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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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学勤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识读
---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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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强 金鑫 刘文传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王表年表类似一种“非高斯性”计量。人类古文明研究可以说已进入“精确研究”的时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2007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他进一步把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和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作的大致对比，在“5•12”大地震毁灭北川城之前，这种对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识读，迎接了国家开创的第二轮“盘古文明”万年史的曙光。
关键词：中华古文明、王表年表、非高斯性
一、信与不信之间
从堰塞湖到盆塞海的中华远古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民间已经进行了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直到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造成了绵阳市唐家山等30多处堰塞湖的事实，才使“堰塞湖”这个百年不起眼的字眼，不到半个月间就传遍大江南北、响彻五湖四海。何拔儒先生立足于大震与抗震这种中华民族少有的遭遇和处境、少有的坚强和奋起，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盆塞海远古联合国史的猜想和破译了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等工作。到今天气壮山河的5•12四川大地震百日抗震救灾的实践，有网友回应何先生的启示说：“中华古史年表确实值得探究；古蜀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围坪的海啸遗迹很有意思；古扬子海盆塞海溃坝形成长江中下游文明，为以后中华民族的繁衍铺设了发展舞台；研究也初露端倪。”
1、中华海洋文明起源于何时？
1）盘古王表和龙凤文化经济
１９０２年何拔儒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１９０６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６３９０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１、盘古；２、天皇；３、地皇，４、人皇，５、五龙纪，６、摄提纪，７、合雒纪，８、连通纪，９、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０－５７７０年：１、巨灵氏，２、句疆氏，３、谯明氏，４、涿光氏，５、钩陈氏，６、黄神氏，７、巨神氏，８、犁灵氏，９、大隗氏，１０、鬼隗氏，１１、掩兹氏，１２、泰逢氏，１３、冉相氏，１４、盖盈氏，１５、大敦氏，１６、云阳氏，１７、巫常氏，１８、泰壹氏，１９、空桑氏，２０、神民氏，２１、倚帝氏，２２、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５０７０年：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１、仓帝史皇氏，２、柏皇氏（共２０代），３、中皇氏（共４代），４、大庭炎帝氏（共５代），５、粟陆氏（共５代），６、昆仑氏（共１１代），７、西陵氏（共５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３１５０－２２３０年：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２２３０－２０７０年：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２０７０－１６００年：１、禹，２、启，３、太康，４、仲康，５、相，６、少康，７、予，８、槐，９、芒，１０、泄，１１、不降，１２、扃；１３、廑，１４、孔甲，１５、皋，１６、发，１７、癸。
从以上“盘古王表年表”看，何拔儒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中华海洋文明，何拔儒还提出了龙凤文化经济猜想。
他说：从凤联系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
2）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
何拔儒当然知道自己是“独孤求败”。他说，他不可舍弃或遗忘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海啸大围坪地貌”这种形成于第二个内海期的遗迹凭据，它们不是新构造运动和暴风雨，以及人力所能作为，而联系着民族的大灾大难；他的结论只是一种祭奠。这如果是历史，那么拿什么来祭奠？当人们能够拥有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认识，才能拥有获得力量的方向；人类之所以文明，人性之所以伟大，是在灾后千年、万年是否真的不曾忘却！
对此有人说，何拔儒的这些研究，人们可以不信、人们可以遗忘---无数死者的离去，在淹灭中失去应有的价值；无数生者的茫然，在坚持中失去应有的方向，但不是遗忘使人坚强，而是事实使人有力量---今后四川盆地哪怕是一次大地震发生堰塞湖一样微不足道的教训，也都必然足以使灾难不仅仅成为灾难，而是能从中让中华民族的灵魂得到激励、洗礼与启迪---当灾难尚未被反思并且铭记，则灾难仍未能认识，灾难的后果比灾难本身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是在这种“遗忘”中崛起的吗？我们来看这些主流研究。有人说如果中国有海洋文明，也是海洋农业文明；而区别于的西方海洋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但也有人反驳说，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明。而这两类观点虽然都认为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但具体道来都是把海洋文明起源定在秦汉或更后的明代。
（1）有人说，海洋文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形态。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明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明的成份。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明。如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
（2）有人说，南宋时由于定都南方，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代开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有：“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有人支持说，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所以早在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明，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明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著作中就有：“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4）有人说，中国海洋文明走向衰落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不对。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所以中国海洋文明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
（5）中国海洋文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对海洋投入的关注。1995年10月有领导人视察海军部队时讲：“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发展海洋文明，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明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2、从孟席斯到何拔儒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903年至1906年作为绵阳市历史上第一个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与黄兴、张澜、陈润霖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后来黄兴领导国民革命，张澜领导四川保路运动，陈润霖是把毛泽东招收进长沙第四（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人物。由于盐亭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过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何拔儒学贯中西，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
何拔儒在20世纪初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定到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由于时间久远，人们不相信，可以理解；其次四川盆塞海干涸已不复存在，人们不相信，也可以理解。但21世纪初又出了一位类似的“何拔儒”，他把中华海洋文明顶峰的具体时间定在1421---1446年，朝代具体定在明朝，人物具体定在郑和身上。他宣称，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础。所以是中国人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也是中国人郑和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探险者郑和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不只最先发现美洲大陆，还启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甚至一度把美国当成殖民地统治，且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他的证据是，数百年前第一名走进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印地安部落的白人，曾看到村长的帐篷里有一个美丽的中国漆木盒。村长说送他这个木盒的“中国国王”，就住在山的另一边。有人曾在被指为“中国国王”居住的地方，挖出一枚刻有“大明宣德委赐”六字的令牌。他相信只有郑和或相同级别的使节，才能获得皇上赐予这类令牌。买下这枚令牌的美国华裔李兆良，2005年6月让令牌首次亮相，为孟席斯的中国殖民美国论作证。 他的主要论点还有，郑和的船队曾在1434年航抵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同罗马教皇会面。中国代表团当时把一幅世界地图送给教皇，并同意大利人分享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里所记载的种种中国科学发明。地图辗转落入哥伦布等早期欧洲航海家手中，促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而中国人向意大利人介绍的枪炮等机器，则为西方器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达芬奇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器械，即郑和手下的:一支船队: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文化代表团，带来的中国科学、艺术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塑造了文艺复兴运动。但郑和船队的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21世纪初出的这个类似的“何拔儒”，叫孟席斯，1937出生于中国上海，两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离开。15岁他辍学，没有文凭，后跟随父亲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成为英国海军潜水艇的一名指挥官。孟席斯现在是云南大学的荣誉教授。可能是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伟大航海家的崇拜，这位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海军军官、71岁的孟席思，2002年出版了专著《1421:---中国发现美洲》（新出版改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和《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我国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和四川抗震救灾百日祭之际，连同孟席思目前正在酝酿写的第三本书《1446---中国撤离美国殖民地》，成为国内外的媒体炒作的新闻。
孟席斯的书虽然畅销，但批评者说他是“疯子”、“幻想家”。 报道说，尽管孟席斯在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发现了中国帆船的遗骸以及与中国相似的植物群、动物群等。但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史实记录的情况下，单凭地图和海图就说郑和当年到过美洲、澳洲以及南极地区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在2005年5月26日的郑和研讨会上，南京政治学院的陈显泗教授当着孟席斯的面质疑孟席斯：就算是中国人，但又有什么依据能判定，这些中国人就是郑和时期的人，甚至是郑和船队的人？类似的观点还有：欧洲的思想家也经常在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的想法，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至于这些交流是否可归功于郑和，是否中国启发意大利文艺复兴，则还不清楚。
这些不相信的学者，是对明朝1421---1446年的大事记搞得很清楚吗？对郑和的年谱、月谱搞得很清楚吗？都不是。南京大学已过古稀之年的退休教授潘群曾在对记者说，由于种种原因，郑和下西洋的大部分历史史料都已经遗失殆尽。这些资料，在明初时就因为有人反对，后来都被烧毁了---明代中期开始，供职兵部的刘大夏，就私自烧毁全部郑和资料。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很多重要人物的“大字报”早已被当做不合潮流烧毁；50前发生的千万人大炼钢铁，对很多小高炉已当做不合潮流被烧毁。如果真按“田野考古”的要有实证，那真能证明不存在对这些重要人物写过的“大字报”、 不存在搞过大炼钢铁和小高炉的事实。
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孟席斯也有支持者，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即使认为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是好事，也说中国古代由盛而衰的分界线，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强盛的极点---言外之意听起来则是，中国古代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必然结果是国家由富变穷，由稳变乱，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所以如果认真研究六年来国内外各方面学者对孟席斯的不同评论和看法---赞成或基本赞成的、完全不赞成的、部分赞成或需商榷存疑、待考的，包括孟席斯本人，他们的一个相同之处，都遵循一个主流的观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起源到极盛、扬威或扬武，都基于自然大体和平论。对孟席思的书中盛赞中华海洋文明的信与不信，对我国学界历来的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主流观点的信与不信，对何拔儒先生的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的信与不信，历史已走到北京奥运的大喜以及四川大地震近十万同胞罹难的大悲百日祭之时，我们收获的情怀与价值应是：2008年8月，注定要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成熟的年份---当一个民族灵魂在回归的地方，在废墟之上，必将生长起一个民族沉着向上的力量---8月，当中华民族需要从一切光荣与梦想之中，获得骄傲与自信时，也同样需要从一切灾难与毁灭之中，获得坚强与睿智！
这一声春雷是2008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97岁的学贯中西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季羡林老先生时说：“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温总理还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温总理的讲话可以说是５•１２大地震后，统一中国早期文明长度、广度和高度最权威、最完整的解读，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等作出的最权威、最完整的迫切需要的阐释，是对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最新否定。
3、读懂盘古
用“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解读盘古，两千多年人们心目的盘古形象不说自明---盘古不但是中华远古文明起源的第一位抗震救灾气壮山河的伟大祖先人物，而且也含与气壮山河抗震救灾联系在一起的对子孙万代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人们可以不信盘古，但不能不信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不能不信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总结。人们不相信盘古，是盘古传说充满着神说，但“神说”在远古意味什么？在远古“神说”手法类似今天的“突出政治”。 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在意识形态中，人们是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的。例如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授予“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牌子，这两县的盘古民间神说传说故事中，都有类似盘古兄妹在山中劳动，遇到“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人间，忽地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山崩了，地陷下，天塌了，日月失去光明；山摇地动，彤云翻滚，洪水泛滥，天地混为一潭”的景象描述，这意味着什么？这传递着盘古时代发生过大地震，这是比盘古神说内容更可信的信息。但按今天地质学家宣讲的“板块断裂地震说”， 河南桐柏县和泌阳县远离我国板块断裂地震带，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由此推知盘古出生在桐柏、泌阳两县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是怎么回事？
