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

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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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总是弥漫着反思的气氛，人们对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前途重新进行着思考。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面临着生死攸关选择的人类反思意识更加明显。生态环境恶化，物种灭绝速度加快；资本在全球肆意横行，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挑战着民族国家和国际体制；消费主义盛嚣尘上，传统精神岌岌可危；非西方文明逐渐强大，挑战着西方中心的地位和意识；沟通不断扩大，全球意识和共同行动初见端倪，等等，这些现象揭示了启蒙时代以来由西方创造并且在世界范围普及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正在遭遇着一场空前的危机，所谓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是人类的共历过程和阶段的命题经受着来自各方面力量的质疑和挑战。80年代兴盛起来的全球化理论正是众多挑战性力量中的一种。
全球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它的发展基本上是和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西欧，在当时兴起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前身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于全球化认知的萌芽。本世纪6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取得的实质性推进，全球化理论开始基本成形，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就是这中间最系统的代表。延自80年代，全球化理论已成燎原之势，围绕全球化这一主题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学科都对它给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从而形成了一支较全面的队伍。它的骨干是一批左翼学者，虽然这些学者彼此间采用的理论视度和方法不同，但是目标却是共同的，即把对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背后所隐藏的西方中心论作为批判的对象，要求实现全球范围的平等对话和非西方文明地位的越升。并且以此为基础使一度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转变为由多文明共同推动的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进程。因此，全球化理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简单的全球化鼓吹者，而是其消极一面的深刻批评者。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理论特别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以西方为模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理论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清肃和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对于患上全球化狂热症的人和以全球化来掩盖剥削和压迫实质的集团来说，该理论无疑会起到解毒和澄清的作用。
一、全球化理论的先驱
将世界看成一体，主张世界大同或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渊远流长。基本上每一种文明都有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世界的体系。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或者用天或者用神来作为世界的起源和归宿。但是真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这一思想则是人类近代史产物，是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产物。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进程和把世界作为整体思考的方法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
曼耐尔(Mennell)说： “任何确认象全球化这样的主要社会变迁的确切开端的企图都可能证明是误入歧途的。”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大致发端于１５世纪的欧洲。当时的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可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汤因比所说的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它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以轮船为代表的运输工具的革命为全球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物质基础。
远洋航运的开始，使欧洲特别是西欧与其他文明地区区别开来。在随后的１６、１７世纪中，西欧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一以追逐利润根本目的的新兴阶级；围绕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的包括常备军、税收等现代国家制度以及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现代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械力代替了人力，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的限制；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了理性、进步的旗帜，为西方文明注入了新鲜活力。经历了这二百多年的变革，西方有能力同时也在本质上要求向世界各地扩张。因此，１７世纪以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１９１４年），这两个世纪中全球化进程的主题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是资产阶级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其支持是能够全面动员国内资源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先进科技创造出的军事武器、运输工具、通信手段以及更好的医疗保障，其表现形式一是大规模占领殖民地。 到１９１４年时，英、法、德、比、葡、荷、意大利七国的海外殖民地在数目上达到１１５个，面积达２０４５３７５７平方英里，是其领土的２０多倍，人口达５３０４９３６５４，是其人口的近三倍。这些国家把殖民地既当作提供丰富资源的产生，又把它作为销售产品的市场。二是移民浪潮的不断扩大，到１９世纪末，移民浪潮已达前所未有之势。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共有１４．５万人离开欧洲，到５０年代约有２６０万人，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１０年间达到了顶峰，共有９００万移民，几乎每年为１００万人。在军事武力的支持下，人员、物质以及信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流动。
在这一时期中，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如康德在其晚年要在理论上证明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孔德、圣西门等人已经对全球化进行了研究，但是如罗伯逊所说，在经典社会学时期，正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走向成形的时期，他们面临着“民族化”（nationalization）和“全球化”两个问题， 结果是前者压倒了后者成为了理论研究的主题。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的研究确立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民族国家和分析方法——国家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西方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的经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西方理论的出发点和抽象的基础。而启蒙时代所倡导的价值成了西方理论的基本价值。
在这一时期中， 有三种观点最值得注意，它们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以及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观点。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鼓吹下，随着英国殖民领袖地位的确立，战胜了重商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实践。持这种观点的人把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自由交换看作是天意。他们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将克服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把永久和平带给人类，正如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所说，自由贸易“按照道德秩序行事，如同宇宙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将人们吸引在一起，将种族、信仰、语言的对立抛在一边，把我们团结在永久和平的纽带中。”然而理论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和现实相差甚远，以号称“自由贸易帝国”英国为例子，两位英国历史学家J． 加拉赫和R． 鲁滨逊一针见血地说“通常将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总结为‘是贸易而不是统治’，其实它应该读作‘如果可能，是非正式控制下的贸易，如果必要，则是统治下的贸易’。”自由主义中潜藏的逻辑是自由贸易将消灭战争， 进而带来人类的永久和平。它把市场归结为世界成为一体的根本动力。
