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l Kotkin：繁荣指数显示：民主体制仍然最佳_

Joel Kotkin：繁荣指数显示：民主体制仍然最佳

　　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位于全球经济的顶峰，在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上胜过挑战者：向他们的绝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富裕的生活。

　　冷战已成为我们遥远的回忆。国家体制之间的真正选择在于资本主义形式不断增多的变异类型之中。目前的体制选择范围很广：从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模式——由贪婪基因所驱动的中央计划体制——到各种盗贼统治、英美体制以及不同形式的欧洲资本主义体制。

　　在这些体制当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令最狂热的哈耶克自由主义者为之兴奋，尤其是曾经的自由市场天堂——香港（已并入中国的指挥与控制体系之中）。尽管如此，据我在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的同事完成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为公民及家庭提供最佳经济环境方面，各种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仍表现最佳。

　　这份列格坦繁荣指数（Legatum Prosperity Index）研究报告发现，所有更为繁荣的地方——这不仅指收入，而且包括生活、环境、教育及医疗服务质量——几乎全部都是民主地区。该报告得出的结论表示，“繁荣存在于那些具有强健社会结构及企业家精神的民主国家之中。”

　　鉴于目前公众关注及羡慕的目光聚集在像俄罗斯、中国及巴西等国家中涌现出来的由国家控制、更加集中的模式，上述结论无疑是一个关键点。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或许享有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总体来看，它向大多数中国公民所提供的生活离我们可能认为的“美好生活”相去甚远。列格坦的这项研究发现，除民主之外，中国仍然在许多方面明显落后，包括医疗落后、环境退化以及国家在私营部门中的过度干预。

　　与此相反，最繁荣的国家不是那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是那些已能够成功适应新兴现实情况的民主国家——这一点几乎毫无例外。排行榜上位列前茅的是那些北方的民主国家：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挪威（第1），丹麦（第2），芬兰（第3）及瑞典（第6）。跻身这些国家之列的还有其他一些气候寒冷的袖珍小国，如荷兰（第9）及瑞士（第8）。进入前九名的还有三个资源丰富的英美血统国家：澳大利亚（第4）、新西兰（第5）和加拿大（第7）。

　　这些国家要么向亚洲新兴的超级大国销售资源——比如挪威、澳大利亚及加拿大，要么提供专门知识和服务。其中大多数国家拥有驱动其经济并促进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强大市场定位优势。这些优势包括绿色技术（丹麦）、机动车辆、电信、医药及林业（瑞典）、信息技术（芬兰）、工程及金融（瑞士）、商业服务、化工及植物科学（荷兰）。比如，小小的荷兰目前是中国第二大欧洲贸易伙伴国家。

　　德国也具有迅速调整变速的能力，其排名上升至第15，这部分归因于德国向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出口不断增长。像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过去十年，德国经济的监管也已明显减少。它们不再是某些自由主义者想象中的慷慨大方的社会福利国家，而是越来越适应于形势更为严酷的全球化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北方国家就像是13世纪北欧的那些旧时的汉萨同盟（HanseaticLeague）中的贸易城市，用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来说，这些贸易城市形成了从英国到俄罗斯的一个“通过贸易创建起来的共同文明。”在高峰时期，这个同盟包括北欧各地数十个城市。像旧时汉萨同盟（Hansa）一样，作为当今版本的这些北方国家，大多共享同样的日耳曼或北欧的文化根源，并通过向遥远的俄罗斯、中国及印度这些国家迅速发展壮大的市场销售高价值产品找到了各自的市场定位。

　　这种强劲的经济表现与所谓的“第二个欧洲”反差极大。“第二个欧洲”由我称之为橄榄共和国的一些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仍然实行民主体制，但缺乏那种在比它们管理更佳、财政上更为负责的北方邻国所具有的有效治理。在过去一年里，这些国家在列格坦繁荣指数排行榜中的排名都有所下跌，有的跌至20多名，有的甚至跌至30多名——这对于历史悠久的欧洲经济体来说，似乎非常罕见。

　　同样，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与北方国家相反，橄榄共和国似乎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全球需求向东方国家的总体转移。毕竟，除了拥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和文化之外，这些国家拥有哪些可向中国人、印度人及巴西人销售的东西呢？去巴塞罗旅游或者昂贵的意大利食品，这些或许在中国上海或新加坡新富阶层中广为流行，但是，在街上川流不息的是沃尔沃、奔驰、宝马，而不是菲亚特。在美国以及印度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越来越占据优势的高科技行业中，目前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唯一重要城市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

　　其他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呢？它们大多数的排名介于占优势的“汉萨同盟”国家和萧条的橄榄共和国之间。那些超大型自由民主国家的列格坦繁荣指数排名情况如下：美国排名第10，随后是排名第13的英国、第18的日本以及第19的法国。所有这些国家都保持着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企业经验，但实际上，他们更擅长于享受那些不断发展壮大的亚洲大国销售给他们的商品及服务。这些国家的治理，尤其是财政管理，一般都不如那些“汉莎同盟”国家那般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民主仍然是经济资产的最好证明，或许不在欧洲或北美国家身上，而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中国虽然凭借其庞大的人口及不断增长的经济，在当前全球发展轨迹中占据优势，但其繁荣程度仍落后于民主体制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其排名也远远落后于明显更加民主（尽管不完全自由开放的）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第17的新加坡、第22的中国台湾以及第27的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涌现为亚洲版的“汉莎同盟”，向那些新兴的亚洲大国销售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如果中国能够达到某种民主治理水平——比如说韩国的水平，那全世界就需要真正小心了。

　　在其余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找到类似情况。在中东，相对宽容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30）位列前茅。该地区唯一法定的宪政民主国家以色列（第36）的排名远远超过以法律压制人民而又盛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第49），更不用说那些完全独裁统治的叙利亚（第83）、伊朗（第92）及也门（第105）。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博茨瓦纳（第52）和南非（第66）等民主国家大体上排名领先，而资源丰富但受独裁统治困扰的津巴布韦排名仅第110。在拉丁美洲，像乌拉圭（第28）、智利（第32）和哥斯达黎加（第33）等自由民主国家排名前列，而矿藏富饶但独裁统治的委内瑞拉（第75）和玻利维亚（第82）的排名垫底。

　　当然，如今在某些圈子中，尤其是我们日益增多的亲华阶层中（包括左右两派人士），对专制统治赞誉有加已成为时尚。但是，列格坦的这项研究表明，民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专政，仍然是建立一个繁荣社会的最可靠方法。的确，有时候，一个专政体制能在短期甚至中期内引发更快的发展，但事实证明，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能力引导国家超越经济快速增长，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繁荣。出于这个原因，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位于全球经济的顶峰，在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上胜过挑战者：向他们的绝大多数公民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富裕的生活。(翻译 陈玮)