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

分天灾一分人祸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天灾”和“人祸”关系
六哥
一．引言
本文采用两种可互为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特大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这两种方法都是粮食专家提出的，据此得出三年因灾减产的粮食总量在1349亿公斤～1359亿公斤之间，占三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约97％。在折算进其他因素之后，本文得出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考察所谓的“人祸”因素，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使用全国分省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表明，三年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对于“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政策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粮食调拨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三年期间的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的价格与数量的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 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二．同异平怪　－－　与灾荒有关的几个基本事实
众所周知，1959年至1961年间我国农业连续三年遭受了特大气象干旱灾害。此次灾害的持续时间之长和程度之严重，为百年来罕见，由此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极大困难，同时引发了人口损失的惨事。笔者相信，三年之中因这场罕见的气象灾害而死亡的人口在数百万人到一千万人之间。但是，由于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以及历来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后果缺乏一种与近代灾害史相互衔接和相互印证的充分认识，缺乏对于国力微弱、国家所拥有的外汇和粮食储备根本无力抗拒特大自然灾害、以及帝国主义实行经济封锁等基本国情的了解，于是，有关人口数字和所谓的“天灾”、“人祸”关系便成为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成了一桩似乎永远也无法搞清的公案。
有句老话说“同异平怪”：“异”代表某个客观事实，“怪”表示人们对于这个事实的主观反映。如果把相关事实都摆出来，指出那些事实与现在这个事实不仅在性质上相同，并且在程度上还要严重，那么，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笔者注意到，在几乎所有非难“大跃进”的有一定份量的论作中，作者都有意回避或者根本否认下述的基本事实。
（一）近代史上的“灾荒之国”
第一个事实，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发生人口损失惨事最多最严重的国家，究其根源，乃因我国是世界上发生特大气象灾害（尤其旱灾）最为频繁、影响面最广、危害最惨重的国家，有“灾荒之国”之称。这里的危害，主要指受灾直接造成、或者通过粮食、住房和土地等财产损失所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中国灾荒史记》记载，清嘉庆十五年至光绪十四年（1810年～1888年）的78年间，农村人口因灾死亡达6278万之多。民国9年至25年（1910年～1936 年）共16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的因灾死亡人口又有1800余万，其中1000万人（一说1300万）死于1928～1929年的十一省大旱：仅甘肃省就死亡了230万，陕西省“全境940万人中受灾死亡达250万人”。1934年，长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县，安徽省“禾苗尽枯，赤地千里，为百年来所未有”，江西省受灾40余县，“饿莩载途，草根树皮掘剥殆尽，灾民有饿死者，有服毒自尽者”。如此灾害，在文献中却很难找到死亡人数的记载，对此笔者根据富庶地区江阴县1936年的资料所得出的保守估计表明，至少有260万人在这场旱灾中丧命。自然，这个数字不出现在上述的1800万死亡人数中。民国26年（1937年）以后情况仍无好转，仅以河南一省为例，就有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决花园口黄河大堤，死亡47万人（全流域“因黄灾出逃390万人，死亡 89万人”）的惨案发生；四年之后的1942年一年之中，该省又因大旱和蝗灾“饿死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的灾民有1500万人”：“寥廓中原，赤地千里，饿莩遍野”、“人相食”，饿死的人口相当于该省后来在1959～1961年三年中全部死亡人口的总和（后者包括正常死亡）。根据民国期间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事实，笔者相信在国民党执政的三十八年中（1912～1949年），不考虑兵荒和战乱，全国仅自然灾害一项死亡的人口大概达到5000 万人到上亿人之多。
（二）1950年代末：天行有常
第二个事实，就是我国确实在1959年～1961年的连续三年期间遭受了百年罕见的气象灾害。
从气象史上来看，这场灾害的到来绝非偶然。专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干旱期的中间”。按照特大干旱发生周期有11年和22年诸种说法，1900年、1920年、1928、1942年我国均遇大旱，1978年和1992～1994年也遇大旱；因此，处在1942年～1978年这36年的中点，1959～1961年发生特大旱灾也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1876～1878年三年大旱（死亡1300万人）之后的历次气象灾害，其中仅因旱一项，“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相当于1949～1959年平均每年33.97亿公斤（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1999年）的6倍，亦为“近30年来损失粮食1532.1亿公斤”（“我国自然灾害的主要种类：气象灾害”）按年平均的4倍。这样大的灾害是在1943年以来16年间未发生过全国性气象灾害、特别是建国九年来农业生产基本上年年风调雨顺、丰产丰收的大背景之上发生，因此它既在事理当中，又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之外。