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读十二五规划：让地方政府有钱改善民生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 “十二五”可说是个转折点。过去我们更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而未来，我们将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和惠及民生；过去更多强调强国，未来将更强调富民。启动“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更多老百姓有更高购买力。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我们的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卖地和搞工业才有钱花，只有把财税体制改了，让地方政府通过改善民生、保护环境都能有钱花，发展方式才可以转过来。

学术聚焦

“十二五”规划经十七届五中全会充分讨论并一致通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增加中低收入者住房供给、中小城市放宽外来人口落户、继续推进费改税等成为众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如何看待规划建议中新的亮点？如何看待其对于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指导意义？其又将给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全面变化？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进行深度解读。

策划：谭敏

文及图整理：

记者 赵琳琳

由强国向富民转变

广州日报：您认为，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有哪些新的亮点？

辛鸣：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其一、发展思路一脉相承。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一五”再至“十二五”，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根本指针一直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始终。此前，有人曾对“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进行炒作，但实际上，这没有必要，因为它的内涵并没有超出科学发展。

新兴产业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二，发展战略前后衔接。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强调转变发展经济方式的要求一直未变，只是在进入“十二五”之际，我们更加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要加快步伐，因此特意加上“加快”两字。

其三，发展任务不断拓展。一些人认为，“十一五”规划建议和“十二五”规划建议如“孪生姐妹”一样相似。但两者不同在于发展任务进一步拓宽。此次规划建议中将扩大内需作为重中之重来提，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此外，把对新兴产业的重视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所以重视培养新兴产业，就是因为，众所周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意味着老旧产业的关停并转，如果没有新产业及时跟上，就会出现产业空白，引发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因此，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新产业作为支撑。

其四，发展要求不断提高。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同时，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也在进一步提高，如居民收入增长的指标、最低生活保障指标等都有很大的提升。

汪玉凯：“十二五”可说是个转折点。过去我们更强调经济增长和发展，而未来，我们将更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和惠及民生；过去更多强调强国，未来将更强调富民。此外，“十二五”期间将更强调未来经济增长要和老百姓收入保持同步，这也是一个重大思路调整。“十二五”规划建议，启动“富民战略”和“内需战略”，启动内需除了是扩大再生产外，也是在强调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这些都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更多老百姓有更高购买力，才能实现富民战略，拉动内需，使中国经济发展由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由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

适度放缓增速是好事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变化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辛鸣：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在于，应该将关注经济发展的速度“平稳较快”与居民收入的“普遍较快增长”对应来看，对于“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而言，基本要求是“一慢一快”。

所谓“一慢”是指发展速度要慢下来，这个“慢”并不是马上降低经济增速，而是要求不要像过去那么快。但同时，又要把握好速度，太慢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说要“平稳较快”。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仍会保持8%至9%的增速，对于我们要实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言，经济增速只要达6.5%就行，因此，8%至9%的增速已绰绰有余。对我们而言，适度的放缓增速是件好事。

所谓“一快”是要让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快增长”。发展最终目的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宽裕、更幸福的生活，而收入增加是过上更好生活的前提。“十二五”通过“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将会使这“一快”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障。

汪玉凯：“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确立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贯穿始终。

另外，特别强调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已经确定了“十二五”规划的工作，这个转折的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改革的态度、力度和改革推进的程度。这个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乃至事业单位的改革等等。这意味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的难度更大，意义也重大。

让地方政府有钱改善民生

广州日报：如何看待收入分配扩大内需与中国未来转型发展的关系问题？

辛鸣：现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已不具新的爆发力。目前，我们的投资力度已过大，“十二五”要将更多的资金用到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就不可能把更多投资用于经济发展。同时，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也使得高出口日趋困难，扩大内需成为必然选择。

而且扩大了内需，老百姓生活会更幸福。内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要让老百姓有钱，就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增加劳动报酬在各种要素分配中的比重，民众工资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

广州日报：很多人认为“十二五”对中国未来发展是转折点，具有深远意义，如何看待其规划建议对未来的指导意义？

辛鸣：中国从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已有10年。但不得不承认，这成就中有很大部分是通过数字显示的，是“总体”小康，是“平均”小康，是“片面”小康。而全面小康的真正内涵，是让每个中国老百姓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让中国每个区域都能进入小康；不仅经济小康，还要政治与文化小康。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易，单纯靠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某一地区经济增长的方法已没有意义，甚至还会制造障碍。我们要通过“十二五”的发展，让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不同区域都能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发展。就此而言，“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与制度安排，让科学发展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题。“十二五”期间，就是要让科学发展真正贯穿始终，名副其实，不打折扣。

广州日报：经济转型，“加快”会成为重点关注。在“十二五”发展有什么措施保障它的实现？

辛鸣：加快是指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能再拖，否则会出问题，但是如何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现实，需要一系列改革配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和缓慢的背后，除了发展模式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和体制不太适应。我们的财税体制让地方政府只有通过卖地和搞工业才有钱花，只有把财税体制改了，让地方政府通过改善民生、保护环境都能有钱花，发展方式才可以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