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文化(编辑)

2008年06月02日10:12 [我来说两句(1690)]
官员为何被称老板
——一位官员眼中的“老板型官员”
文/倪洋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官员常常习惯于下属或群众称自己为老板，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想当老板和津津乐道于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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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官员，一看就像老板，出门有车接送，上班有人侍奉，就连走路，也是三跟四从、前呼后拥，全然一幅“大老板”的享受。有些单位，官员就是老板。大事小事，没有他拍板，就是定不下来；大会小会，没有他到场，就是开不起来，俨然，他就是“董事长”、“总经理”。有些人，称领导那更是老板长、老板短的不离口，好像不称其为老板，就是对其不尊重，就是自己不知趣、不识时务。
称官员为老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下面给捧的，是下属的一种巴结逢迎、溜须拍马、胁肩谄笑的行为表现。但是我认为，称官员为老板，最根本的还是领导自己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你想想呀，如果没人爱听，那能有人叫吗？就像做买卖，没买的，能有卖的吗？所以，领导如果不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那下级肯定没人敢叫。有叫的，那也一定是太不识时务者，或者根本就不想在那个位子上干了。市场经济社会，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如此，谁还不想当老板呢？当不上真老板，被人叫声老板也感觉舒服呀！再说了，在任何一个单位，总有一些说话管用的官员，大家迫于他的权威，敢不称他为“老板”吗？而有些官员，就在别人叫和喊自己为“老板”的浓厚氛围中，俨然也把自己当成了真老板，于是说话骄横跋扈、做事独断专行、为人偷吃扒拿。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即便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长期的资本积累，也未必能做成一个成功的老板。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做老板却易如反掌。因为有权，便有了一呼百应的可能；如果真想做点生意什么的，也因为有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关系，便有了生财之道、发财之路。尽管，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但是，还是有一些官员采取各种手段搞经商或经营性活动，或者干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称官员为老板或者说某些官员越来越像老板，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即官员自己想别人叫或自己想去做。还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不力、监管不严造成的。官员的很多权力在无人监管、无人能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变异，而成为个人耍威风的资本和捞外快的工具。其次，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还存在一些可以钻的政策空子，而有人钻了，又没有严肃规范的惩戒措施。第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使然。在以发财为荣、守穷为耻的价值取向下，个别官员认为自己与社会上的一些老板、商人比，苦吃了不少，但收入太少，于是便产生一种心理失衡，动起了歪点子。
要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当官员，就别做老板；要做老板，就别当官员。否则，官不官、商不商，糊涂的是自己，糊弄的是人民。(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洪泽县委组织部)
对“老板型”官员宽容一些
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极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学习用企业家的眼光，以“企业家精神”来“打造”一个“企业型政府”，以此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文/郎友兴
有这样一个现象，引人注目而同时又招致不少议论乃至非议：中国各地，不管东部发达的沿海，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不管北国，还是南疆，官员们越来越像“老板”了，似乎只有“大小老板”之别而无行为与实质上的区分。的确，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政府公司化倾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于政府官员“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总体的印象似乎批评多于赞扬、否定过于肯定。笔者当然也承认，政府官员 “老板化”现象弊端不少，但是，公允地说，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官员的“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有其必然性，而且恐怕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
“企业/公司型政府”产生的普遍性
最近几十年，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企业/公司型政府”，其出现与其“政府再造运动”相关联的，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就是企业型政府。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西方企业型政府之理念。