执政的共产党人在措手不及之后迅速行动起来，为救济这场特大灾害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三）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三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1970年代的事情。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大面积非正常死人现象，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不是愿望不愿望的问题，而是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候的人口已达5.4亿，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是美国的1/160和日本的１/4，每年因自然灾害的农业损失占 GNP的比重反达到美国的40倍和日本的5倍。人多地少、灾害严重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制约，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新中国自成立起至50年代末，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方面仍大致与民国时期相仿佛，处在很低水平的状态，完全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底力，对此“三年经济困难”就是明证。“三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于特大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于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后又一次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以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时20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和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国家进一步提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做了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由于“文革”的结束没有最终完成，但从下面的表１可以看出，建国50年来几乎所有可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之中形成的。
表１：建国50年来农用动力机械拥有量和农田水利条件的变化情况（单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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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机　　农业　 机耕　 灌溉　机电　　化肥　　农村小型　小型水电站　农村
总动力　 机械　 面积　 面积　灌溉　 施用量　水电站个数　发电能力　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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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2年=1）　6.72　 11.78　19.38　1.37　 3.79　 4.78　　　5.55　　　 2.50　　　2.80
1980（1957年=1）121.57　 40.52　15.55　1.64　21.06　 34.03　　147.65　　 152.05　　229.14
1992（1980年=1）　　-　　　-　　 1.26　1.08　 1.12　 2.31　　　0.60　　　 1.57　　　3.45
1998（1980年=1）　3.05　 1.68　　-　　　-　　　-　　 　-　　　　　-　　　　　-
注：
＊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专业数据库：能源-宏观经济子库”数据算出。 (海纳百川 ＊ 农业机械包括：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及手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用载重车、渔用机动船等。
农田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耕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净增3.5％，1980年达到7.33亿亩，占1997年底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957年前只有农用小型水电站544个，到1980年新建79775个，其中一半到1992年后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到1980年，农机总动力比1957年增长了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上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的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100：16：47。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34倍。在人民公社化开始的1958年到1980年这20余年中，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农比重几乎年年超过10%，最高年份的1963～1965年达到14.75%。这些对农投入开创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格局，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3％（从1958年算起为2.5％），既高于准集体化时期1953～1957年的3.6％，也高于1981年以来分散经营的2.0％，并且，不论是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改革开放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里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农田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打破了我国自古以来“大旱大涝必大荒”的铁律，从而结束了中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的特大干旱之年，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了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３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例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 “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于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保住了当地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改变我国数千年来“灾变型贫困”历史的艰难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
