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化后勤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我军所经历的现代化程度最高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战争，也是我军后勤实现形态蜕变，由传统后勤向现代后勤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二年九个月中，志愿军后勤由制约作战进程与结局的薄弱环节转变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力量。朱德总司令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后勤起一半的作用”。就连美军战场司令范佛里特也感叹：“共产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奇迹。”

    “礼拜攻势”：参战后的新难题

    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实行的是人民战争基础上的兵站跟进式保障，就是以地方支前力量为主体，以省军区系统作为连接前后方的枢纽和指挥机构，并向前方派出由军地双方人员组成的指挥所，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通过兵站线的延伸对部队作战实施保障，形成人民群众“车轮滚滚支前”，保障军队作战的壮观场景。然而，这一体制却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受了严峻挑战。

    由于志愿军是第一次出国作战，第一次与现代化的美军作战，第一次在国外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作战，在高峰时要保障180万军队作战，因而，这种军民结合的后勤虽然在保障部队供应上做了最大努力，但保障的可靠性、及时性方面仍不适应作战需要。

    指挥协调不力　志愿军在战区没有统一的后勤领导机构，后勤保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远离战场，与作战指挥脱节，无法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军地联合编组的战区“前勤”，人员少，手段弱，指挥功能不全，只能对3个直属单位——后勤分部进行协调，无法统筹和指挥全局。

    保障力量薄弱分散　由于战争爆发突然，各级后勤出国前临时扩编，人员缺口大，装卸、担架等勤务均由民工担任，有限的后勤力量被分散在从军区到团的六七个保障层次：后勤与参战部队人数之比为1：40；1951年后虽增至1：10，但无论人数还是素质，都不适应作战要求。美军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个兵，志愿军一个后勤人员保障6～10个兵。

    机动保障能力差　志愿军后勤技术装备数量少、质量差、不配套，大量工作依靠人背马驮进行。战区机动保障力量不足7 000人，兵团以下后勤装备少，力量弱，独立保障能力低，平均400人编配一台运输汽车，其它技术装备更为少见，无法保障穿插、迂回等机动作战，部队只能依靠携运行物资保障一周的作战行动，被称之为“礼拜攻势”。

    对于“礼拜攻势”的影响，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指出：“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原计划的以两个军、两个师的兵力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就是因为所需粮食运不上去，被迫取消了两个师，影响到取得更大的战果。东线部队入朝仓促，准备不足，就更困难了，部队不仅吃不饱，而且冬装太薄，难以御寒，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随着战线南移，运输线不断延长，后勤供应更加困难。第四次战役时，粮弹补给的困难尤为突出。例如，因为炮弹不足，使进攻的步兵得不到有力的炮火支援而大大影响了战果。步兵因弹药缺乏，有时不得不用刺刀与敌人拼杀。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在县里地区突破敌人防线后，因等待补充粮弹，曾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有利战机。我军还包围过许多股团、营规模的敌人，也因为火力不足，没能予以歼灭。有的部队因供应不上，被迫后撤，严重地影响了作战任务。总之，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因粮食、弹药等供应不及时，在作战中或被迫停止进攻，或加重了自己伤亡的例子是相当多的。”

    志愿军后勤出现的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空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美军飞机可以任意对志愿军的补给线进行轰炸破坏。当时，美军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飞机有1100多架，除部分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外，大部分用于轰炸破坏志愿军后方。主要破坏形式有以下几种。

    “饱和轰炸”即以大编队B-29和B-26型轰炸机，对朝鲜北部城镇、工厂、车站、码头和道路桥梁等后方重要固定目标，进行全面的毁灭性轰炸，企图从根本上瘫痪志愿军的后方和朝鲜人民的后勤支援。其中1950年11月8日开始的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每天出动飞机2 000架次，以摧毁中朝边界上朝鲜这一端的“所有国际桥梁”和“所有的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为目标，边界城镇新义州在几小时内就变成了一片瓦砾。

    “梳篦扫射”　即以P-52、F-84等轻型飞机，少架、多机、多路，昼夜不停地进行超低空搜索空袭。这类飞机白天钻山沟、窜公路，其飞行高度有时在百米以下，夜晚则分段巡逻，逐段封锁，彻夜盘旋，并在交通要点上空投掷照明弹，使纵横十几里如同白昼。一旦发现人员、马匹、车辆、物资，或追打扫射，或调集大批机群进行轮番轰炸，一人一车甚至一缕炊烟也不放过。这样，就像梳头一样把“三八”线以北地区梳了一遍又一遍，企图中断志愿军对前方部队的供应。