（1）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夏挽群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说，神话故事与历史学不同，历史学强调发生时间、地点的唯一性，而作为民俗学的神话故事，是通过口口相传，通过移民、人际交流传播至各地，然后在某一地域落地生根，村民将传说与当地地形、地貌、人物结合起来，实现神话故事的本土化。基于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有意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泌阳两县共享，后来这两个县都觉得这样不便区分，也不便落实盘古文化保护责任，便按行政区划分别命名，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另用“中国盘古圣地” 的牌子给泌阳。两者只是叫法不同，内涵是一样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故事，全国很多地方都自称是这些故事的发源地，不能简单地说发源地是哪一个地方，只要当地有传说、有故事、有遗迹、有信仰，就应给予承认，而不能像历史学那样强调唯一性。“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命名，其初衷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是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品牌支持。
夏挽群说的是，作为民俗学的传说、故事、遗迹与作为历史学的传说、故事、遗迹，是有区别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对北川羌族自治县给予“禹羌文化研究基地”的授牌，说明中国先秦史学会承认禹生北川有一定的历史成分；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承认桐柏、泌阳两县的盘古民俗传统文化应加大保护力度。这两者是容易统一的。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20世纪初何拔儒发现盘古历史文明与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是伴随在一起的，并破译了夏代大禹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树立的“盘古王表”。这说明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后，主动首先迁移出盆塞海到中原发展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在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立祠或建庙纪念传承。这种情况在后来逼迫迁移出盘古历史文明发源地区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中也存在。
（2）例如有人说，通过大量田野作业的证据，揭示汉代“巨人怀抱伏羲女娲”神像在现代南方瑶、苗、畲、壮和有瑶畲文化背景的汉族客家地区仍有嬗流，与上述地区“盘古、伏羲、女娲”合体神像吻合，“巨人”即盘古。盘古公元一世纪已在河南、山东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一例的确凿年代为公元86年，一些神像可能早至新莽年代。从而推倒了“盘古来源于印度”的说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盘古首见于公元三世纪豫章人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1986年饶宗颐先生发表《盘古图考》，指出汉末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四川益州讲堂石室已有盘古像。饶先生的这一成果，不仅将盘古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公元二世纪末，而且与“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在瑶畲之中，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而古老的源头在东夷”说结合起来，更证实了何拔儒先生的盆塞海汉族起源猜想。
因为“盘古王表”记述，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升华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联合国的“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古联合国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汉族”至今都没变。它和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瑶、苗、畲、壮、羌、彝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相反，他们还可能是“古联合国”的核心群落、部族，而不改类似居“山寨”之古志，才反有今天的“少数民族”现象。
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一是盆塞海干涸前，如据天垣盘古传说，是盘古王退位后，曾带有部分追随者到盆塞海外围南方去作开发，而传承下对盘古的信仰。二是盆塞海干涸后，也许类似先迁出盆塞海到中原桐柏县和泌阳县发展的那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斗转星移，这批主张与时俱进分化形成的新多数杀了回来，逼迫曾分化留下的少数再迁移分散---他们也是坚守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的核心群落、部族---包括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中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使之在各地传承下对的盘古信仰。 （3）有人称“盘古”是在汉代文献中，才出现多起来的远祖人物，所以“盘古”的存在，是受怀疑的。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也只是表明秦汉以后，巴蜀地区才得到中原邦族或邦国政权的有力开发，并不代表秦汉以前的文献，是一种全方位的没有遗漏的文本。怀疑“盘古”，众所周知被说成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辨古史的严肃科学态度，从而能把充塞在古史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扫清道路；但“层累说” 却同时也能反证层累排列的大致的古史“盘古王表”的次序的成立。证明如下：从汉代到现在又已经2200多年，按层累说的分析，到汉朝才排到盘古，那么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华民族的名年官表还应在盘古之前找出一大串伟人领袖，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帝王的传说，却在盘古这里实实在在的中断了。这是否说明，层累说已实实在在地反证出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湖、大海的中心就在盘古，就在盘古“爆动”引发的人类文明大爆炸呢？因此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也只不过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只有成熟之后，才能有效地反馈它的开天辟地史。偏远地方的传说或神话，需要成熟文明的“营养”和“灌注”，才能补充历史的真实。这个过程也许是层累的，但是有机的。其次也说明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读懂了盘古，把他同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联系在一起。
例如盘古神说虽很多，但三国时吴人徐整著的《三五历记》是最早的也是一篇最漂亮的记叙盘古的散文；留下的这篇轶文虽短，但堪称是写盘古的不朽史诗、悠扬的颂歌。徐整讲：“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于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明人周游在《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中的解读是：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执斧，或用斧辟，或以凿开。这分明是把盘古和大地震的山崩地陷景象合在一起。浙江绍兴的民间传说也讲，盘古顶一顶，天高一丈；蹬一蹬，地陷一丈；顶呀，蹬呀，如此一万八千年，天就极高，地就极深，盘古把天和地真正分开了。这是把大地震的灾害和人类抗震救灾的英雄气概又结合在一起了。有人说，从宇宙大爆炸到盘古开天地，人类的历史和宇宙的历史何其相似？但从徐整到现在近两千年来又难于表达，其盘古的神话、故事、古籍往往简洁，没有提供更多详实的史料，难免不留下众多的遗憾。
（4）其实这种“遗憾”，是表明我们还有没读懂盘古的地方。从原始社会人类繁衍到盘古开天辟地创建远古联合国，体现了一种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但也可能又不仅仅是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其实这就是盘古精神。“5•12”未远，当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百日，北川废墟的县城开禁，那些回到破碎家园的幸存者不肯压抑、失声而哭的悲怆，是否可让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仍旧拥有对灾难的记忆？对古史盘古存在信与不信的教育有一丝反思？如果把“盘古精神”简单地纳入历史或传统的老概念，当作“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解释，是把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分割开来，造成的这类炫耀、自信中的迷离。
所以弘扬盘古文明、盘古精神，我们会更加懂得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是不能分割的。“科学”必然涉及自然和认识自然；“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 必然涉及人事和人文关怀。这两者类似两条腿，是缺一不可、是相互支持和制约的。读懂盘古---这位混沌之初的远古祖先，让我们再回味徐整等人的类似散文：传说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宇宙混沌一团就像是一个大鸡蛋。有个叫做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直酣睡了约18000年后醒来，发现周围一团黑暗，盘古张开巨大的手掌向黑暗劈去，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千万年的混沌黑暗被搅动了，其中又轻又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蓝色的天空；而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盘古很怕天地再合拢起来还变成以前的样子，他就用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让自己的身体每天长高一丈，天地也随着他的身体每天增高一丈。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盘古的身体长得有90000里那么长了。可是，盘古也累死了。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浑沌宇宙精灵不死化育而成的盘古先王啊！就这样开辟了天地，化育了万物，演成了乾坤。因而，他被我们古老中华民族的祖先衷心称誉，世世代代一直活在我们中华民族。 二、高斯性与非高斯性
人类古文明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研究，都面对的是一项复杂系统，包含了很多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原理。中国先秦史从走出疑古时代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从高斯性走向非高斯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有人说：“《盘古王表》，记述从盘古王到大禹时代的史表，本刻于四川盐亭天垣盘垭村盘古王表龟碑，相传为大禹在其出生地天垣盘垭村亲立。不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没有一本权威正史记载大禹曾经到过四川。并且，后来发现的三星堆遗址，说明古蜀文化和中原相比似乎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里“权威正史记载”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高斯性”。它真的就完全可信吗？非也。例如他说“没有一本权威正史记载大禹曾经到过四川”，这也是事实。再说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是中国先秦史较权威的正史研究专家，应也算是事实吧？但李学勤先生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大禹未曾到过四川”的言论。2007年7月19日李学勤先生在北川召开的“纪念禹生北川4134周年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新购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须”和2004年在四川云阳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新资料的分析认为：禹生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大禹生在四川，却没有到过四川，可见“没有一本权威的正史”不存在“笑话”。问其道理，我国“没有一本权威的正史”不是“高斯性”的。按照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一书的研究，“高斯性”的本质是“选择性”。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1、复杂程度与非高斯性
高斯性指的是类似数学上的高斯分布。高斯分布也就是正态分布。在平面坐标上定量分析事物必经阶段，是要写出分布函数的数学式子，并能分解化简到平面坐标上用二个变量一步一步地表达。这类曲线典型的类似抛物线。相反，非高斯性就类似平滑直线。这联系我国人类古文明研究，说穿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就类似“抛物线” 分布，属于高斯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古代埃及王表年表等类似“平滑线” 分布，属于非高斯性。“高斯性”的本质之所以是“选择性”， 按照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说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是类似广义集合的概念，涉及复杂性和复杂程度的定义，虽能找到与这种标志值适应的个体数量，但这里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之间的数值关系，一般多成正态分布，所以组成论强调：概率公理没有说高概率的事件必然出现，仅是说概率最高的事件是最容易出现的事件，所以张学文先生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把对复杂程度的计量与高斯性分布函数联系起来，说出了高斯性中国先秦史中不可避免的“选择性”。
从大禹治水到淹没陕西、山西两省的大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是一项“精确研究”，涉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非高斯性的王表年表“分布”，有较“精确”的时间定位，不管这种误差多大，因要自圆其说，其制约性很容易指出其错误，不像高斯性的中国先秦史研究，黄帝既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黄帝一个人可活几百年上千年不是“笑话”。这种高斯性的中国先秦史的古史联系地质时代划分，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高斯性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中石器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把这套方法引进过来，是有进步性的。
但发展了近半个多世纪，这种高斯性的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在现代从时间、地域上都无法进行非高斯性的划分和确认，而且也难准确把握“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历史跃迁的事实。中国古籍《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也。”这类“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实际是古代先民对大地震等类自然灾难现象观察的“神话”式记录，其真实历史的意义可能就象一把钥匙，给我们打开某一次远古历史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尘封的大门。远古世界上哪个国家或者民族有这样多的记录，只有中华民族！现代高斯性学者弄不清楚“天柱折，地维绝”真实的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科学原理和机制，一部分是因为跟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后面绕圈子，不能与时俱进。
《文化漫谈》一书的作者何兆武老先生曾反复说过：“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来的，所以总是片面的。”何先生晚年走出书斋，表达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怀，倡导挖掘民间的历史，有人说是这可以看作他想打破胜利者写历史的努力。盘古及盘古王表的晚出，与汉以后四川等西部版图与胜利者的政权更加紧密，这些地方民间保存的历史得到发掘后，胜利者已较宽容地对待。当然要达到非高斯性的高度，路还漫长，追求一种对盘古精神的刻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步，除了公布的众所周知的成果外，通过反复与民间的历史传承的王表比较，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全部与历史传承的王表相同，没有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文化、父系社会文化等另搞一套王表，或在历史传承的王表中掺杂，而“文化大革命”是有类似想法的。当然不是说历史传承的王表有错不能改，而是说要用历史科学计量的方法来完善历史传承的王表、年表。黄帝一个人不可能活几百年，五帝五个人也不可能执政几百年到千多年。与时俱进，古文明进入了“精确研究”时代，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之后，2007年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积极主张与当代国际历史学界的非高斯性潮流的古代埃及年表接轨。
李学勤先生说的是：根据1994年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写的《古代埃及史》，2001年还经过台湾一位埃及学者的校正，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一般分为前王朝时代、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然后进入了波斯占领和希腊化时期---这也是按埃及古书的记载，其间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第一和第二王朝，按现在的估计，大概是公元前3150到2700年。古王国时期，也就是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是公元前2700到2200年。然后有第一中间期，是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公元前2200到2040年。接着是中王国时代，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二王朝，大概是公元前2133到1785年，其后有一个第二中间期，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是从公元前1785到1552年。接下来是新王国时代，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从公元前1552到1069年，然后有一个第三中间期，是第二十一王朝，从公元前1069到945年。总结起来分成三大段，古王国：公元前2700到2040年，中王国：公元前2133到1552年，新王国：公元前1552到945年。
