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上海与社会主义的传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3:03:01
上海与社会主义的传播
一、新文化运动与上海
1、《新青年》的创办和宗旨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于《新青年》在上海的创刊。《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青年时代就立志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赴日留学期间因参与反对清政府监视留学生的学监而被遣送回国。回国以后，陈独秀与上海革命党人来往密切，经常往返于沪皖、中日之间，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苏曼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11月又来沪参与爱国协社暗杀团活动。民国建立，陈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当时，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封建复古思潮打着“挽救人心、维持国教”的旗号沉渣泛滥，而稚嫩的工商界为了复苏不景气的商业，只求与旧势力妥协以维持政治统一和秩序安定。而作为新势力代表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则始终在中国到底是采取民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民主共和还是开明专制、责任内阁还是总统制、联邦制还是集权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目睹了这一切的陈独秀终于醒悟过来：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发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石库门。9月，他创办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由益群书社正式出版发行。陈独秀为《青年》杂志第一号设计了标有法语“青年”的醒目封面，还撰写了《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吹响了中国“启蒙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锋号。
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涕泣陈辞”，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做一个（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兴人权平等之说，求政治之解放、宗教之解放、经济之解放、男权之解放，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人。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人。“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人。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有世界知识，其国方可图存于世界之中。（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人。要学习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改弦而更张之。（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所谓科学即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必须摒弃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的“想象”思维。
《新青年》对中国固有文化展开了猛烈攻击，对西方近代文明一概予以推崇。这种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吓坏了重唱旧调的遗老遗少，同样这种非此即彼的绝对思维也引来了不少学界人士的批评。结果在上海引起一场文化论坛上的轩然大波。
1916年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连续发表有关新旧思想之冲突的评论文章。文章虽然认同《新青年》关于社会政治进步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对中国“任取何种新制度、新事物以贯输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随旧质而同化”的现状痛心疾首，认为“易桔为枳”的根子在“国人之公毒”，在于思想界的笼统主义。文章不仅批评笃旧复古者的笼统主义，而且也批评进化反抗者的笼统主义。指出后者的“浮躁浅薄”和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杜亚泉强调，东西方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双方各有利弊。他尖锐地指出，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此足以证明西洋文明并非那么圆满模范，“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他断言东西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国人既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潮流相逆，也不必事事效法西洋而摒弃固有文明，以免脱离吾国社会之特性。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杜亚泉进一步指出，世界大战使西洋文明暴露显著之破绽，所谓精力主义、活动主义、奋斗主义，推而演之就是强权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反思东西洋文明的弊端之后，杜亚泉大胆预言，战后的世界，因人心之觉悟而发生新的文明，因经济之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医治西洋文明的弊病，只有社会主义为“吾国所固有”，或能实现“吾人怀抱数千年之目的”。
1917年7月，陈独秀应聘去北大任教，《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于是原先在上海围绕着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冲突、互补、调和的辩论进一步扩大到京沪两地。辩论双方对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是纠正西方弊病的新文明并无分歧，可见五四以前上海思想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无疑为五四以后社会主义的传播做了文化学术的准备。
1、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上海的传播
社会主义思想在上海的传播一直可以追溯到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最早介绍过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万国公报》，曾经把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连同基督教教义一并介绍给中国读者。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译意、蔡尔康笔述的英国颉德著《社会进化论》（当时译名为《大同学》），生动形象地描写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之后欧洲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在谈到欧洲社会矛盾时指出“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述安民新学之一家，为德国之马客思（马克思）”。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中文译名“马客思”首次在该刊上出现。，同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胡贻谷（一说胡颐谷）译自英国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的《泰西民法志》。此书专辟《马克思》一章，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承认‘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此后十年间，上海的作新社、广智书局、文明编译局、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继续出版中国留日学生翻译的社会主义书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编译了村井知至《社会主义》，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译著。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必振译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介绍“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之特征在于：其一它以讲究经济之原则，而认信真理与正理；其二它“注重于世界”。该书称马克思为“一代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辛亥以后，上海还出现过标榜社会主义的无政府组织的“共产主义同志社”和中国社会党。但是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社会主义在人们眼中还只是众多西方学理中的一种，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认为社会主义适合于刚刚从中世纪走来的中国国情。
但是，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国际上，巴黎和会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西方列强欺负中国的本相，使人们对西方列强鼓吹的“公理”、“人道”“自由”无比地失望。他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身上。在国内，他们看到上海六、七万工人在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显示出反帝主力军的巨大实力，看到了舆论宣传、引导民众和结合团体对于“改造社会”重要意义。
1919年6月，孙中山派沈玄庐、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并在《民国日报》上增辟《觉悟》附刊，“欲以主义普及民众”。孙中山本人也从联络旧军政人员的圈子中走出来，开始接触青年学生，向民众发表白话演说，提出了重新革命，挖掘官僚、政客、武人的地底陈土作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研究系骨干、《时事新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也在上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根据梁启超“定主义而事宣传”、形成“真团体之组织”的要求，在上海等地开始筹建“新学会”。一些曾经留学日本并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李达、李汉俊等开始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以及数十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和文章。上述由国民党人和研究系成员主编的报刊（副刊）也成为上海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1920年初，因领导五四运动而遭到北洋政府迫害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不久即住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随之南迁的《新青年》编辑部也很快成为上海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分别在京沪两地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组织活动。 陈独秀起初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江苏教育会、上海工学互助团等知识阶层。