    在美军飞机狂轰滥炸下，既没有高射炮兵掩护，也缺乏防空经验的志愿军后勤损失惨重。入朝时，志愿军共有运输汽车1300多辆，第一次战役结束时即损失600多辆。志愿军三个后勤分部被炸毁的物资有：汽车325辆，粮食5万千克，枪弹53.9万发，炮弹3.1万发，炸药约4 500千克，汽油190桶。第二次战役后，朝鲜北方的铁路、公路大部分被炸毁，较大的桥梁、渡口被毁之殆尽。

    第三次战役之后，美军参战飞机增加到1700架，轰炸行动进一步升级。轰炸手段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运输线，并大批投掷重型炸弹、凝固汽油弹、定时炸弹、蝴蝶弹、照明弹，同时向道路上投掷四角钉。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天下挂灯，路上撒钉，地上炸坑”，使志愿军后勤的运输保障更加困难。

    1951年2月，美军空袭志愿军后勤达285次，后勤人员伤亡达1216人，损失汽车485辆，后方的165座次铁路桥梁和459处铁路线遭受破坏，全部铁路被分割成数段，能够维持断续通车的只有中间很小的一段，被称为“前后不通，中间半通”。这期间朝鲜北部又连续发生特大洪水，被冲毁的铁路中断行车长达45天，损失粮食845吨、汽油1184桶、弹药142吨；几乎所有的公路路段都被炸断或被洪水冲毁，前送物资损失率高达40％。

    美军的破坏使志愿军部队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有的部队甚至发生断粮现象，靠野菜充饥。彭德怀司令员在给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早晚秋风袭人，战士单着，近旬病员大增，洪水冲，敌机炸，桥断路崩，存物已空，粮食感困难，冬衣如何适时运到，实在逼人。”

    初期的实践使志愿军各级领导人认识到，不解决后勤的战斗化建设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前方要东西，后方有东西，中间送不走”的矛盾，也就难以打破美军的海空封锁，保证战争的胜利。

    战斗化后勤：战胜“绞杀战”的妙想

    为解决后勤保障的严重困难，1951 年初，中央军委召开了有常务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参加的“沈阳会议”，志愿军召开了有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参加的朝鲜“君子里会议”。两次会议都提出，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军“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时代已经过去，后勤必须以新的指导思想，新的供应方法，新的工作制度和作风，来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随后，中央军委、志愿军党委分别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提出：“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各级党委必须“把后勤工作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调整，开始建设战斗化后勤。

    为了加强对敌斗争，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从国内抽调2个铁道兵师、4个工兵团入朝参战。4月，又调2个高炮团入朝，负责掩护后方的道路桥梁。5月，又将4个高炮营分别配属志愿军各后勤分部，并将原配属志愿军后勤的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工程等部队，统一划归志愿军后勤建制序列。这种组织体制，使志愿军后勤由只组织保障的单一职能转变为既要组织保障、又要指挥战斗的双重职能。

    在此基础上，中央军委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改变自入朝参战以来，一直由远在国内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战场后勤保障的体制。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后方勤务司令部要求后勤官兵履行“指挥战斗、组织供应”的双重职能，后勤战斗化建设有序展开。

    一是建立战斗化的后勤指挥体制。志愿军后勤主要抓了本级和分部、军后勤的建设，理顺领导关系，将仓库、汽车部队统一划归各兵站领导，使兵站成为一级重要的指挥、管理和供应实体。为保证指挥顺畅，志愿军后勤系统先后架设4 500千米有线通信网，其中在东、西海岸方向架设的达870千米；同时，为志愿军后勤各机关、分部、兵站、团队和仓库安装了电话交换机228部，单机2 230部，极大地改善了通信条件。为提高指挥效能，志愿军后勤还加强了后勤干部的培训，先后举办后勤参谋、防化、排弹、打空降伞兵训练班40余期。

    二是开展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活动。针对美军“绞杀战”对后勤保障的影响，志愿军提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的口号，加大抢修力量，集中投入7.6万余人参与铁路抢修，平均每千米244人，并改进战区运输方式，使用火车、汽车、畜力、人力等接力运输，前运物资与后送伤员结合的一体运输，充分利用特殊环境和时段的突击运输等。