国际关系理论是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物，也是最早系统地把世界作为整体看待的理论之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真正的全球化理论产生之前，只有它把世界作为整体加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与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唯一的区别是后者认为会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政府来消弥国家间的隔阂和战争，以保障世界和平。国际关系理论中著名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认为，随着领土国家的兴起，神圣罗马帝国从基督教世界的现实政治组织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和法律虚构，著述家和政治家们开始越益频繁地思考用什么来取代西方世界已经失去的政治统一。１６世纪的伊拉斯谟，１７世纪的苏利·埃默里、克吕塞、 格劳秀斯、威廉·佩恩，以及１８世纪的阿贝、德·圣皮埃尔、卢梭、边沁、 康德等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而在这一时期，神圣同盟、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７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可以说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政治尝试。摩根索分析到，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世界统一的观点大概有三个源头：⑴从斯多葛学派和早期基督徒时代起，西方文明中就活跃着一种人类道德统一的情感，并且努力寻找一种与之相称的政治组织。在政治实践中这表现为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拿破仑帝国的扩张等；⑵建立一个稳定及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尝试，其道德根源可见于前几个世纪西方世界人类关系中人道和文明性的提高。启蒙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要求尊重人的生命和增进人的福利，坚信能够把法治、和平、秩序扩及到国际范围之中。⑶商业精神。它把战争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视为市场活动的非理性干扰。
尽管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西方理论界中颇多争议，但是，马克思在全球化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却是无可否认的。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中体现的最为生动。他在《宣言》中描述了全球化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⑴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人类发展阶段上都是一样；⑵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⑶全球化造成了各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⑷全球化为人类的最终的共同解放奠定了基础。
这三种理论都是在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必然归宿或者必经阶段，带有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相比之下，前两者成为了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和合理性辩护，与西方的主流的政治经济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整体形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随着西方力量的强大日益有理论界面转向世俗层面，成为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也带有一定的中心论倾向，但是它的立足点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剥削并且逐渐自醒的工人阶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倾向，使之成为了全球化进程中头脑清醒的坚定的批判者。
汤因比把这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认识概括为“文明统一论”，这种认识认为世界各种文明的最终归宿将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普及。汤因比认为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有⑴西方文明在物质和制度方面的世界性胜利。他说“在近代历史时期，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其范围也差不多；因为西方军队和政府的胜利虽然没有象西方的工厂主和技术人员的胜利那样广泛而彻底，但是也不能不承认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成了一种源自西方的单一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这种胜利也造成了⑵自我中心的错觉；⑶“东方不变论”的错觉；⑷进步直线发展的错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第一次冲击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在战后德国学者奥斯瓦德·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不仅以其发人警醒的书名提醒了西方人“西方中心”论的虚幻，而且他提出的文明平行发展观也在理论上冲击了“西方中心”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短短的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化进程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体现为：⑴美国力量的强大，正动摇并逐渐取代着西欧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⑵帝国主义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值得瞩目的现象；⑶苏联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并且成为了对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⑷一些前殖民、半殖民国家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起码在形式上缩小了西方的殖民地范围；⑸西方世界做出了建立世界性政治共同体的初步尝试。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导下，建立了恢复一战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国联。可以说，两战中间这断时期是全球化进程由欧洲主导向美国主导，由殖民扩张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的转折期。
在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论。其代表人物有列宁、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等。他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此外还有以分析１９世纪末英帝国而名声显赫的J.A.霍布森（Hobson）。这些人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而且给以后大部分的全球体系理论打上了烙印。例如，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它的驱动力是利润降低的铁律以及寻找积累的新资源的需要。殖民扩张不是因为资本需要增加新的剥削地区，而是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争夺霸权的竞争。列宁对于全球化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使马克思主义分析摆脱了只研究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把视点转移到作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层次上。而霍布森则认为帝国主义扩张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出于经济考虑，在其背后潜藏的是“返祖冲动”（atavistic impulses) 或者其他文化—历史因素。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和苏联主导的东方阵营开始了漫长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武力竞争。新成立的联合国没有实际的权力，受两大国家的操纵。东西方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协调系统。在西方，经济方面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以及经合发组织，军事上有北大西洋工公约组织。在东方，经济方面上的是经互会，军事上是华沙条约国组织。两大阵营的存在实际上把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元结构。一端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另一端是经济获得发展的苏东国家，夹在中间的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格局也就是“三个世界理论”所描述的情形。在三个世界的对峙中，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强大起来。现代化理论的强大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政治上的霸权和自由经济的繁荣加强了曾经受到冲击的“西方中心”论，助长了西方对自己的信心。二是在三个世界的对峙中，地区性研究在美国发展起来，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成了被研究的对象。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跃成为５０、６０年代西方最红火的理论的。
二、转折的60、70年代
