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庆善先生围剿刘心武的言论——《红楼解梦》第七集评论文章之二

评张庆善先生围剿刘心武的言论——《红楼解梦》第七集评论文章之二
评张庆善先生围剿刘心武的言论——《红楼解梦》第七集评论文章之二
张庆善先生现在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红楼梦学刊》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学术职称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围剿刘心武的核心领导之一。在围剿刘心武过程中，他多次接见记者，也多次把矛头指向《红楼解梦》及其作者，比如他说：
刘心武的“秦学”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东西，比如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红楼解梦》，对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认真对待，严肃对待，认真研究。……
学术是平等的。由于张庆善先生地位的显要，其谈话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他认真、严肃对待与研究《红楼解梦》的同时，《红楼解梦》作者在相应地对他的讲话，给予了“认真对待，严肃对待，认真研究”，认为其中许多观点都涉及到红学发展的问题，笔者有义务谈谈自己的看法。
为了使读者了解一下张庆善先生在对刘心武的围剿中说了那些话，笔者在评论之前，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张庆善先生的言论摘要”，现刊于后：
一、张庆善先生的言论摘要
张庆善先生在批判刘心武的“秦学”时，大谈研究方法。他在《“秦学”是新索隐》一文中说：
比如考据派，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红学，在考据上有很大的成就，考据作家的家世、版本，这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
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说道：
我的老师当年教学要求我们非常严谨，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讲到学风问题，明确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又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记者问：“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学术规范，如何来遵守？”张答道：）
就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可能不同的学科有各种各样的讲究，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根本。
采访张庆善的另一篇报道写道：
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正统的红学研究，历史考据多为枯燥的年代、数字，大部分红学家的严格考据并不及“学术小说”（刘心武为自己的研究确定的体裁）大卖。这或许是现在很多按“正道”做学问的人的悲哀。
“在中国有几个搞学问的人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说弱势，我们才是真正的弱势。”张庆善说。
但正统派手里有着另一块阵地——红楼梦学会和《红楼梦学刊》。……在一个传媒工具匮乏的年代，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和参加红楼梦学召开的的各种研讨会议，是研究学者们将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世的主要途径。
“另辟蹊径”的研究者常常在这块阵地上遭遇抵制。
在红学的研究历程中，考据派和索隐派争夺渊源颇久。……从此考据和索隐泾渭分明，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方法也成为红学研究主流，这也成了研究者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
……据说刘心武给张庆善打过电话，说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张说，你那算一家吗？先秦诸子可以称为百家，“但索隐而衍生的想象、误读，如何为‘家’。”刘心武自认为是考证派中探佚，而他的红楼研究是学术小说。张庆善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体裁。
早在几十年前，一位大儒梁启超就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将治学的第一条标准定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这是他们用以正本清源的旗帜。
鉴于张庆善先生在红学中的地位，与红学界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最多，涉及的问题也最广泛，因而很具有代表性。读者如能了解了他的主张，也就会了解红学界领导的大致情况了。
二、析张庆善先生主张的研究方法
（一）分不清唯心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
张庆善先生答《新京报》记者问时，大谈“研究方法”的问题，说：“我的老师当年教学要求我们非常严谨，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并以梁启超的话作为注释。后面又说：“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是根本。”而且文章标题便是：“学术规范就是实事求是”。
张庆善先生将“实事求是”和“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竟然认为是相同的概念，当成一回事，混在一起来谈，成为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杂烩。