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政府改革或再造，均不同程度受企业型政府理念的指导。这种企业型政府所针对的就是多年来盛行于西方的官僚制(科层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转移、政府权威的日趋下降、工商企业再造经验的传播、信息技术的普及等因素，造成传统的官僚制政府出现了一系列困境，如科层结构的负面影响、官僚的心理反应与行为倾向、科层体系组织学习的困难、科层价值与民主行政价值的背离，等等。官僚制自身这些困境，加上面对经济萧条衰退、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普遍意识和内政、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的失败时，西方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政府职能扩张和规模膨胀所导致的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则成为建立企业型政府的直接动因。
从1980年代开始，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以追求“3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较引人关注的行政改革，有英国的“续阶计画”、美国的“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白皮书”和澳洲、新西兰的“行政文化重塑运动”等。尽管西方各国以创建—个“企业型政府”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方案内容不尽相同，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政府”的理念，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广泛运用于企业中的科学管理方法，来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更具效率和活力，则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追求。由此看来，企业型政府的关键词就是资源、竞争、成本、效率和效能。
而这种企业型政府的一些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在我国出现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公司化行为：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所出现的企业型政府之背景与西方国家恐怕有些不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考核制度所形成的压力和招商引资所带来的驱动力，构成了中国产生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虽然有时地方政府的作用过度了，由此带来不少弊端，且常常为人所诟病，但是，应当明白的是，构成了中国出现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又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显然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极具普遍性。由此说来，中国地方政府产生乃至盛行公司化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先不必急于去讨论公司型地方政府是不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政府模式，本文只是想指出，用企业家的精神来打造政府部门，重构地方政府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学习用企业家的眼光，以“企业家精神”来“打造”一个“企业型政府”，以此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例如，这些年来浙江商人受到各地的欢迎，除了引入资金外，这些地方也从中体会到浙商精神，学习到浙商精神。浙商中的温州商人所具有的实干智慧的企业家精神给中国其他区域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这些浙商中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成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据研究，“企业家精神”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他将“企业家”看作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而十分重视企业家精神。尔后不少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内容作了许多概括。企业家精神罗列起来有这些特质：诚信、创新、敬业、合作、自治、坚韧、服务、学习、远见卓识、挑战、务实、富有活力、牺牲等。笔者以为，地方政府通过学习敬业、诚信、服务等企业家精神，可以构建出一个具有敬业、创新、合作、诚信、理性和服务精神的政府。
敬业的政府。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这首先值得地方政府学习的。GDP只是地方政府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地方政府的不竭动力。
创新的政府。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政府学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就是指要有锐意进取、克服因循规守旧的心理的诸种精神风貌。
合作的政府。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伟大的企业家是最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但是，我国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跨区域的合作差强人意。作为一个治理者，政府要像企业家那样需要“学会如何与他人协作”。
诚信的政府。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原则，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诚信自然也是为政之道。但个别地方政府多的是“任性”，而不是诚信。因此，要以企业家重“商誉”之精神，建设诚信政府，而诚信的政府的根本就是兑现承诺，“言必信、行必果”。
理性的政府。企业向来重视成本效益关系。而我们的政府部门通常只注重投入而非产出，对于“成本—效益”较为麻木。为此，政府需要学习企业家们的成本概念，转变投入产出理念，这就是说，要强化行政成本核算意识，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强调成本核算、讲求效率的的政府，是一个理性的政府，必将是一个为人民所拥护的政府。