现代化理论虽然得到了美国霸权和西方经济繁荣的有力支持和一定程度上的确认，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也在逐渐地失去自己的基础。这种变化在60年代开始出现端倪。首先表现在二战后出现的新独立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所描述得那样出现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民主和社会的稳定，反而情况出现了恶化。显然简单地把第三世界的发展停滞归因于这些国家的内部缺陷难以成立，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它们是在整个世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甚至是在沿着西方式的道路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问题直接对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依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依附理论通过对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分析指出，现代化理论宣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道路，可以和平长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阶段并不符合现实。这种观点不仅潜藏着“西方中心论”的意识，而且推卸了西方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承担的责任。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际体制的不平等关系。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占据了国际体制的中心地位，而非西方国家则沦为边缘，中心国为了自己的发展从边缘攫取资源和资本，以维持中心的再生产。这样的结果是边缘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中心——边缘关系不断得以巩固。虽然依附理论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但是却为一度被西方忽视的非西方社会提供了认识自己在国际上的处境的新视角，无疑增强了非西方国家的意识。
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整个世界在60年代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航天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进步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为全球化进程以及关于全球化的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造卫星的上天，使人类能够从天空中俯瞰我们生存的星球，电信技术使人类能够跨越地理界限实现全球性的沟通，电视的发明和进入家庭扩大了人的认识半径，了解了其他人类共同体的生活，推动了不同人种之间的了解和认同，这些变化使世界一体起码在视觉中成为了现实。这不仅是空间感的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当时僵硬的意识形态隔阂。以至于信息论的先驱者之一麦克卢汉欢呼“全球村”已经形成。
资本的力量在这一时期的力量也有所增强，虽然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60年代发起了国有化的运动，把原来殖民地时期保留下来的外国资本对本国矿山、能源等的所有权收归了国有，迫使资本退回母国或向其他国家转移，相应缩小了资本的空间范围。但是这一时期的技术创新和战后凯恩斯主义为资本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技术和政治支持。技术的创新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和资本的自我创新提供了新的手段，减少了资本运营中的成本；国家的有力支持则为资本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政治保护，有助于资本开拓新的市场，增强了资本的安全性。资本在这些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资本在各国的流动，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司之间和公司内部的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例逐年增长。二是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了创新，衍生金融工具开始出现，以投机为目的的虚拟经济（相对于传统上生产领域的投资）初见端倪。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理论发展的具有转折性的年代。除了资本力量的强大和技术的尝新外，在全球化进程中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新问题和新变化，它们有：⑴美国霸权地位出现动摇的迹象。经历了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恐慌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下降。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完结，国际汇率体制从由美圆支持的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显然美国已经无力支撑战后建立了国际体制。但是对美国霸权地位冲击最大的是其在越战中的尴尬处境以及国内６０年代末兴起的学生造反和黑人民权运动。这些事件既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一直扮演的“正义警察”的形象，又打击了其社会主流价值观，使许多人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社会。⑵在西方各国，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一度持续增长的经济出现滞涨现象。大工业生产导致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传统的价值体系无法拯救被大工业积压的灵魂。1968年的席卷西方各国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现实与精神的紧张关系的总爆发。这场运动洞穿了曾经坚固完善的西方价值体系，为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非主流思想和运动的出现打开了观念之门。⑶东亚“四小龙”以及巴西、墨西哥等新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用事实证明了许多西方人心中的“东方不变论”是一种错觉；⑷石油危机后，伊斯兰世界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以伊朗的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也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直指西方。⑸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如环境污染以及其他诸如核威胁等问题成了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开始有意识地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如何协调列上议事日程。而且绿色运动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成为西方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社会力量。⑹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形成一个新兴的充满生机的产业的同时，也进入了日常生活，开始改变人们的传统认识和观念，以至于有些学者惊呼“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一系列的变化中最根本的变化是西方的霸权地位和西方中心论受到了非西方社会的强有力挑战，非西方社会在物质和意识上都有所增强。
在西方学术界中，许多学者面对世界的新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着抛弃传统的研究单位和方法，建立起更加适应世界变化的新的研究单位和方法。这种变化出现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中。比如，在国际政治学界，英国学者伯顿(J.Burton)认为国际政治学应该研究“世界社会”，并且不能以民族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他说：“当我们选择谈论世界社会而不是国际关系时，我们正在选择一种方法。”而基本国家的研究“不能给我们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解”而罗伯特·基欧汉(Keohane)，和约瑟夫·奈(Nye)则认为当代世界已经处于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状态，各种非政府组织、 个人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成员， 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在渠道和深度上都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学中，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成了一门重要学科。这类学者不仅研究跨国公司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影响，而且研究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７０年代兴起的生态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学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看法。在以往的理论中，学者们实际上把人口世界与自然的世界武断地分裂开来，没有看到二者的有机统一性。生态学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的主张带来了一场认识革命，极大推动了“一个世界意识”的传播，促使西方全球化理论对更多更丰富的现实内容进行深入思考。