三．广搜异端 －－ 某些人的用心
一些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广搜异端，大炒特炒，是有他们的特殊目的的。他们的逻辑是，以前发生了的，以后就不允许再发生，再发生就是“风调雨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了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允许发生，发生了就是“人祸”。这些人的逻辑说好听一点，是不公平。我们知道，就人类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而论，毫无可能达到科学家所予测的理想寿命（200岁左右），这只是一个常识：任何人都不应超越历史的规定去提什么要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现有条件下活到八,九十岁就“提前”死去，会属于什么“非正常死亡”事件。同理，年代和社会制度也只是相对条件而不是绝对条件，绝对条件就是生存环境加农业生产力水平，或者看一个国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中国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差的国家，并且1970年之前农业生产力又极端低下，据此我们很难想像，40年代的大旱会死人而50年代就不会，或者反过来，顺着“1950年代不该发生论”者的逻辑反问：为什么1920年代曾发生过的，到了 1940年代还会继续发生？为什么1870年代清代封建主义制度下发生过的，隔了50年后在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又继续发生（饿死数千万人的事件）？这岂不太说不过去了吗？
对于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西方一些“专家学者”一反他们原本固有的对中印象，他们不再提起中国人的“贫困、苦难、疾病、饥馑、无知”，不再提起中国本来就是“灾荒之国”，自然他们更不会提起西方曾经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罪恶历史，不会提起中国共产党人为结束我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所做出的卓越功绩。这些人在评价“三年”问题时，总是刻意回避前述基本事实，刻意夸大人口损失的程度。例如，美国学者 J．Banister 在1987年出的《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一书中“推算”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同时把196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估计”为24.3岁。作为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的科长，Banister 不可能不知道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的话：旧中国“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象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岁”，但是“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比24.3岁和26岁这两个数字，我们不难看出背后 Banister 所包藏着的特殊用心。这个Banister，为了推出所谓“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的天方夜谭，曾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进行过一番精心“修正”，据此提出所谓的对1953～1982年中国人口的动态重估。这个“重估”是拙劣的，事实上，只需在其框架之内、按普通的“收支平衡”原理逐年递推一下，便立即发现 Banister 的“支”（死亡人口）和“收”（对应的总人口和新生人口）之间存在严重的不符，在几乎所有年份上都高达数百万之多；其中，1962年的死亡人口多出800 万，1960年更多出1000万人。对于 Banister 作过精心“修正”之后仍出现如此巨大的帐面误差，不能不令人感到分外的吃惊。
也许，这些西方学者以为如此一来，处在全球社会主义劣势中的中国，气就会变短，政权就会因此失去合法性。他们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几十年来他们打着反共旗号，就是这样做的。令人不解的是，也有少数人中国人，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本应比常人更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却为了呼应西方的阴险目的，不惜使出编造数据和篡改历史事实等为学界所不耻的手法，替西方推波助澜；更有甚者颠倒黑白，把罕见的自然灾害说成是什么“风调雨顺的三年”。
对于综合国力甚微、又遭到外国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人口的损失说到底是由于粮食的损失，而损失的粮食之中，当然既含有“天灾”的因素也含有“人祸”的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关系确非易事。过去一些非难“大跃进”的论作夸大“人祸”因素，在手法上把个别和局部的、哪个社会里都存在的阴暗面加以搜罗并堆砌到文章中去；在罗列统计数字方面这些人更是深得“大跃进”中某些地区“刮浮夸风”，搞“高指标”和“高估产”的精髓。然而透过数字进行合乎逻辑的计量分析，这些人总显得无能为力：很简单，这些人的目的不过是搅起一潭历史的浑水，从中渔某种利益罢了。
四．近年来的异常气象下研究天灾与粮食减产关系的意义