服务的政府。顾客至上导向是企业立足的根本。但是，在政府中，很少有人用“顾客”一词，大多数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只知道为领导、上级服务。因此，需要把企业家精神中的服务理念引入政府管理,树立“顾客至上”的新观念,把政府的公共服务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们来选择公共服务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
总之，我们对于出现多时且目前依然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应当宽容些。当然，地方官员自身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老板，你们只不过是带引号的“老板”，你们依然是政府的官员，而作为带引号的“老板”重要的是师法“企业家精神”，重塑地方政府，建构出具有敬业、创新、合作、诚信、理性和服务精神的政府，从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者为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贬低招商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回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打开国门，吸引外商投资，引进资金技术，而使国人眼界大开，经济蓬勃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除了区位条件的优势外，也走过了政府主导干部带头的招商引资过程。更何况中国经济落后地区能有资格和底气说，政府不用动员和组织招商在家搞公共服务吗？经济发展有“马太效应”，越好越好，越慢越慢，慢了就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市场竞争不相信眼泪！
因为招商引资，宿迁这几年各开发区新增就业的就有20多万人，这是我们最看重的指标。为官一任还是要讲政绩的，只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不要不问青红皂白贬低成为负面的东西！
招商引资需要人才。经济薄弱地区因为条件所限往往留不住人，学有所成的人不回来了。相对学历层次高、能力强、信息渠道多的人集中在官场上。干部不带头招商难道能推给百姓吗？我们也在做以商引商的工作，也发动民间招商，甚至聘用过社会专业招商人员，但远远不够。干部有优势，有身份用来为发展应该把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一个市长的“官商”样本
回首以前的经历，原安徽界首市市长王显义认为自己唱的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灰脸”。
他本来是做企业的，无心走仕途，却仍把一只脚踏了进来，还被推到了市长的位置上；当他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候，又被拉去管理企业。最后，当他怀疑自己是否更适合做一名“全职企业家”时，组织再次明确把他定位为“官员”。
王显义的两次兼职生涯中，第一次是“政治待遇”，第二次是“挽大厦于将倾”。第一次兼职发生在1995年，那时他担任阜阳化工厂的厂长，同时兼职市化工局副局长，也算一段名副其实的“官商”经历。
王显义说，那个时候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卡”企业、向企业“吃”“拿”“要”是普遍现象。他有了化工局副局长的头衔以后，职能部门此类不规范的行为收敛了很多。
到沙河酒厂兼做厂长并不是王显义的主动选择。市委主要考虑到王显义懂经济，有长期在工厂的管理经验，认为他是挽救沙河酒厂的不二人选。刚开始那阵子，他花在酒厂的时间比在市政府要多，一心一意想尽快为酒厂理出个头绪。但市政府的一些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开市长办公会议、参加常委会和班子会议、党组织民主生活会，还有下基层视察、接待上访等等。两边工作冲突不断，他经常恨自己分身乏术。
和职工深入交谈之后，王显义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把酒厂鼎盛时期口碑甚好的老厂长请了回来；二是请一个在营销上很有一套的年轻人来做销售经理。
两人都到位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呆下去，已经很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了。在2003年3月，王显义“剥离”了自己的厂长职务。
中国官场之现状.十大经典秘诀 - 铁道兵1969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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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之现状.十大经典秘诀
分析评论   2008-07-13 19:56
中国官场是有其自身特色的：
一、当官以不能为能
你可以没有专业能力，可以不通业务，可以什么都不会，只要你能把业务骨干管好、团好、忽悠好，他们会把一切搞定，汗水是大家的，功劳是领导的，现在社会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只要你团得好项目负责人永远是你，别人会自觉让你牵头，你的学历、职称单位会为你考虑，绝对永远是最高的，即便你真的是不太懂。不是有三只鹦鹉的故事吗，会两国语言，卖300美元，会四国语言卖600美元，什么都不会卖900美元，因为前边两只管第三只叫老板。
二、当官就是当社会关系
没有社会关系，你的官是当不大的！所谓的背景、家庭关系、同学、朋友、老婆的七姑八婆，经济条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都与你的官位息息相关。当然社会关系也是处出来的，没有几个人先天就有那么强的社会关系网，多数人在进入官场后，利用现有条件，积极卖弄人情、拉拢关系，投找靠山，把小小官位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官官相护，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正常的事不能安正常程序走，各级官僚以难为你为能，让你承情，让你为他的事帮忙，君不见一个小小的门卫你不打烟都可以让你多走20里！小官可能是个人努力结果，大官纯粹是时世造就英雄。
三、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官，所有人都在积极准备当官