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对全球问题的研究表明了自然科学家加入到全球化研究队伍之中，把生态学、系统工程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带进了全球化问题研究之中，并采用计算机来模拟全球情况，这极大丰富和推动了全球化理论的发展。罗马俱乐部采用了世界系统论，即认为世界的每个部分与其他部分都具有内在的相互依赖性。在这种观念的驱动下，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者用比较简单易懂的术语对世界作出了一系列图示和数学显示，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模型(global model)，这体现为罗马俱乐部１９７２年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了多个全球模型，林曼的“农业中国际关系模型”，联合国资助的“列昂惕夫联合国世界模型”，日本几所大学联合研制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未来”模型（即著名的FUGI模型）等。罗马俱乐部的出现对于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它抛弃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确立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基本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二是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引入了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全球问题研究的先河，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回应，导致了80年代以来各国出现了研究全球问题和本国问题的浪潮。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问题研究和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标志着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出现，因为二者在理论上第一次系统地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研究。
三、重新诠释现代化史的世界体系理论
从１９７４出版《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一书以来，沃勒斯坦一直是西方学术界中十分活跃的人物，除了出版了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外（第三卷于1989年出版），沃氏在90年代还出版了多部著作，但是他最有影响的观点还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前两卷中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留校任副教授，当时的研究方向是非洲问题。在研究中，他提出：“我们必须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非洲统一运动的出现；因为正是这个体系变迁中的状态，使得该运动会‘先’获得、继而失去其控制‘全局’的自由。”。在1968年哥大学生运动期间，他是运动的善意支持者，并且因此失却了在母校哥大继续执教的机会，1970年离开母校到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并在此期间开始了《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写作。后来几经转折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布罗代尔中心”任主任。正是这种经历使沃氏在建构世界体系理论时持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导言”中说：“这里（不是为所有集团的利益而研究世界体系）就产生了我们的责任感。它取决于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既然我们要求有一个较平等较自由的世界，我们必须了解达到这一境界的各种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对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体系的性质和演变有个明晰的揭示，同时对它现在和未来在各方面或许可能取得的发展的幅度也须加以说明。......就我的承诺范围而言，这种力量对那些代表世界上大多数深受压迫的人们的利益的集团应该是极其有用的。”
在此基础上，沃氏对当时解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的依附理论（或称为发展主义）和盛行于社会科学界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及方法提出了挑战。沃氏认为发展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相比有两个区别：一是发展主义的观点是机械式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辨证的。因为后者研究的目的不是只找出“形式结构”，而是找出真正的“实质结构”，以发现整体和部分在维持及改变某一结构时产生的后果。二是世界体系理论更具有实践性。它并没有像发展主义那样把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视为某些中心国家间的关系，而是把强国之间的关系看作世界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沃氏还认为，发展主义至少在六个问题上难以提供完满的答案。这六个问题是：近两百年一些世界大事发生的时空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并且内部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运动？怎样解释目前许多地区正在出现的退步和恶化现象呢？如何解释民族主义的持续及其在现代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中某一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什么发展主义的理想类型与经验事实有脱节的现象？正是由于发展主义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沃氏才提出要用世界体系理论来完成该任务。沃氏承认世界体系理论还没有提出更完美的答案，但是在方向上比发展主义更加明确了。
为了解决发展主义不能回答和西方主流理论和范式没有容纳的关于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问题，沃氏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认为既有的分析单位和分析方法都难以用来解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无法回答西方和非西方发展道路的分途。他认为长期以来把民族国家或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的方法实际是片面的和模糊的，既无法把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变迁完整地涵盖进去，又难以解决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因为二者不是社会系统，而是封闭的单位，无法解释社会系统中的总体社会变迁和局部的变迁。因此，沃氏主张用“体系”来代替民族国家，用世界体系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的总体状态。这样可以解决传统理论在解释现代世界和个体社会时难以弥合的：整体和部分、普遍和特殊、抽象与具体，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实际上，沃氏所提倡的分析单位的替换表明了他的整体历史观，他认为：“人类对明智地参与自身系统的进化能力，取决于他对整体的洞察能力。”
沃氏的整体历史观得到了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观点和方法的支持。后者提倡的长时段、跨空间立体地再现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成为了沃氏建构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工具。除了借助了年鉴派的方法外，沃氏还使用了下面几个分析方法：第一，把世界史和地区的“自然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世界史进程中考察地区的“自然历史”，以研究二者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世界史对“自然历史”的影响，没有把二者武断地分离开来。第二，结构论。沃氏的结构论是对依附理论中的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后者不同的是，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影响边缘发展的外部因素不是由核心与该边缘联系的紧密度决定的，而是由该边缘在单一世界体系中占有的结构位置决定的。在这个立论的基础上，沃氏把依附论中的“中心—边缘”修正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用居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半边缘”来使原来的解释模式更有弹性，更有操作性。第三，分工论。沃氏所建构的世界体系的核心是生产分工。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分工模式，分工决定了中心、边缘、半边缘在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位置的变动。他说，世界体系就是“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实体。这种分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即业务上的——而且是地理上。那就是说，各项经济任务的区域分布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世界体系。” 第四，新旧分析单位，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这尤其体现在对待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和现实上，沃氏虽然使用了体系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在理论上取消国家，忽视国家的作用。沃氏认为国家直接参与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往往在体系的中心，国家的力量更强，作用更大。此外，沃氏也没有抛弃阶级这个分析单位和阶级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一些旧的分析单位和分析方法成了世界体系理论的支柱和构成部分。
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有下面几个主要论点：