李学勤先生说，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按古书的记载推算，大约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接着是夏朝，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夏的灭亡、商的开始，我们估计是公元前1600年；商的结束，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现在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性，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700到2040年，如果算上前王朝时期就是公元前3150到2040年，而我们的五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000到2070年，这很接近了。特别是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最后，和夏只差30年。再看中王国时期和夏代对比，中王国时代加第二中间期是公元前2133到1552年，我们是公元前2070到1600年，这个数字只差约50年。然后是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52到1069年，如果加上第三中间期是到公元前945年，而我们的数字是从公元前1600到1046年，数字还是相当接近的。
当然，中国历史学要从几千年的高斯性研究转入非高斯性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王表，由于古史中已经有一个非高斯性的基础，所以困难并不大。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不同了，李学勤先生说：“我们的历史，根据《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即五帝时期；大家传说的炎黄二帝，黄帝就是五帝时期的开始|”。而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与他的夏商周本纪，本身不是非高斯性的而是高斯性的，再按《五帝本纪》套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就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面对的是一项复杂系统，也包含了很多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原理。张学文的最复杂原理对类似高斯分布与幂分布等奥秘的揭示---是曲线波峰在中间的分布，包括波峰偏左或偏右的图像，能对其中的概率论和统计学作统一的处理，这反映了一部分“精确研究”的方法。因为这里即使波峰图像是负的，也可以通过平面坐标的旋转变换，把波峰图像变为是正的；其次，所谓“波峰”，是指用某一等高线去切割，存在有最大值。引进延伸到类似斜线的图像，用某一等高线去切割，也会有最大值，所以张学文的复杂程度的计量公式始终是成立的。反过来用此说明非高斯性，是否类似等权分布、均匀分布呢？即高斯分布是指由大量的微小独立因素引起的现象，它着眼于“大量的小事件”；分形分布着眼于“小量的大事件”，而非高斯性是两者都不是，仅类似一种连续谱的坐标线，或者一种客观存在的排列现象或坐标呢？是这样，这里如果真有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可以在年表上很方便地如实记录下来。所以联系人类古文明历史，类似公历的记年、王朝王位继承者排列的线图，也可以说成类似非高斯性的。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文化、父系社会文化等，穿插一个类似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记录，就会不伦不类。
其实，类似振幅相等的正弦、余弦曲线，也可以看成非高斯性，但为什么类似我国古代的甲子记年，不能成为非高斯性的线图呢？原因一是，它的记年有时有终断，二是它的国际的通用性不强，而且对比公历记年，它重复的周期太多，仍然要用自然数列来标记甲子周期的重复计量。如果把平直线图看成是非高斯性，再反过来把有起点，有高潮，有结束的线图看成是高斯性，那么如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寻找并鉴别与“五帝”或其他传说帝王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如做典型解剖，以验证和判明“五帝”到底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差别的前后相继关系的工作，就类似高斯性了。但其中某些这类局部性工作，也同类似进行的比较深入、细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等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工作，也类似高斯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从事古文明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基本上都搭进高斯性去了，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才有了飞跃的认识。
（1）2000年在四川海峡两岸嫘祖文化研讨会上，蒙默教授作报告认为，嫘祖年代远古，难于说清，盐亭作为旅游开发可以，当真则不可以。蒙默教授说出了部分专家的心里实话。但嫘祖年代涉及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嫘祖的真实说不清楚，打马虎眼，像历朝历代那样过日子，真还有损中华民族的声誉。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古代文明诸类型”，至今仍仅把我国古代从商朝起，才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等四个古代文明并列，而且直言不讳地说：“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繁荣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许说的是一些人为的“事实”，有不少可以反证：
（2）如1993年7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嫘祖研究》一书，盐亭县大量的远古文物得到了保护和发掘。因为以前都是汉代扬雄的观点：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盐亭境内发现的古文物，要么都是秦汉以来的东西，要么无价值被废弃。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董大登等人在烟台山顺天寨古址挖掘出“金二伯铜像”，《绵阳日报》以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给予报道，不想惊动了当时的市里主要领导，在领导人会上被提出来讨论，说在座有清华大学理工科毕业的，在校只听说我国从商朝起才有青铜器，我们的《绵阳日报》说黄帝时代有青铜器，这是不是错的？他这一开口，其余的领导也不便说不同意见，列席的《绵阳日报》总编非常害怕，会场谈冷很久，好在市委宣传部长出来说话：“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才放了过去。总编一回到报社立马找编辑，问到底错了没有？编辑拿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刚等编的《世界简史》，翻开第一章就古埃及“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埃及人已学会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编辑问总编：“埃及人6000年前已学会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中国人5000年前才学会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都错了吗？”。
事情并没有完，后来又有两位成都来的教授说董大登等发掘的青铜像是赝品，也许是假的；而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却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事情真假难便，弄得董大登等人要杀鸡短指发誓没有作假；有人出50万元要买这件“金二伯铜像”，他们也不拿出来了。《绵阳日报》说金二伯铜像是真品，是因为看到该铜器虽然已腐蚀严重，但铸造得比较精致，而我们看到的赝品，虽然完整，但铸工粗糙。
（3）1998年《绵阳日报》刊登考察盐亭县60多处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遗迹情况的报道，其中有一幅目角寨古址残存的一点石头墙照片。一位老师说，这照片是假的，5000年前的石头都烂了，哪里还有残存的石头墙。作者反问老师：“古埃及的金字塔，5000年前的石头在风沙吹打下都没有烂完，难道只有我们中国的石头是软的，任何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石头遗迹都保存不下来？”当今宇宙科学，１５０亿年前的大爆炸后，分分秒秒都能说得清，中华远古史有那么难吗？真如有人说的离了已经闻名于世的史学专家，中国远古史的编著就不行了吗？２４史反司马光之创，不用年表，成为中国千年之痛。今天为此张目的人不少。１９９８年戴维新先生参加四川海峡两岸嫘祖研讨会到盐亭，戴先生与人交谈不同意用嫘祖年谱的方法研究古史。道理也如蒙默先生，年代久远，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谁能搞清楚？戴先生热爱嫘祖，写出《中华第一妃》歌颂嫘祖的长篇小说，在全国公开发行，令人敬佩。但反问“有没有张飞打岳飞”、“有没有一岁的嫘祖同９０岁的黄帝结婚生子”的事？戴先生明白其意后说：实际他写《中华第一妃》，还是参考了《嫘祖研究》一书提供的嫘祖年谱来编故事的，就是心里想反对！目前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嫘祖在盐亭的人中，也都有这种心里，他们很多人主张中国远古史宜粗不宜粗细，言中国远古文明先进“不雅驯”。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从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和高度上作了深刻的阐述，让我们再次领略了它的辉煌。他把古代埃及的年表和中国古代的年表联系起来，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作的大致对比，加强了人们对这种古文明非高斯性研究的印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篇章。
三、关于“三皇五帝”的认识
过去选择的历史和科学线条有缺陷，是所难免。历史学家和科学学家有责任，人们选择了这种有缺陷历史和科学，既有一种是无奈，也有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这种认识来得太迟，也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响应，但它伴随“5•12”，也许可以成为北川大禹研究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还可能成为我国历史和科学研究认识的一个转折点。绵阳市文联冯小涓在《四川文学》总第512期的抗震救灾专号发表的《祭“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一文中说：“地震、垮方、洪水三次袭击这座小城，黄泉路上一波三折，灾难之中雪上加霜。北川，你怎能承受如此浩劫，又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大难呵！”冯小涓说的是：“两万多人的县城啊，仅有几千人逃脱，一万多人永远躺在这里”。“据说，有一处建筑工地，挖好的基地现在成了一个大坟坑，一层一层的尸体摆放在消毒药液中掩埋”。“两天之后，唐家山堰塞湖的滚滚黄水，淹没了这里”。“据北川人讲，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之时，人们就满怀忧虑，直觉中那些高山会崩塌下来”。“曾有人提出县城搬迁思路，但也只停留在思路上”。
当地也有媒体报道，一些在北川作过领导的同志，“5•12”后谈起这件事，心里有愧疚。但也难说全是他们的责任，在北川平武九寨沟一线，1933年和1976年大地震的山体崩塌的遗迹随处可见，且惊心动魄，但却不能让我们的历史和科学的“良心” 惊心动魄，不少历史学家和科学学家看到或听到这些景象，如睜眼瞎一般，历史和科学的“良心” 并没有把“人定胜天”、“英雄气概”的主旋律和我们的历史实际发生的洪水、干旱、地震等大自然灾难的真实情况结合起来；反映有山崩地塌的大地震，在历史和科学，以至延伸社会，被看成了“不雅驯”。这些压在类似北川曾作过领导的同志和群众头上的历史和科学，他们即使有权利，权利变小了；他们即使有嘴巴，嘴巴外没有空气。正如黄帝一个人能活几百年，五帝五个人能执政几百年到千多年，你能说它不是历史？你能说它不是科学？说它对的，能到大学堂，能有科研经费；说它不对的，你就等着。大多数人活不过一百年，有几个能等着？
1、“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首批启动的重点田野考古项目———“新砦遗址聚落布局与内涵研究”，在 “5•12”前已取得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在河南省新密市新砦完整地发掘出一座规模宏大的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筑的遗址。考古所科研人员说，新砦遗址是原始社会末期十分典型的民族聚落中心，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接“龙山时代”，这不是从非高斯性接非高斯性，而是从非高斯性接高斯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先生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共设置了十一个课题，它们是：古文献有关尧舜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礼制的起源及研究成果的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碳十四测年技术研究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铜器冶铸技术及先秦矿冶遗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刻符及早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生态环境评价；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的综合；综合与总结。
如果“预研究”是具体到尧舜禹三个人，具体到这三位先王在约百来年时间的范围，做出成果，做出经验，再作一些调整进行推广和延伸，这种“预研究”的设想还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但四川临水县青年史前考古学者王先胜先生出版的专著《我与探源工程》，却对此有不同意见。王先胜说的也有道理。“五帝”并没有一个铁的共识，从尧舜禹接黄帝，“黄帝”没有得到历史和科学的梳理，何谈“探源工程”？
王先胜指出，王巍先生在2000年3月31日《光明日报》上讲的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这只是一种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习惯提法。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虽然把研究范围放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但不再将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也不再提在龙山时代要探索炎、黄或“五帝”的历史文化，而是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其一，调整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而不再涉及“五帝”中的炎黄、颛顼、帝喾等传说帝王。其二，由于现在无法判定“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否都处于龙山时代，所以对炎黄、“五帝”不作具体的时代限定，也不明确提出要在龙山时代探索炎黄或者“五帝”。
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它不仅是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而且要容纳“五帝”之外的伏羲、神农乃至有巢氏、燧人氏等中国古人所编织的整个古史体系以及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及前仰韶时代。
如果炎黄及颛顼、帝喾乃至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祝融都在龙山时代，那么传统观点将“五帝”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神或族群）、“五帝”大致上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就可以将传说时代的古史体系大致理清。但陷入迷途的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很多帝王的事迹、神迹，都是相似的或大同小异，比如何新先生就认为太昊、伏羲、黄帝、舜、高阳、帝俊、帝喾等都是同一人（神），炎帝、尧、高辛（帝喾）也是同一人（神），“嫘祖”则脱胎于“女娲”。陆思贤先生考证伏羲、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共工、蚩尤、尧等皆起源于立杆测影、天文观测活动。 王先胜的比喻是，如果“五帝”并行是这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历史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没有对古史体系及传说帝王的全面考究、衡量、判别；如果炎黄、颛顼、蚩尤、少昊等等，是在仰韶时代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差一千年、两千年，“预研究”其范围在考古学上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内的龙山时代，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整理也限于尧舜禹，考古学文化怎样与那些相似的传说帝王对号入座呢？这就象采矿：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是在一个大山脉的余脉或支脉开了一个小矿，但是传闻说那大山脉矿藏丰富、可能还有贵重金属；现在开这个小矿当然会积累采矿经验，但是对那大山脉却不作任何勘探，是否真的有矿、蕴藏量如何、走势怎样、采矿的最佳角度和位置可能在哪里，并不知晓也不去理会，那么当这个小矿采掘完毕，怎么能够根据开采这个小矿的经验去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开发那大山脉的实施方案呢？小矿的开采除了积累采矿经验外，与那大山脉的开发是没有多少关系的，目前的“预研究”所设置的研究范围与未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2、王先胜提出要制订涉及龙山时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对所有有关“三皇五帝”的古代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分析，即现在不仅要开小矿、研究尧舜禹时期，而且要对那座大山脉做一些勘探、调查、分析之类的工作。因为判别古人编排的“五帝”到底是一种大体上平行、并列的发展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先后的前后相继关系，这一问题不解决，整个“探源工程”都将是比较盲目的；因在将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进行拟合、配对时，必然出现“公有公说，婆有婆说”的局面。要完成这一工作，必然要对古代文献中所有有关“三皇五帝”、传说帝王的资料及相关研究进行搜集、整理，对整个古史体系进行综合分析、衡量、考察，而不仅仅限于尧、舜、禹或炎黄、“五帝”。当然，“五帝”中的尧舜禹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大，寻找和落实尧、舜、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来说可能性也要大一些。