当官事烦，工作要管、生活也要管，上级的事要办，下级的事要团，同级的关系要处，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没完没了的人情，没完没了的应酬。承上启下，考核奖惩，所有的事都针对你一把手！压力很大，心情很烦，可所有的人都削尖了脑袋投门找道，小官想升，大官想保，清水衙门想调，副职想转正，边区要进城，甚至不惜血本，不计廉耻，不考虑原则、党性！为什么，因为当官是发财的捷径！对于大多数没什么特别能力的人，当官是唯一发财的途径！一个高级工程师所享受的待遇远不及一个不贪污的小小的副科长或办公室主任的1/10，中国赋予当官者太多的实惠与权利，这就是所有人要当官的根本！
中国官场，自古至今总是有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向往，也让人困惑，让人欣喜，也让人沮丧。
对古今中国官场，认真观察，深刻研析，细致品味，定将发现不少秘诀。欲成官场不倒翁者，不可不悉心研析并精妙运用官场经典秘诀！
一、领导看法，大于宪法。
做官，尤其是做小官，以及做“副官”，绝不能随意表露自己独特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官场如妓院，没道理可讲。谁官大谁就是“真理”。
要把领导之讲话当圣旨，要以领导之思想为灵魂。任你千万百姓赞颂，不如领导表扬管用。不论违纪违法，重在领导对你的看法。百姓闹声哭声，同僚怨声骂声，不如领导一锤定音。苦干实干不如“巧干”，领导视察要有“亮点”。一定要牢记：领导看法，大于宪法。
二、脸厚心黑，方成政客。
为官之人，宗吾大师的《厚黑学》不可不读。钻研“厚黑学”，练好基本功。见了领导，点头哈腰；见了同僚，哥们问好；见了百姓，心高气傲。为领导办事，百计千方；为百姓办事，装模作样。在领导面前装孙子，在百姓面前当老子。欲求领导，脸皮要厚；百姓求你，心肝要黑。对领导，要曲意逢迎。作报告，要满腹经纶。办事情，要难得糊涂。对批评，要充耳不闻。
三、送礼先行，万事皆成。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唯“礼”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官场的哥们弟兄，大都是你骗我哄，夺权逐利，明争暗斗，必有内讧。求官员办事，礼不可少送。只要送礼先行，啥事都能办成。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好办事，多给好处办好事。好处不能独占，利益不可独吞。利益均沾，上司喜欢，八方结缘。
四、升迁须闯关，钱为敲门砖。
常言道：做官，乃有钱人之游戏。成事在人，富贵在天，一半天真，一半谎言。进退沉浮，兴衰荣辱，恰在一念之间。金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有钱可买官，当官更有钱。升迁如闯关，钱为敲门砖。穷人欲做官，必定傍大款。金钱作后盾，仕途更风顺。
五、投机又取巧，关系最重要。
官场，表面风平浪静，暗中杀机四伏。你争我夺，角逐较量，看似斗智拼勇，实比谁的关系最硬。勇则投机，智则取巧。大树荫下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做官。找后台，拉帮派，结团伙，织就关系网，官场任你行。
六、工作要巧干，政绩才突显。
做官创业，牢记巧字口诀。会干不在实干，重在一个巧干，定有杰出贡献。狠抓就是要多开会，落实就是要多动嘴。工作尽职尽责，必受各方指责。汇报要参水，政绩靠神吹。务虚又务实，不让别人抓口失。工作任劳任怨，理想永难如愿。东混西混，就会一帆风顺。
七、学多种语言，练一张铁嘴。
当官如赛跑，全靠觜功好。口才好，则当官顺。会说话，既可得“君心”，又能得“民心”。不管假话谎话，领导高兴就是好话。
要学会“多种语言”，练就一张铁嘴。向上司汇报，要用甜言蜜语。对记者采访，要用豪言壮语。对民众讲话，要用花言巧语。遇刁民责难，要用狂言恶语。与同僚闲谈，要用胡言乱语。与政敌较量，要用流言蜚语。
八、内行拣肥缺，外行争级别。
同样是当官，权力有虚实，职位分肥瘦，含金量不同。
内行当官拣肥缺，外行当官争级别。
宁为“鸡头”，不作“牛尾”。
富官，家有金山银山。穷官，却比百姓寒酸。
九、各方都摆平，关键在用人。
为官之人，贵在各方摆平。君临一方，驾驭群臣。成与败，得与失，荣与辱，关键在用人。文凭，水平，重在人品。人才，奴才，歪才，庸才，各有其才。奴才少锋芒，忠诚最可靠。人才虽清高，干事少不了。歪才顺势用，也可见奇效。庸才虽无能，不会瞎胡闹。
十、人分善与恶，官有好和坏。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为官之人，当与时俱进。
做人是根本，做事为基础，做官尽职责。
人有善恶之分，官有好坏之别。
好事不可做尽，坏事不能做绝。
新时期，新标准，做官头脑要清醒！
官场办事陋习
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开会议来议去，最后问题从哪里来就那里去
不讲诚信的代价
《中国青年报》3月25日披露出一条惊人的消息，说我国每年因不讲诚信付出的代价大约达6000个亿，其中逃避债务直接损失1800个亿，其余的合同欺诈，产品质量差和制假售假2000个亿，“三角债” 200个亿。这些数字来源于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之口，其准确性我估计不会有水分，如果这个组织再不讲诚信，我看诚信也就没人再信了。我们原本是个讲诚信的国度，特别是法制不健全的封建时代，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轻契约，重承诺的。诚信是国人道德观念中的第一要素，没有诚信就没有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在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便是最大的耻辱。可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健全，我们的诚信怎么还会丢了呢，是谁先践踏了诚信呢？这事我看就是国有企业最先不讲诚信的。国有企业的“三角债”是践踏诚信的第一杀手。20年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就开始了欠债不还的先河。你去要帐，厂长还老大不高兴，“你怕什么，我们是国家企业，还能黄了你的那点小钱”。企业和企业之间，你欠我，我欠你就成了常事。诚信就是在这个时候贬值的。接着就是政府欠债，最典型的是我们县乡一级的人民政府，有的县乡领导为了在自己这一届干出政绩，花过头的钱，花下一任政府的钱。不信我们可以去调查，连乡镇里的饭店都有乡镇政府打的白条了。
靠×不吃×
靠×吃×，是一种“中国特色”，比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延伸到有的执法行政部门靠罚没收入发财致富，有的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有的领导靠批条子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的海关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狼狈为奸，有的学校靠高额择校费敛财，等等。曾几何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又出现了另外一种靠×不吃×的现象。比如，卖豆芽的不吃豆芽———因为用甲醛泡过，这样豆芽看上去饱满新鲜；卖桃子的不吃桃子————因为用洗衣粉洗过，这样的桃子皮上没毛、鲜亮；面粉厂的职工不买自己厂生产的面粉————因为他们的面粉为了看上去很白，往里掺了很多滑石粉；还有，卖黑心棉的想必不会自己盖黑心被，卖假药的想必不会给自己的亲人吃假药，卖注水肉的想必也不会让自己的家人吃注水肉吧？