第一，关于世界体系的种类。沃氏用体系置换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世界的基本单位，从而在理论上能够构建起一个作为整体的世界。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着三种体系。它们是微型体系（mini-system）、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后两个体系组成了世界体系。微型体系仅仅是一种小规模的劳动分工，其中有单一的文化和政治过程。而世界体系与之相反，是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且具有多种文化过程。其中的世界帝国，包括古罗马、中国以及埃及等，在地理范围上并非全球性的，而且经常在物质和文化上失去与其他体系的系统性交换，是封闭性，维持其存在的力量是帝国的军事。世界经济体也不止一种，但是只有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超越了其他的经济体，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不同的是，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但又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包括了帝国、城邦以及当时正在出现的“民族国家”。在这些政治实体之间存在着劳动经济分工。在公元1500年前，三个体系是共存的，其中世界帝国似乎更加强大突出。
第二，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欧洲，是以欧洲为基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向世界范围扩展的结果。沃氏借助大量的历史文献指出，14、15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为16世纪以后欧洲的扩张及经济转变提供了前提和背景。虽然关于这场危机的原因有许多说法，但是沃氏认为有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封建制度的危机’是一种定期趋势一个直接的周期性危机和气候条件恶化引起的衰退汇合在一起形成的危机局势” 。这场危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庄园制度、领主制度等封建制度的存在基础受到了动摇，基督教遭到了多方面的攻击，漫长的中世纪行将结束。在随后的世纪中，欧洲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化：地理的扩张；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壮大。这些变化使一种新的占有剩余产品的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地理扩张提供了世界市场，生产方式的变化伴随着更有效更扩大的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国家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协助。这样，到1450年时，创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舞台就在欧洲确立起来。
第三，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种动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体系是在时间轴上的纵向发展和变化。沃氏在写作四卷本的宏篇巨著《现代世界体系》时，被这种判断鲜明地表现在每一卷的副标题上。沃氏利用副标题的形式把世界体系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1450-1640年资本主义农业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2、1600-1750年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3、1815-1917年欧洲世界经济体向全球的扩展；4、1917年至今，世界经济体的更加巩固和内部的革命。二是世界体系在横向上的结构变化。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关系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中心方面，世界体系的中心先后经历了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几次转变。半边缘的地位并不稳定，其中的组成部分会蜕变为边缘，而边缘中的部分也会上升为半边缘。
第四，世界体系的动力和运动方式。在这里，沃氏明显地借用了马克思的观点。沃氏认为，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最大资本积累的追求。实现资本最大积累的的基本方式是提高售价，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是尽量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对最大利润的追求推动了体系的不断扩张。但是体系的扩张无法超越体系本身内在的两个矛盾：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体系的根本动力和两个根本矛盾相互作用，导致了世界体系的“周期律动”(cyclical rhythms)，即扩张和危机的相互出现。具体来说，当世界总生产量小于世界有效的需求量，而又能被当时世界购买力所允许时，扩张就出现了。然而，对最大利润的追求所使用的两个手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两个手段是要求压低生产者的工资并提高商品价格。前者会造成市场需求的下降，后者则需要提高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分别是由不同的原则决定的：供给是由分散的个体生产单位决定的；需求则是“社会政治”结果。用沃氏的话说：“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里，分配是根据一个有效的世界性政治协定作出的，，这个协定决定了该历史时期的工资水平，这个工资水平虽然也会变动，但只在某个限度内变动。”这样，无计划的供给和刚性的需求之间就出现了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世界体系范围的矛盾，没有一个机构可以通过非市场手段加以调节。矛盾发展的结果就是危机的爆发。扩张和危机的循环构成了世界体系的基本运动形态。
第五，世界体系的前途。在过去四个世纪中，世界体系在结构上有越来越巩固的趋势。具体讲包括三个发展趋势：1）世界范围的资本化和分工的扩大。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无产阶级化”和“都市化”。这是一个扩大体系范围和挖掘体系内部潜力的过程。世界范围的土地和海洋都被有效地利用和开发，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消失了，世界人口逐渐而稳定地变成了工资劳动者，边缘和半边缘的资产阶级分享了较多的剩余。同时，中心的原来的半无产阶级化（semiproletarian ）家庭被进一步无产阶级化。通过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扩张，体系强化了中心和半边缘、边缘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后两者为中心持续提供更多的剩余。 2）科技的创新。创新提高了效率，提供了获得高利润的新领域。创新使居于中心获得更多的利益，也使半边缘更想得到那样的利益，并维护既得利益。在科技创新中，边缘国家难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因为中心会把维持双方的科技差距放在重要的地位。3）组织力量的扩大，即科层化。国家、经济组织甚至文化机构对个人和团体的影响都扩大了，有利于压制个人和团体的反抗。另外，中心政府依然比边缘政府强大。这三个发展虽然强化了体系的结构，但是也潜藏着动摇体系的危险。具体来说，都市化使下层大众聚集在一起，教育的普及叫强了他们彼此间的沟通，自我意识以及组织能力，有利于抗衡权力结构。科技的创新和随之出现的工业化腐蚀了政治和经济上对工资差异的判断。科技进步潜在的军事摧毁能力有将现在的世界体系付之一炬的危险。科层制从长远来看存在着头重脚轻的弱点。决策者控制的不是人民而是组织，削弱了其权限和执行政治经济意愿的能力。体系的这些矛盾推动了“反体系运动”发展。“反体系运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发生在边缘的民族运动，另一类是发生在中心的社会运动。两类运动相互交织形成了此起彼落的反体系浪潮。在沃氏看来，现有的反体系运动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这体现为反体系运动为了得到有力的组织后盾，常常不得不掌握国家机构，并运用国家机构作为斗争的工具，这反倒巩固了体系的运动形式。尽管反体系运动不能在短时间动摇世界体系，但是世界体系终会走到尽头。等待体系的将是三种选择：1）“社会主义的逻辑”，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将实现整合，以平等、自由的方式被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调整着。2）继续维持像以前那样不平等、等级制和压迫的“统治”结构。3）体系由文明的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对沃氏来说，现在还无法明确何种是未来的选择，但是他坚信现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是不合理，它必将被打碎和代替。现在要做的是为了建立一种民主和平等的体系而探索。
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出现不久就招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比如布伦纳(Brenner) 批评说，沃氏的体系的维持只能在忽视了不平等交换以外的所有因素的条件下实现。劳动分工在他那儿只是成了贸易条件，这会导致“新斯密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沃氏没有理解阶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的核心地位，因而无法认识阶级关系的整体性只能在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存在，不能用于推导一个单独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斯克波尔(Skocpol)认为沃氏虽然力图进行理论创新， 但却犯了功能主义的错误， 给他的理论中所有单位赋予了他想象的功能。佐尔伯格(Zolberg) 则认为整套理论中只有体系没有活动的政治角色(actors)。渥斯里(Worsley) 认为沃氏的整体性观点使其忽视了世界是由多种生产方式组成的，而且扭曲了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自主性以及多元主义。
