个受“五四”民主、科学思想熏陶的人,他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看待延安的社会事物,为纯真的理想所驱使,这是他思想认识的基础。这样一来,王实味以后的“不俗表现”便顺理成章了。
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是他停止翻译生涯从事杂文创作的开始。他以自己固有的目光观察和衡量着延安的一切,某些情愫激起他对故人的怀念——这就是他在北大时期曾经狂热追求的女共产党员李芬。李芬已于1928年7月25日在长沙被敌人惨害,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因此,为了怀念她,也为了抒发心中的块垒,他决定写文章。于是,以《野百合花》为总题,分两次刊发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解放日报》由丁玲主持的文艺副刊上。他在文章里深情回忆了李芬壮烈牺牲的情形,说:“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麟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
文章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的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不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把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视为普遍现象;把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
就在3月23日《野百合花》刊发完毕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以言论为主体的壁报《矢与的》,副院长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这些文章还贴在棉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范文澜陪着王震来看壁报,这位将军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的当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毛泽东就挑灯来看壁报,他对前来陪同的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教育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毛泽东意识到延安思想文化领域内斗争的尖锐性,而且波及到更深的层次。因为在这不久,丁玲也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慨叹青年女性来到延安却“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的“落后悲剧”。王实味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认为揭露黑暗是好事,“因为黑暗消失,光明自然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王实味参加了会议。接着开始延安整风,他们受到严厉的批判。
批判是如何升级的
平心而论,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言辞比较激烈,思想有些偏激,但也揭示出了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他们敢讲话的勇气得到大家的认同。但它毕竟为延安的主流意识所不容,引起的不满和批评是很自然的。
先是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评:
4月7日齐肃的《读〈野百合花〉有感》;
5月19日杨维哲的《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
5月26日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
6月1日蒋南翔的《论“等级制度”》;
6月9日范文澜的《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
6月16日周文的《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
6月24日艾青的《现实不容许歪曲》;
6月28日温济泽的《斗争日记》;……
这些文章在文艺和思想范围内对王实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当初将王实味介绍到延安的范文澜在文章里说:“王实味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劣根性之大成。……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王实味同志如不心服,请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对报纸上这些批评,——无论对他文章还是对他本人的批评,生性狂傲的王实味却拒不接受。他对范文澜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1942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与报纸批评相配合的是会议批评和个别谈话。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连续开会,艾思奇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李维汉等针对某些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系统地解答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批评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会连续开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上曾找王实味多次谈话,希望帮助他认识错误。胡乔木也和王实味谈过两次,写过两次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转引自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王实味最初不接受这些劝告,拒不参加会议,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温济泽:《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这样便激起中央研究院和文艺界同志的义愤。发言者认为王实味的文章和一般的思想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对党、对革命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范围。
促使对王实味批判升级的,是1942年6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文艺界会议,做出了批判王实味的决议。《决议》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建议边区文抗开除他的会籍。接下来便是火药味很浓的批判。丁玲虽然因为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也作了检讨;但她批判起王实味来却毫不留情,而且第一个提出王实味“反党”。她在6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或立场、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丁玲表示:“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7月28日、2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认为:“他的文学见解和他的老祖宗与托洛斯基一模一样,……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资产阶级历来用以骗人的捕风捉影的抽象概念,借以搅浑我们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们的圈套。”
注意,随着批判的深入,王实味头上的帽子除了“反党”外,还有一个“托派”。“托派”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0年5月份在上海时,王实味的老同学王文元让他帮忙翻译了一叠稿子,等到稿子译出来,王文元来取时,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此时,王实味已脱党两年,他既不了解托某,更不知道他的老同学王文元已加入了托派组织。这一点,他已在1941年向组织上交待过。这次批判王实味,又有人提起这件事。王实味对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宣教工作的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戴煌:《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
但康生不管这一套。康生当时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2年又被委任为整风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坐镇和“指导”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他除了认定王实味是“托派”外,还接着追查与王实味有接触的人。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夫妇受到了审问,将这4位同志连同王实味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在康生等人的谗言下,毛泽东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不同声音没能阻挡悬空利剑
很显然,在延安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特别是康生的直接插手下,批判王实味的运动很快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但在批判升级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当“顺风旗”,也还有主持正义、敢讲真话的人。尽管这声音是微弱的。
负责中央研究院宣教工作的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这位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建国后,温济泽曾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曾受当事人李维汉的委托,多方联系奔走,为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作了大量工作。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书《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为王实味鸣冤叫屈的不只温济泽一人。作家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工作在“文抗”,王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在批判升级时,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到萧军,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能看在萧军的面子上从轻发落。萧军认为自己和毛泽东关系不错,就答应了下来。想不到登门找毛却碰了钉子。毛泽东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的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听了毛泽东的话就不再过问了。过了不久,萧军被通知到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看到不让王讲话,于是萧军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这引起有些人不满,向萧军提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大怒,专门写了一份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明事情经过,阐明自己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那份《备忘录》,当即就王实味问题展开了论战。后来还是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才收场。