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一个卖桶装水的知情者说自己和全家人都不喝桶装水————因为那些水桶很多是用回收的塑料垃圾做的，有的甚至是用医院里盛血浆的瓶子做的，至于灌进去的水，有的还不如自来水干净；去青岛，有位新闻界的同行说，有一次市委宣传部请他们吃酒席，上了一盘大虾，色泽非常艳丽，她吃了好几只，就是不见别人动筷子，问怎么回事，有位领导才笑着告诉她：你没去过渔村吧？现在的大虾都是用激素喂大的。我还听到过另一个版本的有关大虾的故事：说为了保鲜，渔民们往盛大虾的罐里倒尿，用尿泡过的大虾不仅能不死，而且颜色好，这样运到城里，城里人就能买到“活蹦乱跳”的大虾了。
靠×不吃×，可以说已涵盖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卖豆芽的可以不吃豆芽，可是你不能不喝水吧？卖桶装水的可以不喝桶装水，可是你不能不吃面粉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有两种角色可以选择：要么是万能的上帝，要么是“冤大头”。做万能的上帝太难了，更多的时候还得做“冤大头”———甲醛乙醇都吃了，还在夸别人的产品质量好。
靠×吃×作为一种职业腐败，固然应该大力挞伐；靠×不吃×，作为一种职业无道德，其危害丝毫不亚于前者。如果只是在一味地呼吁消费者提高这意识那意识，把一切责任下嫁给消费者，让他们都变成万能的上帝，那还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干啥？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干啥？要卫生部门干啥？对那些黑心的销售者来说，当诚信还只是一种奢望的时候，行政和法治就是最好的武器。
现在城乡老百姓都在谈论这怪病那怪病，闹得不少市民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买，这不是什么好事，至少不利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所以靠×不吃×绝不能成蔓延之风，一旦蔓延了，人们要么继续得怪病，要么就得修炼成一个个不吃不喝的神仙。可是我们是人，做不了神仙。
某地区官场潜规则
报喜不报忧；出了问题内部消化；领导的意见不能提；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个人风头出不得；棘手的事就拖；前任的事不管；少说话多请示；多开会造声势；把问题当成绩报道；违规的事集体研究；吃喝不犯法；运动来了要重视，风头过了就没事。谁不遵守就会视为另类。
“已阅”的学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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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问
前不久宁波网友向鄞州区区长信箱反映居民出行难问题。事过6天等来的网上回复却是俩字：“已阅”。小小区长如此牛B官气十足，难怪网友斥之为“最牛区长信箱回复”，更多网友则认为，“已阅”是光明正大的敷衍，是对民间反映的愚弄。
应该说，上级向下级发出文件，或下级向上级汇报反映情况，阅后领导往往会有 “已阅”等简单字样，证明领导已知道或阅读了。可仔细分析这俩字高深莫测，其最大的好处是模棱两可态度暧昧进退有据左右逢源。既显示领导尊严身份，又显领导文风简洁，“已阅”字样老百姓没资格使用。假如哪个平头百姓对家属或同事问题给予“已阅”回应，不被骂为神经病那才怪哩。
一般说，领导阅后若批示“照办”或其它相关话语，说明领导比较重视似乎认真看了。倘若批语针对问题发布自己独特见解，并令下属雷厉风行制定措施贯彻实施，应该说这个阅读文件起码还有点作用。
但是，现今文山会海文牍繁缛，相当部分“红头文件”如同走样应付的形式，因此，一些说了等于没说的狗屁文件，领导仅仅批“已阅”，或签署一个姓然后填上日期让秘书取回，也就可以理解为正常的下意识反应，无须吹毛求疵——换到我也一样。
应该说，“已阅”和类似的简单语批，在我国很有传统，是官场阅文批示的典型弊病。“已阅”的含义无非是说“我看过了”。早年间有些没有文化的流寇军阀当了大王或皇上什么的，还善于“画圈圈”表示“朕看过了”的“抽象艺术”哩。当然，某些“画圈圈”行为并非不关心自己的批示的敷衍了事。譬如当年东北军阀吴俊生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要他要签字他就画圈当批准照办。据说他一个贴身副官私自起草了个东西照他办法画圈想蒙混过关。没想到粗中有细的吴俊生画圈用的毛笔里藏有一个尖，画完圈在墨间扎个不显眼的孔以辨真伪。该副官不知此等奥妙却被吴发现，差点被枪蹦了。当然，我国当年一些高层也有“画圈圈”替代“已阅”的习惯。当年深圳特区，不是被誉为“画了一个圈”而“东方风来满园春”么？可见日理万机的领导，有时忙的连签字的工夫都没有了。百年前阿Q先祖被枪决，难得百姓能有在自己死亡判决书上画押的“权利”，一个大大走样如同瓜子的“圈圈”，算是下层无赖命奔黄泉的最后“已阅”“同意”的标本了。由此可见，“已阅”之风和由此伸延的同类含义，是有历史有渊源有依据有榜样有参照的上行下效历史光荣传统了。
如果你是一个在官场呆过的人不难发现，“已阅”批示这种见怪不怪的官场病并非宁波所独有。我见过不少大小官员类似“已阅”的五花八门签阅符号。我也曾多次看到一个小小科级干部签上“已阅”让我汗颜的事情。看来如今落得连一个小小的官吏都可随意使用“已阅”，足见官风堕落无能竟到了何等地步！或许这成了我们官场由无奈变下意识的签名遵循流程，其背后显示的却是关键的体制弊端。多年来，层层照搬，级级过筛，人人过关，传统营造的官场“潜规则”和默契“一贯制”，早已演化成把僵化的墨守陈规陋习。于是个性失去棱角，异议变得圆滑。对上“好、行、是”的唯唯诺诺；对下“再研究”“酌情处理”的拖延含混，让偌大一个官场上下充满麻木、拖沓、冷漠、推诿等沆瀣之气。貌似权力过多却不分权，人人都想争权却又各使暗器，层层都一言九鼎却在关键问题上噤声失声。这些体制弊端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小小区长“已阅”之风，绝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常此以往，我国永远不会主动进入政治文明的国家之列。
我们毕竟是代表先进阶级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者。对民间一些反映实际问题的上报材料，应该有说真话的勇气魄力和办实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是。倘若领导仅采取“已阅”无下文的举动，或者事过后一问三不知，那这个服务宗旨是否真心就值得打问号了。