概括而言，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有三个缺陷： ⑴简化论(reductionism)。 用不平等交换一个因素来说明全球体系的形成；⑵经济主义 (economism)。 过份强调经济因素， 忽视了文化、政治、 军事等因素在全球体系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⑶一维的视角。没有从多维角度研究全球体系；⑷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他给其理论中的关键概念都先见地赋以某种功能，以使整个理论能够解释其对象。总之，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重要的，但片面地，理解和概括全球体系的形成与动力，以及作为一种过程的全球化的方法。
总的来说，７０年代是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变化基本上塑造了全球化进程的大致轮廓，界定了全球化理论在以后发展的主题。全球化进程的大致轮廓就是各种文明在相互交往和碰撞中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国家、个人、各种组织、不同的文化成为全球化进程的活动角色；快速的变化造成了身份界限的模糊，传统制度(institutions)频于应付。这是一幅多元化，时有冲突的变化迅忽的图景。理论研究的主题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的活动角色；我们的世界要沿着何种轨道，朝何种方向发展，等等。这些主题在８０年代，特别是９０年代得到了更完善的解答。
四、文明的共存与冲突：９０年代的全球化理论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进行，西方的理论也继续回答着７０年代提出的问题：如何建立起更能够准确描述和解释全球化进程的理论。许多学者在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切入点研究着全球化进程。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理论和全球化进程一样，也是多元化的。更准确地说全球化理论是把全球化进程以及与之有关系的全球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多种理论流派的统称。
批判和修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80年代西方全球化理论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完善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是蔡斯——唐(Chase-Dunn)。他对沃氏理论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更强有力的理论诠释。他在批评沃氏把世界体系看作单一的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假设的同时，也从实证角度运用了他的观点。他承认在单一世界体系或全球结构(global formation)中存在着两种或更多种生产方式的可能。全球结构中也包括历史上残存下来的生产方式以及未来的生产方式的种子。他提出的全球结构揭示了世界体系的所有结构性特征， 如常数（constants），包括国际间体系的中心、边缘生产；周期(cycles)，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更替周期；趋势(trends)，如大规模移民和资本的跨国化；以及中心——边缘的劳动分工和国家的国际体系的典型特征。蔡斯—唐的目的就是使沃氏摆脱必须为全球生产方式观点辩护的窘境。 另外， 麦耶尔 ( Meyer) 和博格斯滕 (Bergesten)等人强调了全球体系的政治与文化方面。
除了对沃氏理论的修正和弥补之后，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各自领域中对发展一种更完善合理的全球化理论的有益探索。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 在１9８７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提出目前社会理论最大的困难是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中心模式和理论主宰着，它们把地域国家的边界视为社会分析的既有单位，因而使承认跨社会联系，或者以更强形式体现的跨社会体系成了问题。吉登斯本人从80年代开始就尝试把跨社会联系运用到研究中。他在１98５出版的《民族国家和暴力》一书中研究了民族国家形式作为一种全球现代制度扩张的过程。另一位学者海纳兹(Hannerz)在１９８２年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跨社会体系的观念是社会范式的有效发展， 因为它允许潜在的“世界范围”的体系存在，这些体系既是跨政体(interpolity)也是跨组织的。莫德尔斯基(Modelski) 从７０年代末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都采用了全球
政治的“长周期”方法。他认为从１５００年以来，一个现代的、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已经出现，体系议程上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是秩序、安全、地区权利以及贸易稳定。
姆利纳尔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不同领域中有关全球化研究的著作。有的研究社会沟通，如Mowlana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全球信息和世界沟通》一书； 有的研究“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意义，如Jussawalla等人编辑的《信息技术和全球相互依存》（１９８９）；有的学者来自城市和地区研究领域。如Knight和Gappert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全球社会中的城市》、Henderson １９８９出版的《全球重建和地域发展》， 以及kuklinski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全球性对抗地方性》等。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多元化和多视角由此可见一斑。
在西方理论界中，８０年代出现的关于后现代的研究对于全球化理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现代理论描绘出的后现代社会状态是一个消解了中心、等级、统一的价值和宏大的学说的社会，是对现代社会的否定。该理论认为后现代社会具有三个突出特点：１、文化多元主义。它否定诸如平等、同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制度、大规模生产、法律规定等要求的统一的价值，鼓吹价值的多样化；２、多中心主义。神、民族国家或者其他价值甚至人这些社会的中心在后现代社会中被全部抛弃，代之以流动的、相机的、多样的中心；３、地方主义。主张个人为了逃避全球体系的混乱嘈杂，重新回到家庭、小团体之中，以获得在信息社会中失去的温情、安全和亲密。后现代理论所描述的社会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他学者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无组织的资本主义”( disorganized capitalism)、“后工业社会”、
“后福特社会”， 唯一的区别是它从更加抽象的角度， 彻底揭穿了文艺复兴以来在整个西方社会中形成的“西方中心论”错觉，预测了未来的世界将是一幅多元拼帖画的状态。实际上，后现代状态就是全球化进程正在经历的阶段。因此，可以说，后现代理论不仅为全球化理论提供了关于全球化目前状态的逼真图象，而且有助于清洗掉全球化理论中深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使其能够从更加全面的角度( 把非西方世界纳入研究视角)研究影响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
如果说后现代理论描绘的是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的状态的话，那么８０年代末冷战体制的瓦解使得整个世界也具有了某些后现代特征。苏联的解体和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带来了世界的多极化以甚至混乱的局面。作为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中心，苏联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使其能够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因此，冷战时世界是一种有序化的世界，尽管这种有序是武力威摄和意识形态对抗下的扭曲。冷战体制的瓦解撤除了维持这种有序的国际机制，造成的后果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以及众多团体利益的突显，以及替代意识形态的各种解释框架的激增。这些后果在当代发达的传媒工具和不断扩大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愈发突出。我们眼前的冷战后的世界中多种主义并存；民族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原教旨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到处挑起事端；个人的身份模糊混乱；非西方文明的力量不断扩大；凡此种种，使得当代世界显得混乱不堪瞬息万变，甚至冲突不断。９０年代的全球化理论而对这种状况开始把文化、文明引入到全球化研究，以图更好地诠释真实的世界。
在西方理论界中，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长期受到马克斯·韦伯观点的主导着，即把近代以来西方的发展和东方的落后归结为文化的差异。虽然有些学者不断批判这种观点的错误与武断，但是一直没有现实的证据来推翻它。直到６０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的出现，才有力地驳倒了这种观点，这样在西方学者眼中儒家文明这种非西方文明也与西方文明一样有了同等的价值和地位。重新估价非西方文明成了许多学者必须面对的现实。可以说这种转变是全球化理论引入文化、文明的源头之一。
另一个源头是８０年代西方全球化学者对埃利亚斯(Elias) 著作的重新发现。埃利亚斯在３０年代发表的著作《文明化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在８０年代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埃氏的这部著作主要研究的是西欧国家的形成、国家体系的形成以及从中世纪到２０世纪国家间权力平衡的增长和发展。他在以后的著作中把其研究向后、向前各推进了一步。向后他研究了人类社会的群居特征。他把人类的群居看作是“生存单位”，这个单位的功能一是提供食物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二者控制暴力。在最早最小的生存单位中没有专门的功能执行者，以后随着生存单位在人员和地域上的扩大，整个单位越加复杂。这里他试图论证人类天生是爱好和平的，战争不是源于人性，而是源于后来形成的竞争结构。向前他研究了核平衡下的人类命运。他认为核威胁的存在虽然可能造成惨重的全球性破坏，但大国间的谈判妥协也显露出人类相互依存的加深，他坚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全球和平也会出现。埃氐的著作关注的主题一直是人类长期整合以及它遇到的障碍。而且他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比有其优点：⑴把人类社会的全球化看作是非常长期的社会进程；⑵进程中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是停滞不前的；⑶从有弹性的、可调节的平衡角度看待权力，避免了沃氏的中心、边缘在定义上的争论。