对于什么叫“实事求是”，不能乱加理解和解释，因为它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概念，即：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的概念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的出发点——“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第二，研究的目的——“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搞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更不是为了某一小集团或个人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寻求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以便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明确奋斗方向。
第三，具体的作法——进行“研究”。
怎样进行“研究”？既然针对的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也就对研究者提出了要求。这里最关键的是“客观”和“一切”四个字。强调了“客观”便排斥了 “主观”。强调了“一切”，便排斥了“片面”。研究时，要客观，而忌主观；要全面，而忌片面——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中的最关键性的两个要求。
由此可知，“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
那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什么含意呢？
这种研究方法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而是研究者本人的主观状态。研究者只要掌握了“一分材料”，就有了“说话”的资本，可以“说一分 话”了。——强调的不是客观，而是主观；强调的不是“一切”，而是“一分”。这种研究方法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相径庭。很明显，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是完 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
张庆善先生为了说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种研究方法的正确，还引证梁启超的话：“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又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句话中“凡 立一义”的主语是谁？显然是指研究者。意思是：研究者若想下一个结论，怎么办呢？必须先去找证据，找得到证据，这个结论就成立；找不到证据，这个结论就摈 弃。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并没有逃出研究者本人的主观主义特点。而梁启超所说的“证据”，并不强调“一切”，只要求不是“孤证”就可以了，仍没有逃脱看问题 的片面性特点。
张庆善对于梁启超关于“凡立一义”那句话，在两次答记者问时，都提到，可见他对这句话的“正确性”坚信不移。乾嘉时的学者们，直至梁启超作学问的方法，不 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他们不可能脱离开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自己的思想局限。凡是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乾隆曾大肆删削、篡改了历史档案。御用学 者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学问”，维护皇帝的这种篡改呢？——用“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也就是张庆善的老师教导他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研究方法。在他 们看来，只要皇帝删了，没有了“材料”，这件事便不存在了；若被篡改了，那么就按照篡改后的样子来说——乾嘉学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乾隆皇帝的统治服务 的。启梁超是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后来的文章影响也不小，但他本人始终没有脱离开“保皇”的立场。他以及乾嘉学者们提出的研究方法，与其政治立场完 全一致。当历史的年轮已转到了二十一世纪时，张庆善及其老师，为什么要将历史上早已抛入垃圾箱的研究方法，挖出来大肆宣扬呢？
从哲学角度看，这种“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研究方法，仍属于将事物静止地、孤立地进行研究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对复杂的事物，如“脂砚斋是谁”的问题，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能造成研究者之间互相争吵不休。这类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
关于形而上学，恩格斯作过很好的评论：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记者眼里，张庆善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也是《红楼梦学刊》的主编。这两个身份几乎就奠定了他在红学界名门正派的“长老”地位。
已经成为“长老”了，还时时把红学启蒙老师的错误指点挂在口头上，已是一种悲哀！现在他已是博士生导师和红学会会长了，正在努力地将这种错误的研究方法传承下去，更加重了这种悲哀！如果红学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何时才能够步入正轨呢！
（二）分不清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区别
张庆善先生说：刘心武先生的“红楼研究是学术小说”，并“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体裁”。
刘心武的“红楼研究”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刘心武自己的说法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如今……已积累了十年成果，我诉著的文字，不仅有学术论文，也有学术随笔，更有别开生面的探佚小说。
即他的文章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学术论文；
其二，学术随笔；
其三，探佚小说。