    三是实行打、防结合。战争初期，由于缺乏对空打击力量，后勤部队只是消极的躲和藏，对敌机构不成威胁，致使敌机日趋猖狂，后勤的安全环境日趋严峻。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从1951年2月起到1952年上半年，志愿军先后有4个高炮师、4个城防团、53个独立高炮营入朝。其中，3个高炮师、4个城防团、8～16个独立高炮营配置在后方纵深地域，对维护后方交通枢纽、重要桥梁、机场、仓库、机关等目标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设置防空警戒哨。这是志愿军广大官兵创造的一种对付敌机破坏的简易方法，专门用来监视敌机活动。夜间听到敌机飞行的声音，防空哨立即鸣枪报警，汽车闭灯隐蔽。这种办法推行后，夜间运输效率大大提高，车辆损失大为减少。后来，防空哨进步发展为一支专门的防空警戒部队。最多时，在2 800多千米的运输线上使用9个团约2万人的兵力，设置防空哨1568个。此外，各部队机关、仓库、医院驻地也设置了防空哨。战争后期，通信部门还使用无线电台和报话机对敌机进行监视报知。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使整个志愿军后方地域形成对空监视网，无论敌机飞到哪里，都难以摆脱防空哨的监视。

    毛泽东主席对防空哨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战争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法以外，主要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人站哨，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五是开展对空射击活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后，积极组织机关、部队利用手中武器打击低空飞行的敌机，并普遍建立了对空射击小组。二年九个月中，志愿军后勤单位先后击落敌机109架，击伤敌机698架，捉获敌机驾驶员24名。对空射击活动的开展，迫使敌机不敢轻易低飞，投弹命中率因此大为降低。

    六是剿匪捕特。为了粉碎敌特对后方的渗透破坏，志愿军后勤按地域划分，实行剿匪捕特包干责任制。二年九个月中，在当地群众及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下，捉获匪特1289名，缴获各种枪支499支(挺)，维护了后方的安全。

    1951年下半年，为了适应作战需要，志愿军后勤的编成进一步扩大。8月，国内组建的14个辎重团入朝编入志愿军后勤。同时，志愿军后勤扩编3个汽车团，补充汽车1130辆，使汽车团总数达到13个、汽车3700余辆。10月，志愿军后勤直属部队发展到6个后勤分部、28个大站、27个辎重团、8个运输营及3万多民工。还编有公安第18师、步兵第149师和6个工兵团、11个高炮营及通信保障部队等。此外，还有铁道兵4个师另3个团，援朝工程总队及工务大队5.2万人，中朝铁路员工2万人，配合后勤参加战区后方运输及抢修。这样，志愿军后勤保障力量除传统的供应、运输、修理、卫生等系统外，已有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步兵、公安兵、通信兵等正规部队，总人数近30万人。

    如此复杂的后勤编成和如此庞大的后勤力量，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一方面表明了志愿军进行后勤战斗化建设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代战争在没有取得制空权的条件下，遂行后勤保障的艰辛程度。

    由于志愿军把后勤保障与后方防卫作战有机地统一起来，硬是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绞杀战”、“窒息战”，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直至前沿阵地和坑道。

    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在“绞杀战”最疯狂的年多时间早，美军飞机轰炸量增加几倍，志愿军物资运输量却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前线官兵交口称赞志愿军运输线是“钢铁运输线”，是赢得战争的“生命线”。战争初期与战争后期相比，车辆损失率由42.8％下降到1.8％，物资损失率由13.4％下降到10.8％，运输效率提高76％。

    体制变革：阵地战后勤保障的重大举措

    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志愿军通过五次大的战役，遏制住了美军的进攻势头，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这时的战场态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已增

    至69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兵力为112万人，在兵力和士气上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要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是很困难的。美国侵略军虽然有技术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但士气低落，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不仅无力像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使突破志愿军的部分防线也十分困难。因此，双方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争转入相持，并开始进行和谈。抗美援朝战争也转入阵地防御战阶段。

    为了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1951年8月，志愿军开始对传统的后勤供应体制进行调整，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体制。就是把整个战区后方划分为战役后方和战术后方两大层次，从鸭绿江边到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从一线各军后勤到前沿阵地为战术后方。在战术后方仍由军后勤按建制系统对所属部队实施供应；战役后方则划分为5供应区，每个供应区设一个后勤分部，负责对区域内部队实施供应。这一体制把保持战役后方的稳定性和战术后方的机动性相结合。充分发挥后勤分部在后勤保障中的枢纽作用。当部队调动时，沿途均可得到分部的供应，不必携带大量物资，并可减轻运输保障的压力。同时，由于战役后方的稳定，也可以减少重复运输，缓解道路拥挤，提高运输保障的效益。