为了进一步理解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新特点、新问题，西方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共同推动了全球化理论在９０年代的发展创新。总括而言，９０年代西方全球化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１、继续进行方法论的变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变革就是把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引进研究领域，使之成为研究的起点，以扩大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这种变革是循着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条是对沃勒斯坦理论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完成了替代“国家中心论”的变革，但由于只注重经济因素，忽视了文化和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因此陷入了“经济主义”之中，并且使整个理论显得过于僵硬，缺乏开放性和应变性。沃勒斯坦面对这种批判，也开始有意识地修改自己的原有方法，力图融入对文化、文明的考虑。他认为文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念体系（ideas system），不仅参与了世界体系的形成，而且为之提供了合法性辩护。沃勒斯坦的理论修正虽然可喜，但是仍然没有脱离用世界体系来圈定文化作用的功能主义嫌疑。另一条线索就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比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体系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费舍斯通认为全球化进程也是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的扩展过程。后者导致了全球共同体──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而且争议最大的也许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享廷顿。他在１９９３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冷战后全球状态的根本标志。在这场冲突中，西方文明将面对来自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巨大挑战，并因此出现世界的不稳定局面。
２、把粉碎“西方中心论”明确列为建构全球化理论的首要任务。在西方理论界中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马克思、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都曾从不同角度公开对之加以批判。但是由于西方势力一直长期主导着全球化进程，所以“反中心论”在客观上受到了压抑，尤其是冷战的结束，为“西方中心论”的暂时抬头提供了机会，一时间主张西方制度和价值取得全球性胜利的观点充斥于整个理论界，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弗朗西斯科·福山和享廷顿。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大胆判定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从此两大意识形成的斗争史结束了。享廷顿则更是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的感情提醒西方不要忽视自己的“敌人”。此类观点一出台就遭到了各个领域学者的批判。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冷战后，非西方的力量得到加强，而西方力量在经历了短暂的胜利后相对衰落的迹象更加明显。客观条件的这些变化无疑支持了这些批判，并为全球化理论彻底清算“西方中心论”提供了大好机会。许多学者提出：全球化将是多种文明平等共存；而不是某种文明一统天下；“西方中心论”不可能带来和平的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歧视、压迫和冲突；西方文明应该在同非西方文明的平等交往中重新检讨自己，认清缺陷，并向非西方文明学习。这些观点虽然基本上都出自左翼学者之口，但对西方主流思想影响颇大，这一点在享廷顿、福山、布热津斯基等人观点的调整以及西方人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模式，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上可见一斑。比如享廷顿在１９９６年的》批评了西方世界的两种流行说法：一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全世界的文化；二是认为其他文明社会在实行现代化的同时也实行着西方化。他认为前一种看法幼稚且自负，后一种看法则无视现代化促进了本国文化的复兴，并带来了努力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
３、共同关注全球化的目前状态和未来前景，并且在这两方面取得基本共识。许多学者都认为９０年代是全球化发展进程的重大阶段，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质的发展，不仅有新进步而且也出现了新问题，是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用罗兰·罗伯逊的话说，现在正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全球性机构和运动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全球意识明显加强；全球沟通途径急剧增多；社会日益面临着多文化性和多种族问题；民权(civil right)成为全球性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体制更加动荡；环境运动引发了对人类存在的关注；个人身份辩识更加困难。至于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尽管每个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在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即全球化的未来将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状态，而且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统一性特征会日益明显，但是多样性仍在不同层次和领域中存在，并构成了统一性的基础。之所以这样主要因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为各种文明、各种组织、个人认识自我提供了机会，他们在更加密切的交往和相互认识中更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自我身份意识明显加强，而全球化带来的更大宽容度也为多样性的存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４、有意识地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区分开来。从１５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一直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主要体现形式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二者几乎是重合的。因此有些学者就明确认为全球化等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比如美国学者阿尔博认为，“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但是大部分学者进入９０年代后开始有意识地对二者区分开来。他们在肯定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这一事实的同时，强调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也许是全球化的一个可能性结果，但不是确定性结果。之所以这样讲，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阻力来自被全球化唤醒意识的各种文化和文明。它们不仅清楚了自己的处境，而且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从对方那里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既清楚了对手，又提高了自身的实力。这样，随着这些力量的壮大，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被遏制。沃勒斯坦就坚信，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遇到非西方文明，非主流文化的抵制。随着后者力量的强大，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体系就会出现。
５、进一步认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波及各个领域的强大变化，全球化对现在的制度、观念提出了挑战，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形成全球化与现在制度、观念间的紧张关系。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管理全球经济。虽然全球经济交往和全球市场的统一发展迅速，但是潜在着巨大的危险，因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缺乏一种相应的全球性的管理机构，无法解决资本的跨国流动与民族国家的固定疆界之间的内在矛盾，也难以限制资本的过度投机行为。一旦全球经济出现问题，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无法制订一套系统的，能使各国都接受的方案；第二，民族国家的命运。许多学者都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和作用冲击巨大，限制了国家的主权地位，约束了国家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自主性，并削弱了国家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的凝聚力。国家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国际的、地区的、全球的权力结构限定了国家的行动范围，一些国际组织正替代国家的传统职能；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正要求脱离原来的国家。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将这种现象称为国家权力的向上，向下转移。第三，传统政治出现危机。全球化增加了个人身份的选择机会和数量，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正在冲击和替代着传统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动摇了政治的“左－右”二分法、阶级政治及政党政治；造成了选民中的犬儒主义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热情的下降；威胁着民族国家的统一；消解着传统政治价值。