政府和职能部门设立网站，是符合时代进步世界潮流的必然，是广开言路纳谏、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上下沟通桥梁和平台，最终目的在于为民办事强化自身效率。而设立“×长信箱”，是实现官民互动，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行政“一把手工程”。如果大家都是“已阅”、都是“不需要具体办理，看一下就可以了”的应对，那这种信箱既浪费资源又浪费双方精力和时间，还有存在的必要么？既然建了互动交流的网站信箱，就应该发挥作用，而且对下，坦诚虚心的工作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建再多的网站，也只能成为装点门面的道具和忽悠百姓的虚设。作为各级领导，人民关注的是“已阅”后的实际办事举动，不是“已阅”、“研究”之类后无下文的官场屁话。“已阅”谁都会，无须三把萝卜两把葱的真才实学技能。假设我们的大小官员都深谙官场此道对待民间事务和群众反馈，并以“已阅”当挡箭牌踢皮球相互推诿，花拳绣腿一路下来，把执政理念当高调，把诚信弃之如敝履，视民间疾苦如儿戏，借权力而唯私利先，官腔形式蒙混搪塞，简单机械效率偏低。最终结果不但民间意见被虚置，而且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丧失殆尽。如此拿着高薪并由纳税人养活的行事官员，还不如那些豢养着的知恩图报的狗畜生呢。
2009年8月18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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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篇：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
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
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
指导思想没有不科学的。
视察篇：
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
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总结篇：
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
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
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
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
外交篇：
事情没有不瞩目的，会谈没有不坦诚的；
反对没有不强烈的，交涉没有不严正的；
关系没有不友好的，合作没有不相互的；
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
干涉没有不粗暴的，遗憾没有不深表的
工作篇：
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
扫黄没有不彻底的；行动没有不果断的；
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
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
成绩没有不是在领导的关心下取得的
态度没有不坚决的，措施没有不得力的。
问题篇：
存在的问题没有不是个别的，
遇到的困难没有不是暂时的，
存在的问题没有不严峻的
造成的后果没有不严重的
不明真相没有不是部分的，
别有用心的没有不是个别的，
不法分子没有不是一小摄的，
腐败分子没有不是个别的，
损害良好形象没有不严重的，
暴露出的问题没有不应该值得反思的，
座谈篇：
座谈讨论没有不积极涌跃的，
对取得的成就没有不欢欣鼓舞的，
对恶劣的行为没有不痛心疾首的，
损害良好形象没有不严重的，
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没有不不折不扣地，
暴露出的问题没有不应该值得反思的，
采取的措施没有不是及时的，
达成的共识没有不是高度一致的，
检讨篇：
所犯错误没有不严重的，
罪行没有不深重的，
心情没有不悔恨的，
教训没有不深刻的，
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害没有不严重的。
个别人自述
汪强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个别人。也有人不叫我们个别人，而将我们称作少数人。另外，也有人称我们极个别人。其实，不管叫个别人，少数人，还是极个别人，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那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人不多，是个别的，是极少的，而从字面理解，个别人比少数人还要少，极个别人比个别人又更少。
我们虽然被叫做个别人，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大家族。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到处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可以说，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我们个别人的足迹。
我们个别人是很有能耐的，在各行各业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在公务员队伍中，有我们个别人，被称作个别领导。在科技队伍中，有我们个别人，被称作个别专家，个别学者。在学校中，有我们个别人，被称作个别老师、个别教授。在白衣天使队伍中，有我们个别人，被称作个别医生。在法律工作者队伍中，有个别人，被称作个别法官，个别律师。
我们虽然只是个别人，却能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感到痛苦。搞官煤勾结的官员虽然是我们个别人，却能让好多煤矿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使得瓦斯爆炸、井下塌方随时发生，致使几十个、上百个工人一下子丧失宝贵的生命。收受红包的医生虽然是我们个别人，接收药商贿赂的是我们个别人，乱开大处方的也是我们个别人，却能叫好多人看不起病，让看不起病成为三大民生问题之一。
我们虽然是个别人，却能让很多人跟着我们背黑锅。在出国旅游者的队伍中，随地吐痰、随手扔果壳是我们个别人，可外国人地认为全体中国人都不讲文明，都不讲公德，因而对中国人百倍警惕，用中文提示，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手扔垃圾。