但是，很快他决定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工人阶级，他深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上海工人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5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出版，《纪念号》刊登了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关于“天下为公”、“劳工神圣”的题词，李大钊撰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了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各国工人运动，陈独秀在《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两篇文章中呼吁中国工人的觉醒和联合。《纪念号》以全部篇幅的2/3刊登了国内劳动状况调查文章，其中《上海劳动状况》按照机器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4大类、47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新青年》“倾向社会主义”，“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指导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各工会团体发起召开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20年7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决定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积极筹备成立共产党发起组。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住处老渔阳里2号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8月22日，隶属于上海党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了第一任青年团书记。1920年秋，维经斯基在陈独秀帮助下，在渔阳里6号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上海发起组成员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学校先后招收各地党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如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彭述之、谢文晋、王一飞、任作民、卜士奇、陈为人、周伯棣等并发展为青年团员。1921年初，共产党组织成立由杨明斋、包慧僧负责的教育委员会，选派在外国语学社补习俄语的青年团团员3批分赴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办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
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者的理论知识水平，以奠定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上海共产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公开理论刊物。从第八卷开始，《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33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帮助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现状。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产党组织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任主编。《共产党》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陈独秀在第一号上发表《短言》即发刊词，明确宣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共产党月刊》成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了解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党章党纲的、认清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的启蒙教材。
为了以通俗的文字、生动的事实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宣传，上海共产党组织编印了适合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如《劳动界》（周刊）、《夥友》等交新青年社总经销。《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主要撰稿人有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启汉、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震瀛）等。每期内容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读者投稿等栏目。《夥友》周刊10月10日创刊，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两份杂志均用工人贫困生活的事实和劳动创造世界的浅显道理，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1920年底，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了沪西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建立起第一批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和上海印刷工会。
3、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五四以后，马列主义著作最初是以章节翻译的形式出现在上海《星期评论》、《建设杂志》，《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解放与改造》等报刊杂志上。上海共产党组织在筹建过程中，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等主编的《星期评论》也向陈望道发出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在该刊连载的函约。陈望道在留日学习期间，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后进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主编《浙江新潮》，投稿《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领导了浙江著名的学生运动“一师风潮”，成为当时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1920年春，陈望道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依据戴季陶向他提供的日文本和他托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本“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种于当年8月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8月，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新青年社”于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开张，专门负责刊译马列主义著作。9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西尔著）一书。11月，由李季翻译的克卡朴（即柯卡普）《社会主义史》作为“新青年丛书”的第一种正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对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确立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这样深情地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到1922年底，共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5种（《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列宁传》、《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另有共产主义者丛书等近10种。此外《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经典著作以及河上肇《马克思唯物史观》、柯祖基（即考茨基）《马氏资本论释义》（系陈溥贤根据日本高畠素之译作《资本论解说》重译）、《马克思纪念册》、《李卜克内西纪念》等也先后在上海翻译出版。陈译《共产党宣言》也一再重印达17版，直到1930年，华岗根据英文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罗章龙、恽代英等组成的中央出版委员会，建立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全国书刊发行网。上海书店除刊行《向导》、《先驱》、《前锋》、《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外，还出版发行了“向导丛书”、“中国青年丛书”等30余种，上海作为中国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出版的重镇的地位得以继续。
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在上海得到进一步传播。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资本论》，在1920年代主要是通过刊载和出版通俗读物来传播的。《资本论》中译本的正式出版在20世纪30年代。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是由郭大力、王亚南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合作完成的。1928年郭大力就在上海开始翻译《资本论》。由于第一卷译稿不幸毁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日本炮火，直到1936年底他才完成第一卷的重译稿和第三卷的前半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支持下，郭大力、王亚南先后辗转赣南、香港、上海，终于完成《资本论》三卷全部译稿，于1938年8、9月间在上海正式出版。郭王合译的《资本论》，是中国第一个《资本论》中文全译本。
三、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的思想文化论战
1、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1920年10月，英国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他在讲学时劝告“中国人在实业未发达时，暂不主张社会主义。11月，先前曾在上海大讲社会主义的张东荪附和罗素言论，宣扬社会改良主义，非难主张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不久。梁启超也加入这种责难。他们抓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不甚明了的弱点，借口中国工业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很幼稚，无产阶级人数少，反对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于是一场要不要在中国发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争论，以讨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在上海的学界展开了。
张东荪、梁启超等强调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反对在中国效法俄国十月革命，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解决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他们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改良教育，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二十年后才讲改革”等等。 ，