王先胜主张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及其他传说帝王的拟合、配对，炎、黄的历史文化在仰韶时代，而且它们应该就是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即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二者可能还要上延至学界近年提出并正在讨论的零口文化。我们说，确证炎、黄在仰韶时代而不在龙山时代，说正确，也正确，但没有非高斯性意义。如把远古联合国的“国王”与今天联合国的“秘书长”对应，每一届“秘书长”或“国王”，当个数年或数十年，这是他在“联合国”的供职期。但对一个具体的“秘书长”或“国王”来说，他还有家族，有后代、前辈；有在“联合国”的供职期，还有在“联合国”外的供职期。炎、黄文化没有一个在一届“秘书长”或“国王”位置上的供职期的拟合、配对，所以他的前辈可以在仰韶时代，他的后代也可以在龙山时代，例如今天也还有人称是大禹的后代一样。而且联合国的“秘书长”在联合国任职与在祖国任职也不一样，但王先胜与大多数的炎、黄文化研究，把这些都“粗粒化”了。
3、王先胜说，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人编织出一个“三皇五帝”，有其多种说法：《春秋纬》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为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为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为伏羲、神农、黄帝；《礼纬》为燧人、伏羲、神农。“五帝”《世本》、《大戴礼》、《史记》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王世纪》、《尚书序》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皇王大纪》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道藏》为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尽管各有多种说法，“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里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胜利者有关，即胜利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还是严谨的，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但这也只有高斯性意义。
如果注意到远古联合国有着辽阔的“国土”，众多的民族、族群，在“盘古王表”记述的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选择”是一种“多数规则”决定。正是这种“多数规则”， 对一个在“联合国”供职期内的具体的“秘书长”或“国王”来说，他可以在四川盆地内，也可以在远古联合国辽阔的“国土”的任何地方，就看他是否能在“多数规则”中的当选。而他在“联合国”的供职期之前、以及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后代、前辈，也可以在远古联合国辽阔的“国土”的任何地方。其次，他卸任之后，隔届还可当选远古联合国的“国王”，以及他还可以到远离盆塞海的其他地方去传播这种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创建、担任或受聘这些文明“政权”的国王。所以我们说，类似远离的红山文化，以及靠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至亚洲地区的一些远古遗迹，都可以用，可能是这类传播的传承得到解释。
4、高斯性解释“五帝时代”，排序不固定，《史记》中，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类似是一个线性的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代际关际；而《礼记》、《吕氏春秋.》中，排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这也不完全是以地望分别配对春、夏、秋、冬四季。这种颠三倒四的配对，也含按五行、五方及时代的顺序，如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这类混乱，让龙山文化把它接过去，黄帝的历史是哪种考古学文化呢？王先胜说，黄帝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影响最大、年代最早，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一直将龙山时代视为“五帝时代”，但罕见有人指出和论证炎黄、颛顼等在龙山时代到底可能与哪种考古学文化有关；有人尝试，也会处处碰壁。是这样的吗？
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苏湲，著有《中原考古大发现》4册书---《叩醒商城》、《殷墟之谜》、《楚墓凝云》、《龙门佛光》，主编《苏金伞诗文集》，200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又同时出版她的两本书《黄帝时代》和《华夏城邦》，可见成果甚丰。
《黄帝时代》集中报道了我国史前考古新的收获。《华夏城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运用各种手段，证明夏、商王朝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过程，其中集中报道了偃师二里头夏墟及偃师早期商城的重要考古收获。这两本书及作者所著丛书《中原考古大发现》，一并由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已制作成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使之让那些已经湮没地下的文明遗产在当今复活，以揭示中国历史上披着神话外衣的黄帝、伏羲、大禹等，是否确有其人。
苏湲研究员是勤奋的、刻苦的。但由于是在“5•12”大地震前完成的著作，苏湲的“远古的叩问”，也还难预见、“追逐时代的节拍”---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的高度。但这不是苏湲的“过错”---探索者的脚步要迈入非高斯性，同行们也都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5、也许苏湲研究员可以反过来问王先胜先生，你的“黄帝王表年表”能有不可撼动的考古证明吗？这里可以总结王先胜的回答也许是：我国近年来学术界将炎黄与蚩尤并称为三祖，古代文献和传说资料记载炎黄蚩之间也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并具体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炎黄蚩战争传说是探索和寻找炎黄蚩历史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关于炎黄蚩之间的战争，按《逸周书》的说法是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按《史记》却说黄帝与炎帝之战在前，黄帝擒杀蚩尤在后。王先胜结合考古材料分析认为，两说当以《逸周书》为是，即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
（1）具体是，半坡类型前期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墓地的多人二次葬，就为黄帝杀蚩尤所致，其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系蚩尤族人抢得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陕晋豫交界一带）逃到西水坡下葬所致。半坡类型后期（或称史家类型）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的多人二次葬，即为炎黄之战所致，其年代距今6400年-6000年。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以往考古学家都是从母系父系、血亲关系或者风俗习惯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的，但这些解释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或者考古现象与解释理论相悖，或者是不释之释。姜寨二期已鉴定的2087具人骨，已被判明的成年男女有1853具，其中男性1170具，女性683具，男女之比大约2:1。渭南史家的情况与姜寨二期大体一致。元君庙人骨性别鉴定虽然不全，但元君庙墓地出土人骨266具，已鉴定了性别的成人157具，其中男性93具，女性64具，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且差异较大，比例约为3:2。
（2）王先胜这里判别炎黄年代，以及如何验证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蚩之战？简单理由是：
1）朱乃诚先生分析元君庙墓地，各个完整的墓组大体是同时形成的，其中M417墓组有41具人骨，可分属6个不同的“辈份计算”，形成M417墓组的时间大约是120年，因此形成该墓地的时间大约也是120年。王先胜按朱乃诚的简单类推，姜寨二期M205埋85人、M358埋84人，这两个墓大约需要240年才能形成。二次葬又叫洗骨葬，这么多人埋葬在一起，根据民族志、氏族说、血亲说的葬俗，M205、M358中的人骨必然存在血亲关系；它是将死人尸体停放在一个地方，等肉体腐烂后再收骨正式埋葬。这里的历史计量学是：
元君庙M417墓组41位死者，如果第一位死后要等上120年才能下葬，姜寨M358仅第一层就有45人，应该是同一时间下葬。还不说同一墓穴达80多人，需240年；到最后一位死者死亡时，已有几十具尸体、尸骨停放了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原始人类不可能有房屋来停放这几十具尸骨，也不可能将死人长时间放在居室内外，因为尸体腐烂之后必然腐臭不堪，所以它们只能被停放在离村落较远的野外。但是停放在野外，几十具尸骨几十年、上百年，怎么能保证它们不发生错乱以至丢失呢？仅仅是野兽出没、风雨泥流都会破坏这种人类行为和规则，那又怎么对得起祖先呢？亲骨肉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呢？再说，这样积聚尸骨要百多年才集中葬一次，那之前的若干代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亲人而言，采取的岂不都是一次葬甚至不葬，很多人一生不仅没有对父母辈进行二次葬，就是他自己死后也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才能享受二次葬进入鬼魂世界，这就是多人二次葬血亲说面临的悖论。
2）张楷生先生认为，多人二次葬可能经过多次洗骨，即先将死者进行一次土葬，待肉体腐烂后再进行第二次埋葬即葬骨，这样可能存在多次迁葬的情况。这种说法虽然避免了停尸野外必然会遭遇的麻烦和悖论，但它仍然避免不了最后一次合葬前的若干代人、绝大多数人一生面临的仍然是亲人的一次葬，这些人又如何能够安宁呢？如果死一个人在野外埋一两年，再迁入公共墓地，那象姜寨二期M205、M358，一墓埋80多人，一层埋40多人，在百年、数百年内岂不要数十次地打开同一墓穴同一层位或者大部分尸骨都得在公共墓地、墓穴之外反复迁葬、聚合，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迁葬才有个止歇？其次既然有公共墓地，为何要在公共墓地之外反复迁葬？总之各种情形都显得非常乖张、怪异，而且没有考古依据。
3）金则恭先生认为，渭南史家墓地的情况不大正常，几十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中，绝大多数的异性合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所以整个墓地600多名成人中，男女比例为二比一，相差过于悬殊。由于史家墓地基本上都是二次葬，因而不能断言这种差别就真实地反映出该氏族性别构成的情况。姜寨二期总共所得2000余具人骨，史家墓地总共所得730具人骨，所以这个性别鉴定完整地反映了这两处多人二次葬墓地男女性别，特别是成年男女的性别构成情况。
4）严文明先生认为，半坡类型时代女性随葬品平均数量多于男性，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母系，又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父系，还有一些学者用之于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其实，无论母系、父系还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都无法解释多人二次葬这种男女性别构成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总体上是一种2:1的趋势。那么是不是女性在当时不受重视、不能回归本氏族安葬或者当时有弃杀女婴致使男女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产生呢？肯定不是，因为：半坡、姜寨、元君庙等遗址，都有厚葬女孩的现象，如半坡M152、姜寨M7、元君庙M420，这些都是女性厚葬的典型例子，被一些考古家用于论证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女性地位高于男性。
5）杜正胜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等等墓葬作了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证明女性随葬品多于男性是片面的观察和认识，也说明当时不存在虐待女性、女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普遍存在男女老幼合葬的现象，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不让本氏族或家族的女性成员归葬的习俗，无论父系、母系，都不存在本氏族只葬男性或只葬女性的习俗，也并没有发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多人二次葬墓地。由此将多人二次葬墓地与同时代的非多人二次葬墓地作一个比较：南郑县龙岗寺墓地423座墓出土人骨除婴儿17具外，计415具，已鉴定性别者275具，其中男性126具，女性149具。男女两性既不见女性比男性少，也不见女性比男性多到反常的程度，而是大体上平衡。其次姜寨二期那2087具人骨，按年龄段划分其人数和性别构成情况表现为：壮年共1534具，其中男性1009具，女性525具；老年共82具，其中男性57具，女性25具；青年共239具，其中男性104具，女性135具。“在青年段女性尚多于男性”，可见并不存在女性地位低下、虐杀女婴以及女性成员不能归葬氏族墓地的情况。
6）王先胜当然也说，这些有关的计算和统计，可能有一点问题，如老年段的年龄起止标准是56岁以上，80人的平均亡龄也是56岁，不可能80人都是活到56岁死亡。不过对“战争死亡论”的讨论并无大碍。因为即是说老年、中年一起其起止年龄大致为24—56岁，这种年龄正是男人身强力壮、可以打仗的年龄，所以男性与女性相比成倍地死亡是不奇怪的。而在13—23岁这个年龄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只是孩子，在面临战争、战斗的情况下只有回避、逃跑，而女孩无论在体力、胆量上都比不过男孩，所以女孩的死亡大于男孩也是不奇怪的。所以姜寨二期死亡人口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构成，几乎完美地为我们描绘出6000多年前那场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惊人场面，古人用“血流漂杵”形容不为无因。
王先胜说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可从四十个方面联系“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而彻底验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到底是不是战争原因所致，比较简洁的办法就是对如元君庙有一坑葬25人，史家墓地有一坑葬51人，姜寨二期M205葬82人、M358葬84人的那些葬人特多的墓葬尸骨的年代，进行检测；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呈线性分布，其跨度达到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两、三百年，那么它与战争无关；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大体一致，说明是同时死亡，只能为战争所致。
7）王先胜由此得出结论，只能从战争的角度看，整个多人二次葬都是因战争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埋或不埋，多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后人搜捡尸骨集中埋葬所致，才可以解释这时能够区分同一氏族、家族者区分之，不能区分者也没法，这就是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严谨中又存在混乱的根本原因。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从战争的角度去看之所以一目了然，因为战争、打斗是男人的事业，男性死亡远远多于女性是必然现象。姜寨二期的情况如将中年期、壮年期合并为中年期，各年龄段人数构成和年龄起止标准为：老年（56岁以上）80人；中年（24—55岁）1517人；青年（13—23岁）238人。为什么2000余具人骨中，老年段和中年（壮年)段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青年段女性却略多于男性？这个问题从战争的角度去看，是一目了然。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能力的单位、部门试验一下，这件事也一目了然。
6、我们先不说王先胜先生的“炎黄蚩战争死亡论”正不正确。我们只说王先胜先生及他列举的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学者，以及其他父系、母系社会分析等学者，他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同苏湲研究员一样，也都是在“5•12”大地震前完成的，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父系社会时代等高斯性观念，铸锭了人们的思维，对此他们都是勤奋的，刻苦的、认真的。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观念，姗姗来迟，这不是时代的“错”，也不是人们的“错”。同样，宇宙进程中的大地震等自然现象，也无所谓好与坏；它们不以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以人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人类之前，它们已经存在了数亿年。如果王先胜先生是亲身经历冯小涓在2008年8月《四川文学》上说的那个“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的志愿者，他一定会醒悟他前面列举的“战争合葬”等逻辑分析还有缺环。当然冯小涓也在发问：大地震的大灾难是否也类似“战争”？
那么如果是这类“战争”， 王先胜先生提供了一个可检查的时间：华县元君庙墓地其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其年代距今6400年-6000年。根据《盘古王表》对照，是在其中的“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这与女娲氏时代中华民族遇到的大地震串的时间、地址大致相合。也许王先胜、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学者，他们正在用以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父系社会时代等高斯性排除，才能逼近对“盘古文明”存在认识的逻辑证明方法，只是还没有完全逼近、完全排除，“5•12”大地震就到了。
“5•12”大地震中华民族英勇抗震救灾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党中央、国务院，攻坚克难，续写“盘古精神”，在第一轮原始“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万年史之间，托起第二轮走向现代化“盘古文明”的万年史之梦。重温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经过“5•12”大地震洗礼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良心”不会泯灭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他们一定会想法助国家开创托起第二轮走向现代化“盘古文明”的万年史之梦。