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发生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尤其1999年以来又是三年连续大旱，其中2000年在程度上已略超过1960年，对我国农业带来了严重威胁，粮食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关心和注意，研究历史上的粮食减产与天灾因素再次成为农业的紧迫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以粮食减产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天灾”和“人祸”因素、并对两者间关系作出计量考察的首推陈东林先生（“‘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天灾’、‘人祸’关系的计量历史考察”，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陈先生的思考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他得出的有关“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的结论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在事实上否定了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流行说法。另一方面笔者注意到，陈先生对于三年期间因灾减产的粮食估计偏低，为888.8亿公斤。偏低的原因是由于只有1959年一年的有关数据，对于农业受灾减产现在也缺乏通用和成熟的估算方法。因为三年期间各年的灾情是有差异的，靠1959年的两个数据算出来的结果便显得比较粗糙。
本文不讨论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与人口损失的关系，根据德斐（delphi）先生的计量考察，我国在1957年～1981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不论是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还是外国学者如 J. Banister 所做的推算，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因为数据的本身缺乏起码的协调性和相合性。本文的目的是尝试在陈文的基础上，采用两种可以互相对照的计算方法来估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灾减产的粮食数量。第一种方法是基于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1994年提出的用来解释和预测全国粮食产量的一个回归模型，据此得出在化肥施用量、受灾面积、农机总动力和粮食收购平价诸因素共同作用下、三年因灾减产的粮食总量为1349亿公斤，是陈文的1.52倍，并占三年实际减产（以1958年为基准）1390亿公斤的97％。第二种方法来源自任兵雪和高培琦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灾害发生率与单位面积减产量间的关系，据此得出三年因灾减产1359亿公斤，与第一种方法的结果十分接近。根据这两个结果并折算其他因素，本文得出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九分天灾、一分人祸”的结论。
在本文的其他部分对“人祸”因素作独自的考察，并驳斥某些流行的说法。对于所谓“高征购引起人口损失”的说法，本文进一步使用全国25省、区（除西藏、台湾和京、津、沪外）的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全国范围而言，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与粮食征购之间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对于 “人祸”因素的分析，本文着重考察了三年期间粮食的供应和调拨方面，指出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包干、差额调拨”以及地方政府的粮食保护主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拨粮食的困难。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三年期间农副产品通过集市贸易和国家收购两个渠道流通时的价格与数量变动情况，指出实际上部分农民手中有粮，他们卖到集市贸易市场上去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食等）数量是卖给国家的1.01～1.5倍。天灾、粮食调拨困难、部分农民拒售余粮给国家，是造成少数重灾区缺粮甚至短期断粮的主要原因。
五．九分天灾 －－ 回归法
1959、1960、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粮食产量分别是1700、1435、1475亿公斤。与1957年的1951亿公斤相比，三年共减产粮食1242亿公斤；与1958年的2000亿公斤相比，共减产1390亿公斤。表2列出了1957～1962年间各年的粮食总产量、粮食购销量以及农村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从表中看出，这三年全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58年分别下降了63.1，74.4和57.4公斤。
表２：1957年～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销购情况 (单位：亿公斤，人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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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全国总人口（万人）　 粮食　　　　　国家收购　　 　收购后农村　返销农村　 净收购　农村人均
年份　 合计　 市镇　 乡村　 总产量　合计　收购率％　人均　 人均留粮　合计　人均　　率％　　拥有
－－－－－－－－－－－－－－－－－－－－－－－－－－－－－－－－－－－－－－－
1957　64653　 9949　54704　　1951　　480.4　 24.6　 87.8　　268.7　 141.7　25.9　 17.4　　294.6
1958　65994　10721　55273　　2000　　587.6　 29.4　106.3　　255.5　 170.4　30.8　 20.9　　286.4
1959　67207　12371　54836　　1700　　674.1　 39.7　122.9　　187.1　 198.4　36.2　 28.0　　223.3
1960　66207　13073　53134　　1435　　510.6　 35.6　 96.1　　174.0　 201.7　38.0　 21.5　　211.9
1961　65859　12707　53152　　1475　　404.7　 27.4　 76.1　　201.4　 146.7　27.6　 17.5　　229.0
1962　67295　11659　55636　　1600　　381.5　 23.8　 68.6　　219.0　 124.3　22.3　 16.1　　241.4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编制。
现在的问题是，减产的这1242亿公斤或1390亿公斤当中，究竟有几分属于“天灾”（自然灾害），又有几分属于“人祸”（政策失误）。
（一）常系数法
陈东林先生根据1959年中、因旱灾和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的统计数字算出一个比例常数，以此来估算1959～1961年整个三年之中因灾损失的粮食总数。这个比重是68.8%，它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1995年）中提供的数字得出的。《灾情报告》（第67、6页）中提到，“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260亿公斤与378亿公斤作比，结果是68.8%。