我们个别人是勇敢的，是顽强的，是极富生命力的。一个市的市委书记是我们个别人，因受贿被抓了，来接任的市委书记可能仍然是我们个别人，继续从事着受贿的事业。第三任市委书记说不定还是我们个别人，誓将受贿事业进行到底。此外，学校里接连几任校长可能是我们个别人，法院里接连几任院长可能是我们个别人，交通厅接连几任厅长可能是我们个别人。
“个别人”只是人们对我们的习惯叫法，或者说是出于策略的一种叫法，你千万别以为我们是极为孤立的，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定是少数派。比如，一个单位有10个人，个别人一定是只有一两个，起码要少于5个。如果这样理解，你就太天真太幼稚了。比如，去年有一篇报道中说，某贪官当县委书记期间，该县局级、乡镇级领导全部向县委书记行了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说该县全体局级领导、乡镇级领导行了贿吗？能说大多数局级领导、乡镇级领导都买官了吗？不能，应该仍然说在该县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廉洁自律的，行贿受贿的、买官卖官的只是个别人。又比如，一个医院凡是有处方权的医生都开大处方，有人将情况反映到上边，上边来人开会，在讲话中也一定会说：“我们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是好的，是有良心的，是讲医德的，个别医生……”而不会说：“你们医院一个个都不讲医德，乱开大处方，损害病人的权益。”
我们是个别人，但我们并不以自己是个别人而自豪。说实话，我们之间也相互看不惯，甚至相互指斥。个别老师说个别医生不讲医德。个别医生说个别学者只会剽窃。个别学者说个别官员腐败透顶不学无术。个别官员说个别什么素质太低。
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个别人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红红的透出香气的苹果放在那儿，我们个别人也不管这是谁的，抓起来就吃了。自己口馋，挡不住诱惑，这是内因。可是，假如苹果周围有一道栏杆，让我们想拿也拿不到，或者在苹果周围燃烧起熊熊的烈火，一伸手，手就会被烧焦，让我们想拿也不敢拿，那我们还会成为偷吃苹果的个别人吗？所以，要缩减我们个别人的队伍，一方面我们自身要加强道德修养，同时也要有人在“苹果”的周围多加些“栏杆”与“烈火”。
秋风：权力推动的强制增长让中国付出了太多代价
快活林888 0 华声论坛0
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令企业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个一个看似成功的企业家，最终都难逃遭受羞辱，甚至成为罪犯的宿命
□ 秋风 学者，独立撰稿人
又一轮宏观调控开始了，中央政府尤其下定了调控房地产行业的决心。而这一轮调控的重头戏，就是打击与房地产领域相关的犯罪活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福建省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先后被“双规”。尽管其职位五花八门，但都全部都涉嫌在城市拆迁、土地交易、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进行权钱交易。当然，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同时“出事”。还有更多商人遭到调查，随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房地产业的黑暗一角因此而被揭开。官商勾结在这个产业已经病入膏肓。可怕的是，这个产业却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在某些大城市，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竟然可以贡献GDP的30%、40%。人们怎能不怀疑当下经济增长的道德性？
增长背后的权力之手
其实，这种情形不仅仅存在于房地产业。
比较中国与印度经济，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过去十几年，国际商学两界公认，印度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大企业，从软件业、制药业到钢铁业。但持续了一代人的中国经济增长，却没有孕育出哪怕是一家伟大的企业。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富有活力的企业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基础所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却似乎颠覆了这个常识。中国幸运在哪儿？
简单说来，印度的增长完全靠的是政府放松管制之后被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同样来自这种企业家精神，这一点，以温州经济最为典型。但另外一部分则来自于国家的强制推进，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强制推进。
有的时候国家似乎确实拥有某种魔法，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主体确实可以创造出某种奇迹，就像计划经济的最初若干年那样。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间展开的为了增长的竞争，似乎也导致了同样的效果。当然，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复辟，在80年代的退缩之后，政府—这一次换成了地方政府—再度恢复并且扩张其控制性权力，竭尽本地一切可交易的资源招商引资，扶持最能实现政绩最大化的产业。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业。对于热衷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这个产业简直是上天的恩赐：第一，这个产业产出上面能够注意到的政绩的效率最高。它能吸纳大量投资，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GDP，也能给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收入。第二，政府又恰恰控制着这个产业所需要的两种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信贷。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主要是土地。城市原有城区已被宪法宣告为完全属于国有，地方政府当然可以随意拆迁、改造；乡村土地尽管法律上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但地方政府通过其政治与行政控制链条，享有事实上的支配权。第三，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压低支付给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这样，政府就有条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工商业投资者。而用于商业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政府则可以通过操纵供应将其价格哄抬上去，从而获得了巨额预算外收入。这笔收入又可以作为政府进行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资本。因此，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迅速地“房地产化”。