刘心武先生从不讳言自己的红学专集中，把小说也收了进去。如在《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解梦》一书中，便把《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 三篇文章列入“红学探佚小说”中，但他将其他文章称作“论文”和“随笔”，并不认为是“小说”，实际上确实不是“小说”。周汝昌先生甚至对这些“论文”和 “随笔”大加赞扬，如他谈到刘心武先生的论文时说：
心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第一个指出，秦可卿的出身、家世在书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不像文字表面所示于人的那么简单和浅薄，他以为，秦可卿的真正死因，雪芹既写完了，又因故删掉了，此“故”与艺术要求上的取舍无关，乃是另有事由。
周汝昌先生也赞扬刘心武的红学随笔，说道：
偶于《团结报》上读到他的“红楼边角”，心焉识之。而且因此乘兴信笔，也写了小文，致赏于他的“读红”的深细，注意焦点的不落俗套，说他是“善察而能悟”。
刘心武的这种红学随笔属于红学评论的范畴，几乎每一期的《红楼梦学刊》都刊出类似的小文，按张庆善先生的说法，难道这些都成了“学术小说”？
张庆善先生把刘心武的“红楼研究”，统统都说成是“学术小说”，“认为是一种荒谬的体裁”。其实，《红楼梦学刊》也刊出过刘心武的论文。那还是刘先生的红学奠基之作——《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刊于该刊的1992年第2辑中。这件事该如何解释？——只有两种解释吧！
其一，张庆善在1992年时还认为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属学术，《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一文是学术文章，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出于某种目的，突然改口将其说成是“学术小说”了。
其二，《红楼梦学刊》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学术刊物”，其实也刊出“学术小说”。刘心武的文章符合《学刊》的体裁“标准”，当然给予刊登。
不论属于那一种情况，张庆善先生没有分清论文和小说的区别，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不知道“索隐”属于学术
“索隐”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自古就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所谓“隐”即指将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深深地隐写在文章中。中国史学的鼻祖《春秋》中的《谷梁传》（庄公三十二年）云：“讳莫如深，深则隐。”从中可知 “深”、“隐”，这是一种文学现象，到南朝梁代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有“隐语”文体，说道：“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 惑。” 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则记有“隐书十八篇”，可将此看作刘勰所论“隐语”的实证。所以说，“隐”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写作方法，既然有隐，研究者 必然就要“索”，因而“索”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隐”的必要手段。
凡稍了解一些《红楼梦》知识的人，都清楚《红楼梦》中有“隐”存在。该书开篇便是：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
“甄士隐”所谐之词便是“真事隐”。
作者还用“风月宝鉴”来比喻《红楼梦》。《红楼梦》有五个书名，其中之一便是《风月宝鉴》，即是说《红楼梦》也有正反两面。正面是小说、诗词，背面即古典文学中的“隐”，或说是历史，是实事。
庚辰本第四十三回在“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的多”处，有夹批曰：
惊心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剌世事，反面 《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
《春秋》是孔子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史学著作，何谓“反面《春秋》”？——意即：该书的正面“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剌世事”，或者称作小说，而它的“反面”， 则是历史。何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风月鉴》或《风月宝鉴》即指《红楼梦》。谁如果只看《红楼梦》的正面，或者说谁若只看该书的小说故事，那便是“痴 子弟”。“痴子弟”意即傻孩子。
而张庆善先生至今也不清楚上面这些道理，有报道：
……据说刘心武给张庆善打过电话，说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张说，你那算一家吗？先秦诸子可以称为百家，“但索隐而衍生的想象、误读，如何为‘家’。”
关于刘心武的研究，笔者在本集另一篇文章——《评红学领导人对刘心武组织的围剿》中，作了分析。张庆善在这里将刘心武的研究泛泛说成“索隐”，竟然根本不 知道“索隐”并不是什么坏词，“索”书中之“隐”，实在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张先生不仅不知道“索隐”属于学术，而且把“索隐”简单地说成 “衍生的想象、误读”，还说什么“如何为‘家’”！张庆善自己不知道《红楼梦》除掉正面小说外，还有背面历史，只把《红楼梦》看作单纯的小说故事，偏要做 脂砚斋所批评的“痴子弟”，那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现在他身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红学会会长，公然干预他人进行“索隐”，否定“索隐”属于学 术，“否定”索隐派属于“百家”中的一“家”，甚至将“索隐”完全排除出红学范围，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的同时，还要对“索隐”作些常识性的介绍，并辨 明是非了。
（四）分不清评论和考证的区别
在“解梦”理论出现之前，对于红学研究，有三种基本的研究方式：索隐、考证、评论。
关于什么叫做“索隐”前面已作说明，这里不再重复。那么，什么叫考证呢？胡适说：
其实《红楼梦》的考证……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正当范围。
什么叫做评论呢？所谓红学中的评论，是指对《红楼梦》小说进行分析或批评。比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应视为典型的评论文章。