由这个比重，陈先生计算出“三年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进而指出“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 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
在得出全部的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之后，陈先生把它和以1957年为基准的粮食减产总量（1242亿公斤）作比，由此发现了在损失的粮食中， “天灾”（自然灾害）和“人祸”（政策失误）的比例为7.2：2.8。他说：“本文暂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粮食产量为正常产量标准进行比较（1958年数字不确实），这三年共减产粮食数量（B）为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根据前面计算出的结果，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为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引起的减产（C），…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导致减产的比例列为公式（一）：　A ： C ： B＝71.6% ： 28.4% ：100%。”
在考察了若干附加因素之后，陈先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灾与人祸的分野，大致在“7.2：2.8”到“5.4：4.6”之间。这里隐含的结论就是：对于我国三年期间所发生的经济困难，天灾因素大于人祸因素。陈先生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因素（如苏联逼债），因难以定量化，暂时被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陈文史据翔实，论理严密，气势宏大而又相当精到，非常具有说服力。陈先生的计量方法开了这方面的先河，对于避免历来从抽象到抽象、似是实非的流弊，很有意义。
常系数法固然是一种可以凭信的方法，也基本符合陈文所提到的专家看法，即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一般为50～60%的比例（王劲峰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1997年）。但由于各年灾情不尽相同，特别是后两年（1960，1961）的受灾面积大大超过了1959年，且伴有大面积水灾的发生（按发生率计算单位面积上的水灾损失比旱灾大2/3）。常系数法无法反映这些细微差别和年间的变化，也无法联系当时的生产条件，因此结果就显得比较粗糙。
（二）回归模型法
作为常系数法的补充，笔者这里尝试采用一种基于因子回归模型，加以变型来估计因灾粮食减产。“中华粮网”上登载了这种方法（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中国粮食供需平衡问题研究》，1994，http://www.cngrain.com）。他们运用1978～1993年的数据，选取五个影响粮食产量的因子作为自变量来建立全国粮食年总产量（Y）的回归预测模型。这五个因子是：化肥施用量（X1）、受灾面积（X2）、粮食播种面积（X3）、农机总动力（X4）和国家粮食收购混合平均价（X5），所建立的模型如下
（１）　Y ＝ 0.58464*X1－0.19864*X2＋0.01701*X3＋0.07639*X4－1922.264*X5，
Y的单位是亿公斤。这个“模型的复相关系数达0.9793，Ｆ检验通过，回归系数检验效果很好。从统计检验看，模型拟合度很高。”1994年使用这个模型预测了200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4959.6亿公斤，与实际发生的4622亿公斤的误差为6.7％，误差主要来源于当初在决定因变量数值时，对受灾面积有所低估和对播种面积有所高估。当Ｙ被用做已知各因素值的解释变量而不是予测量的时候，误差显著降低。表３中列出了模型（１）对某些典型年份的全国粮食产量的解释结果，实际产量也列出供比较。
（三）用回归模型来估算因灾粮食减产
现在考虑如何应用上面的回归模型来估计因天灾造成的粮食减产。所谓当年的粮食减产，就是上年（或某一年）对当年的粮食减产之差，这可以通过对回归方程（１）和（２）作差分来求得。我们的目标是求因灾减产，因此，首先必须区分，在影响粮食产量的五个因子中，哪些因子与天灾有关，而哪些则无关。
１．化肥施用量X1、农机总动力X4：这是抗拒自然灾害的要素。在50年代水准尚低，对于粮食产量的贡献不到5％。
２．受灾面积X2：承受自然灾害，是降低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约占(－70％)。
３．粮食价格X5：受年成的好坏而上下波动。丰年卖粮难，粮价下跌；歉年买粮难，粮价上涨，如1961年粮价比1960年上涨70％，因此一般与粮食产量成反比例关系。当然有时它反映人为政策干预，例如1979年比1978年提价了30％。但在我们所考察的三年期间（1959年＝100，1960 年＝101.9，1961年＝171.2），粮价的波动则主要是由于天灾所造成，与受灾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粮价占粮食产量的份额从(－14％)到 (－30％)。
４．播种面积X3：是粮食产量的主要贡献部分，占180％左右。这个量与自然灾害无关，因其中受灾的部分已经计入受灾面积中去了。
由于模型是线形的，满足迭加原理，因此对于不起作用的因子可直接消去不计。这样，除去X3，在其他4个与天灾有关的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得到适用于表3上段（1957～1965年）各年份的因灾粮食减产公式为，
（３）　△Y ＝ 0.78（0.58464*△X1－0.19864*△X2＋0.07639*△X4－1922.264*△X5）
其中△X＝某年－本年，代表因子X的值在两年中的变化量，△Y代表某年与本年的粮食产量之差，即减产量。为使结果简洁起见，这里主要以1958年为基准：一方面这是因为年份相接，求差分时得到的结果更为可靠；另一方面则是对于58年三年期间的减产粮食数量更多（1390亿公斤），因为58年粮食产量高于57年，对于比较可增加公信力。现以1958年为基准，将上述“△X＝某年－本年”中的某年固定为1958年，再将表3中各有关因子的值代入方程（3），便得出如表4所示的三年期间各年因自然灾害所减少的粮食产量。
表4：1959～1961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产量：基于差分模型（３）　　　　　　　　　　　　　　（单位：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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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算　实际　因自然灾害　化肥施用　受灾面积　农机总动　粮食收购　 旱灾面积　 因旱灾比　 因自然灾害
