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吾为三民主义而死 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

蒋介石：吾为三民主义而死 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

　　核心提示：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本文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作者：杨天石，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③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之不破，小民终无乐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堂，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阻碍不少。周星垣之守旧迂阔，不可言状，乡间事办理之难如此。”29日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乡愿所阻碍，不能改良稍些，愧恨无涯。”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殊无回乡之乐，甚想不愿来乡也。”④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资本家不扫除殆尽，则劳动家无乐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在资本家与绅耆扞格其间。以致一切权力不能伸张，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议员，名为民意代表，实则媒介于绅耆、官僚之间。凡有罪恶，皆此种蟊贼所造成者也。吾以为革新社会，资本家与绅耆二者之中等阶级，须先扫除廓清。”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人积弊，仍不能脱把持与专制，大股份压制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①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作恶不仁，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复欲害人，居心毒极！沪上商人行为卑陋至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也，气极矣！”

　　以交易所的活动为纽带，蒋介石结识了上海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他们，蒋介石日记常有严厉的批评。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价落，不胜烦闷。遇盛四及一班无赖，社会之形态丑劣，嫌恶实甚，无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国商人，见之头痛。商家利禄之心，狡猾之谋，过于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发怒愤激，殊非其道。”凡此种种，都表露出蒋介石对资本家和商人们的憎恶。

　　对军阀，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记云：“看《申报》，知浙江伪督杨善德已于12日病毙，继其任者为卢永祥。羊死驴继，吾浙其无噍类乎！”

　　1921年3月2７日日记云：“北方无不倒之理，惟在吾党能起而应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记云：“黎元洪违法入京，就总统之位，从此天下又起纷纠，政客、议员之肉，其足食乎？恨手无寸铁，不能一扫荆棘，忧闷无已！”

　　1925年12月1日日记云：“郭（松龄）宣言讨张作霖而戴张学良，可称滑稽。然如此矛盾，则北方大小军阀不能不自行瓦解耳。旧时代崩溃之症象，于此益明矣！”①

　　1926年７月12日日记云：“余以关税会议为卖国条件，决心与吴佩孚宣战，通告中外。”

　　这些日记表明了蒋介石反对北洋军阀的鲜明态度与立场。

　　与憎恶商人、资本家相反，蒋介石对工人有一定同情。

　　蒋介石对工人接触不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活状况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蒋介石在乡监督改建厅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劳状况，有所感动。28日日记云：“工人之辛苦危险，可谓极矣，资本家见之，如无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记继云：“自叹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时余苦工。呜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资本家与势力家之不勤俭自持，厚利报工，其必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问你自己良心过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记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场法如不速实行，小工无法保护，中国人民只见死亡病伤，决无完全生存之理。有责者其可不恻然设法，实行提倡乎？”这些地方，显示出蒋介石愿意通过社会改良的途径改进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其中说：“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但是，他的具体建议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我国牺牲之失业工人”，“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等寥寥数语。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对罢工工人，可“酌加编制，施以军事及政治之训练，以植工人军之基础”。①不过，这一思想，对蒋介石说来，恰如火星一闪，后来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②

　　在北伐进军途中，蒋介石还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厂。1926年9月，蒋介石参观安源煤矿，发现厂主无能，受到日本资本压制，停工近1年，便主张：“工人乘此厂主放弃权利时，起而自己管理也。”③不过，蒋介石只同意对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坚决反对阶级斗争。还在北伐出师前夕，他就宣布：“阶级斗争及工农运动的罢工斗争，在战时是破坏敌人的力量和方法，对付敌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④北伐出师之后，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日渐发展，蒋介石曾发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决了工潮”，同时则要求工人集中在“本党之下”，“受本党指挥”，“非但不应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⑤此后，罢工日渐频繁，蒋介石仇视工人运动的态度日渐明显。1927年1月底，他与小室静谈话，一方面声称“劳动者地位之向上与幸福之增进，乃吾等之主义，故不能中途而辍”，表示不能动用军队来“制止劳动者之罢工”，但同时又说：“唯劳动者苟有跋扈行为，甚且危及国际关系，亦不能过于放任，彼时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①这些地方，已经预示了他日后的行动方向。

　　蒋介石一度认为，中国“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国很少发生大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冲突”。②但是，蒋介石的早年日记显示，他对土地问题还是关心的。1926年2月3日，蒋介石与鲍罗廷谈话，鲍主张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介石表示赞成，日记云：“余亦以为然，惟忧无法引起全国大革命耳。”但是，这以后，蒋介石逐渐倾向于北伐期间，暂不提出土地问题。③出师前夕，鲍罗廷建议发布土地政纲，蒋介石不赞成；鲍提议攻克武汉时发布，蒋还认为太早。④不过，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同年７月30日，他收到邓文仪的俄国来信，述及土地问题，日记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国家化（即归国有）与土地社会化（即归社会分配），如太平天国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问题，有一解决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规定详细办法，或根据“平均地权”所言，再加细定，“逐条登报，公诸国人参考，且可临时应用也”。⑤

　　1926年12月７日，国民党中央部分人员及鲍罗廷等在庐山开会，讨论各地工农运动问题。会议“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解决也。”①这一时期，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受到湖南各地农民协会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因此，蒋介石对农民运动和农民协会都相当有好感。8月3日日记云：“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农民协会组织尤其发达，将来革命成功，还在湖南为最有成绩。”

　　民国期间，使用奴婢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奴婢们大多没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种虐待。蒋介石对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张禁止蓄奴。1918年，蒋介石在福建永泰军中，听到一陈姓主妇毒打婢女之声，很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见到邻妇虐待婢女，较往日陈妇尤甚，愤慨地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会平等之可言乎！吾觉欲求人类平等，第一当先除奴婢毒制也。”②

　　蒋介石还反对家族观念。1920年1月23日日记云：“家族观念打不破，家族范围跳不出，埋没古今多少英雄。”③

　　以上种种，都表现出蒋介石所受五四后新思潮的影响。

　　出于对旧社会的厌恶，蒋介石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志向。1919年11月，蒋介石在日本，发现各书坊中社会主义书籍特多。4日日记云：“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以中国人民不识字者之众，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实行，则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识普及，其改革进程之速，更可知矣！”当时，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影响，提倡新村主义。蒋介石在日本读到了《新村记》一书，有所触动，即萌生“改造本乡”的念头。①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②日记云：“我对中国社会，实厌恶已极，其将何以谋脱也？”③这一时期，他对邵元冲等宣称：“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④

　　早期，蒋介石认为中国缺乏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对共产主义并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书厨包工来，欺伪百出，心甚嫌恶。中国工人之无道德，无教育如此。对于共产事，甚抱悲观。非从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后，断乎谈不到此。”⑤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⑥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⑦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