“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早在这之前的不到十个月，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的李学勤先生，就曾赶到这里，作了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的识读；回到北京，又立马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作了同样的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的识读。王先胜先生及其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无数学者，是会跟上脚歩，穿越灾难，迎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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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之间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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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强 金鑫 刘文传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王表年表类似一种“非高斯性”计量。人类古文明研究可以说已进入“精确研究”的时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2007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演讲，他进一步把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和中国古代的王表年表联系起来，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作的大致对比，在“5•12”大地震毁灭北川城之前，这种对中华古文明的非高斯性识读，迎接了国家开创的第二轮“盘古文明”万年史的曙光。
关键词：中华古文明、王表年表、非高斯性
一、信与不信之间
从堰塞湖到盆塞海的中华远古文明史的研究，在中国民间已经进行了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直到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造成了绵阳市唐家山等30多处堰塞湖的事实，才使“堰塞湖”这个百年不起眼的字眼，不到半个月间就传遍大江南北、响彻五湖四海。何拔儒先生立足于大震与抗震这种中华民族少有的遭遇和处境、少有的坚强和奋起，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盆塞海远古联合国史的猜想和破译了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等工作。到今天气壮山河的5•12四川大地震百日抗震救灾的实践，有网友回应何先生的启示说：“中华古史年表确实值得探究；古蜀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围坪的海啸遗迹很有意思；古扬子海盆塞海溃坝形成长江中下游文明，为以后中华民族的繁衍铺设了发展舞台；研究也初露端倪。”
1、中华海洋文明起源于何时？
1）盘古王表和龙凤文化经济
１９０２年何拔儒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１９０６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并且补上了夏代大禹后的列朝君王。今天这个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８０００－６３９０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６３９０－６２１０年：１、盘古；２、天皇；３、地皇，４、人皇，５、五龙纪，６、摄提纪，７、合雒纪，８、连通纪，９、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０－５７７０年：１、巨灵氏，２、句疆氏，３、谯明氏，４、涿光氏，５、钩陈氏，６、黄神氏，７、巨神氏，８、犁灵氏，９、大隗氏，１０、鬼隗氏，１１、掩兹氏，１２、泰逢氏，１３、冉相氏，１４、盖盈氏，１５、大敦氏，１６、云阳氏，１７、巫常氏，１８、泰壹氏，１９、空桑氏，２０、神民氏，２１、倚帝氏，２２、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５７７０－５０７０年：１、辰放氏，（共４代），２、蜀山氏（共６代），３、虺傀氏（共６代），４、儿遽氏，５、希韦氏（共４代），６、有巢氏（共２代），７、燧人氏（共４代），８、庸成氏（共８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１、仓帝史皇氏，２、柏皇氏（共２０代），３、中皇氏（共４代），４、大庭炎帝氏（共５代），５、粟陆氏（共５代），６、昆仑氏（共１１代），７、西陵氏（共５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３１５０－２２３０年：１、轩辕氏（共３代），２、祝融氏（共２代），３、昊英氏（共９代），４、古皇有巢氏（共７代），５、朱襄氏（共３代），６、阴康氏（共３代），７、无怀氏（共６代），８、神农氏（共８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２２３０－２０７０年：１、黄帝有熊氏（共３代），２、颛顼，３、帝喾，４、尧，５、舜。
（九）夏朝时期，公元前２０７０－１６００年：１、禹，２、启，３、太康，４、仲康，５、相，６、少康，７、予，８、槐，９、芒，１０、泄，１１、不降，１２、扃；１３、廑，１４、孔甲，１５、皋，１６、发，１７、癸。
从以上“盘古王表年表”看，何拔儒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提前到了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的立足山海时期和城邦之美时期。配合这个时期的中华海洋文明，何拔儒还提出了龙凤文化经济猜想。
他说：从凤联系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原始海洋文明的工业化；而龙则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用樟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体现的原始海洋文明追求的科学和民主化。如果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和世界后来的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多时了。
2）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
何拔儒当然知道自己是“独孤求败”。他说，他不可舍弃或遗忘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海啸大围坪地貌”这种形成于第二个内海期的遗迹凭据，它们不是新构造运动和暴风雨，以及人力所能作为，而联系着民族的大灾大难；他的结论只是一种祭奠。这如果是历史，那么拿什么来祭奠？当人们能够拥有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认识，才能拥有获得力量的方向；人类之所以文明，人性之所以伟大，是在灾后千年、万年是否真的不曾忘却！
对此有人说，何拔儒的这些研究，人们可以不信、人们可以遗忘---无数死者的离去，在淹灭中失去应有的价值；无数生者的茫然，在坚持中失去应有的方向，但不是遗忘使人坚强，而是事实使人有力量---今后四川盆地哪怕是一次大地震发生堰塞湖一样微不足道的教训，也都必然足以使灾难不仅仅成为灾难，而是能从中让中华民族的灵魂得到激励、洗礼与启迪---当灾难尚未被反思并且铭记，则灾难仍未能认识，灾难的后果比灾难本身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其他观点是在这种“遗忘”中崛起的吗？我们来看这些主流研究。有人说如果中国有海洋文明，也是海洋农业文明；而区别于的西方海洋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但也有人反驳说，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明。而这两类观点虽然都认为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但具体道来都是把海洋文明起源定在秦汉或更后的明代。
（1）有人说，海洋文明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形态。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明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明的成份。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明。如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
（2）有人说，南宋时由于定都南方，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代开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有：“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有人支持说，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所以早在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明，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明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明。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著作中就有：“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
（4）有人说，中国海洋文明走向衰落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不对。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所以中国海洋文明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
（5）中国海洋文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对海洋投入的关注。1995年10月有领导人视察海军部队时讲：“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发展海洋文明，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明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2、从孟席斯到何拔儒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河畔珠瑙沟人，生于1862年，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1903年至1906年作为绵阳市历史上第一个公派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与黄兴、张澜、陈润霖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后来黄兴领导国民革命，张澜领导四川保路运动，陈润霖是把毛泽东招收进长沙第四（一）师范学校的校长，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历史人物。由于盐亭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过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何拔儒学贯中西，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何拔儒在出国期间，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学会了日语、英语和俄语等多国语言，为的是破译家乡的“盘古王表”。
何拔儒在20世纪初把中华海洋文明起源定到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到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由于时间久远，人们不相信，可以理解；其次四川盆塞海干涸已不复存在，人们不相信，也可以理解。但21世纪初又出了一位类似的“何拔儒”，他把中华海洋文明顶峰的具体时间定在1421---1446年，朝代具体定在明朝，人物具体定在郑和身上。他宣称，公元1421年，郑和第六次率领107人组成的探险舰队抵达了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澳大利亚，比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早一个世纪。他认为哥伦布、麦哲伦和詹姆斯•库克出航前都有了地图，而且是以中国最初绘制的地图为基础。所以是中国人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也是中国人郑和才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探险者郑和的庞大舰队驾驶多桅杆中国式帆船，早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美洲大陆，并不只最先发现美洲大陆，还启发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甚至一度把美国当成殖民地统治，且领先欧洲探险者数百年时间绘制了世界地图。他的证据是，数百年前第一名走进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印地安部落的白人，曾看到村长的帐篷里有一个美丽的中国漆木盒。村长说送他这个木盒的“中国国王”，就住在山的另一边。有人曾在被指为“中国国王”居住的地方，挖出一枚刻有“大明宣德委赐”六字的令牌。他相信只有郑和或相同级别的使节，才能获得皇上赐予这类令牌。买下这枚令牌的美国华裔李兆良，2005年6月让令牌首次亮相，为孟席斯的中国殖民美国论作证。 他的主要论点还有，郑和的船队曾在1434年航抵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同罗马教皇会面。中国代表团当时把一幅世界地图送给教皇，并同意大利人分享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里所记载的种种中国科学发明。地图辗转落入哥伦布等早期欧洲航海家手中，促成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而中国人向意大利人介绍的枪炮等机器，则为西方器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达芬奇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器械，即郑和手下的:一支船队:首先驶往开罗，后于1434年抵达托斯卡纳区的文化代表团，带来的中国科学、艺术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塑造了文艺复兴运动。但郑和船队的中国人抵达之后，就回去了，他们没有把世界变成殖民地，历史未受干扰。
21世纪初出的这个类似的“何拔儒”，叫孟席斯，1937出生于中国上海，两年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离开。15岁他辍学，没有文凭，后跟随父亲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成为英国海军潜水艇的一名指挥官。孟席斯现在是云南大学的荣誉教授。可能是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伟大航海家的崇拜，这位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海军军官、71岁的孟席思，2002年出版了专著《1421:---中国发现美洲》（新出版改为《1421---中国发现世界》）和《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我国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和四川抗震救灾百日祭之际，连同孟席思目前正在酝酿写的第三本书《1446---中国撤离美国殖民地》，成为国内外的媒体炒作的新闻。
孟席斯的书虽然畅销，但批评者说他是“疯子”、“幻想家”。 报道说，尽管孟席斯在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滩上发现了中国帆船的遗骸以及与中国相似的植物群、动物群等。但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史实记录的情况下，单凭地图和海图就说郑和当年到过美洲、澳洲以及南极地区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在2005年5月26日的郑和研讨会上，南京政治学院的陈显泗教授当着孟席斯的面质疑孟席斯：就算是中国人，但又有什么依据能判定，这些中国人就是郑和时期的人，甚至是郑和船队的人？类似的观点还有：欧洲的思想家也经常在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的想法，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至于这些交流是否可归功于郑和，是否中国启发意大利文艺复兴，则还不清楚。
这些不相信的学者，是对明朝1421---1446年的大事记搞得很清楚吗？对郑和的年谱、月谱搞得很清楚吗？都不是。南京大学已过古稀之年的退休教授潘群曾在对记者说，由于种种原因，郑和下西洋的大部分历史史料都已经遗失殆尽。这些资料，在明初时就因为有人反对，后来都被烧毁了---明代中期开始，供职兵部的刘大夏，就私自烧毁全部郑和资料。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很多重要人物的“大字报”早已被当做不合潮流烧毁；50前发生的千万人大炼钢铁，对很多小高炉已当做不合潮流被烧毁。如果真按“田野考古”的要有实证，那真能证明不存在对这些重要人物写过的“大字报”、 不存在搞过大炼钢铁和小高炉的事实。
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孟席斯也有支持者，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即使认为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是好事，也说中国古代由盛而衰的分界线，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强盛的极点---言外之意听起来则是，中国古代搞海洋文明及其开放，必然结果是国家由富变穷，由稳变乱，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所以如果认真研究六年来国内外各方面学者对孟席斯的不同评论和看法---赞成或基本赞成的、完全不赞成的、部分赞成或需商榷存疑、待考的，包括孟席斯本人，他们的一个相同之处，都遵循一个主流的观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起源到极盛、扬威或扬武，都基于自然大体和平论。对孟席思的书中盛赞中华海洋文明的信与不信，对我国学界历来的中华海洋文明起源的主流观点的信与不信，对何拔儒先生的中华文明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猜想的信与不信，历史已走到北京奥运的大喜以及四川大地震近十万同胞罹难的大悲百日祭之时，我们收获的情怀与价值应是：2008年8月，注定要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成熟的年份---当一个民族灵魂在回归的地方，在废墟之上，必将生长起一个民族沉着向上的力量---8月，当中华民族需要从一切光荣与梦想之中，获得骄傲与自信时，也同样需要从一切灾难与毁灭之中，获得坚强与睿智！
这一声春雷是2008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97岁的学贯中西的我国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季羡林老先生时说：“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温总理还说：“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温总理的讲话可以说是５•１２大地震后，统一中国早期文明长度、广度和高度最权威、最完整的解读，也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发展的原因等作出的最权威、最完整的迫切需要的阐释，是对纯中华文明起源自然大体和平论的最新否定。
3、读懂盘古
