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文坛斗士”鲁迅的另一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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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终生的“剽窃门”公案
生活中以幽默浪漫示人的,在学术上却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那根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剽窃”事件。
新出版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日记中在1931年7月11日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此段文字正是为了澄清一桩指责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日本教授盐谷温作品的公案。
“剽窃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中国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凌叔华。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另一件事是, 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因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
于是不久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十天,他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西滢致志摩》是1月30日登出来的,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鲁迅说,“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这回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
对于抄袭的指责,鲁迅也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