对于张梁等人鼓吹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言论，陈独秀、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立即起来加以反驳，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落后的中国必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问题在于中国当时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能不能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中国沿袭西方国家的“资本制度”能不能“使大多数中国人过人的生活”？上海《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先后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人的文章，他们反复论证，中国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的战场，外国资本家早已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资本主义一面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中国工业虽不发达，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中国没有游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中国的劳资间的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成熟，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的产业工人虽然少，但是“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不能生活”。因此，只有实行“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突发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总之，中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才能振兴中国的实业。陈独秀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人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在于“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尽管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还缺乏真切的了解，但是他们大声疾呼：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以俄国为榜样的革命，反映了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华民族要求独立、自由的强烈愿望，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2、关于工国与农国的论战
1923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申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仿效欧美代议制“不合逻辑”，理由是中国是“农业国”，应该实行“农业立国主义”，实行“古来所贵平均”的“农业国传统的社会主义”。8月， 章士钊又在上海《新闻报》上著文主张中国必须“以农立国”，理由是“世界真工业制之已崩坏难于收拾也如彼，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也如此。11月，《新闻报》发表了章士钊的《农国辨》，章在文章中继续批评欧美“工国”，纵欲贵争，贫富悬殊，劳资相对，“专向世界商场权子母之利，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要求中国放弃工业化，“返求诸农，以安国本”，从而维护。章士钊的这些思想和五四前后杜亚泉等人的“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梁启超的“西方工业文明破产论”以及梁漱溟世界文化中国化论一道，构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新传统主义活或东方文化派。
3、关于中国国情的宣传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不甚明了的。1922年4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刊登了莫斯科“远东会议”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革命性质的结论。同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提出“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是把中国人民从“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认为中国社会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很远。因此，中国人民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和平、独立、统一，就是要“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团结蒙、藏、回各族“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为了加强对中共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宣传，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于9月13日在上海公开发行，总发行所设在老西门肇浜路蘭发里。次年10月20日，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也在上海辣斐德路186号创刊。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通过决议重申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1930年5月20日，参加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朱镜我、李一氓、熊德山、邓初民、吴黎平、王学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简称“社联”）。社联机关刊物《新思潮》和上海光华书局的《社会科学讲座》先后发表了潘东周、王学文等撰写的《中国的经济性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宣传中共六大决议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结论，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所起的作用，正面是破坏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反面是维护封建势力，阻滞民族工业”，因此“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但是，中共内部受苏联托洛茨基派影响而分裂出来的“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等却在《动力》杂志上中国的封建势力已变成了“残余之残余”，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商品经济占了优势”，因此“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地位”。对”动力派”的观点，潘东周、王学文、刘梦云（张闻天）等纷纷予以反驳，并且尖锐地揭露“动力派”企图用“社会主义的空口号”取消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民主革命的本质。
从1932年到1934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又先后引起了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强调要以历史五阶段论来划分中国社会历史阶段，要从所有权等生产关系与政治的联系方面入手分析社会历史，认为中国自秦汉到鸦片战争一直处于封建社会阶段。钱俊瑞、薛暮桥等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则强调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勾结，商品经济并没有改变农村的陈旧生产方式，中国农村依然是封建势力占据优势。
3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中，论战各方共同使用着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概念词汇，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深入，论战中形成的科学论点和论据，后来大多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所吸收。
1912年10月陈焕章、张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鼓吹尊孔复古。次年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思想舆论。
1913年孙中山领导国民党人宣布江西、安徽、广东等独立，发动反对袁世凯中央的“二次革命”，国内大多数资产者因担心商人利益受损，竟要求国民党制止一切宣布独立的起义，上海总商会声称：“南北争斗，无论何方先启衅端，则为民众之敌。”
《汪孟邹日记》，转引自唐宝林《陈独秀传》，1985年版。
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因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群益书店老板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汪淑潜《新旧问题》，《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曰。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黄远生《国人之公毒》，《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年1月10日。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帷，浙江绍兴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来上海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光绪三十年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邀，任理化部主任历时长达28年，著述、翻译和主编大量书刊。清宣统三年（1911年）至民国8年（1919年），他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一生对研究我国近代化学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与人共编《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生物学的科学水平。
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页。
《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2页。
马林（1883-1942），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青年时期投身铁路工人运动。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奉派荷属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帮助创建印尼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由列宁推荐来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一大，并在中国工作了近三年。1924年离华。后回国任荷共领导。1942年因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斗争，被纳粹杀害。
沈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国民日报·觉悟》，1920年9月30日。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上海申报，1923年4月18、19日
章士钊《业治与农》，《申报》，1923年8月12日。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6月），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3页，第719页。
转引自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第68、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