用“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解读盘古，两千多年人们心目的盘古形象不说自明---盘古不但是中华远古文明起源的第一位抗震救灾气壮山河的伟大祖先人物，而且也含与气壮山河抗震救灾联系在一起的对子孙万代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人们可以不信盘古，但不能不信有自然大灾难类似山崩地裂威胁的警示，不能不信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总结。人们不相信盘古，是盘古传说充满着神说，但“神说”在远古意味什么？在远古“神说”手法类似今天的“突出政治”。 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在意识形态中，人们是以一种想像的形式来再现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的。例如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授予“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牌子，这两县的盘古民间神说传说故事中，都有类似盘古兄妹在山中劳动，遇到“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人间，忽地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山崩了，地陷下，天塌了，日月失去光明；山摇地动，彤云翻滚，洪水泛滥，天地混为一潭”的景象描述，这意味着什么？这传递着盘古时代发生过大地震，这是比盘古神说内容更可信的信息。但按今天地质学家宣讲的“板块断裂地震说”， 河南桐柏县和泌阳县远离我国板块断裂地震带，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很小，由此推知盘古出生在桐柏、泌阳两县的可能性也很小。这是怎么回事？
（1）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夏挽群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说，神话故事与历史学不同，历史学强调发生时间、地点的唯一性，而作为民俗学的神话故事，是通过口口相传，通过移民、人际交流传播至各地，然后在某一地域落地生根，村民将传说与当地地形、地貌、人物结合起来，实现神话故事的本土化。基于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有意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泌阳两县共享，后来这两个县都觉得这样不便区分，也不便落实盘古文化保护责任，便按行政区划分别命名，把“中国盘古之乡”的牌子给桐柏，另用“中国盘古圣地” 的牌子给泌阳。两者只是叫法不同，内涵是一样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故事，全国很多地方都自称是这些故事的发源地，不能简单地说发源地是哪一个地方，只要当地有传说、有故事、有遗迹、有信仰，就应给予承认，而不能像历史学那样强调唯一性。“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的命名，其初衷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是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品牌支持。
夏挽群说的是，作为民俗学的传说、故事、遗迹与作为历史学的传说、故事、遗迹，是有区别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对北川羌族自治县给予“禹羌文化研究基地”的授牌，说明中国先秦史学会承认禹生北川有一定的历史成分；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承认桐柏、泌阳两县的盘古民俗传统文化应加大保护力度。这两者是容易统一的。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20世纪初何拔儒发现盘古历史文明与四川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是伴随在一起的，并破译了夏代大禹在盐亭县天垣场盘垭村树立的“盘古王表”。这说明远古四川盆塞海干涸后，主动首先迁移出盆塞海到中原发展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在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立祠或建庙纪念传承。这种情况在后来逼迫迁移出盘古历史文明发源地区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中也存在。
（2）例如有人说，通过大量田野作业的证据，揭示汉代“巨人怀抱伏羲女娲”神像在现代南方瑶、苗、畲、壮和有瑶畲文化背景的汉族客家地区仍有嬗流，与上述地区“盘古、伏羲、女娲”合体神像吻合，“巨人”即盘古。盘古公元一世纪已在河南、山东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一例的确凿年代为公元86年，一些神像可能早至新莽年代。从而推倒了“盘古来源于印度”的说法。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盘古首见于公元三世纪豫章人徐整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1986年饶宗颐先生发表《盘古图考》，指出汉末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四川益州讲堂石室已有盘古像。饶先生的这一成果，不仅将盘古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公元二世纪末，而且与“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在瑶畲之中，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而古老的源头在东夷”说结合起来，更证实了何拔儒先生的盆塞海汉族起源猜想。
因为“盘古王表”记述，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升华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联合国的“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古联合国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汉族”至今都没变。它和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瑶、苗、畲、壮、羌、彝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相反，他们还可能是“古联合国”的核心群落、部族，而不改类似居“山寨”之古志，才反有今天的“少数民族”现象。
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一是盆塞海干涸前，如据天垣盘古传说，是盘古王退位后，曾带有部分追随者到盆塞海外围南方去作开发，而传承下对盘古的信仰。二是盆塞海干涸后，也许类似先迁出盆塞海到中原桐柏县和泌阳县发展的那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斗转星移，这批主张与时俱进分化形成的新多数杀了回来，逼迫曾分化留下的少数再迁移分散---他们也是坚守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多数规则”的核心群落、部族---包括古瑶、苗、畲、壮、羌、彝等族中的一部分盘古后人或崇拜者，使之在各地传承下对的盘古信仰。 （3）有人称“盘古”是在汉代文献中，才出现多起来的远祖人物，所以“盘古”的存在，是受怀疑的。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也只是表明秦汉以后，巴蜀地区才得到中原邦族或邦国政权的有力开发，并不代表秦汉以前的文献，是一种全方位的没有遗漏的文本。怀疑“盘古”，众所周知被说成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考辨古史的严肃科学态度，从而能把充塞在古史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扫清道路；但“层累说” 却同时也能反证层累排列的大致的古史“盘古王表”的次序的成立。证明如下：从汉代到现在又已经2200多年，按层累说的分析，到汉朝才排到盘古，那么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中华民族的名年官表还应在盘古之前找出一大串伟人领袖，然而关于中华民族远古文明帝王的传说，却在盘古这里实实在在的中断了。这是否说明，层累说已实实在在地反证出中华民族的大江、大湖、大海的中心就在盘古，就在盘古“爆动”引发的人类文明大爆炸呢？因此所谓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也只不过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只有成熟之后，才能有效地反馈它的开天辟地史。偏远地方的传说或神话，需要成熟文明的“营养”和“灌注”，才能补充历史的真实。这个过程也许是层累的，但是有机的。其次也说明到了汉代，人们才开始读懂了盘古，把他同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联系在一起。
例如盘古神说虽很多，但三国时吴人徐整著的《三五历记》是最早的也是一篇最漂亮的记叙盘古的散文；留下的这篇轶文虽短，但堪称是写盘古的不朽史诗、悠扬的颂歌。徐整讲：“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于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明人周游在《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中的解读是：盘古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执斧，或用斧辟，或以凿开。这分明是把盘古和大地震的山崩地陷景象合在一起。浙江绍兴的民间传说也讲，盘古顶一顶，天高一丈；蹬一蹬，地陷一丈；顶呀，蹬呀，如此一万八千年，天就极高，地就极深，盘古把天和地真正分开了。这是把大地震的灾害和人类抗震救灾的英雄气概又结合在一起了。有人说，从宇宙大爆炸到盘古开天地，人类的历史和宇宙的历史何其相似？但从徐整到现在近两千年来又难于表达，其盘古的神话、故事、古籍往往简洁，没有提供更多详实的史料，难免不留下众多的遗憾。
（4）其实这种“遗憾”，是表明我们还有没读懂盘古的地方。从原始社会人类繁衍到盘古开天辟地创建远古联合国，体现了一种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但也可能又不仅仅是创造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其实这就是盘古精神。“5•12”未远，当四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百日，北川废墟的县城开禁，那些回到破碎家园的幸存者不肯压抑、失声而哭的悲怆，是否可让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仍旧拥有对灾难的记忆？对古史盘古存在信与不信的教育有一丝反思？如果把“盘古精神”简单地纳入历史或传统的老概念，当作“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解释，是把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分割开来，造成的这类炫耀、自信中的迷离。
所以弘扬盘古文明、盘古精神，我们会更加懂得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是不能分割的。“科学”必然涉及自然和认识自然；“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 必然涉及人事和人文关怀。这两者类似两条腿，是缺一不可、是相互支持和制约的。读懂盘古---这位混沌之初的远古祖先，让我们再回味徐整等人的类似散文：传说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宇宙混沌一团就像是一个大鸡蛋。有个叫做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直酣睡了约18000年后醒来，发现周围一团黑暗，盘古张开巨大的手掌向黑暗劈去，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千万年的混沌黑暗被搅动了，其中又轻又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蓝色的天空；而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盘古很怕天地再合拢起来还变成以前的样子，他就用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让自己的身体每天长高一丈，天地也随着他的身体每天增高一丈。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盘古的身体长得有90000里那么长了。可是，盘古也累死了。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浑沌宇宙精灵不死化育而成的盘古先王啊！就这样开辟了天地，化育了万物，演成了乾坤。因而，他被我们古老中华民族的祖先衷心称誉，世世代代一直活在我们中华民族。 二、高斯性与非高斯性
人类古文明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研究，都面对的是一项复杂系统，包含了很多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原理。中国先秦史从走出疑古时代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从高斯性走向非高斯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有人说：“《盘古王表》，记述从盘古王到大禹时代的史表，本刻于四川盐亭天垣盘垭村盘古王表龟碑，相传为大禹在其出生地天垣盘垭村亲立。不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没有一本权威正史记载大禹曾经到过四川。并且，后来发现的三星堆遗址，说明古蜀文化和中原相比似乎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里“权威正史记载”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高斯性”。它真的就完全可信吗？非也。例如他说“没有一本权威正史记载大禹曾经到过四川”，这也是事实。再说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是中国先秦史较权威的正史研究专家，应也算是事实吧？但李学勤先生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大禹未曾到过四川”的言论。2007年7月19日李学勤先生在北川召开的“纪念禹生北川4134周年暨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新购的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遂公须”和2004年在四川云阳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新资料的分析认为：禹生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大禹生在四川，却没有到过四川，可见“没有一本权威的正史”不存在“笑话”。问其道理，我国“没有一本权威的正史”不是“高斯性”的。按照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一书的研究，“高斯性”的本质是“选择性”。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1、复杂程度与非高斯性
高斯性指的是类似数学上的高斯分布。高斯分布也就是正态分布。在平面坐标上定量分析事物必经阶段，是要写出分布函数的数学式子，并能分解化简到平面坐标上用二个变量一步一步地表达。这类曲线典型的类似抛物线。相反，非高斯性就类似平滑直线。这联系我国人类古文明研究，说穿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就类似“抛物线” 分布，属于高斯性。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古代埃及王表年表等类似“平滑线” 分布，属于非高斯性。“高斯性”的本质之所以是“选择性”， 按照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说法，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等，是类似广义集合的概念，涉及复杂性和复杂程度的定义，虽能找到与这种标志值适应的个体数量，但这里最大复杂度与最大出现概率之间的数值关系，一般多成正态分布，所以组成论强调：概率公理没有说高概率的事件必然出现，仅是说概率最高的事件是最容易出现的事件，所以张学文先生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把对复杂程度的计量与高斯性分布函数联系起来，说出了高斯性中国先秦史中不可避免的“选择性”。
从大禹治水到淹没陕西、山西两省的大水从何来的地震文化，是一项“精确研究”，涉及高斯性与非高斯性之争。非高斯性的王表年表“分布”，有较“精确”的时间定位，不管这种误差多大，因要自圆其说，其制约性很容易指出其错误，不像高斯性的中国先秦史研究，黄帝既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黄帝一个人可活几百年上千年不是“笑话”。这种高斯性的中国先秦史的古史联系地质时代划分，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高斯性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中石器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把这套方法引进过来，是有进步性的。
但发展了近半个多世纪，这种高斯性的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在现代从时间、地域上都无法进行非高斯性的划分和确认，而且也难准确把握“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历史跃迁的事实。中国古籍《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也。”这类“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实际是古代先民对大地震等类自然灾难现象观察的“神话”式记录，其真实历史的意义可能就象一把钥匙，给我们打开某一次远古历史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尘封的大门。远古世界上哪个国家或者民族有这样多的记录，只有中华民族！现代高斯性学者弄不清楚“天柱折，地维绝”真实的灾难和文明的进步是伴随在一起的科学原理和机制，一部分是因为跟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后面绕圈子，不能与时俱进。
《文化漫谈》一书的作者何兆武老先生曾反复说过：“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来的，所以总是片面的。”何先生晚年走出书斋，表达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关怀，倡导挖掘民间的历史，有人说是这可以看作他想打破胜利者写历史的努力。盘古及盘古王表的晚出，与汉以后四川等西部版图与胜利者的政权更加紧密，这些地方民间保存的历史得到发掘后，胜利者已较宽容地对待。当然要达到非高斯性的高度，路还漫长，追求一种对盘古精神的刻画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步，除了公布的众所周知的成果外，通过反复与民间的历史传承的王表比较，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全部与历史传承的王表相同，没有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文化、父系社会文化等另搞一套王表，或在历史传承的王表中掺杂，而“文化大革命”是有类似想法的。当然不是说历史传承的王表有错不能改，而是说要用历史科学计量的方法来完善历史传承的王表、年表。黄帝一个人不可能活几百年，五帝五个人也不可能执政几百年到千多年。与时俱进，古文明进入了“精确研究”时代，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之后，2007年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积极主张与当代国际历史学界的非高斯性潮流的古代埃及年表接轨。
李学勤先生说的是：根据1994年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写的《古代埃及史》，2001年还经过台湾一位埃及学者的校正，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一般分为前王朝时代、古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新王国时代，然后进入了波斯占领和希腊化时期---这也是按埃及古书的记载，其间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第一和第二王朝，按现在的估计，大概是公元前3150到2700年。古王国时期，也就是第三王朝到第六王朝，是公元前2700到2200年。然后有第一中间期，是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公元前2200到2040年。接着是中王国时代，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二王朝，大概是公元前2133到1785年，其后有一个第二中间期，第十三王朝到第十七王朝，是从公元前1785到1552年。接下来是新王国时代，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从公元前1552到1069年，然后有一个第三中间期，是第二十一王朝，从公元前1069到945年。总结起来分成三大段，古王国：公元前2700到2040年，中王国：公元前2133到1552年，新王国：公元前1552到945年。