然而对王实味的批判和处理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反对而停止。不同声音抵挡不住高悬在空中的利剑。
1942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
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写了有错误倾向文章的丁玲等一些人,和王实味一样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们都很快转向作了检讨,并反戈一击,批评揭发别人,组织上也就宽恕了他们,让他们过了关。唯独一个王实味不肯承认错误,而且态度强硬。他始终坚持“自己所要走的路”,坚持“文艺的独立性”,面对攻击和诬蔑毫不屈服。因而批判也就不断升级。王实味如果像其他人那样精明一些,或听进一些劝告,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但王实味有着知识分子那种可爱的幼稚、可怕的固执、可敬的骨气,宁肯掉脑袋也要守住他的理想阵地和精神家园。但事情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王实味毕竟是孤立的,他在政治机器面前无能为力,他的坚持和意志在一年多的强大攻势中终于被摧垮了,崩溃了。
1943年8月13日,王实味在狱中交出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坦白书,自己给自己开始扣帽子:“我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托派上海沪南区区委书记……”云云。这种“胡说八道”或许是在高压下“过关”的最好办法,也是审查机关期望的最佳效果。定王实味为“托派”有了进一步的“证言”。次年的5、6月间,监禁中的王实味获准与中外记者见了一次面,“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的情绪是恐惧。他重复地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该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有记者在文章里这样报道说。看来,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折磨,昔日的北大才子、青年翻译家、杂文家、狂傲不羁的王实味,早荡然无存矣。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王实味怎样处置,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悬在王实味头顶上空的利剑晃动5年之后,终于悄然落下。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造成王实味被杀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可怕的“反革命托派”罪名和极端的专制权力,而不是一篇文章;但他的那篇文章《野百合花》的发表所惹起的批判升级,却导致了形势的混乱和王实味政治上的被动,从而埋下了杀机。王实味在出版局从事编译工作的4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写过杂文,也没有人提出过他的“托派”问题,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在批判升级、矛盾混淆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头脑发热,宁左勿右,敢于上纲,没问题弄出问题,小问题弄成大问题;而作为被批判者却被动挨打,孤立无援,丧失权利,有口难辩。本来是思想文化或学术范围内的问题,却往往弄成阶级斗争、敌我矛盾。这是一种规律。从王实味一案的发生发展过程看,招来杀身之祸的渊薮,便是他寄寓深情的、“山间最美丽的”《野百合花》。
对王实味的“再批判”
王实味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野百合花》而获罪,又被戴上几顶可怕的帽子,直至蒙冤黄泉,一了百了。但他屈死的灵魂并没有得到安宁。
1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已发配到北大荒的丁玲、已在10年前入土的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毒草”进行“再批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第2期刊出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冯至批判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严文井批判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的各篇原作。毛泽东对该报按语作了修改,他指出,“这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的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奇文共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人的再批判》。
这组批判文章,作者之著名,版面之集中,锋芒之犀利,重视之具体,都是前所未有。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已被批判过的这几个人拉出来,特别是让已被秘密处决10年的王实味重新浮出水面,搞一次“再批判”呢?这除了他信奉“斗争哲学”、“过几年来一次”外,还与王实味的“特殊性”不无关系。
反右运动中的1957年9月,周扬发表了经最高领导审阅过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再批判”:他认为丁玲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就是“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
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文章,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除了翻印丁玲、王实味当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又翻印了那时期国民党炮制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而且中国作协在这份材料的“编者按”中特别提到:“这是本反共宣传品,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案中,从胡风家中搜查出来的。”对中国作协来说,找到这本材料很容易,这里特别提到出自“胡风家中”,其暗示性也是明显的。
据有关人员回忆,正是中国作协印发并上报的这份材料,引起曾高度关注过王实味事件的毛泽东的注意,批示重新发表并批判当年延安这批“毒草”。于是,《文艺报》立即组织了一批“名家”的批判文章,并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加上“编者按”,迅速报送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毛泽东把冗长的标题改为《再批判》,并对按语作了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毛泽东看到的这本《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确是一本“反共宣传品”。王实味最初引起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注意,是在他们阅读了范文澜、周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之后:“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进而推测,“王实味为共产党中一文艺作家且颇有相当地位与号召力。”于是,收集了丁玲、王实味的杂文以及《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类似批评性文章,找了几个文人,采取断章取义、捏造歪曲的手法,撰写了诸如“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等材料,编成一本小册子,上报中央调查统计局。1942年9月,这本小册子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四处散发,以此作为攻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黄昌勇:《〈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用》)。
国民党不仅利用《野百合花》反共,而且还在1944年造谣说王实味已被“枪毙”,并派人在西安“大开追悼会”,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向国民党政府谈判条款中加上一条:“(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广告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1944年5月15日)。
事实是,王实味1942年10月23日被开除党籍,11月被隔离,1943年4月1日被逮捕,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秘密处死是1947年的事。国民党抓住延安对王实味的升级批判,造谣添乱,显然对边区工作不利,也令毛泽东恼火。以致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王实味事件造成的影响在毛泽东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所以,当他看到中国作协提供的关于王实味的“反共”小册子时,引起的高度注意也是很自然的。
“毒草”成为香花
王实味31岁投奔延安,一直到死也没再见到他的妻子儿女。现在看来,在那样的处境中,刘莹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延安和丈夫相聚,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
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人团聚的日子。1978年,72岁高龄的刘莹从广播里听到了王实味已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的消息,怎么也不相信。她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制造的千古奇冤。就给当时的经手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信,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1983年夏,刘莹又只身来到北京申诉。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凡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1984年李维汉病危,就把为王实味平反问题托付给另一个当事人温济泽。1986年经过艰难的努力,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同志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当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决定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的时候,他55岁的儿子泪流满面。
随后,陆续出版了《王实味文存》、《王实味文集》、《王实味全传》,以及《野百合花丛书》系列,收入了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籍和文章。“野百合花”终于又成为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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