但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带来无法抑制的腐败，尤其是当这种权力直接介入经济过程中的时候。在房地产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人们都能看到强壮的权力之手。首先，在城市政府获得土地的环节，或者是通过拆迁，或者是征用农民土地，政府都是利用权力将自己的交易条款单方面强加给市民或农民，拆迁户、被征地农民的权益被普遍忽视、践踏。其次，在政府出让土地环节，协议出让土地的幕后交易是可以想象的，而“招挂拍”也未必能够削弱权力对交易结果的影响。最后，在房屋供应环节，权力总是在市场背后哄抬价格，比如，政府通过短期内大面积拆迁，人为制造大量被动需求。或者政府通过缩减土地供应向市场释放供应短缺的信号，推动房价上涨。
权力与企业无间合作，确实制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城市经济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长，维持了一种热火朝天的繁荣局面。但是，繁荣背后却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动。仅仅是宏观调控杀鸡儆猴式的清算，就揪出了如此多的官员，如果严格地执行相关法律，不知还有多少官员落网。可以说，在这个行业，官商勾结不是偶然的意外，而几乎是一种必然的法则。增长却带来腐败，从而损害政府的治理权威，这样的代价是否过高？
经济增长了，企业家死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指望出现伟大的企业家。
事实上，如果稍微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企业家的兴衰史就会发现，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一个令企业家跌落的巨大陷阱。一个一个看似成功的企业家，最终都难逃遭受羞辱，甚至成为罪犯的宿命。远的不说，在90年代涌现的一批国企强人，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三九的赵新先、长虹的倪润峰、中航油的张久霖，到这个世纪之初纷纷因为经济问题落马。国有银行的高管们也曾经一个接一个入狱。民间曾经出现过一批资本运营高手，张海、顾雏军、德隆的唐氏兄弟等曾经风云一时，后来也陆续成了阶下囚。现在，似乎轮到房地产大亨们了。
笔者大胆断言：中国企业家的犯罪率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越是在中心城市，越是看起来现代化的产业，越是在政府扶持、重视的那些行业，企业家的犯罪率就越高。因为，在这里，权力的控制越有力，寻租经济的色彩最浓厚，要取得经营成功就越是得勾结权力。在这些领域，究竟是权力在诱惑商人犯罪，还是商人在腐蚀官员犯罪，已经难以辨析清楚了，因为，权钱交易已经成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双方都已经习惯了彼此勾结、共同发财的美好生活了。
高增长却伴随企业家的高犯罪率，这确实是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现象。前面曾经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部分依靠企业家精神，部分依靠政府直接介入。单从增长的直接经济后果看，这是中国的幸运。但是，企业家的高犯罪率却提醒人们，这种额外的增长动力，也许是一种不幸。政府直接利用权力推动增长，确实给经济的自然增长加了一把力，但是，这把力也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反冲力：它对那种自然的增长动力，即企业家精神的健全发育，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它让中国几乎无法成长出伟大的企业。
就此而言，目前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致命的结构性缺陷。正是因为在所谓高端行业、现代化行业，企业家精神被权力扭曲、抑制，这个经济体的上层结构反而最缺乏创新，最缺乏效率，也最不健康。这意味着，增长的长期前景是脆弱的。
这种增长的社会后果更为严重。这种增长固然对普通民众带来了某些收益，但是，它也让很多民众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感。拆迁户、失地农民、工资长期被抑制的新兴产业工人、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市民等群体，不可能为这个增长欢呼。对于过去的增长的评价，国际与国内形成强烈反差；经济学圈子与公众媒体形成强烈反差。说来也许奇怪，增长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是一种喜悦，而是一种怀疑、焦虑、不满甚至愤怒。现在，当某位官员或学者预言中国将在某年赶超日本或美国、或某地宣布自己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得到的是一片嘲笑、讥讽。这样的民众心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一个增长至上时代的结束，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怎样结束。
公众对于官商勾结下的增长机制的怀疑和愤怒，也损害了企业家、市场化改革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一提起企业家，人们马上联想到官商勾结，一提起市场化，人们立刻联想到涨价。陷入信誉危机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可以说，权力所推动的强制增长，反而为制度变革设置了似乎难以逾越的社会政治障碍。为了增长，也许中国付出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