李学勤先生说，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按古书的记载推算，大约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接着是夏朝，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夏的灭亡、商的开始，我们估计是公元前1600年；商的结束，也就是周武王伐纣的年代，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现在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两者的共同性，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2700到2040年，如果算上前王朝时期就是公元前3150到2040年，而我们的五帝时期大约是公元前3000到2070年，这很接近了。特别是埃及第一中间期的最后，和夏只差30年。再看中王国时期和夏代对比，中王国时代加第二中间期是公元前2133到1552年，我们是公元前2070到1600年，这个数字只差约50年。然后是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52到1069年，如果加上第三中间期是到公元前945年，而我们的数字是从公元前1600到1046年，数字还是相当接近的。
当然，中国历史学要从几千年的高斯性研究转入非高斯性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王表，由于古史中已经有一个非高斯性的基础，所以困难并不大。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不同了，李学勤先生说：“我们的历史，根据《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即五帝时期；大家传说的炎黄二帝，黄帝就是五帝时期的开始|”。而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与他的夏商周本纪，本身不是非高斯性的而是高斯性的，再按《五帝本纪》套古代埃及的王表年表，就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面对的是一项复杂系统，也包含了很多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原理。张学文的最复杂原理对类似高斯分布与幂分布等奥秘的揭示---是曲线波峰在中间的分布，包括波峰偏左或偏右的图像，能对其中的概率论和统计学作统一的处理，这反映了一部分“精确研究”的方法。因为这里即使波峰图像是负的，也可以通过平面坐标的旋转变换，把波峰图像变为是正的；其次，所谓“波峰”，是指用某一等高线去切割，存在有最大值。引进延伸到类似斜线的图像，用某一等高线去切割，也会有最大值，所以张学文的复杂程度的计量公式始终是成立的。反过来用此说明非高斯性，是否类似等权分布、均匀分布呢？即高斯分布是指由大量的微小独立因素引起的现象，它着眼于“大量的小事件”；分形分布着眼于“小量的大事件”，而非高斯性是两者都不是，仅类似一种连续谱的坐标线，或者一种客观存在的排列现象或坐标呢？是这样，这里如果真有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可以在年表上很方便地如实记录下来。所以联系人类古文明历史，类似公历的记年、王朝王位继承者排列的线图，也可以说成类似非高斯性的。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母系社会文化、父系社会文化等，穿插一个类似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记录，就会不伦不类。
其实，类似振幅相等的正弦、余弦曲线，也可以看成非高斯性，但为什么类似我国古代的甲子记年，不能成为非高斯性的线图呢？原因一是，它的记年有时有终断，二是它的国际的通用性不强，而且对比公历记年，它重复的周期太多，仍然要用自然数列来标记甲子周期的重复计量。如果把平直线图看成是非高斯性，再反过来把有起点，有高潮，有结束的线图看成是高斯性，那么如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寻找并鉴别与“五帝”或其他传说帝王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如做典型解剖，以验证和判明“五帝”到底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差别的前后相继关系的工作，就类似高斯性了。但其中某些这类局部性工作，也同类似进行的比较深入、细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等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工作，也类似高斯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从事古文明考古学、历史学的学者，基本上都搭进高斯性去了，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才有了飞跃的认识。
（1）2000年在四川海峡两岸嫘祖文化研讨会上，蒙默教授作报告认为，嫘祖年代远古，难于说清，盐亭作为旅游开发可以，当真则不可以。蒙默教授说出了部分专家的心里实话。但嫘祖年代涉及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嫘祖的真实说不清楚，打马虎眼，像历朝历代那样过日子，真还有损中华民族的声誉。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古代文明诸类型”，至今仍仅把我国古代从商朝起，才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等四个古代文明并列，而且直言不讳地说：“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布达米亚文明繁荣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许说的是一些人为的“事实”，有不少可以反证：
（2）如1993年7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嫘祖研究》一书，盐亭县大量的远古文物得到了保护和发掘。因为以前都是汉代扬雄的观点：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盐亭境内发现的古文物，要么都是秦汉以来的东西，要么无价值被废弃。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董大登等人在烟台山顺天寨古址挖掘出“金二伯铜像”，《绵阳日报》以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给予报道，不想惊动了当时的市里主要领导，在领导人会上被提出来讨论，说在座有清华大学理工科毕业的，在校只听说我国从商朝起才有青铜器，我们的《绵阳日报》说黄帝时代有青铜器，这是不是错的？他这一开口，其余的领导也不便说不同意见，列席的《绵阳日报》总编非常害怕，会场谈冷很久，好在市委宣传部长出来说话：“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才放了过去。总编一回到报社立马找编辑，问到底错了没有？编辑拿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胡刚等编的《世界简史》，翻开第一章就古埃及“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埃及人已学会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编辑问总编：“埃及人6000年前已学会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中国人5000年前才学会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都错了吗？”。
事情并没有完，后来又有两位成都来的教授说董大登等发掘的青铜像是赝品，也许是假的；而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却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事情真假难便，弄得董大登等人要杀鸡短指发誓没有作假；有人出50万元要买这件“金二伯铜像”，他们也不拿出来了。《绵阳日报》说金二伯铜像是真品，是因为看到该铜器虽然已腐蚀严重，但铸造得比较精致，而我们看到的赝品，虽然完整，但铸工粗糙。
（3）1998年《绵阳日报》刊登考察盐亭县60多处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遗迹情况的报道，其中有一幅目角寨古址残存的一点石头墙照片。一位老师说，这照片是假的，5000年前的石头都烂了，哪里还有残存的石头墙。作者反问老师：“古埃及的金字塔，5000年前的石头在风沙吹打下都没有烂完，难道只有我们中国的石头是软的，任何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石头遗迹都保存不下来？”当今宇宙科学，１５０亿年前的大爆炸后，分分秒秒都能说得清，中华远古史有那么难吗？真如有人说的离了已经闻名于世的史学专家，中国远古史的编著就不行了吗？２４史反司马光之创，不用年表，成为中国千年之痛。今天为此张目的人不少。１９９８年戴维新先生参加四川海峡两岸嫘祖研讨会到盐亭，戴先生与人交谈不同意用嫘祖年谱的方法研究古史。道理也如蒙默先生，年代久远，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谁能搞清楚？戴先生热爱嫘祖，写出《中华第一妃》歌颂嫘祖的长篇小说，在全国公开发行，令人敬佩。但反问“有没有张飞打岳飞”、“有没有一岁的嫘祖同９０岁的黄帝结婚生子”的事？戴先生明白其意后说：实际他写《中华第一妃》，还是参考了《嫘祖研究》一书提供的嫘祖年谱来编故事的，就是心里想反对！目前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嫘祖在盐亭的人中，也都有这种心里，他们很多人主张中国远古史宜粗不宜粗细，言中国远古文明先进“不雅驯”。
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演讲，从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和高度上作了深刻的阐述，让我们再次领略了它的辉煌。他把古代埃及的年表和中国古代的年表联系起来，在我国主流历史学界是第一个作的大致对比，加强了人们对这种古文明非高斯性研究的印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篇章。
三、关于“三皇五帝”的认识
过去选择的历史和科学线条有缺陷，是所难免。历史学家和科学学家有责任，人们选择了这种有缺陷历史和科学，既有一种是无奈，也有必然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这种认识来得太迟，也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响应，但它伴随“5•12”，也许可以成为北川大禹研究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还可能成为我国历史和科学研究认识的一个转折点。绵阳市文联冯小涓在《四川文学》总第512期的抗震救灾专号发表的《祭“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一文中说：“地震、垮方、洪水三次袭击这座小城，黄泉路上一波三折，灾难之中雪上加霜。北川，你怎能承受如此浩劫，又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大难呵！”冯小涓说的是：“两万多人的县城啊，仅有几千人逃脱，一万多人永远躺在这里”。“据说，有一处建筑工地，挖好的基地现在成了一个大坟坑，一层一层的尸体摆放在消毒药液中掩埋”。“两天之后，唐家山堰塞湖的滚滚黄水，淹没了这里”。“据北川人讲，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之时，人们就满怀忧虑，直觉中那些高山会崩塌下来”。“曾有人提出县城搬迁思路，但也只停留在思路上”。
当地也有媒体报道，一些在北川作过领导的同志，“5•12”后谈起这件事，心里有愧疚。但也难说全是他们的责任，在北川平武九寨沟一线，1933年和1976年大地震的山体崩塌的遗迹随处可见，且惊心动魄，但却不能让我们的历史和科学的“良心” 惊心动魄，不少历史学家和科学学家看到或听到这些景象，如睜眼瞎一般，历史和科学的“良心” 并没有把“人定胜天”、“英雄气概”的主旋律和我们的历史实际发生的洪水、干旱、地震等大自然灾难的真实情况结合起来；反映有山崩地塌的大地震，在历史和科学，以至延伸社会，被看成了“不雅驯”。这些压在类似北川曾作过领导的同志和群众头上的历史和科学，他们即使有权利，权利变小了；他们即使有嘴巴，嘴巴外没有空气。正如黄帝一个人能活几百年，五帝五个人能执政几百年到千多年，你能说它不是历史？你能说它不是科学？说它对的，能到大学堂，能有科研经费；说它不对的，你就等着。大多数人活不过一百年，有几个能等着？
1、“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首批启动的重点田野考古项目———“新砦遗址聚落布局与内涵研究”，在 “5•12”前已取得重要成果。考古人员在河南省新密市新砦完整地发掘出一座规模宏大的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大型建筑的遗址。考古所科研人员说，新砦遗址是原始社会末期十分典型的民族聚落中心，在龙山时代和夏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接“龙山时代”，这不是从非高斯性接非高斯性，而是从非高斯性接高斯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先生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共设置了十一个课题，它们是：古文献有关尧舜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礼制的起源及研究成果的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碳十四测年技术研究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铜器冶铸技术及先秦矿冶遗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刻符及早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生态环境评价；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的综合；综合与总结。
如果“预研究”是具体到尧舜禹三个人，具体到这三位先王在约百来年时间的范围，做出成果，做出经验，再作一些调整进行推广和延伸，这种“预研究”的设想还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但四川临水县青年史前考古学者王先胜先生出版的专著《我与探源工程》，却对此有不同意见。王先胜说的也有道理。“五帝”并没有一个铁的共识，从尧舜禹接黄帝，“黄帝”没有得到历史和科学的梳理，何谈“探源工程”？
王先胜指出，王巍先生在2000年3月31日《光明日报》上讲的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这只是一种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习惯提法。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虽然把研究范围放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但不再将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也不再提在龙山时代要探索炎、黄或“五帝”的历史文化，而是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其一，调整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而不再涉及“五帝”中的炎黄、颛顼、帝喾等传说帝王。其二，由于现在无法判定“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否都处于龙山时代，所以对炎黄、“五帝”不作具体的时代限定，也不明确提出要在龙山时代探索炎黄或者“五帝”。
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它不仅是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而且要容纳“五帝”之外的伏羲、神农乃至有巢氏、燧人氏等中国古人所编织的整个古史体系以及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及前仰韶时代。
如果炎黄及颛顼、帝喾乃至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祝融都在龙山时代，那么传统观点将“五帝”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神或族群）、“五帝”大致上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就可以将传说时代的古史体系大致理清。但陷入迷途的是，中国古史传说中，很多帝王的事迹、神迹，都是相似的或大同小异，比如何新先生就认为太昊、伏羲、黄帝、舜、高阳、帝俊、帝喾等都是同一人（神），炎帝、尧、高辛（帝喾）也是同一人（神），“嫘祖”则脱胎于“女娲”。陆思贤先生考证伏羲、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共工、蚩尤、尧等皆起源于立杆测影、天文观测活动。 王先胜的比喻是，如果“五帝”并行是这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历史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没有对古史体系及传说帝王的全面考究、衡量、判别；如果炎黄、颛顼、蚩尤、少昊等等，是在仰韶时代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差一千年、两千年，“预研究”其范围在考古学上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内的龙山时代，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整理也限于尧舜禹，考古学文化怎样与那些相似的传说帝王对号入座呢？这就象采矿：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是在一个大山脉的余脉或支脉开了一个小矿，但是传闻说那大山脉矿藏丰富、可能还有贵重金属；现在开这个小矿当然会积累采矿经验，但是对那大山脉却不作任何勘探，是否真的有矿、蕴藏量如何、走势怎样、采矿的最佳角度和位置可能在哪里，并不知晓也不去理会，那么当这个小矿采掘完毕，怎么能够根据开采这个小矿的经验去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开发那大山脉的实施方案呢？小矿的开采除了积累采矿经验外，与那大山脉的开发是没有多少关系的，目前的“预研究”所设置的研究范围与未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2、王先胜提出要制订涉及龙山时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对所有有关“三皇五帝”的古代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分析，即现在不仅要开小矿、研究尧舜禹时期，而且要对那座大山脉做一些勘探、调查、分析之类的工作。因为判别古人编排的“五帝”到底是一种大体上平行、并列的发展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先后的前后相继关系，这一问题不解决，整个“探源工程”都将是比较盲目的；因在将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进行拟合、配对时，必然出现“公有公说，婆有婆说”的局面。要完成这一工作，必然要对古代文献中所有有关“三皇五帝”、传说帝王的资料及相关研究进行搜集、整理，对整个古史体系进行综合分析、衡量、考察，而不仅仅限于尧、舜、禹或炎黄、“五帝”。当然，“五帝”中的尧舜禹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大，寻找和落实尧、舜、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来说可能性也要大一些。
王先胜主张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及其他传说帝王的拟合、配对，炎、黄的历史文化在仰韶时代，而且它们应该就是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即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二者可能还要上延至学界近年提出并正在讨论的零口文化。我们说，确证炎、黄在仰韶时代而不在龙山时代，说正确，也正确，但没有非高斯性意义。如把远古联合国的“国王”与今天联合国的“秘书长”对应，每一届“秘书长”或“国王”，当个数年或数十年，这是他在“联合国”的供职期。但对一个具体的“秘书长”或“国王”来说，他还有家族，有后代、前辈；有在“联合国”的供职期，还有在“联合国”外的供职期。炎、黄文化没有一个在一届“秘书长”或“国王”位置上的供职期的拟合、配对，所以他的前辈可以在仰韶时代，他的后代也可以在龙山时代，例如今天也还有人称是大禹的后代一样。而且联合国的“秘书长”在联合国任职与在祖国任职也不一样，但王先胜与大多数的炎、黄文化研究，把这些都“粗粒化”了。