６、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核心是资本势力的强大。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仅要求摆脱现存制度的约束，而且正在建立自己的霸权，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资本的全球扩张具有以下负面影响：第一，造成了全球失业的增多和劳工力量的削弱。高技术的运用使低技术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资本流动的增强，使之可以在选择投资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且经济竞争的加剧，使资本在面对政治力量时具有更大的筹码，获得对方更多的让步。这样，相对固定的劳工的力量就受到了严重削弱。第二，造成国内以及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扩大。针对许多学者宣扬的新技术将减少贫富分化的论调，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指出，由于资本对技术的垄断，剥夺了大部分工人和大部分国家利用新技术的机会和权利，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而且会扩大差距。第三，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生态环境的关心，带来了生态系统的恶化。第四，破坏了民主。跨国资本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干预国家政策的制定，并且把自己的利益变成具体的政策。它不仅阻碍了政府发展新的公共性生产活动，限制了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制，而且破坏着人民对自己的经济生活的掌握权。
总括来说，9０年代的西方全球化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由于９０年代全球化理论引入了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所以实现了三个转变：首先，研究视角由物质层面转向了精神层面，从现实的经济、政治领域转向更深层的文化和文明；其次，从单线条看待全球化进程转向重视不同轨迹的全球化进程，既看到了同一性的增强，也看到了多样性的扩大；最后从寻求全球化的单一动因或决定性因素转向寻求多种因素的解释，这些转变从本质上讲在实践和和理念两个层次上推动了对“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的清肃。
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命运成为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目标。自７０年代罗马俱乐部创立全球问题研究以来，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命运的关注就融进了全球化理论，成为该理论的内在使命。９０年代的全球化理论由于引进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使该理论的使命意识更加明显。因为一方面文明和文化概念更能够阐明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需要和及各种文明相互依存的必要，另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对“西方中心论”的清理也有助于进一步摆正全球化理论的立场，把众多非西方文明纳入研究视野，并重视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全球化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影响。
左翼学者在西方全球化理论界中的影响力有明显提高的趋势。全球化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对西方主流思想抱有批判的态度，这使之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左翼学者和有左翼倾向的学者的参加。沃勒斯坦、吉登斯、费舍斯通、弗里德曼、斯克莱尔、德里克等西方全球化理论中的重要人物都带有了左翼倾向，他们不仅批判西方主流思想的缺陷，而且批判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和破坏性，主张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平等、民主的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左翼学者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支持，这主要因为他们在考察全球化进程时，站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和利益受损者的立场，因此能够更加冷静地看待全球化现实并准确把握全球化的趋向。左翼学者的观点不仅受到了许多非西方社会的重视，而且对于西方主流思想也触动颇大。
4. 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可以肯定地讲，根本没有统一的全球化理论，所谓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只是对众多全球化理论的总称。从全球化理论产生以来，就带有这种多样性，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出发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进程的描叙框架和解释范式。虽然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全球化进程，但是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利益基础，所以理论观点上差异很大，甚至在全球化概念上也说法不一。全球化理论的多样性既反映了全球化进程的多维度，同时也有利于防止解释范式上的“中心论”倾向和话语霸权，为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多元化的参与者提供阐发自己意见的机会。
５. 全球化理论对于各种决策中心及人们的价值取向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全球化理论提出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出现的问题正在引起包括政府、公司、国际组织等决策中心的注意，成为其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这些理论强调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各种文明、文化的平等共处原则等日益被这些组织接受，成为其解决有关问题的原则。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原则正在社会各个层面普及，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无疑会增强社会的宽容度和责任感，并为多种文明、文化的平等共存打下良好基础。
６.西方全球化理论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需要进一步修正、补充和丰富。这些不完善之处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总是产生新问题，新矛盾，这使全球化理论总有滞后于现实之嫌，需要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上加以改进；二是尽管西方学者努力地进行着反“西方中心论”的工作，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限制，并没有彻底根除“西方中心论”，这使得西方全球化理论不时出现些“中心论”苗头，有些摇摆不定。同时，由于缺乏对非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无法准确全面地诠释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总的来说，９０年代的西方全球化理论不仅进行了方法论创新而且进行了自我反思和改造，这使之能够更好地把握变动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并从这场巨大变革中不断获得生命力。对于我国一些正在把研究重心转向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西方全球化理论在９０年代的发展富有一定的启迪。这种启迪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理论一定要关注现实，脱离丰富多彩现实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而对全球化的研究更应该如此；其次，理论一定要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以及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前途命运。只有抱着这种深切的关怀意识和使命意识，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到本民族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契合点；再次，要不断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以使理论能够把全球化进程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特点涵盖进去，给以圆满的解释；最后，也要反对“中心论”。不仅要反对国际理论界和知识界中的“西方中心论”，而且要特别警惕“中国中心论”的出现，不仅要反对理论上的媚外，更要反对狂妄自大。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文明，以自省和自觉的姿态批判自我中心的膨胀。
来源：正来学堂  来源日期：2008-3-9   本站发布时间：200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