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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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熟悉非常陌生 龙应台广州行记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强 发自广州
2010-06-02 20:41:11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今天,我在倾盆大雨中过珠江的时候才想到,其实广州黄埔码头,就是父亲母亲1949年离开大陆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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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故乡,又是异乡,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正是一个最特殊的无可取代的视角。是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很愿意在大陆的某一个城市一角住下来,生活一段时候,也许要那样,才能有一点点在泥土上赤脚行走的酝酿。——龙应台
5月29日晚,广州,暴雨倾盆。中山大学梁銶琚礼堂。
7点15分,梁銶琚礼堂,1400人座无虚席,这是“南瓜院线”的第一次放映。
舞台中央,黑T恤,白色牛仔裤,龙应台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拿着话筒做开场演说。
“可不可以多一点灯光给观众?现在是‘敌明我暗’啊!”
台下笑声荡漾,观众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紧接着是掌声。
简短的致辞之后,一部《目送一九四九 龙应台的探索》的纪录片开始播放,99分钟,由一百多小时的素材带剪辑而成。
关注1949年,20年前已经在心里种下种子。后来父亲去世、母亲失忆,龙应台才悚然而惊,要和时间赛跑,用文学的方式,向那个时代告别。
这是2007年她写的一本名为《目送》的书的内容。《目送》是其中的一篇短文,在台湾和香港已经被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是一部“不可言说”之书,龙氏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提问时,一字一句地回复,“《目送》是一本‘极其残酷’的书,因为它的残酷,也是我惟一拒绝谈的书”,“是我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父母所做的一种探索、怀念,以及道别”。
2008年,龙应台将在南方周末上刊出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了《亲爱的安德烈》一书,这是她与儿子安德烈——下一代的对话。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书,可以说,承袭着2007年、2008年的这两本书。
在《目送》里可以发现不少“大江大海”的伏笔,比如对于家族的逃亡,对于战争残酷性的理解。但在体例上,这部糅合了文学笔法、家族史、抗日战争及内战史料、个人田野调查及口述历史等材料的“宏大”之作,被部分评论者和读者认为过于“文学化”和“柔软”。
龙氏坚持称去年的新作为“文学作品”,并维护“文学描述历史”的正当性,因为对一处台湾“难以愈合”的伤口,对一段被主流社会刻意忽视并越来越边缘化、即使偶尔浮出水面也被权力“选择性利用及解释”的历史,持续不断地说出“历史真实”才是惟一目标。
这部“文学作品”拥有127个注释和参考文献,其中有10处来自龙应台个人访问,此外篇末鸣谢的个人有191人,单位有27个。纪录片摄制组跟随她调查的路线图中,包括中国台湾及香港、中国大陆的上海、长春、徐州、南京、广州等城市,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地区。
对见证者的采访甚至是“抢救性”的,很多人事后再打过电话去,被告知“已经不在了”。
而对一些“高端消息源”的访问比例之高也令人吃惊,马英九、萧万长、陈履安、杨天啸、陈肇敏等等,这些人中包括台湾地区的“总统”、“副总统”、前任及现任“国防部长”、“陆军司令”等,其他如白先勇、林百里、蒋震、痖弦、朱经武、林怀民、张玉法等,有知名作家、实业家、诗人、艺术家、院士等等。
这些人物的命运与1945-1949年的时代转折息息相关——1949年怀有身孕的秦厚修逃亡到香港时,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时全港最大的游乐场做收票员,月薪300元,当年她在当地一家医院生下马英九,后来马英九在介绍自己时经常戏称自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在父亲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12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了香港九龙,于是曾经看过上海繁华与崩溃的少年,1949年又在香港目睹了战争的荒凉:“家里睡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和从前的部属——街道上到处是难民。”
但小人物才是“大江大海的主角”,“我对所有‘宏大叙述’报以最深刻的怀疑,因为一切伟大的东西背后都是一个个柔软的个人”。她说,她自己一向认为每一个历史上的大人物首先都是个平常人,都是父母从小要帮他们换尿布的。
纪录片放映前,龙特别提醒观者注意,相同的历史背景,小人物有如何不同的反映和命运。
5月30日上午,大雨初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龙应台在助手陪同下赴广州先烈中路,此行目的是拜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由于不久前刚动过一个小手术,龙爬坡时略显吃力。
最先引其注意的是一群在烈士墓前宣誓的大学生。
“他们为什么来?”“宣誓的内容是什么?”
听到“服务公益事业”的词语时,龙莞尔一笑。
有一张照片,黑白的,非常小,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穿着中山装站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面拍的,她印象特别深刻,今天终于看到了实景。
在孙中山先生亲自题写“中国革命空军之父”的杨逸仙烈士墓前,龙认真地阅读了铭文。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父亲抗战时加入空军,他父亲是美国华侨,为了要报效国家,他们有十三个结拜兄弟,一起去学开飞机,参加抗战,其中有好几个人在空战中牺牲了,他们的墓就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旁边。
“抗战时中华民国的空军飞行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广东出去的华侨回来报国的。”所以,龙对陵园中的空军墓看得非常仔细。
广州是龙的一个心结所在。1949年5月,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从广州坐上火车,风尘仆仆赶到湖南衡山,想去把她1岁的孩子带出来,但是没有带走,一隔就是四十多年。
同年5月,龙的父亲作为宪兵连长,负担的任务是防守天河军用机场(现在的天河体育中心),后来从黄埔码头登船赴台湾。
龙正在撰写的一部书是关于“香港大学一百年”,港大成立跟辛亥革命同年,那时候,就像电影《十月围城》表现的那样,“香港是一个革命基地,在一个充满着革命者、暗杀频频、非常紧张、混乱的社会气氛里,出现了一个大学。”
在龙的心目中,下一部书应该是关于大陆的。她希望补习自己对大陆观察的欠缺,但前提是“站在大陆的泥土中赤脚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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