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10月25日，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60周年，一项持续10年的工作也即将走向终点。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10月8日，詹琪坐火车到了成都。这是10年来他第三次去四川。三次四川之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8万烈士的名单。詹琪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今年60岁，专项负责抗美援朝烈士名单整理。他从2001年开始做这一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

         两天的时间里，詹琪看着四川省民政厅的同志拟出新的文件——《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核对四川省抗美援朝烈士名单的通知》，深感欣慰。志愿军烈士最多的四川省，烈士名单的核对工作相对繁重。此前在8、9月，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和湖北的民政部门，已专门派人到沈阳，送上核对过的各省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单。这一调查最早在2006年有了结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18.3108万人。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他们绝大多数是志愿军人，也有小部分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他们大多为战死，也有部分因为冻伤、患病等原因而死。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死时尚不满30岁。

从今年开始，詹琪和同事们开始了对烈士名单、资料的最后核对工作。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对18万烈士资料的核对工作，最终的数字会有增减，但不会有大的波动。这场持续10年的努力，正在一步步走向终点，尽管它距离战争结束，已有57年。

        10月19日下午2时，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很空旷，稀稀落落的参观者只有二三十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士一边对照着志愿军番号名录，一边给家人打电话，询问当初老人入朝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50军。“到纪念馆查烈士名录的人，年年都有。”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每年有二三十人，而往年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如果算上电话问询的，人数就更多。纪念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天天都能接到这种电话。

        沈阳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了123位志愿军烈士。到这里寻找烈士名单的人，每年也不少。“18万多的烈士，每个烈士后面都有亲戚、朋友，这个群体得多大？”一位陵园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可自朝鲜战争停战至今，从纪念馆到国家有关部门，一直也没有一份完整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名单。

        其实，就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馆而言，中国人不比美国人晚。199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40周年，也是中国和韩国建交一年后，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丹东扩建开馆。而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墙建成时已经是1995年。不过，纪念墙建成时，美国官方将阵亡者的统计数字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几十年来，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数量和姓名，都分散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手中，缺乏完整的调查统计。仅对于烈士的数字，便有多种统计口径。诸多的学术论著、媒体报道、陈列展览，都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数字仅仅精确到“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经历过一些运动，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收集和宣传等受过很大冲击，迟迟没有走入正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做这个统计。”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他所在的丹东纪念馆，也在中国国内时局变化中经历了几起几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纪念馆工作都没有开展，甚至连正常展览都没有，更无暇去做烈士统计。直到1993年纪念馆各项工作都正常起步以后，才开始着手做这件事。“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詹琪感慨说。

       “可以办，但你们得找民政部”

        为征集名录，纪念馆早在1999年5月便已进行尝试。这年是抗美援朝出兵50周年的前一年，纪念馆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信，提出决定在馆区建立碑林，刊刻烈士名单，希望各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如果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有照片的，也一同寄来。结果响应寥寥，只有三十多个单位回了函。

         2000年，当时的纪念馆馆长找到詹琪，要他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最初馆长答应老詹的条件是，征集到名单就报销差旅费，征集不到，则个人承担。按老詹理解，只有把全国的志愿军烈士名录都拿到手，才算说得过去。最初他很乐观，各地烈士名单的材料都由民政部门掌握，把事情和他们说明白了，一定会得到支持。利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名义，他给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发函，“一发就是两千多封”。

         结果，“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也才收到138封。”詹琪回忆。他寻思着，纪念馆是文化系统，但不取得民政部门的支持，就完成不了这工作。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民政局优抚科长张铁志：“抗美援朝胜利都快50周年了，作为纪念馆，我们有义务做好烈士名单的收集工作，所以向您求助。”张铁志答应出公函，出介绍信。

         之后，纪念馆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称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但丹东市民政局的介绍信，詹琪感到出了省就不管用了。老詹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辽宁省民政厅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派了辽宁省革命烈士编撰办公室的主任协助詹琪跟进，而且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

        2002年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志愿军烈士较多的山东省，之后，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也都及时为他们提供了烈士名录。但光发函，并没办法把全国的民政系统调动起来。民政部门也有难处——一般地级市民政部门，负责优抚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有1个人。赶上赈灾、发放抚恤金等工作，会极其繁忙。老詹很理解。“事儿大家都支持，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此外，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遗失了档案，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保存志愿军烈士的资料不完整，少得可怜。

         詹琪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需要“上级”指导。有地方民政部门领导对他面露难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应该协助你们；但我们也有困难，没有上一级批示挺困难。”有的省民政部门领导对詹琪表示，需要国家出面。“可以办，但这个事你们得找民政部。”老詹除发函外，同时在各地跑。2001年，他去了辽宁、河北、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在河北，他从地级市开始，先去承德，办完事上火车睡觉，次日到秦皇岛，晚上睡火车，接着再去沧州。“白天办事，晚上睡火车上，住宿费都省下来了。”跑着跑着，老詹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当时只报了10万元的预算”。2004年他第一次去报销时，实际费用已经有近20万元。最后在馆长帮助之下，费用都报掉了。2004年，老詹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民政局的人吃饭时，对方答应帮忙引荐国家民政部的领导，这帮了老詹的大忙。詹琪在民政部见到了优抚安置局的几位领导。事儿有民政部领导的支持就好办多了，2004年成了大丰收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