年份　　　产量　产量　比58年减产　 量占％　　占％　 力占％　　平价占％　（万公顷） 58年减产　 比57年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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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00　2000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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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1463　1700　　206.7　　　 0.18　　102.49　　-3.92　　　 1.26　　　3381　　　　172 　 　　223.8
1960　　　1359　1435　　522.1　　　-1.01　　102.38　　-3.10　　　 1.74　　　3813　　　　232 　　 　539.2
1961　　　1195　1475　　619.8　　　 0.72　　 76.98　　-3.92　　　26.23　　　3785　　　　383 　 　　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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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减产　1683　4610　 1349　平均 -0.04　　 93.95　　-3.65　　　 9.74　　三年合计　　　787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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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合计减产中，“计算产量”和“实际产量”两栏是指相对于1958年的减产合计，“自然灾害比58年减产”一栏中则是指三年的合计。
根据表４，我们初步得出下面的结论：
１．与1958年相比，三年期间因各种天灾共减产粮食1349亿公斤，计及(+/-)10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得到，90％置信水平下的减产粮食范围为1240～1457亿公斤。
２．上述因灾减产占（以58年为基准）实际减产1390亿公斤的比例范围是0.89：1 ～ 1.05：1，标称比例是0.97：1（＝1349/1390）。考虑到模型误差，如果按下限来计量，那么初步的结论就是：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造成我国粮食减产1390亿公斤的各种因素之中， “天灾”因素约占九成（1250亿公斤），其余一成（140亿公斤）可 视做由“人祸”因素所引起。
３．表中与天灾相关联的各项因子（X）中，化肥施用量和农机总动力这两项合起来只占-3.5％（负号表示遏制粮食减产）。这个比例到了80年代变为-150％，成为保障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与1980年相比，81到90年间大部分年份受灾较轻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差别从另一个视点证明了，1959 年代末期，我国农业的抗灾水平确实十分低下，与1980年以后完全不能比拟。
４．受灾面积之大在各因子中占到+94％左右（正号表示带来粮食减产），是引起减产的最主要的因素。粮食收购价格与之相关连而上扬，这一点在1961年特别明显。三年平均，粮价因素占+10％。
５．“因旱减产”一栏同样是根据模型（３），把表３中的“受灾面积”换成表４中的“旱灾受灾面积”而得到，作为参考列出。三年总计因旱减产787 亿公斤，高于公布的实际减产611.5亿公斤。计及(+/-)108.6亿公斤的置信区间，则因旱减产占全部因灾减产的50～65％，符合历来对此的估计范围。
６．观察表４，算出产量与实际产量相比，误差大的共有三处：1958年，1959年和1961年；都是算出产量低，而实际产量高，表明部分粮食减产得到了抵御和挽回。
解释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1958年的算出产量偏低，是由于年景差于上年，而这一年成立了人民公社；1959年低，是由于该年的受灾程度又比 1958年激增；至于1961年的低，是由于连续三年灾害的累积打击力度，通过受灾面积总量以及粮价高腾反映到了粮食产量上所致。考虑到模型（３）反映的主要是近20年来分散经营制度之下、一个相对平庸时代的规律；它无法反映出人的因素，特别是无法反映大跃进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所焕发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力量。正是这样的精神和力量变化成为物质，从而部分抵御和挽回了本来难以避免的粮食损失。
有关“人祸”因素部分，陈东林先生认为，三年中多征购的粮食应该加到三年的减产总数上去，换句话说，由于高出1957年的征购水平进行高收购，减少了本应留在农村的粮食。这是从农村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说是对的。多收购的部分，按1957年17.4％和1958年20.9％的净收购率来进行计算，分别是240.5亿公斤和79.2亿公斤。笔者认为，多收购的部分应以1958年为基准来考虑，主要因为1959年经过58年的大跃进，与57年的情况已经有很多不同：一是工业总产值在58年比57年增长54.8％的基础上继续跃进，增长了36.1％；二是吃供应粮的市镇人口多了起来，增加了1.8个百分点；三是由于农业受灾，省间差额调拨量必然大大增加。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应该说1959年的粮食净收购率并不高。
此外，陈先生还认为如果遵循“灾年少征”的原则，三年期间的净征购率还应该再低，分别降到15.3%、12.88%、13.2%。这在道理上是对的。笔者不能苟同的是，即使只保证全国人民吃饭（假定不进口粮食并使其他行业瘫痪），净征购率也有其最低的下限，这就是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三年分别是18.4％，19.7％和19.3％。因此，陈先生按“灾年少征”原则算出的那部分“人祸”（三年共计402.7亿公斤）在实际上是很难成立的。有关“高征购”的问题，笔者在后面还要详细谈到。
综上，我们利用国家计委农经司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回归估计模型，结合三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条件和逐年的变化，得出了三年期间由特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在总粮食减产中占九成的结果。根据这个结果，笔者得出初步的结论：在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各因素中，“天灾”因素占九成，其余一成为“人祸”因素。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考察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也是由农业专家所提供的方法，来与本节的结果作对照，以提高结论的置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