3、王先胜说，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人编织出一个“三皇五帝”，有其多种说法：《春秋纬》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为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为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为伏羲、神农、黄帝；《礼纬》为燧人、伏羲、神农。“五帝”《世本》、《大戴礼》、《史记》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王世纪》、《尚书序》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皇王大纪》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道藏》为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尽管各有多种说法，“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这里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胜利者有关，即胜利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还是严谨的，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但这也只有高斯性意义。
如果注意到远古联合国有着辽阔的“国土”，众多的民族、族群，在“盘古王表”记述的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选择”是一种“多数规则”决定。正是这种“多数规则”， 对一个在“联合国”供职期内的具体的“秘书长”或“国王”来说，他可以在四川盆地内，也可以在远古联合国辽阔的“国土”的任何地方，就看他是否能在“多数规则”中的当选。而他在“联合国”的供职期之前、以及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后代、前辈，也可以在远古联合国辽阔的“国土”的任何地方。其次，他卸任之后，隔届还可当选远古联合国的“国王”，以及他还可以到远离盆塞海的其他地方去传播这种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创建、担任或受聘这些文明“政权”的国王。所以我们说，类似远离的红山文化，以及靠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至亚洲地区的一些远古遗迹，都可以用，可能是这类传播的传承得到解释。
4、高斯性解释“五帝时代”，排序不固定，《史记》中，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类似是一个线性的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代际关际；而《礼记》、《吕氏春秋.》中，排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这也不完全是以地望分别配对春、夏、秋、冬四季。这种颠三倒四的配对，也含按五行、五方及时代的顺序，如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这类混乱，让龙山文化把它接过去，黄帝的历史是哪种考古学文化呢？王先胜说，黄帝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影响最大、年代最早，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一直将龙山时代视为“五帝时代”，但罕见有人指出和论证炎黄、颛顼等在龙山时代到底可能与哪种考古学文化有关；有人尝试，也会处处碰壁。是这样的吗？
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苏湲，著有《中原考古大发现》4册书---《叩醒商城》、《殷墟之谜》、《楚墓凝云》、《龙门佛光》，主编《苏金伞诗文集》，2007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又同时出版她的两本书《黄帝时代》和《华夏城邦》，可见成果甚丰。
《黄帝时代》集中报道了我国史前考古新的收获。《华夏城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运用各种手段，证明夏、商王朝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过程，其中集中报道了偃师二里头夏墟及偃师早期商城的重要考古收获。这两本书及作者所著丛书《中原考古大发现》，一并由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已制作成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使之让那些已经湮没地下的文明遗产在当今复活，以揭示中国历史上披着神话外衣的黄帝、伏羲、大禹等，是否确有其人。
苏湲研究员是勤奋的、刻苦的。但由于是在“5•12”大地震前完成的著作，苏湲的“远古的叩问”，也还难预见、“追逐时代的节拍”---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的高度。但这不是苏湲的“过错”---探索者的脚步要迈入非高斯性，同行们也都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5、也许苏湲研究员可以反过来问王先胜先生，你的“黄帝王表年表”能有不可撼动的考古证明吗？这里可以总结王先胜的回答也许是：我国近年来学术界将炎黄与蚩尤并称为三祖，古代文献和传说资料记载炎黄蚩之间也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并具体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炎黄蚩战争传说是探索和寻找炎黄蚩历史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关于炎黄蚩之间的战争，按《逸周书》的说法是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按《史记》却说黄帝与炎帝之战在前，黄帝擒杀蚩尤在后。王先胜结合考古材料分析认为，两说当以《逸周书》为是，即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
（1）具体是，半坡类型前期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墓地的多人二次葬，就为黄帝杀蚩尤所致，其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系蚩尤族人抢得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陕晋豫交界一带）逃到西水坡下葬所致。半坡类型后期（或称史家类型）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的多人二次葬，即为炎黄之战所致，其年代距今6400年-6000年。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以往考古学家都是从母系父系、血亲关系或者风俗习惯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的，但这些解释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或者考古现象与解释理论相悖，或者是不释之释。姜寨二期已鉴定的2087具人骨，已被判明的成年男女有1853具，其中男性1170具，女性683具，男女之比大约2:1。渭南史家的情况与姜寨二期大体一致。元君庙人骨性别鉴定虽然不全，但元君庙墓地出土人骨266具，已鉴定了性别的成人157具，其中男性93具，女性64具，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且差异较大，比例约为3:2。
（2）王先胜这里判别炎黄年代，以及如何验证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蚩之战？简单理由是：
1）朱乃诚先生分析元君庙墓地，各个完整的墓组大体是同时形成的，其中M417墓组有41具人骨，可分属6个不同的“辈份计算”，形成M417墓组的时间大约是120年，因此形成该墓地的时间大约也是120年。王先胜按朱乃诚的简单类推，姜寨二期M205埋85人、M358埋84人，这两个墓大约需要240年才能形成。二次葬又叫洗骨葬，这么多人埋葬在一起，根据民族志、氏族说、血亲说的葬俗，M205、M358中的人骨必然存在血亲关系；它是将死人尸体停放在一个地方，等肉体腐烂后再收骨正式埋葬。这里的历史计量学是：
元君庙M417墓组41位死者，如果第一位死后要等上120年才能下葬，姜寨M358仅第一层就有45人，应该是同一时间下葬。还不说同一墓穴达80多人，需240年；到最后一位死者死亡时，已有几十具尸体、尸骨停放了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原始人类不可能有房屋来停放这几十具尸骨，也不可能将死人长时间放在居室内外，因为尸体腐烂之后必然腐臭不堪，所以它们只能被停放在离村落较远的野外。但是停放在野外，几十具尸骨几十年、上百年，怎么能保证它们不发生错乱以至丢失呢？仅仅是野兽出没、风雨泥流都会破坏这种人类行为和规则，那又怎么对得起祖先呢？亲骨肉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呢？再说，这样积聚尸骨要百多年才集中葬一次，那之前的若干代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亲人而言，采取的岂不都是一次葬甚至不葬，很多人一生不仅没有对父母辈进行二次葬，就是他自己死后也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才能享受二次葬进入鬼魂世界，这就是多人二次葬血亲说面临的悖论。
2）张楷生先生认为，多人二次葬可能经过多次洗骨，即先将死者进行一次土葬，待肉体腐烂后再进行第二次埋葬即葬骨，这样可能存在多次迁葬的情况。这种说法虽然避免了停尸野外必然会遭遇的麻烦和悖论，但它仍然避免不了最后一次合葬前的若干代人、绝大多数人一生面临的仍然是亲人的一次葬，这些人又如何能够安宁呢？如果死一个人在野外埋一两年，再迁入公共墓地，那象姜寨二期M205、M358，一墓埋80多人，一层埋40多人，在百年、数百年内岂不要数十次地打开同一墓穴同一层位或者大部分尸骨都得在公共墓地、墓穴之外反复迁葬、聚合，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迁葬才有个止歇？其次既然有公共墓地，为何要在公共墓地之外反复迁葬？总之各种情形都显得非常乖张、怪异，而且没有考古依据。
3）金则恭先生认为，渭南史家墓地的情况不大正常，几十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中，绝大多数的异性合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所以整个墓地600多名成人中，男女比例为二比一，相差过于悬殊。由于史家墓地基本上都是二次葬，因而不能断言这种差别就真实地反映出该氏族性别构成的情况。姜寨二期总共所得2000余具人骨，史家墓地总共所得730具人骨，所以这个性别鉴定完整地反映了这两处多人二次葬墓地男女性别，特别是成年男女的性别构成情况。
4）严文明先生认为，半坡类型时代女性随葬品平均数量多于男性，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母系，又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父系，还有一些学者用之于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其实，无论母系、父系还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都无法解释多人二次葬这种男女性别构成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总体上是一种2:1的趋势。那么是不是女性在当时不受重视、不能回归本氏族安葬或者当时有弃杀女婴致使男女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产生呢？肯定不是，因为：半坡、姜寨、元君庙等遗址，都有厚葬女孩的现象，如半坡M152、姜寨M7、元君庙M420，这些都是女性厚葬的典型例子，被一些考古家用于论证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女性地位高于男性。
5）杜正胜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等等墓葬作了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证明女性随葬品多于男性是片面的观察和认识，也说明当时不存在虐待女性、女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普遍存在男女老幼合葬的现象，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不让本氏族或家族的女性成员归葬的习俗，无论父系、母系，都不存在本氏族只葬男性或只葬女性的习俗，也并没有发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多人二次葬墓地。由此将多人二次葬墓地与同时代的非多人二次葬墓地作一个比较：南郑县龙岗寺墓地423座墓出土人骨除婴儿17具外，计415具，已鉴定性别者275具，其中男性126具，女性149具。男女两性既不见女性比男性少，也不见女性比男性多到反常的程度，而是大体上平衡。其次姜寨二期那2087具人骨，按年龄段划分其人数和性别构成情况表现为：壮年共1534具，其中男性1009具，女性525具；老年共82具，其中男性57具，女性25具；青年共239具，其中男性104具，女性135具。“在青年段女性尚多于男性”，可见并不存在女性地位低下、虐杀女婴以及女性成员不能归葬氏族墓地的情况。
6）王先胜当然也说，这些有关的计算和统计，可能有一点问题，如老年段的年龄起止标准是56岁以上，80人的平均亡龄也是56岁，不可能80人都是活到56岁死亡。不过对“战争死亡论”的讨论并无大碍。因为即是说老年、中年一起其起止年龄大致为24—56岁，这种年龄正是男人身强力壮、可以打仗的年龄，所以男性与女性相比成倍地死亡是不奇怪的。而在13—23岁这个年龄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只是孩子，在面临战争、战斗的情况下只有回避、逃跑，而女孩无论在体力、胆量上都比不过男孩，所以女孩的死亡大于男孩也是不奇怪的。所以姜寨二期死亡人口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构成，几乎完美地为我们描绘出6000多年前那场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惊人场面，古人用“血流漂杵”形容不为无因。
王先胜说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可从四十个方面联系“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而彻底验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到底是不是战争原因所致，比较简洁的办法就是对如元君庙有一坑葬25人，史家墓地有一坑葬51人，姜寨二期M205葬82人、M358葬84人的那些葬人特多的墓葬尸骨的年代，进行检测；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呈线性分布，其跨度达到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两、三百年，那么它与战争无关；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大体一致，说明是同时死亡，只能为战争所致。
7）王先胜由此得出结论，只能从战争的角度看，整个多人二次葬都是因战争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埋或不埋，多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后人搜捡尸骨集中埋葬所致，才可以解释这时能够区分同一氏族、家族者区分之，不能区分者也没法，这就是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严谨中又存在混乱的根本原因。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从战争的角度去看之所以一目了然，因为战争、打斗是男人的事业，男性死亡远远多于女性是必然现象。姜寨二期的情况如将中年期、壮年期合并为中年期，各年龄段人数构成和年龄起止标准为：老年（56岁以上）80人；中年（24—55岁）1517人；青年（13—23岁）238人。为什么2000余具人骨中，老年段和中年（壮年)段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青年段女性却略多于男性？这个问题从战争的角度去看，是一目了然。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能力的单位、部门试验一下，这件事也一目了然。
6、我们先不说王先胜先生的“炎黄蚩战争死亡论”正不正确。我们只说王先胜先生及他列举的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学者，以及其他父系、母系社会分析等学者，他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同苏湲研究员一样，也都是在“5•12”大地震前完成的，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父系社会时代等高斯性观念，铸锭了人们的思维，对此他们都是勤奋的，刻苦的、认真的。我们的历史总是和洪水、干旱、地震等灾难联系在一起，但我们这个民族从没有溃散过，反而愈挫愈奋；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观念，姗姗来迟，这不是时代的“错”，也不是人们的“错”。同样，宇宙进程中的大地震等自然现象，也无所谓好与坏；它们不以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以人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人类之前，它们已经存在了数亿年。如果王先胜先生是亲身经历冯小涓在2008年8月《四川文学》上说的那个“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的志愿者，他一定会醒悟他前面列举的“战争合葬”等逻辑分析还有缺环。当然冯小涓也在发问：大地震的大灾难是否也类似“战争”？
那么如果是这类“战争”， 王先胜先生提供了一个可检查的时间：华县元君庙墓地其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其年代距今6400年-6000年。根据《盘古王表》对照，是在其中的“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５０７０－４１７０年：１、浑沌氏（共７代），２、葛天氏（共４代），３、女娲氏，４、伏羲氏，５、赫胥氏，６、东户氏（共１７代），７、皇覃氏（共７代），８、启统氏（共３代），９、吉夷氏（共４代）。”这与女娲氏时代中华民族遇到的大地震串的时间、地址大致相合。也许王先胜、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学者，他们正在用以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父系社会时代等高斯性排除，才能逼近对“盘古文明”存在认识的逻辑证明方法，只是还没有完全逼近、完全排除，“5•12”大地震就到了。
“5•12”大地震中华民族英勇抗震救灾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党中央、国务院，攻坚克难，续写“盘古精神”，在第一轮原始“盘古文明”信与不信万年史之间，托起第二轮走向现代化“盘古文明”的万年史之梦。重温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经过“5•12”大地震洗礼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良心”不会泯灭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他们一定会想法助国家开创托起第二轮走向现代化“盘古文明”的万年史之梦。
“5•12”大地震中毁灭的北川城，早在这之前的不到十个月，作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的李学勤先生，就曾赶到这里，作了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的识读；回到北京，又立马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演讲中作了同样的中华古文明非高斯性的识读。王先胜先生及其朱乃诚、张楷生、金则恭、严文明、杜正胜等无数学者，是会跟上脚歩，穿越灾难，迎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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