    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体制，使得后勤兵站成为连接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的关键，兵站运输线成为贯穿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的生命线。

    早在入朝之初，志愿军后勤就运用国内革命战争中建设兵站运输线的经验，在朝鲜北部成功地建起东、中、西3条前后贯通的运输干线。但由于缺少横贯道路和迂回支线，各干线一处被炸，全线受阻，各段之间也无法进行相互支援，以致没能改变后勤供应的被动局面。

    实践使志愿军认识到，面对朝鲜这个特殊的环境和美国这个特殊的对手，只建设前后贯通的兵站运输线，仍旧避免不了被敌“打断炸烂”问题。只有联线成网，建设既前后贯通，又左右衔接的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处处有兵站，站站有物资，此断彼通，彼缺此补，条条大路通前线，才能真正做到“打不断，炸不烂”，保证不间断的供应。基于这一认识，1951年秋，志愿军的后方兵站运输网建设全面展开。

    1941年9月，志愿军共动用11个军另11个师、9个工兵团修筑公路，3个月内投入劳动日157万个，整修公路30条，新建公路7条，全长合计2450千米，新建桥梁、涵洞1206座。1952年夏，志愿军修路的规模更大，共投入劳动日237万个，在各个方向加修纵横干线，新修横贯路、支路、预备路和迂回路。至此，整个战役后方共有4条公路干线由鸭绿江直通战区前沿，还有多条公路沟通东西海岸。每个供应区都有1-3条干线公路；各军、师各有1～2条干线公路：团至前沿有2～3条运输便道。整个战区已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网。

    在此基础上，志愿军对传统兵站体制进行新的调整。首先，把过去临时配属各兵站执行任务的装卸、警卫、仓库等勤务分队和医院，统一划归各大型兵站(简称大站)建制，实施统一领导。兵站成为后勤指挥和管理机构，提高了综合保障能力。其次，根据兵站运输网建设的要求和作战需要，对兵站进行纵横梯次的网状部署，区分为前沿兵站、中途兵站和基地兵站。军后勤的兵站，也根据作战任务和兵力部署，作前后梯次配置。这样，在整个战区构成了前后左右纵横梯次的、并与网状交通道路相适应的兵站网点。

    与兵站运输网相联系的还有永久性的地下仓库和地下医院建设。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抽调9个工兵营参加各分部的建库工作。到1952年6月底，共建成能容纳1200多节车皮物资的各类石洞库和能容纳790多节车皮物资的各类土洞库。这些洞库基本上达到了防空、防雨、防洪的要求。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对志愿军后勤“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地下医院建设主要集中在三登、阳德、宁远、安州一带，共有10个连另2个排的工兵部队参加施工。到1951年11月，共修建地下病房870间，可容伤员7000人。还修建了医务、化验等医疗用房997间。

    与此同时，适应兵站运输网建设要求的通信部队及其它服务保障力量也开始组建。后勤各分部、太站都编配通信分队，有的还配备了电台，形成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为中心的、连接供应区各单位的通信网。各兵站区也以大站为中心建立兵站区通信网，从而保证了各级后勤系统的指挥联络。兵站运输线上的各种服务组织，如交通指挥站、汽车加油站、车辆检验站、医疗救护站、茶水站、食宿站也逐步建立起来。通过一系列建设，整个战区后方形成了一个既能打、能防，又能运、能储、能供、能修、能医的保障体系。

    兵站网形成，标志着志愿军战斗化后勤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向“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现代化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为圆满完成抗美援朝作战后勤保障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后勤通过铁路运送物资52万余车，约800万吨，汽车运输700余万台次，约430万吨，行驶3.2亿余吨千米；参加火线运输的先后有33个辎重团、64个运输营、448个运输连以及各种畜力车、手推车、自行车共8.5万辆；抢修铁路1400余处次、660余千米，桥梁2200余座次；击落袭击交通线的敌机2390架。

    1952年5月30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切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聂荣臻元帅指出：“后勤战线上的辉煌成绩，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叶剑英元帅专门赋诗一首：“苦战三年依后勤，敌机拦阻且投菌。组成网状交通站，保证粮弹给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