就红学研究论文、论著的数量来说索隐和考证所占的比例很有限，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文章都是属于评论文章。只要随便拿出一本学刊看看，或者到图书馆里翻一翻 红学方面的书目，便会知道笔者上面所言不虚。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1954年批判俞平伯学术思想之后，中国红坛为评论派所独霸有关。红学界 领导人认为：只有小说评论才是“正途”。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所谓“考证”，就是到故纸堆中寻找材料。而这些故纸已被胡适、周汝昌等红学家翻腾得差不 多了，再想找到那怕一点点材料都是很困难的——这也极大地限制了考证文章的数量。
对于上述情况，一般稍了解一些红学的人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张庆善先生却是例外，他说：
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正统的红学研究，历史考据多为枯燥的年代、数字，大部分红学家的严格考据并不及“学术小说”（刘心武为自己的研究确定的体裁）大卖。这或许是现在很多按“正道”做学问的人的悲哀。
张庆善先生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一，什么是“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
——不是对《红楼梦》小说的评论、分析，而是早在1954年就被批驳的“考证”。
其二，“大部分红学家”的研究基本形式是怎样的呢？
——不是在进行小说评论，而都是在进行着“严格考据”。
此外，张庆善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斩钉截铁的话：
……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方法也成为红学研究主流，这也成了研究者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
请看！有他眼里“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竟然不是如何进行“评论”，而是如何进行考证。
对于张庆善先生的说法，只能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他讲话并不依据事实。管它什么评论，什么考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是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界的老大，谁也管不了。
第二种解释，他确实把评论也当成了考证，根本分不清什么是“考证”？什么是“评论”？以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五）谁个“做学问”不是“很个人的”？
张庆善先生批评刘心武说：“这个解读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
红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属于一种自由、自觉的个体性的精神生产和复杂、细致的理论思维活动。——这就是“做学问”的特点。既要“做学问”，就要独立思考， 就要有所创新，因而，若说刘心武的“解读是很个人的”，其实恰恰说明了刘心武是在认真地“做学问”。与此相反，那种在启蒙老师的后面亦步亦趋，不敢逾越一 步，生怕老师生气，责怪下来，被逐出学门，而顺从老师，便可飞黄腾达，才真是与“做学问”毫不沾边呢！
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因为事物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其内在客观规律，人们并不能一眼看出，而其中只有少数人，甚 至个别人，才对此十分感兴趣，而进行专门的深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缜密的独立思考，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即发现与掌握了真理。这也就是 “做学问”的过程。“学问”开始时，几乎都是“很个人的”，只要稍微了解一下科学发展史就会明白——任何一项发明或发现，都是属于一个人，最多几个人的！ 如果人在类人猿的阶段，便都只会人云亦云，不动任何脑筋，不会独立思考，总是“炒”别人吃剩的“冷饭”，恐怕至今也进化不到人类。
对于这一点，不妨看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红学情况。红学界领导不允许任何“很个人”的“做学问”，而是采用文革时期“顺者昌，逆者亡”的手段，把红 学理论、思想、观点，都统一到某个人的主观的、形式而上学的错误想法中。结果呢——正像众所周知的——出现了弄虚作假，愚弄百姓、欺骗领导（如所谓“蒜市 口故居”） ；或者指鹿为马、认假为真（如通县曹霑假墓石） ；或者将个人意愿强加到曹雪芹身上（如将“奴籍”辽阳说，定为曹雪芹的祖籍），而不是尊重曹雪芹、理解曹雪芹 ；或者对曹雪芹留给后世的一点点遗迹，也要设法毁掉（如以“顾问”的身份，对香山正白旗村39号院曹雪芹故居，进行大肆破坏，将周围环境，即正白旗村，彻 底拆毁，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
那么为什么张庆善先生一定要说“这个解读是很个人的，这并不是做学问”这种违反常识的话呢？——目的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寻找各种借口，对刘心武进行讨伐。这是明目张胆地践踏与蹂躏党的“双百”学术方针。
张庆善先生不是一般的研究员，是带着博士生的研究员、“导师”，自己不知道“做学问”需要的正是“很个人”的东西，当然也就会把这种错误思想传给学生。如此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红学还能称之为“学”吗？
张庆善先生不仅仅是个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是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的社长兼主编、中国红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的领导，就是 说把持着红学界的大权，如果连什么叫做“做学问”，“做学问”就是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其实都是“很个人的”——这一系列基本常识都不知道，他会将红学 “导”向何处呢？
紫军2006年4月14日
于香山月地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